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邂逅UU(磐石)2017.03.22


 

磐石

本文原刊于《舉目》81期和官網2017.03.22

 

初識UU

在波士頓市中心上班時,一位女士聽説我是基督徒,想瞭解我的教會。她開宗明義地表示,她本人對信仰沒有興趣,但覺得孩子在美國長大,需要接觸基督教,以利於今後適應社會。於是我邀請她和孩子來教會。

過了一段時間沒有消息,我打電話給她。她的回答是,朋友們都認為福音派教會太保守、偏激,所以她帶女兒去了一神普救派(Unitarian  Universalist,簡稱UU)教會。

她說,UU教會雖然號稱是基督教會(其實不是),但也接納佛教、猶太教、伊斯蘭教,甚至無神論者,一同敬拜、禱告、默想等等。

這是我第一次瞭解UU教。

工作換到郊外後,每天上下班都要經過一座古典、莊嚴的教堂。方正的哥特式塔樓和碩大堅固的基石,讓我想起在英國中部讀書的城市。偶爾步行經過,看到門前告示牌上,有支持同性婚姻的標語。再看牌子,才知道這是一家歷史悠久的UU教會。(參:從教會前的石碑思考教會喪失的話語權(磐石)http://behold.oc.org/?p=31344

 

 

改旗易幟

 我作了一點查考,發現在19世紀初,新英格蘭地區的教會,經歷了一場驚天動地的一位論運動,使得許多抗議宗公理會,摒棄了正統信仰,轉而歸附在一位論或是普救論的旗幟之下。1961年,一位論和普救論這兩股勢力整合後,成為今天的UU。

這些摒棄了正統信仰的歷史悠久、名聞遐邇的古老教會,包括:

  • 普利茅斯第一教區(First Parish Church in Plymouth, 1606創建,新大陸最早的英格蘭殖民地上的第一個聚會點,也是現存的美國歷史最悠久的教會)

普利茅斯第一教區

  • 波士頓第一教會(First Church Boston, 1630,麻州首任總督約翰文斯羅普John Winthrop所創)
  • 多爾徹斯特第一教區(First Parish Church of Dorchester,1630,波士頓地區最早宗教集會點)
  • 國王禮拜堂(King’s Chapel,1688,新英格蘭最早聖公會教堂)
  • 昆西聯合第一教區(1828,埋葬亞當斯父子兩位美國總統的教會)等。

 

追本溯源

要認識這個拗口的“一位普救派UU教”,首先要把兩個U拆開看,然後再合起來。

第一個U,是指一位論(Unitarianism,或譯神體一位論,一神論,獨神主義等)。

一位論不同於正統的三一論(Trinitarianism,又稱三位一體)教義。正統的基督徒教會認為,上帝有三個位格(聖父、聖子、聖靈),同時存在,也同屬一位上帝本體。

一位論派相信,上帝只有一個位格(接近猶太教對上帝的認識)。否定耶穌的神性,突出祂的人性。對聖經中耶穌的神蹟持懷疑和否定態度,注重理性思維,以及個人與上帝的關係。

第二個U,是普救論(Universalism),其淵源來自基督教。

相對於“信者得永生”的正統教義,普救派相信普世拯救,即仁慈的上帝不會永遠懲罰罪人,最終會救贖所有的靈魂。“普救派相信上帝好到不會懲罰人,一位論派相信人好到不會被上帝懲罰”(Thomas Starr King, 1824-1864)。

Thomas Starr King, 1824-1864

 

公元325年,第一次尼西亞大公會議,確定了三一論,“一位論”被定為異端,此後這教義在歷史上不時零星出現,但很少成氣候。

15世紀中葉,一位派組織在羅馬尼亞中部(Transylvania)地區崛起,並在16世紀傳入英國。當時天主教和路德改革宗教會,都因其異端立場而大加鞭韃,並施以嚴酷的人身迫害。

普救論的代表人物,是教會早期亞歷山大學派的希臘教父俄利根(Origenes Adamantius, 185-254)。公元553年第二次君士坦丁堡大公會,將他定為異端。 此後普救論長期不具備自己的組織形式,遊離於主體教會的邊緣。

 

扎根新大陸 

隨著清教徒逃避迫害來到美洲新大陸,這兩種神學異端思想幾乎同一個時期接踵而至,在新英格蘭至中大西洋地區(Mid-Atlantic,紐約至華盛頓)自由的土壤上生根開花。至18世紀,初具雛形。

1782年,悠古的波士頓國王禮拜堂(King’s Chapel),成為新大陸第一個承認一位論教義的教會。其牧師詹姆斯.富利曼(James Freeman,1759-1835),成為第一個一位派牧師。

英國人約翰.莫瑞(John Murray, 1741-1815),則於1793年成為波士頓普救派協會(Universalist society of Boston)的首任牧師。

此後近200年,兩個尚未合併的U,都經歷了多次蛻變:

一位派主張效仿耶穌愛的榜樣,但避而不談救贖;熱心“社會公義”的解放運動,包括宗教自由、反戰、教育和監獄改革、扶貧、廢奴、廢除死刑,以及後來的同性戀權益和同性婚姻。

普救派亦同樣熱衷教育和社會問題,及政教分離、監獄改革、廢奴、廢除死刑和婦女權益等。

日新月異的自由化思想、成員的流落、共同關心的社會話題,使得兩個U越走越近,繼而在1961年合二為一,成為全美UU協會(UUA),以波士頓為大本營,在全球擁有80萬會員,不再提倡耶穌的救恩,摒棄基督教名稱和十字架標誌。

UU的信仰更多元、 更自由化,著重點也從救靈魂轉向關心世上疾苦。

UUA的標記

 

洋“一貫道”

 

曾經聽聞在東南亞地區的一貫道,信奉儒、道、佛、耶、回五教合一。我當時聽了付之一笑,因為幾大宗教的基本教義根本無法調和。現在看來,美國的UU,似乎與一貫道有頗多相似之處。

UU明確稱自己是接納多元宗教的非教義性融合宗教,成員中有基督徒,但也接納猶太教、伊斯蘭教、 佛教、印度教、人文主義(人數可能最多)、無神論、不可知論、自然神論、泛神論 、自然祭拜和巫術等。

他們歡迎同性戀、雙性戀、變性人,也沒有種族、膚色和國籍的歧視。

UU不再把聖經作為信仰的聖典,認為聖經中多有神話、傳奇,要以批判的眼光來讀。他們認為生活本身提供“經文”。兩百年來,他們也不斷尋找新的宗教和道德靈感,包括借鑑佛教《法句經》、道教《道德經》等。

雖然UU不再認同基督教身份,卻保留了基督教會的很多儀式,包括主日“敬拜”,唱詩、 讀“經”、禱告(默想)、講道、分享、主日學(宗教教育)、團契等。

本鎮的 UU教會,把一些傳統聖詩中的“耶穌基督”字眼,換成了“我的兄弟”,“上帝”變成了“大地”。

 

漸行漸遠

 

如果說早期的一位派和普救派還有一點基督教的影子,合併後的去基督教化措施和新的信仰體系,已經使UU和基督教沒有任何關聯。即使很多UU協會對外仍稱教會,其建築仍宏偉壯觀、氣勢磅礴,很像人們心目中的教堂,但實質上,UU已經和包括天主教和改革宗在內的普世教會漸行漸遠。

可以看到, UU現今的境況,和其早期信徒否認聖經的權威,對聖經的教導持懷疑和批判的態度不無關係。他們不講耶穌的神蹟,只把祂視為一個善良的人和道德教師。

UU從追求人本主義的理性思維、將基督信仰層層剝去,最終形成現今似是而非的多元宗教的“教義”,後人需要引以為戒。如果丟棄聖經的權威,人的信仰最終會離神越來越遠。

另外,UU聲明,他們相信人可以自由選擇信仰,不需要別人為他們的信仰定義。

但信仰的自由並不確保結局。生活常識告訴我們,在一個十字路口,人可以選擇左轉、右轉或直行,可是三條路的終點,一般來說是不同的。換句話說,殊途同歸(條條大路通羅馬)在現實中,基本上是行不通的。

