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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牛城查經班的初創期:1966-1970(陳德三/阮惠娟)2016.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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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德三/阮惠娟

本文原刊舉目80官網2016.12.26

 

1. 遍地開花的年代

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上帝在美國和加拿大的大學校園,興起了兩百多個華人查經班。而這段期間的後10年,遠在太平洋彼岸的中國,正進行著文化大革命(1966-1976)。水牛城(Buffalo)查經班就在文革的第一年(1966年冬或1967年春)誕生了。

在這段時期中,大學校園查經班的成立,幾乎都是從台灣和香港來的基督徒學生自動發起的。這些基督徒來自不同的宗派,所組成的查經班卻不屬於任何宗派,也不隸屬於任何教會或福音機構。他們竟能融合在一起研讀聖經,只談耶穌基督的福音和教導,不談宗派間的差異。

當時查經班的主要同工,大部分是北美各地名校的博士生,擁有助教獎學金,因此沒有經濟壓力。這些現象在其他國家留學生中,絕無僅有。

當時在北美的留學生除了華人外,尚有不少日本人,韓國人和印度人,人數不比華人少,卻沒聽聞過有日人、韓人,或印度人的查經班。即便偶有,那也是在某個短暫期間的特例而已。不像華人查經班能長期而普遍地在北美各重點大學蓬勃興起。

這種奇特的現象絕非偶然,而是上帝在主導著。

我們夫婦於60年代中期從台灣來美留學。1966-70年間,在水牛城(Buffalo)讀博。本文記載我倆在水牛城查經班初創期(1967-1970)的經歷。為強調所說故事的真實性,文中所提的人名盡量用真實全名,對於一些不確定的記憶曾盡量找其他當事人核對,力求用真實的故事述說上帝的奇妙和恩典。

 

2. 從塔城到水牛城

1966年暑期,我倆同時自阿拉巴馬州塔城(Tuscaloosa)的阿拉巴馬大學(簡稱UA)完成碩士學位。上帝奇妙地在水牛城也為我倆預備了讀博的助教全額獎學金,於是我們就在8月結婚後的第二天,開著一輛破車奔向水牛城。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SUNY-Buffalo,簡稱UB),就成為我們第三次同班同學的地方。

水牛城是紐約州僅次於紐約市的第二大城,位於紐約州西北部,離加拿大邊境和尼加拉瀑布,僅十餘哩。

60年代初期,紐約州州政府計劃把水牛城建設成為紐約州立大學(SUNY)的最大研究院校區。於是收編擴充水牛城大學(University of  Buffalo, 簡稱UB), 改名 SUNY–Buffalo,並興建大型新校區,招攬大量國內外博士生。我們就是在這大環境下的受益人。

開學後不久,發現UB竟然有一百多位讀理工科的華人研究生,其中有許多是成大和台大的畢業生。當時經常有從台灣、香港、菲律賓等地來的傳道人,到紐約州佈道。而水牛城負責接待講員的工作起先是由段仁德教授夫婦,後來由我倆擔負。

段教授是水牛城的州立學院教物理的資深教授。該學院的學生主要是本科生,幾乎無華人留學生。每逢有外來講員,段教授就和師母開放住家,預備豐盛的中式晚餐,力邀當地專業的華人和UB的學生來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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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從家庭聚會到學生查經班

1966 年秋冬(或1967年春),有一晚我倆去參加在段教授家的家庭聚會, 遇到從香港來讀教育學博士的陳若敏彭孝廉弟兄。

陳弟兄專攻大學教育。而彭弟兄帶著清楚的異象,專攻中學教育,並打算畢業後回香港創辦一所真正能傳福音的“生命中學”。

當時他每逢週末,就到附近的美國教會去分享他的理念並爭取教會的財力支持。1967年,彭弟兄與美裔姐妹鄧明珠(Marjorie Duncan)結婚。明珠在與美國教會的聯繫上成為他的得力賢助。後來上帝果然使用他在香港的教育界,為上帝作了許多大事。

彭弟兄比我倆早兩年到UB。在那次段教授家聚會時,他(或他和陳若敏)就建議我們一起到UB校園附近,開始以學生為主體的華人查經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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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吸引學生來參加,他(們)建議先唱唱詩歌。不但要唱聖詩,也要唱當時年青人所熟悉的中國民謠。於是我就編了一本有十幾首詩歌的歌本,其中包括當代青年學生所熟悉的民謠如《康定情歌》,及從《青年聖歌綜合本(一)》影印的聖詩。

該聖歌本是我當年在成大團契當司琴備胎時所使用的。沒想到在水牛城就用上了,並在幾週內就吸引了不少同學來唱歌。再過幾週,我們就不再需要唱民謠了,只唱聖詩。接著,查考聖經就變成了我們聚會的主要內容。

查經班很受祝福,因我們很快就找到在大學校園附近的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c.(ISI)作為查經和禱告的聚會場所(見圖一)。

自從搬到ISI 聚會後,查經班有些重要的變化:

(1)學生的成員相對增加,非學生的成員相對減少,較常參加的非學生成員有段教授夫婦和繆啟醫生夫婦;(2)查經班的運作,變成為由學生主導,段教授輔導;(3)講員的接待工作由年過60的段教授夫婦,交付給年齡不到30的我們;(4)從不定期的家庭聚會轉型到每週五的定期查經聚會;(5)增加每週禱告會和關懷探訪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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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回想, 每一位弟兄姐妹來到水牛城都不是偶然,都是因著上帝要在水牛城興起祂自己的教會——孝廉和若敏是上帝清楚的呼召,我和惠娟是神蹟;雖然孝廉為了回港興學的異象,常常在美國教會間奔波,但我們全家卻能全力投入。查經班逐漸成型和穩定。

68年范大勝信主,錢致渝搬來照顧母病,到69年7月潘柏滔趙任君來到以後,禱告會更加火熱,為遠方近處失落靈魂的負擔,激動我們迫切呼求上帝。

在這段期間,孝廉的基督徒妹妹孝義和弟弟孝慈分別於67年和68年來。德三的基督徒母親和妹妹幸齡,也於68年來照顧我們剛出生的女兒,繆醫生夫婦的基督徒兒子繆家昆(在UB讀書),也來加入服事查經班的行列。如此,查經班就有好幾家基督徒學生。

 

4. 難忘的一群

為了寫這篇文章,德三花了幾週的時間和失聯半世紀的戰友取得聯繫(若敏除外)。如今這些戰友分散到亞、澳、歐、美四洲:孝廉在香港,熙年在台灣,若敏據說在澳洲,大勝和致渝在德國,其他的人則分散到美國東西南北,繼續服事主。

上帝把我們分散出去,讓我們在多處服事查經班或教會或開始新查經班。一些查經班後來轉型成教會,水牛城查經班到1978年也成立了教會。上帝的意念高過我們的意念,上帝的測度高過我們的測度。

我們這群人主要來自台灣,少數來自香港。在60年代,台灣與大陸是敵對的,香港人則怕大陸。不但大陸對外封閉,而且全世界的資訊也極不發達。

剛開始,我們不知道大陸發生文革,也不知道什麼是文革,只風聞小紅衛兵在鬧事。但奇妙的是,當時查經班的禱告會經常為開放大陸福音的門禱告,期望福音能帶給大陸同胞,甚至經常有多人為此流淚禱告,是上帝把愛中國靈魂的心放在我們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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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學生中,最難忘的人當數段仁德教授。他不但為查經班的始創定下基礎,也為教會的轉型立下長期的貢獻。他愛主愛人,當時以60幾歲的高齡與我們20幾歲的年青人在一起打拼,他是我們學生同工的輔導和楷模。

學生是流動性的,每位服事查經班的期間頂多只有3-5 年,然後再由其他學生來接棒。段教授扮演了輔導的角色也維持了長期的穩定。20多年來,段教授盡忠職守,使查經班不至因青黃不接而造成中斷。

其次最難忘的是錢致渝的母親。她因患癌症被致渝的姐姐、姐夫接來水牛城治療。為了照顧母親,致渝的父親、哥哥嫂嫂和她,都搬到水牛城來。

當時錢伯母因化療,身心靈受煎熬。然而當我們去探訪她時,總是看到她堅定的信仰,持守的盼望,和慈母般的愛心。基督徒所珍貴的信望愛,在錢伯母身上散發出來。

每次我們去探望她,她都會問起查經班的聚會情形,並且鼓勵我們。每次問她要我們為她唱哪首詩時,她總是選《這世界非我家》或《神的路》。癌症晚期時她臉孔發腫,她盼望上帝讓她在最後離世時臉能不腫,給大家一個美好的印象。果然她如願了。

另外令我們非常感激而懷念的是,當時ISI的同工Paul & Virginia Champo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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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I 樓下是客廳,Paul的辦公室和廚房,樓上是他們與4個7歲到十幾歲小孩們的臥房。我們的聚會雖然應該只是使用樓下的客廳,但人多時就會延伸到整個一層樓,聚完會有時還打乒乓,週三晚上禱告會熱火朝天,大家大聲唱詩高聲禱告,甚至有時還練詩到11點。

Paul從來不打擾我們的聚會,只是偶爾在我們聚會前,微笑著,彎著他六尺多的身軀,邀請我們去參加美國弟兄姐妹服事的郊遊等活動。回想起來,那些年我們一定嚴重影響了他們全家的生活作息,他們卻一直以愛心、寬容和喜樂,看著我們愛主、成長。

後來他們轉到密西根州的安娜堡繼續服事那裡的中國學生,50年如一日開著車帶中國學生買菜辦事,教他們聖經,領他們歸主,一直到Paul經歷兩度癌症,在2014年去世為止。

他們的兒子Larry和媳婦效法父母,也是ISI的傳道人,與父母同工多年,連Larry的兩位女兒都在帶領外國學生的查經班。

還有一家人是也我們極其親愛的。Donald Webster是我們主日聚會教會的長老,也是州立學院的數學系教授。他和妻子Louise有兩個兒子,

1969年,Douglas 17歲,Jonathan只有14歲。年青的Jonathan對中國人情有獨鍾,一句中文都不懂,卻每週固定來,笑眯眯地坐在查經班裡。

他還會去探望病中的錢伯母,身材高大卻滿臉童稚的他,有時帶著一筆一劃描出來的中文經句去安慰錢伯母,有時候就微笑著坐在一邊靜靜的陪伴病人。後來Webster先生因癌症英年去世,查經班的禱告會卻搬到了他家裡為查經班裝修出來的地下室聚會。

Jonathan司琴,添加了英文組,Louise每週烘培精美糕點招待學生們,開始了水牛城家庭接待學生的傳統。後來Douglas作了全職的傳道人,Jonathan娶了一位香港的姐妹一起服事主。多年後見到已經老邁的Louise,在她身邊仍然有一本聖經,裡面有她代禱的每一位中國人的名字和事項。

以上這些難忘的一群,如雲彩般的見證人把基督活化在我們面前,影響了我們年輕的生命和一生的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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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多方來的幫助

查經班的成長除了靠每週查經外,還靠著每週在美國教會的崇拜和其他華人基督徒的聯合聚會。當時大多數弟兄姐妹主日都參加在 Niagara Blvd 上的Fellowship Baptist Church,牧師是以前到台灣的內地會宣教士Rev. Frank Wuest(魏牧師)。

紐約上州當時領頭的,是距離我們僅一小時車程的Rochester查經班的張福森陳寶國兩位弟兄。因著他們的遠見、聯絡和推動,紐約上州六個查經班(Buffalo, Rochester, Syracuse, Ithaca, Binghamton, Albany)聯合起來,一起辦春秋兩季的營會,也聯合邀請了一些講員來看望查經班。

經常來巡迴探訪的是林三綱弟兄。另有章力生教授(見圖三),焦源濂牧師(見圖四),鄭果牧師,力工牧師等,都曾經給予幫助。此外,尚有使者在賓州松溪的夏令會。1970年,我們畢業時,查經班已經有約20人固定聚會。上帝又奇妙地把我們帶回阿拉巴馬大學母系任教, 在那裡我們開創了塔城查經班, 再次看見上帝在那裡拯救建立。

從塔城到水牛城再回塔城,半個世紀裡我們見證了上帝的手步步牽引,祂的大能使美國華人查經班遍地開花,其中祂的恩典無數,我們感恩不盡,無法一一述說,只將榮耀都歸給祂。

作者夫婦均為大學退休教授,現住美國阿拉巴馬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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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讓“鋼鋸嶺”鋸斷教會(馮偉)2016.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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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偉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2016.12.20

 

一部《血戰鋼鋸嶺》,讓我這兩天看了至少十幾篇基督徒影評,從左到右,從褒到貶,兩極分化,甚至爭將起來,火爆異常。寫一點文字,不是影評,而是對此電影在基督徒圈中引發現象的感想,供讀者參考:

首先,這部電影從正面強調信仰—對基督和聖經的信仰,在好萊塢商業電影中實屬鳳毛麟角。據說在國內放映,廣電局只刪了30秒。相信這部電影對於使更多人願意瞭解並尋求基督信仰一定有幫助。不要因為電影主角的宗派背景和個人信仰,就否定這部電影。畢竟它只是一部電影,不是信仰教導。

每個人有各自的視角觀點也屬正常。但為了一部電影,眾基督徒爭將起來,甚至有人口出連外邦人也不當講的話,讓人看不到基督。如此軒然大波,高興的除了撒但,就是電影發行商了(從這點上講,這部電影很成功)。

同時,影片主人公所持的安息日會信仰,確實是有很多錯誤。有人認為是異端,有人認為是極端。今天有些安息日會傳道人和會友在回歸聖經上,已從原有的堅持有了很大轉變,這點要感謝上帝。但無可否認的是,今天仍有一些安息日會,持有比較極端的觀點。

我希望觀眾不要把電影主人公當年的信仰和電影藝術表現,完全等同於聖經教導。至於他的和平主義/反戰主義思想,是很個人性的,與他的經歷背景有關。我們可以欽佩他對信仰的執著,深受感動,不少弟兄姐妹也因此反思自己當如何真誠地活出信仰。但我們對主人公所信的內容要加以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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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基督徒拿槍、自衛、戰爭等議題,應合乎中道。聖經的教導是很平衡的。 主耶穌講過要“收刀入鞘”(《太》26:52),主耶穌也講過要“賣衣服買刀”(《路》22:36)。 什麼樣的戰爭是正義的戰爭,什麼樣的是非正義的戰爭,應當回到聖經的標準。

任何情況下,戰爭應該是最後的選擇,上帝是不斷給人機會施憐憫的上帝。即使對迦南人,也是在他們罪惡盈滿後才採取戰爭手段(《創》15:16)。另一方面,即使是為上帝爭戰的勇士,“合神心意的人”大衛(《徒》13:22),尚且因為流人血太多而不能為上帝建聖殿(《代上》22:7。應該不是因為戰爭本身,因為上帝也爭戰,而是因戰爭中人的行為與血氣)。這是很重要的鑒戒。