在信仰上也是一樣。仁慈的上帝允許人接受或拒絕救恩,但人必須為選擇的後果負責。否則所謂選擇只是多此一舉,毫無意義。

如果把UU算作非宗教性的社會團體,他們在社會改革和爭取弱勢群體權利等很多方面上功不可沒。然而,他們力圖在世上建造聖經中那個沒有悲哀、哭號、疼痛的“上帝之城”,而拋棄耶穌對靈魂的救恩,讓人不能不扼腕嘆惜。

也許UU使人覺得更寬容、更多元、更政治正確,也更迎合當今的潮流,讓那些不喜歡宗教信條但仍在尋求信仰歸屬感的新紀元運動人士,心有所歸,但這個信仰體系,最終無法回答人從哪裡來、往哪裡去、生命意義何在等終極問題。

UU思想從早期教父時代就存在了,但為什麼到了18世紀末,在北美新大陸,特別是新英格蘭地區,找到肥沃的土壤而生根開花、自成一統?在末世或許值得我們更進一步去探討 。

 

參考資料:

‧Mark W. Harris, Unitarian Universalist origins: Our historic faith, UUA, http://www.uua.org/beliefs/history/our-historic-faith.

‧A brief history of Unitarian Universalism, UU Congregation of Phoenix, http://www.phoenixuu.org/?q=node/3757.

‧Our beliefs and principles, UUA, http://www.uua.org/beliefs.

‧Unitarian Universalism, 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Unitarian_Universalism.

 

作者現居波士頓地區,從事金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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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聖經的原則彼此衝突時……(劉志遠)2017.03.08

 

劉志遠

本文原刊于《舉目》81期和官網2017.03.08

 

筆者在華人教會多年,目睹華人基督徒雖然重視門徒訓練或靈命塑造,但其屬靈生命卻常常停留在表面的行為裡。其中一個原因,筆者認為是我們對道德倫理與靈性的關係,缺乏一個正確的認識。

聖經的倫理取向,嚴格來說,是盟約的倫理(covenantal ethics ),但本文針對靈命塑造的需要,只簡單介紹一下常用的倫理取向,以及聖經推崇的美德倫理。

 

一、兩個常用的倫理取向

 

  1. 後果論和功利主義

 

在倫理學的範疇裡,頭一個就是後果論(consequentialism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以後果利害好壞來做取捨的抉擇。

多年前香港嚴重水荒的時候,政府就是用功利主義的“為最多的人謀最大的利”來作決策:每隔4天供水4小時。這個方法的確讓最多的居民暫時渡過水荒危機。

但是功利主義不能解決所有的倫理議題。例如,社會福利照顧弱小老殘,常常是犧牲大多數人的利益而達到照顧少數弱小老殘的結果。這是不符合功利原則的。

 

  1. 原則論

 

第二個常見的倫理取向就是原則論(principlism——很多人生道德倫理的問題,應由具有自身道德價值的原則來作決定,不是後果利害。

例如,每個人的生命,即使是對社會毫無貢獻的老殘弱小,都有其存在的價值,他人不能剝奪。十誡裡的不可殺人,就是尊重生命的神聖原則,推諸四海而皆準。

原則論的確可以幫我們解決後果論的許多缺點,基督徒尤其特喜這個倫理取向,幾乎都認為一個“有原則”的人,是值得敬仰的。那些我們奉為普世適用的聖經原則,更是我們基督徒人生為人做事的最高準則。

但與後果論一樣,原則論也有缺點,最常見的,就是在同一個議題裡,不同的原則產生衝突。

比如,生命的神聖是一個普世原則,但婦女身體的自主權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則。希拉里在2016年的競選中,就是重提她出道時的“婦權即是人權”(Women rights is human rights)。她認為婦女身體的自主權可以決定胎兒生命的取捨。

這正是 21世紀常見的文化衝突。

偏重原則的人很容易淪為律法主義,這是原則論的另一缺點。對某條原則的過度重視,常導致了過度的執著,而缺乏智慧的變通。

人生錯綜複雜,常常不是一條原則就可以釐定決策的。不同原則之間的衝突,需要在次要的議題上懂得靈活運用和適當地妥協,否則原則論者就成為僵硬論斷、缺乏恩典的信徒。這恐怕也是教會在社會中不受人歡迎,負面影響個人靈命成長,失去見證的原因。(編註

原則論的第三個缺點是,持原則論的人很容易用一個原則來斷定人的一生是非功過。有牧者或領袖因一次的過失(如:犯姦淫),就會被會眾所唾棄,即一生忠誠的事奉,在一次的過失裡全盤皆輸,而非公允地從他整個人生的表現來給予評論,使犯錯的領袖無法得醫治。

 

二、美德論

 

不同的倫理取向,雖然能夠幫助我們解決不少的倫理問題,但是若缺乏智慧的應用,會形成很多嚴重的問題。如,今日信徒表面鄙視功利主義,但很多教會的運作和決策,都是因循利害關係而決定,甚至罔顧屬靈原則。把傳道人當作雇工就是一例。

今日教會信徒也特偏重原則論,對別人道德的持守要求,甚至到律法主義的地步。無怪乎教會有時給社會一個假冒偽善的印象。(參:《美國新的“垮掉的一代”?(臨風)》 http://behold.oc.org/?p=22702與 《誤入“正途”:作育下一代的神學反思(劉志遠)》http://behold.oc.org/?p=29658)

古代聖賢如孔子,亞理斯多德提倡了美德論。因為美德論的確能糾正不少以上的缺點。今天的美德論的倫理取向有幾個特點:

  1.  比較著重全人的道德發展——人有美德,也會有缺點。一個人的缺點過失不一定會全然否定一個人。這要把他/她的缺點美德平衡整體來看。

2.擁有美德的人一定也喜愛這些美德——就是孔子說的“好德”,而不是單單服從遵行。亞理斯多德也說,人有能力做到外表行為公正,但內裡卻未必是一個正義的人。(1

3.道德原則整體浸在人的裡頭,因此隨意出之,都是美德——即這個人已經有相當的智慧,把不同的、甚至彼此衝突的原則,融貫在一起,懂得在不同的情境中,作智慧的運作。

杜克大學倫理學的資深教授Stanley Hauerwas,是當今美德論的出色基督徒學者,在他所著A Community of Character一書中,看到個人屬靈成長,是深受其所處的環境和群體的影響的。即,個人成長的故事--人格的建立--無法脫離更大的群體故事而獨立。

人格的建立往往是個人生活的歷史片段聯合而成,即使有頓悟的時刻,其成長價值仍不能獨存於整個人生故事之外。所以 Hauerwas 說,“總的來說,我建議人的自我認識最好透過故事來明瞭……”(2

由是讓我們看到,聖經為什麼對敘述體的記載情有獨鍾,因為敘述體的描述,最能使人理解聖經人物品格的全面性,從而更能培育讀者信徒的品格。

 

三、聖經中美德倫理的範例

 

筆者愚見,聖經是推崇美德倫理的。對道德倫理學的認識膚淺,會導致信徒的靈命塑造受到很大的限制,甚至會扭曲成長。現介紹幾個聖經美德倫理取向的例子:

  1. 大衛

大衛殺人奪妻的故事(《撒下》11)在今日的基督教會,幾乎是絕無僅有的。這樣的罪人,在宣佈悔改後,是否仍舊能見容於教會呢?照常理看,應該是很難再在教會中立足了。

但是,上帝反而給予大衛的一生如此評語:“我尋得耶西的兒子大衛,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徒》13:22)。怎麼犯了滔天大罪的人,悔改之後,竟然仍能算是合乎上帝的心意呢?

聖經肯定不單是從一件事來衡量大衛的。沒有錯,大衛一時犯了滔天的錯誤,但無論多大的過失,悔改之後,就不能以此來論定一個人的人格。人的人格,是由一生的故事所塑造的。而大衛的一生,用“合乎上帝心意的人”更加適合。這就是前面所述的美德論倫理取向的精髓。

 

2.“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箴》4:23)

這是《箴言》書裡的一節經文,我們可以從這節經文裡看到聖經的倫理態度。首先,這節經文談到心的重要,我們不是單單做對事情而已,心態至為重要。這正是美德倫理的重點——一個心靈狀態對的人,其德行才成為美德。

 

3.希伯來人的收生婆

聖經中有兩個收生婆,為了要保護希伯來人的初生嬰兒,向法老撒謊。(《出》1:15-21)當時,他們確實面對了一個嚴峻的倫理選擇:是要聽從法老王的命令,殺害以色列人的男嬰兒,抑或撒謊騙法老王,保護嬰兒?

她們選擇了後者。

在道德上,這個選擇牽涉到至少兩條互為衝突的道德原則:1. 不要撒謊, 2. 保護生命。持守絕對的原則論者,在這事情上就會碰到很大的難題。

我們不曉得收生婆,作這事情的時候,有沒有經過厲害的心靈掙扎。但從經文看,她們做起來似乎輕描淡寫,對法老王從容回答,好像隨意而出,便成美德。

的確,聖經對她們所做的也表示讚賞。原則論者(尤其是絕對原則論者)常深為這段經文所困惑:一個撒謊的收生婆何以得到這樣的賞識。聖經不是說犯了一條便犯了眾條嗎?(參《雅》2:10。)編註

但是這個故事若從美德的觀點詮釋,便無問題。因為美德倫理重點在人(moral agent);一個擁有美德的人,她可以運用智慧,權衡輕重,在原則與原則之間,做出最好的選擇。

4.犯姦淫的婦人

有個婦人,沒有疑議是犯了姦淫的。文士和法利賽人要用石頭打死她,貫徹摩西的律法。(《約》8:1-12)

在原則論裡頭,觸犯了道德的標準,就是犯罪,就要得犯該罪的懲罰,沒有轉環的餘地,因為原則論以道德原則為前提,不負個人培育成長的責任。這也是以色列人認識律法的層次。

反觀主耶穌的做法:

他問這一群文士和法利賽人,“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她。”他們聽見這話,就一個一個地都走了。(a)

然後主耶穌問那婦人:“那些人在哪裡呢?沒有人定你的罪嗎?”她說:“主啊,沒有。”(b)耶穌說:“我也不定你的罪。(c)去吧,從此不要再犯罪了!(d)”

這告訴我們,主耶穌與文士法利賽人大不相同:(a)祂首先在這個婦人感覺到危難的時候,保護了她。(b)也讓她自己肯定了她的安全。(c)再告訴她,祂也不定她的罪。讓她知道她確實安全。(d)然後,才處理她的罪——從此不要再犯罪了!

主耶穌的這個做法,是以罪人(moral agent)為前提,不犧牲原則,卻著重了人的培育和成長。這是美德倫理的取向。

 

  1. 八福

談到道德倫理和基督徒的靈命塑造,我們大概無法避開談到登山寶訓裡頭的八福。(太5:1-12)

八福的前六福:虛心、哀慟、溫柔、憐恤人、饑渴慕義和清心,無一不是關乎到人的內在品格。新約的倫理取向與美德倫理,在這方面是不謀而合。

主耶穌講登山寶訓,是不要祂的門徒走文士和法利賽人的老路:“我告訴你們,你們的義若不勝於文士和法利賽人的義,斷不能進天國。” (太5:20)

文士和法利賽人的義的弊端,就是律法主義——掉入極端原則論的陷阱,導致徒有外表的行為,卻缺乏真正的敬虔。主耶穌是用美德倫理取向,來糾正走入極端的原則論。

 

結語

 

以應用美德論的倫理取向塑造出的靈命,可以幫助我們能夠更像主,從容地行使恩典;糾正我們裡外不一致的毛病,避免假冒偽善;並在21世紀諸多的道德倫理衝突中,圓融地運用智慧去面對。

 

註:

  1. Stanley Hauerwas ,“A Community of Character: Toward a Constructive Christian Social Ethic”,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81, ebook version, loc. 3031.
  2. 同上。3161。

 

編註:

這是教會的立場──談教會如何避免神學之爭(林祥源 /談妮訪問整理)http://behold.oc.org/?p=7557

真理,與對真理的認識——教會如何面對神學之爭(馮秉誠)http://behold.oc.org/?p=7568

在夾縫中,追求合一(方鎮明)http://behold.oc.org/?p=7391

 

 

作者來自香港,英國愛丁堡大學博士,專攻倫理學。現任北美中華福音神學院教務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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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丁斯科塞斯的新片“沉默”(漁夫)2017.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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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夫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2017.01.24

遠藤周作《沉默》一書的英文版

《沉默》(chinmoku),是1960年代日本小說家遠藤周作的作品,內容是描述17世紀天主教宣教士在日本幕府時代,所面對的艱難環境。最近這部小說被拍成電影,片名直接由日文翻譯,叫做“Silence”,由名導演馬丁斯科塞斯執導。他在1988年拍攝的《基督的最後誘惑》,迄今仍為許多基督徒所詬病。

在片中扮演主角天主教耶穌會羅椎格斯神父的,是安德魯∙加菲爾德(Andrew Garfield)。他在《血戰鋼鋸嶺》扮演反戰的軍醫士,在二戰美軍攻占琉球的戰役中,不顧自己的性命,救出許多受傷的美軍與日軍。在《沉默》一片中,他再次挑大樑,以耶穌會神父的身份到日本傳教。同樣的,在信仰上受到了嚴峻的挑戰。

遠藤的原著於1966年獲得日本谷崎润一郎獎(Tanizaki Prize),被稱為20世紀最佳小說之一。這本書是以主角所寫的日記及以書信的方式呈現。主題是講一個信徒在面對困境時,上帝卻保持沉默的故事。

遠藤描述在這樣的情況下,宣教士在堅持自己的信念,與面對信徒遭受迫害的兩難中,如何感到無助。這本書也寫出了日本當時對宗教的歧視。在幕府時代,有一段所謂“隐藏的基督徒”(Kakure Kirishitan)時期,在日本當局殘忍的對待下,基督徒如何在沒有人性的酷刑之下,堅持忠於基督。

故事情節

整個故事是根據歷史上一位耶穌會的意大利籍神父齊亞拉(Giuseppe Chiara)的事蹟改編。齊亞拉在日本,最後背叛基督,改名岡本三右衛門(Okamoto San’emon),成為一名日本武士。

片中的葡萄牙神父羅椎格斯(Sebastião Rodrigues)其實就是齊亞拉的化身。他與同伴噶爾培(Francisco Garrpe)神父一同被差派到日本。一方面是去幫助當時在日本的教會,另外一方面也是去調查原先已在日本宣教的費瑞拉(Ferreira)神父叛教的傳言。

他們於1639年到達日本,卻發現在那時,日本的基督徒都轉入地下。而日本的安全人員為了要找出隱藏的基督徒,就做出一種泥板稱之為“踏み絵”(fumie,唸‘副米誒’)上面有個基督釘十字架的圖樣。

他們要求被懷疑是基督徒的人踐踏這個泥板,拒絕做的人就被判以“穴吊り”(anazuri)的刑罰。這是個極為殘忍的方法,基督徒被倒吊在一個洞穴之上,慢慢的流血致死。

踏み絵fumie

這兩個耶穌會的神父最後也被日本安全人員逮捕。他們被逼去看日本基督徒如何為了信仰而犧牲殉道的情景。羅椎格斯一向認為殉道是光榮的事。但是,在“穴吊り”下殉道,只讓他看到野蠻與殘忍,毫無光榮可言。