最後,這是一部電影……把電影當電影看吧!這電影講到一個信耶穌者的真實領受和經歷……把個人的領受和經歷當個人的領受和經歷看吧!電影藝術的表現很有感染力,因此這部電影對正面宣傳基督信仰,會很有幫助。

電影藝術的表現很有感染力,也會讓人入戲太深:或者誤把主人公個人的信仰執著等同於真理,而失之偏頗;或者用自以為是的真理,對一部戲無限上綱,大加撻伐……真應了聖經的話:我們都成了一台戲,給世人和天使觀看(《林前》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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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著還有時間,去和好吧——從鍾馬田與斯托得的分裂談原則與包容(2016.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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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宗寧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2016.12.16

50年前,1966年10月18日,在福音派聯盟(Evangelical Alliance)大會上,由於對教會當如何合一產生分歧,英國福音派的兩大支柱,西敏教堂(Westminster Chapel) 的鍾馬田(Martyn Lloyd-Jones, 1899- 1981),與眾聖徒教堂(All-Souls Church)的斯托得(John Stott, 1921- 2011),就此分裂。

 

合一未成,反添鴻溝

 

鍾馬田與斯托得兩位牧者,都深受福音派信徒喜愛。他們牧養的教會,都有許多信眾。他們兩位也都經由校園團契(Inter-Varsity Fellowship)而深受大學生的歡迎。

從二戰結束後到60年代,英國盛行教會合一運動。

雖然一些宗派也追求形式上的合一。如,英國國教聖公會一方面與從18世紀末就分離的衛理公會談合併,另一方面還向羅馬教廷表示意願。此外,以蘇格蘭為主的長老會也在與公理會(Congregationalist),談成立一個聯合改革宗教會。但這些似乎都與福音派的合一運動無關。

英國的福音派,組成福音派聯盟(Evangelical Alliance),在1965年開始,計劃每年舉辦一次全國福音派大會(National Assembly of Evangelicals)。

1966年10月,第二次大會在倫敦中心的衛理公會西敏中央會堂(Methodist Central Hall,Westminster)召開。大會由斯托得主持,鍾馬田為主要的講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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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馬田在他的致辭中,呼籲福音派在形式上也要合一,來配合信仰上的合一。他為當前福音派的分散感到悲哀。福音派的信徒分散到“各個宗派裡,顯得軟弱而且失去影響力”。

他指出,福音派信徒需要對“教會分裂”負責,因為我們在有形的教會裡互不相屬,又與不相信福音核心的人在有形的宗派裡聯合為一。他提出:“我相信教會合一,福音派的合一。福音派信徒不應該對只在教會外聯合感到滿足。”

他呼籲福音派信徒,“成立一個福音派教會的聯合組織”。至於什麼是“聯合組織”,他沒有解釋。但是,很明顯的,可能就是要福音派的信徒退出他們現屬的、被認定為“在信仰上混淆” 的宗派,另行成立“福音宗派”。

鍾馬田的致詞出人意料,但大會主席斯托得的回應更令人吃驚。

在一般的大會裡,有個不成文的條例:大會主席除了維持議程順利以外,還要在講員講完之後,禮貌性地向講員致謝。

然而,斯托得卻站起來,公開批評鍾馬田。他從歷史與聖經的觀點批判,認定鍾馬田的提議是錯誤的:

1. 從歷史來看,英國國教乃是改革的新教。教會的39條信條以及“共同禱告手冊”, 都是以聖經為基礎。所以,英國國教的真正主人是福音派。如果要退出,應該是自由派與天主教退出,而不是福音派的信徒。

2. 從聖經教導來看,新約裡許多教會也是在信仰上不清楚、道德上敗壞,像哥林多教會、撒狄教會(參《啟示錄》3:1-6)。

聖經告訴這些教會的信徒,要持守真道,抵擋假師傅,但是並沒有要這些信徒離開教會,另起爐灶。

3. 從務實的角度來看,在英國國教裡,福音派有許多傳福音的機會。如果退出,將講台讓給假師傅,那是自暴自棄。如何對得起信眾?

說到這一點,斯托得及其同工,包括巴刻(James Innell Packer, 1926。編註),其實都在英國國教內部大力抵擋異端邪說,對自由派及天主教的錯誤尤為批判。他們正面對抗假師傅與不信派的主教,從未妥協。

斯托得後來為自己濫用主席的權力向鍾馬田道歉。可惜,傷害已經造成。大會本來要談福音派的合一,沒想到反在福音派之間劃下了鴻溝。

 

近年來宗派之整合

 

基督徒都認同,基督的教會應該只有一個。在英文裡,那就是大寫的C開頭的Church,或稱為大公教會。不過,在2,000年的歷史中,因為各種因素,基督的教會四分五裂。

基督的教會應該合一,這是聖經的教導,是理所當然的。所以,歷史上信徒多次努力,想整合分裂的教會。下列是最近兩三年內,比較受矚目的幾項努力:

1. 2013年,梵蒂岡與路德會世界聯盟(Lutheran World Federation),共同發表了文件《從衝突到交往》(From Conflict to Communion)。文件聚焦於過去50年來的對話,而不是5個世紀的抗爭。(參《美國福音路德會批准與天主教認同的文件》。編註)

2. 2016年美國福音路德會(Evangelical Lutheran Church of America)在紐奧爾良召開全美大會。與會者以931票對9票的壓倒性多數,通過《途中的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Way: Church, Ministry and Eucharist,又譯為《在路上的宣告:教會、聖工與聖餐》。編註)。

在大會通過這個宣言後,福音路德會的執行主教伊麗莎白•伊頓(Elizabeth A. Eaton)宣佈:“我們雖然還沒有達致合一,但是我們已經走在合一的路途上。《途中的宣言》幫助我們更加體認與我們的天主教夥伴合一,更與所有的基督徒合一。”

500年前,馬丁•路德在威登堡教堂前,張貼了《九十五條論綱》,是他與天主教辯論的95條。而《途中的宣言》,則包含了32條“同意的條文”,即,在某些方面,路德會與天主教已經觀點一致。這些條文也獲天主教美國主教會的“基督教與其他宗教事務委員會”的肯定。

3. 2016年3月,蘇格蘭教會(長老會)全體會員大會,通過一項決議,即,與英格蘭教會(聖公會)互領聖餐、共同宣教。稱為哥倫巴宣言(Columba Declaration)。

4. 2016年2月中旬,羅馬天主教的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訪問墨西哥。俄羅斯正教的主教長克里(Patriarch Kirill),也在同一時間訪問拉丁美洲國家。2月12日,他們於古巴的哈瓦那國際機場會面。

這是自1054年,東西方教會領袖分裂之後,近千年來,羅馬公教的教宗與俄羅斯正教的主教長首次會面。(參《羅馬天主教教宗與俄羅斯正教主教長在古巴相會》。編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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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16年10月31日(路德改教紀念日),教宗訪問瑞典,主持與路德會共同的崇拜儀式,在崇拜中使用了一個天主教與路德會的“共同禱告儀式指南”(Common PrayerFrom Conflict to Communion,編註,正式開始一年之久的改教500週年紀念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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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在細節當中

 