在此之前,日本當局會酷刑拷打西方宣教士,強迫他們放棄信仰。但是,從費瑞拉神父開始,他們改為要這些宣教士在“穴吊り”行刑時去“觀禮”。執刑的武士告訴這些宣教士,只要他們放棄信仰,就可以免除信眾的苦難。

羅椎格斯的日記描繪出他的掙扎:他知道要為自己的信仰受苦,但是,他對自己堅持信仰,而令他人受苦感到十分為難。他一再地思考這是否太過於自我中心,毫無憐憫心。最後,行刑的武士甚至不釋放那些受不了痛苦而放棄信仰的日本基督徒,任由他們躺在洞穴中。

這些信徒每一次的呻吟,都如針刺在他的耳朵裡。而只有他去踐踏“踏み絵”,這些日本基督徒才能獲釋。他們面前就放著一個有基督釘十字架畫像的“踏み絵”。

當他看著這幅畫像的時候,基督跟他說:“你可以去踐踏它。你可以去踐踏它。我比任何人都了解你腳上的痛苦。你可以去踐踏它,因為我來到這個世界,就是要分擔人的痛苦。為了這個原因,我上了十字架。”

羅椎格斯最後把腳踏在“踏み絵”上。

行刑武士告訴羅椎格斯:“神父,不是我們打敗你,而是日本這個泥沼打敗你。”

感想

在遠藤的原著裡,這兩位耶穌會的宣教士,到對基督教懷有極度敵意的日本。他們在到達前就知道有其他的耶穌會教士,在日本遭受迫害及殉道的事蹟。他們也聽說當年的老師費瑞拉神父叛教,因他無法承受壓力,而公開的放棄基督信仰。他們希望費瑞拉還活著,告訴他們真相。

有些基督徒對《沉默》抱持一種懷疑的眼光,認為這本書對叛教的“猶大”們,太過寬鬆處理。其實,若能體認叛教者所經歷的心路歷程,可以讓我們不至太輕易地論斷這些人。或許,我們自以為虔誠的基督徒,在不了解其他基督徒所受的迫害與苦難時,是否不要太過蔑視這些“叛徒”?

什麼是傳福音?是將我們的信仰傳給不信的人嗎?還是能以身教勝過言教?

筆者年輕時曾與許多西方宣教士接觸,曾經看過少數意氣過人,到處使喚人的宣教士。所有的宣教士都是傳講福音的,但是,一個宣教士的行為表現,對他口中講的福音是否有效果,卻有極大的差別。

馬丁斯科塞斯在接受一位記者訪問時說:“福音的最佳傳譯是經由個人的例子。傳福音的人要能活出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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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牛城查經班的初創期:1966-1970(陳德三/阮惠娟)2016.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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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德三/阮惠娟

本文原刊舉目80官網2016.12.26

 

1. 遍地開花的年代

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上帝在美國和加拿大的大學校園,興起了兩百多個華人查經班。而這段期間的後10年,遠在太平洋彼岸的中國,正進行著文化大革命(1966-1976)。水牛城(Buffalo)查經班就在文革的第一年(1966年冬或1967年春)誕生了。

在這段時期中,大學校園查經班的成立,幾乎都是從台灣和香港來的基督徒學生自動發起的。這些基督徒來自不同的宗派,所組成的查經班卻不屬於任何宗派,也不隸屬於任何教會或福音機構。他們竟能融合在一起研讀聖經,只談耶穌基督的福音和教導,不談宗派間的差異。

當時查經班的主要同工,大部分是北美各地名校的博士生,擁有助教獎學金,因此沒有經濟壓力。這些現象在其他國家留學生中,絕無僅有。

當時在北美的留學生除了華人外,尚有不少日本人,韓國人和印度人,人數不比華人少,卻沒聽聞過有日人、韓人,或印度人的查經班。即便偶有,那也是在某個短暫期間的特例而已。不像華人查經班能長期而普遍地在北美各重點大學蓬勃興起。

這種奇特的現象絕非偶然,而是上帝在主導著。

我們夫婦於60年代中期從台灣來美留學。1966-70年間,在水牛城(Buffalo)讀博。本文記載我倆在水牛城查經班初創期(1967-1970)的經歷。為強調所說故事的真實性,文中所提的人名盡量用真實全名,對於一些不確定的記憶曾盡量找其他當事人核對,力求用真實的故事述說上帝的奇妙和恩典。

 

2. 從塔城到水牛城

1966年暑期,我倆同時自阿拉巴馬州塔城(Tuscaloosa)的阿拉巴馬大學(簡稱UA)完成碩士學位。上帝奇妙地在水牛城也為我倆預備了讀博的助教全額獎學金,於是我們就在8月結婚後的第二天,開著一輛破車奔向水牛城。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SUNY-Buffalo,簡稱UB),就成為我們第三次同班同學的地方。

水牛城是紐約州僅次於紐約市的第二大城,位於紐約州西北部,離加拿大邊境和尼加拉瀑布,僅十餘哩。

60年代初期,紐約州州政府計劃把水牛城建設成為紐約州立大學(SUNY)的最大研究院校區。於是收編擴充水牛城大學(University of  Buffalo, 簡稱UB), 改名 SUNY–Buffalo,並興建大型新校區,招攬大量國內外博士生。我們就是在這大環境下的受益人。

開學後不久,發現UB竟然有一百多位讀理工科的華人研究生,其中有許多是成大和台大的畢業生。當時經常有從台灣、香港、菲律賓等地來的傳道人,到紐約州佈道。而水牛城負責接待講員的工作起先是由段仁德教授夫婦,後來由我倆擔負。

段教授是水牛城的州立學院教物理的資深教授。該學院的學生主要是本科生,幾乎無華人留學生。每逢有外來講員,段教授就和師母開放住家,預備豐盛的中式晚餐,力邀當地專業的華人和UB的學生來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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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從家庭聚會到學生查經班

1966 年秋冬(或1967年春),有一晚我倆去參加在段教授家的家庭聚會, 遇到從香港來讀教育學博士的陳若敏彭孝廉弟兄。

陳弟兄專攻大學教育。而彭弟兄帶著清楚的異象,專攻中學教育,並打算畢業後回香港創辦一所真正能傳福音的“生命中學”。

當時他每逢週末,就到附近的美國教會去分享他的理念並爭取教會的財力支持。1967年,彭弟兄與美裔姐妹鄧明珠(Marjorie Duncan)結婚。明珠在與美國教會的聯繫上成為他的得力賢助。後來上帝果然使用他在香港的教育界,為上帝作了許多大事。

彭弟兄比我倆早兩年到UB。在那次段教授家聚會時,他(或他和陳若敏)就建議我們一起到UB校園附近,開始以學生為主體的華人查經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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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吸引學生來參加,他(們)建議先唱唱詩歌。不但要唱聖詩,也要唱當時年青人所熟悉的中國民謠。於是我就編了一本有十幾首詩歌的歌本,其中包括當代青年學生所熟悉的民謠如《康定情歌》,及從《青年聖歌綜合本(一)》影印的聖詩。

該聖歌本是我當年在成大團契當司琴備胎時所使用的。沒想到在水牛城就用上了,並在幾週內就吸引了不少同學來唱歌。再過幾週,我們就不再需要唱民謠了,只唱聖詩。接著,查考聖經就變成了我們聚會的主要內容。

查經班很受祝福,因我們很快就找到在大學校園附近的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c.(ISI)作為查經和禱告的聚會場所(見圖一)。

自從搬到ISI 聚會後,查經班有些重要的變化:

(1)學生的成員相對增加,非學生的成員相對減少,較常參加的非學生成員有段教授夫婦和繆啟醫生夫婦;(2)查經班的運作,變成為由學生主導,段教授輔導;(3)講員的接待工作由年過60的段教授夫婦,交付給年齡不到30的我們;(4)從不定期的家庭聚會轉型到每週五的定期查經聚會;(5)增加每週禱告會和關懷探訪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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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回想, 每一位弟兄姐妹來到水牛城都不是偶然,都是因著上帝要在水牛城興起祂自己的教會——孝廉和若敏是上帝清楚的呼召,我和惠娟是神蹟;雖然孝廉為了回港興學的異象,常常在美國教會間奔波,但我們全家卻能全力投入。查經班逐漸成型和穩定。

68年范大勝信主,錢致渝搬來照顧母病,到69年7月潘柏滔趙任君來到以後,禱告會更加火熱,為遠方近處失落靈魂的負擔,激動我們迫切呼求上帝。

在這段期間,孝廉的基督徒妹妹孝義和弟弟孝慈分別於67年和68年來。德三的基督徒母親和妹妹幸齡,也於68年來照顧我們剛出生的女兒,繆醫生夫婦的基督徒兒子繆家昆(在UB讀書),也來加入服事查經班的行列。如此,查經班就有好幾家基督徒學生。

 

4. 難忘的一群

為了寫這篇文章,德三花了幾週的時間和失聯半世紀的戰友取得聯繫(若敏除外)。如今這些戰友分散到亞、澳、歐、美四洲:孝廉在香港,熙年在台灣,若敏據說在澳洲,大勝和致渝在德國,其他的人則分散到美國東西南北,繼續服事主。

上帝把我們分散出去,讓我們在多處服事查經班或教會或開始新查經班。一些查經班後來轉型成教會,水牛城查經班到1978年也成立了教會。上帝的意念高過我們的意念,上帝的測度高過我們的測度。

我們這群人主要來自台灣,少數來自香港。在60年代,台灣與大陸是敵對的,香港人則怕大陸。不但大陸對外封閉,而且全世界的資訊也極不發達。

剛開始,我們不知道大陸發生文革,也不知道什麼是文革,只風聞小紅衛兵在鬧事。但奇妙的是,當時查經班的禱告會經常為開放大陸福音的門禱告,期望福音能帶給大陸同胞,甚至經常有多人為此流淚禱告,是上帝把愛中國靈魂的心放在我們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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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學生中,最難忘的人當數段仁德教授。他不但為查經班的始創定下基礎,也為教會的轉型立下長期的貢獻。他愛主愛人,當時以60幾歲的高齡與我們20幾歲的年青人在一起打拼,他是我們學生同工的輔導和楷模。

學生是流動性的,每位服事查經班的期間頂多只有3-5 年,然後再由其他學生來接棒。段教授扮演了輔導的角色也維持了長期的穩定。20多年來,段教授盡忠職守,使查經班不至因青黃不接而造成中斷。

其次最難忘的是錢致渝的母親。她因患癌症被致渝的姐姐、姐夫接來水牛城治療。為了照顧母親,致渝的父親、哥哥嫂嫂和她,都搬到水牛城來。

當時錢伯母因化療,身心靈受煎熬。然而當我們去探訪她時,總是看到她堅定的信仰,持守的盼望,和慈母般的愛心。基督徒所珍貴的信望愛,在錢伯母身上散發出來。

每次我們去探望她,她都會問起查經班的聚會情形,並且鼓勵我們。每次問她要我們為她唱哪首詩時,她總是選《這世界非我家》或《神的路》。癌症晚期時她臉孔發腫,她盼望上帝讓她在最後離世時臉能不腫,給大家一個美好的印象。果然她如願了。

另外令我們非常感激而懷念的是,當時ISI的同工Paul & Virginia Champo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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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I 樓下是客廳,Paul的辦公室和廚房,樓上是他們與4個7歲到十幾歲小孩們的臥房。我們的聚會雖然應該只是使用樓下的客廳,但人多時就會延伸到整個一層樓,聚完會有時還打乒乓,週三晚上禱告會熱火朝天,大家大聲唱詩高聲禱告,甚至有時還練詩到11點。

Paul從來不打擾我們的聚會,只是偶爾在我們聚會前,微笑著,彎著他六尺多的身軀,邀請我們去參加美國弟兄姐妹服事的郊遊等活動。回想起來,那些年我們一定嚴重影響了他們全家的生活作息,他們卻一直以愛心、寬容和喜樂,看著我們愛主、成長。

後來他們轉到密西根州的安娜堡繼續服事那裡的中國學生,50年如一日開著車帶中國學生買菜辦事,教他們聖經,領他們歸主,一直到Paul經歷兩度癌症,在2014年去世為止。

他們的兒子Larry和媳婦效法父母,也是ISI的傳道人,與父母同工多年,連Larry的兩位女兒都在帶領外國學生的查經班。

還有一家人是也我們極其親愛的。Donald Webster是我們主日聚會教會的長老,也是州立學院的數學系教授。他和妻子Louise有兩個兒子,

1969年,Douglas 17歲,Jonathan只有14歲。年青的Jonathan對中國人情有獨鍾,一句中文都不懂,卻每週固定來,笑眯眯地坐在查經班裡。

他還會去探望病中的錢伯母,身材高大卻滿臉童稚的他,有時帶著一筆一劃描出來的中文經句去安慰錢伯母,有時候就微笑著坐在一邊靜靜的陪伴病人。後來Webster先生因癌症英年去世,查經班的禱告會卻搬到了他家裡為查經班裝修出來的地下室聚會。

Jonathan司琴,添加了英文組,Louise每週烘培精美糕點招待學生們,開始了水牛城家庭接待學生的傳統。後來Douglas作了全職的傳道人,Jonathan娶了一位香港的姐妹一起服事主。多年後見到已經老邁的Louise,在她身邊仍然有一本聖經,裡面有她代禱的每一位中國人的名字和事項。

以上這些難忘的一群,如雲彩般的見證人把基督活化在我們面前,影響了我們年輕的生命和一生的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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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多方來的幫助

查經班的成長除了靠每週查經外,還靠著每週在美國教會的崇拜和其他華人基督徒的聯合聚會。當時大多數弟兄姐妹主日都參加在 Niagara Blvd 上的Fellowship Baptist Church,牧師是以前到台灣的內地會宣教士Rev. Frank Wuest(魏牧師)。

紐約上州當時領頭的,是距離我們僅一小時車程的Rochester查經班的張福森陳寶國兩位弟兄。因著他們的遠見、聯絡和推動,紐約上州六個查經班(Buffalo, Rochester, Syracuse, Ithaca, Binghamton, Albany)聯合起來,一起辦春秋兩季的營會,也聯合邀請了一些講員來看望查經班。

經常來巡迴探訪的是林三綱弟兄。另有章力生教授(見圖三),焦源濂牧師(見圖四),鄭果牧師,力工牧師等,都曾經給予幫助。此外,尚有使者在賓州松溪的夏令會。1970年,我們畢業時,查經班已經有約20人固定聚會。上帝又奇妙地把我們帶回阿拉巴馬大學母系任教, 在那裡我們開創了塔城查經班, 再次看見上帝在那裡拯救建立。

從塔城到水牛城再回塔城,半個世紀裡我們見證了上帝的手步步牽引,祂的大能使美國華人查經班遍地開花,其中祂的恩典無數,我們感恩不盡,無法一一述說,只將榮耀都歸給祂。

作者夫婦均為大學退休教授,現住美國阿拉巴馬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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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讓“鋼鋸嶺”鋸斷教會(馮偉)2016.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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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偉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2016.12.20

 

一部《血戰鋼鋸嶺》,讓我這兩天看了至少十幾篇基督徒影評,從左到右,從褒到貶,兩極分化,甚至爭將起來,火爆異常。寫一點文字,不是影評,而是對此電影在基督徒圈中引發現象的感想,供讀者參考:

首先,這部電影從正面強調信仰—對基督和聖經的信仰,在好萊塢商業電影中實屬鳳毛麟角。據說在國內放映,廣電局只刪了30秒。相信這部電影對於使更多人願意瞭解並尋求基督信仰一定有幫助。不要因為電影主角的宗派背景和個人信仰,就否定這部電影。畢竟它只是一部電影,不是信仰教導。

每個人有各自的視角觀點也屬正常。但為了一部電影,眾基督徒爭將起來,甚至有人口出連外邦人也不當講的話,讓人看不到基督。如此軒然大波,高興的除了撒但,就是電影發行商了(從這點上講,這部電影很成功)。

同時,影片主人公所持的安息日會信仰,確實是有很多錯誤。有人認為是異端,有人認為是極端。今天有些安息日會傳道人和會友在回歸聖經上,已從原有的堅持有了很大轉變,這點要感謝上帝。但無可否認的是,今天仍有一些安息日會,持有比較極端的觀點。

我希望觀眾不要把電影主人公當年的信仰和電影藝術表現,完全等同於聖經教導。至於他的和平主義/反戰主義思想,是很個人性的,與他的經歷背景有關。我們可以欽佩他對信仰的執著,深受感動,不少弟兄姐妹也因此反思自己當如何真誠地活出信仰。但我們對主人公所信的內容要加以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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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基督徒拿槍、自衛、戰爭等議題,應合乎中道。聖經的教導是很平衡的。 主耶穌講過要“收刀入鞘”(《太》26:52),主耶穌也講過要“賣衣服買刀”(《路》22:36)。 什麼樣的戰爭是正義的戰爭,什麼樣的是非正義的戰爭,應當回到聖經的標準。

任何情況下,戰爭應該是最後的選擇,上帝是不斷給人機會施憐憫的上帝。即使對迦南人,也是在他們罪惡盈滿後才採取戰爭手段(《創》15:16)。另一方面,即使是為上帝爭戰的勇士,“合神心意的人”大衛(《徒》13:22),尚且因為流人血太多而不能為上帝建聖殿(《代上》22:7。應該不是因為戰爭本身,因為上帝也爭戰,而是因戰爭中人的行為與血氣)。這是很重要的鑒戒。

最後,這是一部電影……把電影當電影看吧!這電影講到一個信耶穌者的真實領受和經歷……把個人的領受和經歷當個人的領受和經歷看吧!電影藝術的表現很有感染力,因此這部電影對正面宣傳基督信仰,會很有幫助。

電影藝術的表現很有感染力,也會讓人入戲太深:或者誤把主人公個人的信仰執著等同於真理,而失之偏頗;或者用自以為是的真理,對一部戲無限上綱,大加撻伐……真應了聖經的話:我們都成了一台戲,給世人和天使觀看(《林前》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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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著還有時間,去和好吧——從鍾馬田與斯托得的分裂談原則與包容(2016.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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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宗寧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2016.12.16

50年前,1966年10月18日,在福音派聯盟(Evangelical Alliance)大會上,由於對教會當如何合一產生分歧,英國福音派的兩大支柱,西敏教堂(Westminster Chapel) 的鍾馬田(Martyn Lloyd-Jones, 1899- 1981),與眾聖徒教堂(All-Souls Church)的斯托得(John Stott, 1921- 2011),就此分裂。

 

合一未成,反添鴻溝

 

鍾馬田與斯托得兩位牧者,都深受福音派信徒喜愛。他們牧養的教會,都有許多信眾。他們兩位也都經由校園團契(Inter-Varsity Fellowship)而深受大學生的歡迎。

從二戰結束後到60年代,英國盛行教會合一運動。

雖然一些宗派也追求形式上的合一。如,英國國教聖公會一方面與從18世紀末就分離的衛理公會談合併,另一方面還向羅馬教廷表示意願。此外,以蘇格蘭為主的長老會也在與公理會(Congregationalist),談成立一個聯合改革宗教會。但這些似乎都與福音派的合一運動無關。

英國的福音派,組成福音派聯盟(Evangelical Alliance),在1965年開始,計劃每年舉辦一次全國福音派大會(National Assembly of Evangelicals)。

1966年10月,第二次大會在倫敦中心的衛理公會西敏中央會堂(Methodist Central Hall,Westminster)召開。大會由斯托得主持,鍾馬田為主要的講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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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馬田在他的致辭中,呼籲福音派在形式上也要合一,來配合信仰上的合一。他為當前福音派的分散感到悲哀。福音派的信徒分散到“各個宗派裡,顯得軟弱而且失去影響力”。

他指出,福音派信徒需要對“教會分裂”負責,因為我們在有形的教會裡互不相屬,又與不相信福音核心的人在有形的宗派裡聯合為一。他提出:“我相信教會合一,福音派的合一。福音派信徒不應該對只在教會外聯合感到滿足。”

他呼籲福音派信徒,“成立一個福音派教會的聯合組織”。至於什麼是“聯合組織”,他沒有解釋。但是,很明顯的,可能就是要福音派的信徒退出他們現屬的、被認定為“在信仰上混淆” 的宗派,另行成立“福音宗派”。

鍾馬田的致詞出人意料,但大會主席斯托得的回應更令人吃驚。

在一般的大會裡,有個不成文的條例:大會主席除了維持議程順利以外,還要在講員講完之後,禮貌性地向講員致謝。

然而,斯托得卻站起來,公開批評鍾馬田。他從歷史與聖經的觀點批判,認定鍾馬田的提議是錯誤的:

1. 從歷史來看,英國國教乃是改革的新教。教會的39條信條以及“共同禱告手冊”, 都是以聖經為基礎。所以,英國國教的真正主人是福音派。如果要退出,應該是自由派與天主教退出,而不是福音派的信徒。

2. 從聖經教導來看,新約裡許多教會也是在信仰上不清楚、道德上敗壞,像哥林多教會、撒狄教會(參《啟示錄》3:1-6)。

聖經告訴這些教會的信徒,要持守真道,抵擋假師傅,但是並沒有要這些信徒離開教會,另起爐灶。

3. 從務實的角度來看,在英國國教裡,福音派有許多傳福音的機會。如果退出,將講台讓給假師傅,那是自暴自棄。如何對得起信眾?

說到這一點,斯托得及其同工,包括巴刻(James Innell Packer, 1926。編註),其實都在英國國教內部大力抵擋異端邪說,對自由派及天主教的錯誤尤為批判。他們正面對抗假師傅與不信派的主教,從未妥協。

斯托得後來為自己濫用主席的權力向鍾馬田道歉。可惜,傷害已經造成。大會本來要談福音派的合一,沒想到反在福音派之間劃下了鴻溝。

 

近年來宗派之整合

 

基督徒都認同,基督的教會應該只有一個。在英文裡,那就是大寫的C開頭的Church,或稱為大公教會。不過,在2,000年的歷史中,因為各種因素,基督的教會四分五裂。

基督的教會應該合一,這是聖經的教導,是理所當然的。所以,歷史上信徒多次努力,想整合分裂的教會。下列是最近兩三年內,比較受矚目的幾項努力:

1. 2013年,梵蒂岡與路德會世界聯盟(Lutheran World Federation),共同發表了文件《從衝突到交往》(From Conflict to Communion)。文件聚焦於過去50年來的對話,而不是5個世紀的抗爭。(參《美國福音路德會批准與天主教認同的文件》。編註)

2. 2016年美國福音路德會(Evangelical Lutheran Church of America)在紐奧爾良召開全美大會。與會者以931票對9票的壓倒性多數,通過《途中的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Way: Church, Ministry and Eucharist,又譯為《在路上的宣告:教會、聖工與聖餐》。編註)。