在教會歷史上,為信仰差異尋求和解的,除了鍾馬田與斯托得在1966年的會議以外,最有名的是1529年,馬丁•路德與慈運理(Ulrich Zwingli, 1484-1531。又譯茨溫利。編註)的馬爾堡對話(Marburg Colloquy)。

在1517年馬丁•路德張貼95條論綱之後不久,慈運理也在瑞士蘇黎世,開始改教運動。不過,慈運理是在政治層面推行。他的神學觀念,是與瑞士弟兄會的同僚共同發展出來的。

1524年,馬丁•路德在威登堡的原同事卡爾斯塔(Andreas Karlstadt),寫了3份文件,否定基督在聖餐的餅杯中同在。慈運理看後,認同這種看法。路德則堅決反對。

慈運理認為,聖餐只是象徵性地代表最後的晚餐。對此,路德著文強烈地表示:“基督的話——‘這是我的身體’,迄今堅定地與狂熱分子對立。”

德國黑森的菲利親王(Prince Philip of Hesse),希望新教各派能成立聯盟,於是邀請馬丁•路德和慈運理到馬爾堡(Marburg)會面,討論彼此的分歧。這次的見面即稱為“馬爾堡對話”。

從1529年10月1日進行到3日,他們對話的結論寫成15條馬爾堡信念。雙方對其中14條達成共識,但是對第15條,基督與聖餐餅杯的問題,無法一致。據說最後,路德告訴慈運理,“你我不屬同一聖靈”,然後離開。

這是他們最後一次見面。兩年之後,慈運理在蘇黎世被天主教軍隊突襲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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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有諺語:“魔鬼在細節當中。”(The devil is in the details.)這個比方用在這裡,不知道是否合宜,但是,在教會歷史上,確實有不少次,雖然雙方有心合作,卻總因最後的細節,被魔鬼阻擋,無法達成合一。

路德與慈運理,鍾馬田與斯托得,就是兩個例子。雙方都是受敬重的教會領袖,卻因為堅持細節(自認為真理),不能與弟兄達成合一、彼此尊重。

 

著還有時間,去和好吧

 

面對信仰,我們是應堅持原則,還是彼此包容?是一切都堅持原則呢,還是無論如何都彼此包容?有沒有一條清楚的界限?

現今我們常常在教會裡“堅持原則”,絲毫不妥協。我們輕易就認為自己是對的,我們的看法就是原則。

馬丁•路德堅持認為,基督在聖禮的餅杯中同在,因為聖經教導:基督在被賣的那一晚,拿起餅來,祝謝了,就掰開,說,這是我的身體。既然基督自己說,這是我的身體,我們豈可像慈運理那樣,說這只是象徵?

馬丁•路德認為這是原則問題,是不可妥協的。基督既然說是祂的身體,我們怎麼可以說不是呢?所以,路德堅持自己的意見是有原因的。從這個角度來看,他不能接受慈運理的說法,也是合理的。

不過,主耶穌也說過,祂是葡萄樹,我們是枝子。難道主耶穌真是葡萄樹嗎?當然不是。所以,當主耶穌講祂是葡萄樹的時候,只是一種象徵。如此,慈運理也是有道理的。我們怎麼知道主在最後晚餐時,不是使用了象徵的說法呢?

本文的主旨不是釋經,而是討論,我們對自己的認知應該堅持到什麼程度?我們認為是原則性的問題,固然該堅持,但是,我們至少該有些雅量聆聽別人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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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前,我到俄羅斯培訓。剛好遇上復活節,弟兄帶我去“參觀”一個東正教教堂的復活節崇拜儀式。

那位東正教的神父講基督的復活。他說,基督的復活,絕對不是書本上說說而已,而是又真又活的身體復活。我聽到這句話,不得不說,他當然是我的弟兄。他相信基督的復活,我怎麼不承認他是弟兄呢?

基督的教會應該是合一的,但是我們因為各種“原則問題”,而無法合一(至少形式上無法合一)。

筆者的看法是,我們盡量將信仰上不可妥協的“原則”減少,只保留核心的部份(三位一體,基督代死,因信稱義等等)。不要因為非核心的差異,而將弟兄看作路人。(參《這是教會的立場──談教會如何避免神學之爭》/林祥源 》。編註)

我們需要學習包容。即使我們不能在宗派上合一,至少要在靈裡,彼此承認是弟兄。

馬丁•路德堅持原則,卻失去了慈運理這位好弟兄、好戰友。斯托得堅持原則,也因此失去了鍾馬田。

我想,當我們在基督台前站立的那天,主耶穌說不定叫那個我最看不順眼的弟兄站在我的旁邊,看我如何與他相處。就好像馬丁•路德可能要站在慈運理的旁邊,斯托得要站在鍾馬田的旁邊那樣。

與其到那天,還不如趁著有時間,去跟弟兄和好吧!

 

作者現居加州橙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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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的溫度——解讀電影《血戰鋼鋸嶺》(王星然)2016.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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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按】2016年12月12日,《血戰鋼鋸嶺》(Hacksaw Ridge,又譯《鋼鐵英雄》)獲第74屆金球獎(74rd Golden Globe Awards)之最佳導演、最佳影片(戲劇類)與最佳男主角(戲劇類)三項提名。

金球獎是為表彰每年出色的電影與電視劇所設。被稱為同年二月下旬頒發之奧斯卡金像獎的“風向球”。顯然,《血戰鋼鋸嶺》除了信仰故事感人外,在專業與藝術層面上,也受到相當的肯定。

此獎將於2017年1月8日揭曉,在洛杉磯的比佛利希爾頓酒店(The Beverly Hilton)舉行頒獎典禮。

 

王星然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言與思專欄2016.12.14

 

這絕對是比第二次世界大戰還要難打的一場仗!

在一個充滿偏見和歧視的環境裡,堅持信仰,不畏懼世人的嘲笑和凌辱,原諒那些錯待自己的人,以行動來展示其信仰的普世價值,至終顯明其有益於人類福祉。

這是基督的故事,也應該是基督徒的故事。

2016威尼斯影展的開幕大片《血戰鋼鋸嶺》,發人深省,而且它是真人真事搬上銀幕!

然而千載難逢的素材,尚需一流大廚的精心調味烹煮,才能端上一盤令人回味無窮的佳餚。所幸梅導(梅爾•吉勃遜Mel Colm-Cille Gerard Gibson)沒有辜負它的深度和精彩。

好萊塢一向不乏反思社會歧視的題材:階級、種族、女權、同志……等議題,都是大熱門,但卻鮮有主流電影觸及對於宗教信仰的偏見議題。

這些年,雖有教會人士投資小成本電影,如《上帝未死》(God's Not Dead)及其續集,以美國校園為背景,討論宗教歧視,但仍屬同溫層互相取暖之流,在教會動員下,雖票房不差,卻難以打入主流影展,更遑論獲得異溫層的廣泛關注。

 

偏執,還是歧視?

 

“我不認為他這個堅持和信仰有什麼關係,這純粹是孬種行徑!"

“杜斯下士不相信暴力,他甚至没膽碰武器,所以我提醒你們,如果在戰場上遭遇危險,別指望杜斯會來救你,他那時候肯定是忙於跟自我良心交戰,無暇幫你。"

這是軍中同袍,對電影主人公戴斯蒙‧杜斯(Desmond Doss)的激烈反應!杜斯為了堅持相信不拿槍上戰場,而遭非議,弟兄們認定他是膽小軟弱,時常暴力欺凌他。杜斯甚至因為不拿槍而成“抗命罪”,面臨軍法審判,他必須為自己的信仰在軍事法庭上辯護!