在大會通過這個宣言後,福音路德會的執行主教伊麗莎白•伊頓(Elizabeth A. Eaton)宣佈:“我們雖然還沒有達致合一,但是我們已經走在合一的路途上。《途中的宣言》幫助我們更加體認與我們的天主教夥伴合一,更與所有的基督徒合一。”

500年前,馬丁•路德在威登堡教堂前,張貼了《九十五條論綱》,是他與天主教辯論的95條。而《途中的宣言》,則包含了32條“同意的條文”,即,在某些方面,路德會與天主教已經觀點一致。這些條文也獲天主教美國主教會的“基督教與其他宗教事務委員會”的肯定。

3. 2016年3月,蘇格蘭教會(長老會)全體會員大會,通過一項決議,即,與英格蘭教會(聖公會)互領聖餐、共同宣教。稱為哥倫巴宣言(Columba Declaration)。

4. 2016年2月中旬,羅馬天主教的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訪問墨西哥。俄羅斯正教的主教長克里(Patriarch Kirill),也在同一時間訪問拉丁美洲國家。2月12日,他們於古巴的哈瓦那國際機場會面。

這是自1054年,東西方教會領袖分裂之後,近千年來,羅馬公教的教宗與俄羅斯正教的主教長首次會面。(參《羅馬天主教教宗與俄羅斯正教主教長在古巴相會》。編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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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16年10月31日(路德改教紀念日),教宗訪問瑞典,主持與路德會共同的崇拜儀式,在崇拜中使用了一個天主教與路德會的“共同禱告儀式指南”(Common PrayerFrom Conflict to Communion,編註,正式開始一年之久的改教500週年紀念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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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在細節當中

 

在教會歷史上,為信仰差異尋求和解的,除了鍾馬田與斯托得在1966年的會議以外,最有名的是1529年,馬丁•路德與慈運理(Ulrich Zwingli, 1484-1531。又譯茨溫利。編註)的馬爾堡對話(Marburg Colloquy)。

在1517年馬丁•路德張貼95條論綱之後不久,慈運理也在瑞士蘇黎世,開始改教運動。不過,慈運理是在政治層面推行。他的神學觀念,是與瑞士弟兄會的同僚共同發展出來的。

1524年,馬丁•路德在威登堡的原同事卡爾斯塔(Andreas Karlstadt),寫了3份文件,否定基督在聖餐的餅杯中同在。慈運理看後,認同這種看法。路德則堅決反對。

慈運理認為,聖餐只是象徵性地代表最後的晚餐。對此,路德著文強烈地表示:“基督的話——‘這是我的身體’,迄今堅定地與狂熱分子對立。”

德國黑森的菲利親王(Prince Philip of Hesse),希望新教各派能成立聯盟,於是邀請馬丁•路德和慈運理到馬爾堡(Marburg)會面,討論彼此的分歧。這次的見面即稱為“馬爾堡對話”。

從1529年10月1日進行到3日,他們對話的結論寫成15條馬爾堡信念。雙方對其中14條達成共識,但是對第15條,基督與聖餐餅杯的問題,無法一致。據說最後,路德告訴慈運理,“你我不屬同一聖靈”,然後離開。

這是他們最後一次見面。兩年之後,慈運理在蘇黎世被天主教軍隊突襲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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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有諺語:“魔鬼在細節當中。”(The devil is in the details.)這個比方用在這裡,不知道是否合宜,但是,在教會歷史上,確實有不少次,雖然雙方有心合作,卻總因最後的細節,被魔鬼阻擋,無法達成合一。

路德與慈運理,鍾馬田與斯托得,就是兩個例子。雙方都是受敬重的教會領袖,卻因為堅持細節(自認為真理),不能與弟兄達成合一、彼此尊重。

 

著還有時間,去和好吧

 

面對信仰,我們是應堅持原則,還是彼此包容?是一切都堅持原則呢,還是無論如何都彼此包容?有沒有一條清楚的界限?

現今我們常常在教會裡“堅持原則”,絲毫不妥協。我們輕易就認為自己是對的,我們的看法就是原則。

馬丁•路德堅持認為,基督在聖禮的餅杯中同在,因為聖經教導:基督在被賣的那一晚,拿起餅來,祝謝了,就掰開,說,這是我的身體。既然基督自己說,這是我的身體,我們豈可像慈運理那樣,說這只是象徵?

馬丁•路德認為這是原則問題,是不可妥協的。基督既然說是祂的身體,我們怎麼可以說不是呢?所以,路德堅持自己的意見是有原因的。從這個角度來看,他不能接受慈運理的說法,也是合理的。

不過,主耶穌也說過,祂是葡萄樹,我們是枝子。難道主耶穌真是葡萄樹嗎?當然不是。所以,當主耶穌講祂是葡萄樹的時候,只是一種象徵。如此,慈運理也是有道理的。我們怎麼知道主在最後晚餐時,不是使用了象徵的說法呢?

本文的主旨不是釋經,而是討論,我們對自己的認知應該堅持到什麼程度?我們認為是原則性的問題,固然該堅持,但是,我們至少該有些雅量聆聽別人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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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前,我到俄羅斯培訓。剛好遇上復活節,弟兄帶我去“參觀”一個東正教教堂的復活節崇拜儀式。

那位東正教的神父講基督的復活。他說,基督的復活,絕對不是書本上說說而已,而是又真又活的身體復活。我聽到這句話,不得不說,他當然是我的弟兄。他相信基督的復活,我怎麼不承認他是弟兄呢?

基督的教會應該是合一的,但是我們因為各種“原則問題”,而無法合一(至少形式上無法合一)。

筆者的看法是,我們盡量將信仰上不可妥協的“原則”減少,只保留核心的部份(三位一體,基督代死,因信稱義等等)。不要因為非核心的差異,而將弟兄看作路人。(參《這是教會的立場──談教會如何避免神學之爭》/林祥源 》。編註)

我們需要學習包容。即使我們不能在宗派上合一,至少要在靈裡,彼此承認是弟兄。

馬丁•路德堅持原則,卻失去了慈運理這位好弟兄、好戰友。斯托得堅持原則,也因此失去了鍾馬田。

我想,當我們在基督台前站立的那天,主耶穌說不定叫那個我最看不順眼的弟兄站在我的旁邊,看我如何與他相處。就好像馬丁•路德可能要站在慈運理的旁邊,斯托得要站在鍾馬田的旁邊那樣。

與其到那天,還不如趁著有時間,去跟弟兄和好吧!

 

作者現居加州橙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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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的溫度——解讀電影《血戰鋼鋸嶺》(王星然)2016.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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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按】2016年12月12日,《血戰鋼鋸嶺》(Hacksaw Ridge,又譯《鋼鐵英雄》)獲第74屆金球獎(74rd Golden Globe Awards)之最佳導演、最佳影片(戲劇類)與最佳男主角(戲劇類)三項提名。

金球獎是為表彰每年出色的電影與電視劇所設。被稱為同年二月下旬頒發之奧斯卡金像獎的“風向球”。2017年2月26日,此片果然獲第89届奧斯卡金像獎 之最佳混音與最佳剪輯獎

顯然,《血戰鋼鋸嶺》除了信仰故事感人外,在專業與藝術層面上,也受到相當的肯定。

此片也

 

王星然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言與思專欄2016.12.14

 

這絕對是比第二次世界大戰還要難打的一場仗!

在一個充滿偏見和歧視的環境裡,堅持信仰,不畏懼世人的嘲笑和凌辱,原諒那些錯待自己的人,以行動來展示其信仰的普世價值,至終顯明其有益於人類福祉。

這是基督的故事,也應該是基督徒的故事。

2016威尼斯影展的開幕大片《血戰鋼鋸嶺》,發人深省,而且它是真人真事搬上銀幕!

然而千載難逢的素材,尚需一流大廚的精心調味烹煮,才能端上一盤令人回味無窮的佳餚。所幸梅導(梅爾•吉勃遜Mel Colm-Cille Gerard Gibson)沒有辜負它的深度和精彩。

好萊塢一向不乏反思社會歧視的題材:階級、種族、女權、同志……等議題,都是大熱門,但卻鮮有主流電影觸及對於宗教信仰的偏見議題。

這些年,雖有教會人士投資小成本電影,如《上帝未死》(God’s Not Dead)及其續集,以美國校園為背景,討論宗教歧視,但仍屬同溫層互相取暖之流,在教會動員下,雖票房不差,卻難以打入主流影展,更遑論獲得異溫層的廣泛關注。

 

偏執,還是歧視?

 

“我不認為他這個堅持和信仰有什麼關係,這純粹是孬種行徑!"

“杜斯下士不相信暴力,他甚至没膽碰武器,所以我提醒你們,如果在戰場上遭遇危險,別指望杜斯會來救你,他那時候肯定是忙於跟自我良心交戰,無暇幫你。"

這是軍中同袍,對電影主人公戴斯蒙‧杜斯(Desmond Doss)的激烈反應!杜斯為了堅持相信不拿槍上戰場,而遭非議,弟兄們認定他是膽小軟弱,時常暴力欺凌他。杜斯甚至因為不拿槍而成“抗命罪”,面臨軍法審判,他必須為自己的信仰在軍事法庭上辯護!

這題材太有梗了!當服事上帝和報效國家引發衝突、當個人信仰自由和社會責任產生矛盾時,在醫治與殺戮、愛與恨之間,我們的選擇是什麼?是堅持?還是放棄?從善如流?或各退一步?

這讓我想起幾年前美國Kim Davis事件。Davis女士任職政府,因著個人信仰的緣故,拒發同性結婚證書,而且堅持不辭職,隨後她因抗命而鋃鐺入獄,法律畢竟不是空空的配劍!當然,這個事件最簡單的解決方法,就是辭職!

Kim Davis事件爆發時,許多基督徒批評她,上帝國和地上國傻傻分不清,何不乾脆辭職?既然要堅持信仰,就不要擔任公職,別讓大家都為難!

罵聲中,我看到D. A. Carson的一個評論:在加爾文《基督教要義》第4卷中提到“執法官員為防止他人犯罪得罪上帝,可以抗命。”Davis自陳不想因執行錯誤的法律,造成他人犯罪,頗符合這樣的神學論述。

(只是,Davis為何專挑同性婚姻下手?她為何不阻止異性離婚的再婚?這值得討論,但我不想把話題扯得這麼遠)。

再舉一例,執業醫生可以因著堅持信仰,而拒絕進行墮胎手術嗎?如果有一天,政府立法強制他必須如此做,否則吊銷執照,那該怎麼辦?除了退出醫生這一行,他有別的出路麼?

如果基督徒在職場上,只要發現不合真理的地方,就選擇辭職、閉嘴、退縮……把各個領域的話語權拱手讓給世界,這將不僅失去在各行各業為主作見證的機會,還可能會任憑社會走向更敗壞的地步,使傳福音的環境變得更困難。

Carson指出,基督徒若在各領域不斷地退縮,最終定將無可避免地變成一個類似阿米緒(Amish)或昆蘭團體那樣封閉的社群,與世隔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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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法的難題

 

在信仰上堅持不退讓的杜斯,被曉以大義:只要他自願退役,軍法可網開一面,他不必因抗命而坐牢。連未婚妻也展開溫柔攻勢,企圖說服他回心轉意。

可是,杜斯偏偏選擇了一條讓他自己、讓部隊、讓長官、讓法庭、讓女友都為難的路:頑固的他既要從軍報國,又要持守信仰不帶槍不殺人,為了這個堅持,即使坐牢在所不惜!

梅導厲害之處,是讓觀影的人進入杜斯的角色,迫使我們思考困境:如果換做自己在那樣的處境下,會如何作選擇?這種自找的牢獄之災值得嗎?這是忠於真理?還是愚昧地自找罪受?

對於國家權柄這個命題,基督徒要如何解讀以下兩種看似相悖的聖經教導呢?

 《羅馬書》13章1節:“在上有權柄的,人人當順服他"。

 《使徒行傳》5章29節:“順從上帝,不順從人,是應當的"。

顯然,這不是一個容易回答的問題。

電影的解套方案是,讓杜斯既不背棄信仰,也不違反國家法律。因為,美國憲法保障人民宗教自由,而憲法大於軍法。

當年清教徒為避信仰迫害,而在美洲大陸上建立一個信仰自由的國度,這個偉大的異象,後人必須堅持。因此軍事法庭最終宣判杜斯得以堅持他的信仰上戰場,成為醫務兵,但不得用槍自保。

杜斯是基督復臨安息日會的背景。雖然他不拿槍的神學依據很值得再考慮,但這是另一個大題目,不在本文的討論範圍之內。

杜斯的堅持固然是受到十誡“不可殺人”的影響,但其對幼年曾拿磚頭誤傷兄弟,以及為了保護母親免於家暴,在搶奪父親手上的槍時,差點扣下板機而深自後悔……這些都是塑造他個人信仰及良心的因素,不完全是其安息日會的神學背景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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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死的信心

 

電影後半段,我們看到杜斯參與了二次世界大戰最慘烈的沖繩島之役,這一幕戲拍得驚心動魄,被譽為是繼《搶救雷恩大兵》(Saving Private Ryan)後、最上檔次的戰爭場景。

戰爭的本質就是殺戳,但杜斯上戰場卻是為了“救人",在不發一顆子彈,不傷一條性命之下,奮勇救出75位同袍,成為美國歷史上首位獲得最高榮譽勳章的反戰人士。

信心炙熱的溫度,穿越了同溫層的細胞壁,化開了冰封的偏見與歧視。

那些最初霸凌他的同袍和長官們,紛紛向杜斯道歉,與他和好。甚至其後在部隊執行任務前,必須先等杜斯禱告完畢才行動。也許有人會認為這一段拍得太煽情,太灑狗血……但我去研究了相關文獻,實情確是如此。(

生死一線間的戰場上,不拿槍比拿槍所付上的代價更高,杜斯的信仰經歷了非凡的考驗和試煉,終顯出其可貴的價值。

信心若沒有行為就是死的”(《雅各書》2:17),而《血戰鋼鋸嶺》所堅持的信仰,卻活生生地照亮那充滿了死亡和殺戮氣息的戰場!

 

註:

杜斯真實的英雄事蹟,可能遠比電影選拍的更令人難以置信!

我讀到一段史料,說到杜斯的腿部曾被手榴彈碎片擊中,醫護兵卻在搬運他的過程中,受到日本坦克的攻擊而嚴重受傷。沒想到杜斯立刻翻身下了擔架,為他急救,並且堅持他人先送這名醫護兵回去。

這個救人的代價是高的——隨後杜斯又被槍射中手臂,造成複雜性骨折,他卻用來福槍給自己的骨折處做了一個固定的支架,然後勉強爬行了300碼,自行返回醫護站……

梅導說,他沒有拍出這段史實,因為實在太誇張,大概沒人會相信。

 

後記:飾演杜斯的,是曾演過蜘蛛俠(Spider-Man)的安德魯·加菲爾德(Andrew Garfield)。他是一位值得發掘的新生代實力演員。

在此片中,他將本就看起來很geek的偏執形象,詮釋得可圈可點。梅導的選角,深具說服力。加菲爾德還在大導演Martin Scorsese的史詩巨片《沉默》裡挑大樑,出演調查叛教事件的天主教神父。

預測他將是2017年奧斯卡奬的一匹黑馬。

 

作者為教會長老,任職於密西根州政府IT部門,目前服事重心為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校園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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