這題材太有梗了!當服事上帝和報效國家引發衝突、當個人信仰自由和社會責任產生矛盾時,在醫治與殺戮、愛與恨之間,我們的選擇是什麼?是堅持?還是放棄?從善如流?或各退一步?

這讓我想起幾年前美國Kim Davis事件。Davis女士任職政府,因著個人信仰的緣故,拒發同性結婚證書,而且堅持不辭職,隨後她因抗命而鋃鐺入獄,法律畢竟不是空空的配劍!當然,這個事件最簡單的解決方法,就是辭職!

Kim Davis事件爆發時,許多基督徒批評她,上帝國和地上國傻傻分不清,何不乾脆辭職?既然要堅持信仰,就不要擔任公職,別讓大家都為難!

罵聲中,我看到D. A. Carson的一個評論:在加爾文《基督教要義》第4卷中提到“執法官員為防止他人犯罪得罪上帝,可以抗命。”Davis自陳不想因執行錯誤的法律,造成他人犯罪,頗符合這樣的神學論述。

(只是,Davis為何專挑同性婚姻下手?她為何不阻止異性離婚的再婚?這值得討論,但我不想把話題扯得這麼遠)。

再舉一例,執業醫生可以因著堅持信仰,而拒絕進行墮胎手術嗎?如果有一天,政府立法強制他必須如此做,否則吊銷執照,那該怎麼辦?除了退出醫生這一行,他有別的出路麼?

如果基督徒在職場上,只要發現不合真理的地方,就選擇辭職、閉嘴、退縮……把各個領域的話語權拱手讓給世界,這將不僅失去在各行各業為主作見證的機會,還可能會任憑社會走向更敗壞的地步,使傳福音的環境變得更困難。

Carson指出,基督徒若在各領域不斷地退縮,最終定將無可避免地變成一個類似阿米緒(Amish)或昆蘭團體那樣封閉的社群,與世隔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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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法的難題

 

在信仰上堅持不退讓的杜斯,被曉以大義:只要他自願退役,軍法可網開一面,他不必因抗命而坐牢。連未婚妻也展開溫柔攻勢,企圖說服他回心轉意。

可是,杜斯偏偏選擇了一條讓他自己、讓部隊、讓長官、讓法庭、讓女友都為難的路:頑固的他既要從軍報國,又要持守信仰不帶槍不殺人,為了這個堅持,即使坐牢在所不惜!

梅導厲害之處,是讓觀影的人進入杜斯的角色,迫使我們思考困境:如果換做自己在那樣的處境下,會如何作選擇?這種自找的牢獄之災值得嗎?這是忠於真理?還是愚昧地自找罪受?

對於國家權柄這個命題,基督徒要如何解讀以下兩種看似相悖的聖經教導呢?

 《羅馬書》13章1節:“在上有權柄的,人人當順服他"。

 《使徒行傳》5章29節:“順從上帝,不順從人,是應當的"。

顯然,這不是一個容易回答的問題。

電影的解套方案是,讓杜斯既不背棄信仰,也不違反國家法律。因為,美國憲法保障人民宗教自由,而憲法大於軍法。

當年清教徒為避信仰迫害,而在美洲大陸上建立一個信仰自由的國度,這個偉大的異象,後人必須堅持。因此軍事法庭最終宣判杜斯得以堅持他的信仰上戰場,成為醫務兵,但不得用槍自保。

杜斯是基督復臨安息日會的背景。雖然他不拿槍的神學依據很值得再考慮,但這是另一個大題目,不在本文的討論範圍之內。

杜斯的堅持固然是受到十誡“不可殺人”的影響,但其對幼年曾拿磚頭誤傷兄弟,以及為了保護母親免於家暴,在搶奪父親手上的槍時,差點扣下板機而深自後悔……這些都是塑造他個人信仰及良心的因素,不完全是其安息日會的神學背景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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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死的信心

 

電影後半段,我們看到杜斯參與了二次世界大戰最慘烈的沖繩島之役,這一幕戲拍得驚心動魄,被譽為是繼《搶救雷恩大兵》(Saving Private Ryan)後、最上檔次的戰爭場景。

戰爭的本質就是殺戳,但杜斯上戰場卻是為了“救人",在不發一顆子彈,不傷一條性命之下,奮勇救出75位同袍,成為美國歷史上首位獲得最高榮譽勳章的反戰人士。

信心炙熱的溫度,穿越了同溫層的細胞壁,化開了冰封的偏見與歧視。

那些最初霸凌他的同袍和長官們,紛紛向杜斯道歉,與他和好。甚至其後在部隊執行任務前,必須先等杜斯禱告完畢才行動。也許有人會認為這一段拍得太煽情,太灑狗血……但我去研究了相關文獻,實情確是如此。(

生死一線間的戰場上,不拿槍比拿槍所付上的代價更高,杜斯的信仰經歷了非凡的考驗和試煉,終顯出其可貴的價值。

信心若沒有行為就是死的”(《雅各書》2:17),而《血戰鋼鋸嶺》所堅持的信仰,卻活生生地照亮那充滿了死亡和殺戮氣息的戰場!

 

註:

杜斯真實的英雄事蹟,可能遠比電影選拍的更令人難以置信!

我讀到一段史料,說到杜斯的腿部曾被手榴彈碎片擊中,醫護兵卻在搬運他的過程中,受到日本坦克的攻擊而嚴重受傷。沒想到杜斯立刻翻身下了擔架,為他急救,並且堅持他人先送這名醫護兵回去。

這個救人的代價是高的——隨後杜斯又被槍射中手臂,造成複雜性骨折,他卻用來福槍給自己的骨折處做了一個固定的支架,然後勉強爬行了300碼,自行返回醫護站……

梅導說,他沒有拍出這段史實,因為實在太誇張,大概沒人會相信。

 

後記:飾演杜斯的,是曾演過蜘蛛俠(Spider-Man)的安德魯·加菲爾德(Andrew Garfield)。他是一位值得發掘的新生代實力演員。

在此片中,他將本就看起來很geek的偏執形象,詮釋得可圈可點。梅導的選角,深具說服力。加菲爾德還在大導演Martin Scorsese的史詩巨片《沉默》裡挑大樑,出演調查叛教事件的天主教神父。

預測他將是2017年奧斯卡奬的一匹黑馬。

 

作者為教會長老,任職於密西根州政府IT部門,目前服事重心為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校園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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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會中傳銷,管不管?(亞伯蘭)2016.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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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伯蘭

本文原刊於《舉目》80官網2016.11.30

 

做生意不是壞事,很多敬虔愛主的基督徒,誠誠實實地做買賣,負責任地照顧客戶的需要,並不唯利是圖。口碑好,生意越來越好。這些基督徒亦拿出收入的十分之一作奉獻,有的甚至超過十一,來支持其他宣教或慈善的工作。這實在是美事。

不過,我們這裡要討論一個問題,就是如何看待及管理在教會裡面進行的傳銷(又稱“直銷”,編註)活動。有人說沒問題,有人說不可以,有人說隻眼開、隻眼閉,不需要太過緊張。真是眾說紛紜。

 

為何如此具爭議性?

為什麼在教會裡面的傳銷活動會如此具爭議性呢?我想原因有以下幾個:

第一,教會是敬拜上帝的聖所,亦是傳福音及栽培靈命的地方,不應用來謀取金錢、利益。聖經不是說“你們不能又事奉上帝,又事奉瑪門”(參《路》16:13)嗎?

第二,弟兄姊妹之間的關係,應建立在“互助互愛”此單純的基礎上。對一個人好,關心他,純粹是因為基督之愛的激勵與榜樣,不是想在他身上做成一筆生意。若有謀利的企圖,基督徒彼此的關係一定會變形及變質,後患無窮。

第三,若傳銷的形態是傳銷(multi-level marketing,俗稱“老鼠會”),並利用基督徒之間的“互信”和“網絡”達到傳銷目的,情況將會變得非常可怕。“愛的網絡”,會轉化成為“傳銷的網絡”。

很多慕道朋友是因為厭倦社會裡面的利慾熏心,才走進教會裡面,追求心靈的潔淨及人際的單純互動。結果進來之後發現,教會與社會沒有什麼兩樣,都是為著利益而故弄玄虛、你爭我奪、甜話和大話一大堆……這叫人怎麼能在此環境中遇見基督、相信基督?

第四,在買賣的過程中,可能買的一方有誠意,賣的一方亦誠實。但交易完成後,買的一方(或被服務的一方),常覺得不滿意(不是價格太高,就是服務不足,有時甚至覺得被騙)。然而因為是“弟兄姊妹”,再加上當時真的是“你情我願”,所以就不敢,亦不好意思向售方說好說歹。當一肚子全是悶氣時,很可能找其他會友“透透氣”。

“透氣”很容易變成閒言、謠言。事非不脛而走,終必走到賣方的耳中。賣方即感到買方在後面惡言中傷、破壞別人聲譽,很可能立刻發動戰爭,弄得天下大亂,最後兩敗俱傷。教會的見證亦受到很大的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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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教會的幾個建議

以上所提說的,並不是個別事件,而是教會中常見到的現象。所以教會的牧師、長老、執事,在此等事上應特別注意,免得仇敵撒但趁此機會攻擊教會。在這裡我們提出幾個建議,供教會參考:

一、教會存在的目的,是敬拜真神、傳揚福音、造就門徒、信徒相互幫助。我們要竭力保守此純一目的,不要讓其他目的或企圖使這目標變質。

二、若你是“賣”的一方(無論你所賣的是物資或是服務),雖然你是誠實的生意人,心中亦是想幫弟兄姊妹買到優質的產品及服務,但都不宜主動向會友或慕道朋友招攬生意,免得他們對我們的愛心與熱誠有所誤解。

如果你還是教會領袖(牧師、師母、長老、長老夫人、執事、執事夫人、主日學老師、小組長等),更應特別小心。因為這樣的人,多多少少會被視為教會中有“權”的人,因此更應盡量避免被人誤會“以權謀私”。

如果是弟兄姊妹(買方)主動找你購買物資或服務,那就另當別論。賣方可酌情低調運作,不可藉此在教會中作宣傳,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

三、傳銷/直銷活動,是建立在人際關係的網絡上的。傳銷公司教你的第一件事,就是向自己的家人、親戚、朋友、同事等推銷產品。為什麼?因為這些關係中,已有一些先存的“互信”元素,生意比較客易做成功。如果教會中出現傳銷,那麼信徒之先存互信的關係,立刻就會變質,變成得利的門徑。

因為可見到那即時的利潤,傳銷網絡會變得越來越大。再加上什麼人都可以做:有正職的可以做,沒正職的也可以做;上班的可以做,家庭主婦亦可以做;教授可以做,學生也可以做……一下子整間教會都熱起來,全民下海。

這樣一來,教會的屬靈生態會大大改變。每個新朋友、每個新關係,都可能成為傳銷/直銷的機會。但對於新朋友,一旦發現教會的人對他好,背後的目的是在他身上做成一筆生意,或邀請他入會成為下線,那麼無論他信主、未信主,都必定卻步,不敢亦不想加入這樣的教會。褔音的工作必受到負面的影響,基督的名亦必受到虧損。

 

結語

一、從事傳銷/直銷的弟兄姊妹要小心,不要利用肢體間的關係作為傳銷活動的平台,例如請弟兄姊妹到家吃飯,飯後即開始推介產品及服務,等等。

二、傳銷的弟兄姊妹不要主動地向其他肢體推銷自己的產品或服務。如果有人聽聞你的產品很好、服務很好,想向你索取名片或資料,那麼你可以告訴他,可以在別的時間、別的地方,談你的產品或服務。教會應是敬拜上帝及信徒單純相交的地方。

三、傳銷活動容易與教會的人際網絡交錯重疊,因此無論產品及服務多好,都會使弟兄姊妹之間的關係變質,信徒之間的互愛互信也受到虧損。為此緣故,教會應按“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處。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林前》10:23)的原則,勸喻弟兄姊妹,在教會內,在弟兄姊妹之間,不要參予傳銷活動。

 

作者畢業自韋敏斯特神學院(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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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做“飛屍”——文化智商與福音使命(鍾興政)2016.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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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興政

本文原刊於《舉目》79期和官網2016.11.16

 

【編按】本文整合自下列文章:

1. 文化智商與基督特質 

2. 從印度裔執行長反思文化智商

3. 呼喚高文化智商 

4. 華人教會的文化智商 

 

近年除了IQ、EQ之外,文化智商(Culture Intelligence,簡稱CQ)被視為全球化時代的必備能力。文化智商強調對於不同文化的“理解力”與“適應力”。

文化智商為什麼這麼重要呢?基督徒需要瞭解文化智商嗎?基督徒領袖可以從文化智商來思考,如何調整傳福音的策略嗎?本文希望就此做一些初步的探討。

維基百科對文化智商有以下的介紹:

“文化智商(簡稱CQ)被用於商業、教育、政府和學術研究。文化智商可以被定義為一種對跨文化的理解和有效的工作能力。”(註1)

 

跨文化與美國大學

“跨文化”是文化智商中很重要的觀念。“跨文化”也是現在很流行的詞。

舉例來說,現今美國大學教育很強調“跨文化”的元素。我家有3個孩子,在2010年到2015年之間申請大學。這段期間,許多大學寄來精美簡介,幾乎每所大學都強調其學生具種族多元性、國際學生的比例適中,以及課程設計裡有國際交換學習等。

另一方面,申請大學的學生,包括我家的孩子,也得“跟上潮流”。申請履歷和論文中,總要強調自己擁有國際視野和寬廣的世界觀,最好再附上出國當過志工的經歷。

 

跨文化與職場工作

“跨文化”的觀念,不只影響美國的大學教育,也影響了職場。

“跨文化”能力,近年成了美國公司中,員工是否可以升任主管的重要條件,特別是擁有國際市場的公司。

公司考慮是否要升任某人成為主管時,很自然會考慮他(她)能不能和公司中不同國籍、不同種族、不同文化的客戶、同事相處,能否精確理解他人所要表達的,並能適切地回應,做出正確的決策。

 

印度裔出任世界級的執行長

2014年2月,微軟的執行長一職,由印度裔的納德拉(Satya Nadella, 1967-)擔任,引起科技業注目。許多華人納悶,為什麼美國公司裡印度人主管的比例,要高過我們華人許多(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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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在跨國公司,印度裔擔任高階主管的比例相當高(註3)。對此,2014年2月美國《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有專題討論,題目是《為何中國無法對外輸出世界級的執行長?》(Why China Doesn’t Export World-Class CEOs?) (註4)。

文中指出,不僅是微軟(Microsoft)的執行長,而且百事可樂(PepsiCo Inc.)總裁、萬事達信用卡(MasterCard Inc.)總裁,和德意志銀行(Deutsche Bank AG)總裁,都是印度裔出任。

為了研究這個問題,我做了一個簡單的問卷調查。我找了一些美國朋友,他們是從事科技、醫生和牧師等行業的。

我有些訝異:他們不約而同地說出和《華爾街日報》相同的結論,即:印度裔在英文和熟悉西方主流文化這兩方面,遠勝過華裔的菁英。換句話說,印度裔菁英的文化智商,較我們華裔的文化智商要高出許多。

良好的英文聽說讀寫能力很重要,但擁有良好的英文能力不代表擁有“跨文化”的能力。進一步,“跨文化”的能力很重要,但是單單有“跨文化”的能力,並不代表文化智商高。有趣的是,從另外一方面來看,文化智商高的人,通常擁有較高的“跨文化”能力,同時也具有良好的英文能力。

 

什麼是高文化智商?

倫敦非營利機構Common Purpose的創辦人,也是《文化智商》一書的作者之一米德爾頓(Julia Middleton),說:

“文化智商是指跨越界線,並且在不同文化中茁壯發展的能力。這是從我爸爸的經驗中獲得的想法。

“他因工作常常飛國外,他發現飛機上載滿領導人,其中大多數人,因為到過許多地方,就自認很有國際觀。我爸爸把他們叫做‘飛屍’(flying dead),也就是說他們根本不瞭解自己所到的地方,只會用飛行里程數,來量化文化智商。”

那麼誰擁有較高的文化智商呢?一項有趣的發現是:學歷高、經歷好、教會服事多,並不表示人的文化智商一定高。

立維摩(David Livermore)是文化智商專家,曾任教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他提出從以下4個層面來提升文化智商:文化智商驅使力(CQ Drive)、文化智商知識(CQ Knowledge)、文化智商策略(CQ Strategy)和文化智商行動(CQ Action)。

他的研究,可以幫助我們基督徒增加傳福音的能力。

‧文化智商驅使力,是適應跨文化的濃厚興趣和動力。

‧文化智商知識,是對文化相似性與差異性的知識和理解能力。

‧文化智商策略,是在瞭解文化的基礎上,有意識的規劃能力。

‧文化智商行動,是在面對不同文化時,何時採納或不採納該文化的行動能力。

 

更多放棄原有的文化?

較高的文化智商,是否表示要更多放棄自己原有的文化?

很多人注意到,印度裔並非完全西化、不保留印度文化。我們可以從他們的宗教、語言、衣著、飲食和家庭生活等等,清楚看見印度裔保留了許多自己的文化。

可見,較高的文化智商,並不意味要完全放棄自己的文化。相反的,保留自己文化中的核心部分,對非核心部分保持彈性,乃是較高的文化智商的特點。

 

核心與非核心的文化部分

米德爾頓給出了“核心文化部分”(Core)和“非核心文化部分”(Flex)的定義。核心文化部分,是指不能改變,或是不易改變的文化特質(見圖)。這可能是人衣食住行的生活中,根深蒂固的部分。

至於非核心文化部分,則是可以改變,或是人願意選擇去改變的。

 

值得信任與深具彈性

米德爾頓提出兩種極端不同文化智商的人格特質(見圖)。bh79-19-8306-%e5%9c%963-%e6%a0%b8%e5%bf%83%e6%96%87%e5%8c%96core%e8%88%87%e9%9d%9e%e6%a0%b8%e5%bf%83%e6%96%87%e5%8c%96flex

一端是核心文化部分非常大,非核心文化部分極少,甚而幾乎沒有的人。

米德爾頓舉例她的祖父母親,就屬於這類型。他們住在英國鄉村,習慣於自己的生活模式。飲食、起居和思想都是固定的型態,鮮少能接受新的文化事物。

相對的,另一端,是核心文化部分非常小、非核心文化部分非常大的人。他們可以任意接受,或隨時加入外來的文化。

米德爾頓說,許多推銷人員就是這樣的人。充滿了彈性,幾乎沒有底線地接受新的事物。因為他們太有彈性,以至於無法令人信任;他們今天接受的事情,到了明天就可能改變。不能算是高文化智商。

身為華人基督徒,如果要向其他族裔、文化宣教,需要有高文化智商,即同時兼顧“值得信任”(Trustworthy))和“深具彈性”(Flexibility)這兩種特質。

我們要學習如何增加我們的非核心文化部分,設法接納宣教對象的核心文化部分。如此,我們和對方深入探討福音本質時,不會因為無法互相信任,而產生太大的障礙。

 

從瞭解自己特質開始

如果問華人教會普遍的文化智商如何?一般的觀察,華人教會的值得信任程度較高,但是彈性特質較低;核心文化部分很高,非核心文化部分較低。

舉例來說,華人教會以華語為主要語言,不習慣使用其他語言;習慣吃中國食物,對其他食物接受度較低;華人信徒歡迎其他種族文化的人加入華人教會,但自己搬到新的環境時,仍不習慣參加其他文化的教會。

 

首先注重傳福音給華人

這樣的特質,有什麼優、缺點?華人教會應該怎麼發揮特質中的優點?

華人教會的值得信任程度較高,即是會用心保守核心文化,核心價值觀不會隨意改變。換句話說,華人不容易信耶穌,但是信主之後,比較能持守信仰。

華人基督徒不太主動接觸其他種族文化的未信主之人,但是很樂意去接觸未信主的華人。這是一個有趣的特點,卻也符合傳福音要傳遍地極的大使命。因為華人佔世界人口的1/4,說華語族群是世界最大的種族文化群體。

傳福音給華人深具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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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智商驅使力幫我們跨出第一步

如何才能向“非華人”傳福音呢?我們不習慣,也不知道怎麼開始。大部分的華人基督徒都不會說:“我們不想傳福音給其他種族文化的人。”然而要跨出第一步,似乎太困難。

這表示,我們華人向其他種族文化的人傳福音的文化智商驅動力較低。文化智商驅使力就是適應跨文化的興趣和動力。換句話說,我們華人對跨文化沒有很高的興趣和原發性的動力。

這是一種天生比較被動的特質。不過,有這樣的特質,我們也不必太悲觀。從正面的角度想,這表示我們有很大的進步空間。特別是在非核心文化部分,我們華人教會可以進行一些嘗試。

怎麼做呢?我們可以這麼調整福音策略:

1. 增進容易提高的文化智商知識(CQ Knowledge)。

2. 給予自己小小的文化智商驅使力(CQ Drive)。

3. 擬出簡易的文化智商策略(CQ Strategy)。

4. 執行可行的、具體的文化智商行動(CQ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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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跨出一小步開始舉例來說,若是海外的華人教會想跟柬埔寨人傳福音,可以這樣開始:

去柬埔寨餐館吃飯;到柬埔寨人開的理髮店剪髮;去柬埔寨超市買東西;上網看與柬埔寨相關的影片、學3-5句柬埔寨問候語,和10個柬埔寨單字發音等。

在文化智商驅使力和文化智商知識方面做出努力之後,我們可以繼而有文化智商策略和文化智商行動。例如:

‧和柬埔寨的高中生、大學生接觸,建立關係,然後向他們及其家人傳福音(策略);邀請柬埔寨的高中生和大學生,參加我們孩子主辦的派對(行動)。

‧在派對中,告訴前來的柬埔寨的學生,我們對柬埔寨的文化有興趣,並講述我們去餐廳、理髮店和超市的經歷(行動)。

‧邀請他們到教會,參加我們的新朋友聚會。在聚會的房間,佈置柬埔寨的國旗、柬埔寨的地圖海報,和柬埔寨語的“歡迎你”大字報(策略+行動)。

‧學習柬埔寨語的“你好嗎?”,真心問候他們(行動)。

‧去柬埔寨的超市買柬埔寨的點心,或請會做柬埔寨點心的弟兄姊妹幫忙做(行動)。

邀請他們下一次再來參加團契活動(策略+行動)。

 

看見每個腳步留下痕跡

瞭解我們華人教會的文化智商,對於華人教會傳福音是非常重要的,正如定期的身體檢查,之於人的身體健康:

當身體健康檢查報告出來時,醫生可以對病人做出最好,也最貼切的建議——不論是食物的攝取、營養的補充,或是運動量。

同樣的,有了對華人教會的文化智商的基本瞭解,我們可以擬出最好的文化智商策略,然後調整我們的行為,把資源和時間,運用到最好、最需要,也最貼切的福音行動上。

換句話說,瞭解我們華人教會的文化智商,可以近一步幫助我們華人教會三方面的工作:瞭解自己傳福音的特質,發揮自己傳福音的優點,尋求傳福音的進步空間。

擬定傳福音策略和行動之前,需要先調整我們的文化智商驅使力和文化智商知識。改變文化智商的原則,是小而美。

文化智商的進步不可能一步登天。文化的養成需經年累月,同樣的,文化智商的進步也要慢慢進行。我們只要跨出改變文化智商的一小步,在傳福音的事工上,就可以有很大的突破。一次一小步,即可以看見每一個腳步所留下的痕跡。

 

註:

1.https://en.wikipedia.org/wiki/Cultural_intelligence 2015/6/17.

2.《印度人已統治矽谷:三分之一公司由印度裔領導》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1012664-1.shtml

3. “Why Microsoft and Everyone Else Loves Indians CEOs”,

https://www.bloomberg.com/view/articles/2014-02-05/why-microsoft-and-everyone-else-loves-indian-ceos.

4. “Why China Doesn’t Export World-Class CEOs?”

http://www.wsj.com/articles/SB10001424052702303532704579478541556310068

 

 

作者現任麻州羅威爾華人聖經教會華語堂牧師。

回應:與同工一起選擇福音群體,商量如何有效提高文化智商驅使力和文化智商知識,再具體計劃一個短期的文化智商策略和文化智商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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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戀城市的歡愉(趙晨星)2016.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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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晨星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2016.10.28

 

(一)

總有一絲絲期待,希望旅行到一個別具一格的城市或鄉鎮。然而無論是在江南,或是往西域去,到處都像一個模子裡刻出來的。我陷入苦惱——我若尋找繁華、便捷,大可去一線城市旅行,何苦來深山老林尋找?

我不太習慣沒有商廈、不乾淨便捷的生活。結果是,我渴望深山的美景被商業化,又厭惡商業化。我貪戀著城市的種種歡愉,又渴慕著人跡罕至的風景……

矛盾下,衍生出一種自我懷疑——我是否太過嬌慣?是否嫌貧愛富?……在種種自我控告下,我雖然明知因信稱義,可就是無法原諒自己的老我和悖逆。我陷入痛苦之中。

一週前阿信老師寄來了他的大作《用生命愛中國——柏格理傳》。卷首寫著:主愛同在,同做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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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讀此書,內心震蕩:

一是感動。當我讀到,柏格理被彝族土目毒打,幾乎要死時,我滿眼是淚。讀到頁末,柏格理因照顧傷寒病人而不幸染病將要離世時,我亦久久停留在此頁,不願翻下去。

二是驚恐。為何不受激勵,反倒驚恐呢?因為我在掙扎、在思考。

聖經裡有一個經典的故事。有一個人跑來,跪在耶穌面前,問祂:“良善的夫子,我當做什麼事才能承受永生?”

耶穌對他說:“你為什麼稱我是良善的?除了上帝一位之外,再沒有良善的。誡命你是曉得的:不可殺人;不可姦淫;不可偷盜;不可作假見證;不可虧負夫人;當孝敬父母。”

他對耶穌說:“夫子,這一切我從小都遵守了。”耶穌看著他,就愛他,對他說:“你還缺少一件:去變賣你所有的,分給窮人,就必有財寶在天上;你還要來跟從我。”他聽見這話,臉上就變了色,憂憂愁愁地走了,因為他的產業很多。

耶穌周圍一看,對門徒說:“有錢財的人進上帝的國是何等地難哪!”(參《可》10:17-23)

我沒財寶,但我貪戀著城市,貪戀著愜意的日子,貪戀著侃侃而談的快感。我喜歡呆在大城市裡,因為交通便捷,凌晨都有夜班車;因為乾淨的、規劃整齊的街道;因為更為開放的教育和文化交流……

我幾乎斷不掉這份貪戀,所以驚恐。我根本做不到像柏格理這樣,全然地犧牲,將自己奉獻出去。

因為驚恐,所以憤怒,我問上帝為什麼要讓我面對這樣的抉擇?為什麼我不能做個普普通通的基督徒,只要聚會、十一奉獻就好了呢?

我知因信稱義,也知信心若沒有行為就是死的。但行為要達到怎樣的標準,才叫信心是活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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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讀《柏格理傳》時,正值我將去雲南短宣。(編註)

我一直在想一個無聊的問題:這趟短宣去雲南深山裡,如果那裡的廁所只是一個坑,我該怎麼辦?我幾乎無法想像那樣的場景!我又問自己:這趟短宣,我是在體驗生活嗎?那我體驗生活要到幾時呢?

一週後,我外出旅行散心。

在桃花潭鎮上找廁所,街道上十里惡臭,濃濃的尿騷味飄來,就順著這惡臭找到了廁所。進去後,發黃的瓷磚牆壁,四處糞便,蛆蟲們又白又大,在地上蠕動著。吸進一口氣,好像糞便塞滿了胸腔和肺……幾乎是場噩夢。

就在這樣的狀況下,我想,如果宣教的日子要這樣過,那我還有勇氣繼續前進嗎?談奉獻,談犧牲,談神學,談永生之道,談得倒是頭頭是道,最後卻止於廁所門口嗎?

這麼一想,我反倒靜下心上完廁所。一旦選擇面對,反而沒有那麼難了。

請允許我繼續講完年輕財主的故事,因為我也深知犧牲是何等的艱難:

門徒對祂(耶穌)的話感到驚訝。耶穌又對他們說:“小子,倚靠錢財的人進上帝的國是何等的難哪!駱駝穿過針的眼,比財主進上帝的國還容易呢。”門徒就分外驚訝,對祂說:“這樣誰能得救呢?”耶穌看著他們,說:“在人是不能,在上帝卻不然,因為上帝凡事都能。”(參《可》10:2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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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這段時間,流行山下英子的《斷捨離》。書中所講捨棄、離開的,是生活的種種瑣碎。

而我們心中,總有一些東西是捨不掉的——即使我意識到這一點,我也只會說“這是我的軟弱”,卻仍不捨棄。所以,一個真正的基督徒的生活並不普通,必須每天都帶著為主殉道、犧牲的決心。

 

編註:參作者另一篇文章:《往哪兒走?(趙晨星)

 

作者研究基督教與西方文學,寫有趣的嚴肅文學、實驗小說、神本主義詩歌。立志用文字服事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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