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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 (黃奕明)2017.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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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奕明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言與思專欄2017.01.02

 

“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第一次出現,是在台灣1990年的飲料廣告中。唱這首廣告主題曲《喜歡有什麼不可以》的歌手李明依,因此知名度大增!

“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也成了最能代表青少年的一句話。這句話不僅僅是對權威的抗議,也反映出一種叛逆的精神,就是道德相對主義所主張的:“不存在倫理道德的普遍標準。道德價值只適用於特定文化邊界內,或個人選擇的前後關係。”

這也是後現代社會所主張的“多元價值、並行不悖”,不再有放諸四海皆準的絕對真理。最高的價值就是彼此包容、彼此尊重。

在基督徒的認知中,道德判斷是以上帝的誡命作標準的。不信上帝的人,《羅馬書》1章有幾處經文說到:

21:“因為,他們雖然知道上帝,卻不當作上帝榮耀祂,也不感謝祂。他們的思念變為虛妄,無知的心就昏暗了。”

24:所以,上帝任憑他們逞著心裡的情慾行污穢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體。

26:因此,上帝任憑他們放縱可羞恥的情慾。他們的女人把順性的用處變為逆性的用處; 

27:男人也是如此,棄了女人順性的用處,慾火攻心,彼此貪戀,男和男行可羞恥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這妄為當得的報應。 

28:他們既然故意不認識上帝,上帝就任憑他們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32:他們雖知道上帝判定行這樣事的人是當死的,然而他們不但自己去行,還喜歡別人去行。

這就使身處後現代社會的基督徒兩難。如何與不信上帝的人對話呢?如果雙方的道德判斷的標準完全不同,又怎麼可能彼此包容、彼此尊重呢?

 

當法律與聖經不一致

 

近代的倫理學的確是很多元的,不過,就算是極端人本的道德相對主義,也不是“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個人的自由,仍然不可侵犯其他人的基本人權。舉凡生命權、自由權、財產權、尊嚴權,及追求幸福的權利,都包括在內。

有人認為,婚姻權也屬於追求幸福的權利。問題在於,現在的“婚姻”和“性別”都出現了歧義。“同性婚姻”在某些國家或地區,是用“民事結合”或“生活伴侶關係”稱之。“性別”也出現了“生理性別”與“心理性別”。因此,討論時雙方常常雞同鴨講。

從歷史的角度看,同性戀存在已久。不過,以前並沒有合理化或是合法化,而是藏在角落中(所以才有“出櫃”之說)。 1973年,美國精神醫學學會,將同性戀從精神疾病的診斷列表(DSM-III-R)中去除。1997年,美國心理學會表示,人不能選擇成爲同性戀或異性戀,人的性取向不由意志決定,不是有意識的選擇……呈現出同性戀普遍除罪化,乃至正常化的趨勢。

雖然法律上不再視同性性行為為罪行,但是聖經指責這是一種罪。《利未記》有兩段經文,禁止同性戀。18章22節:“不可與男人苟合,像與女人一樣;這本是可憎惡的。”20章13節又說:“人若與男人苟合,像與女人一樣,他們二人行了可憎的事,總要把他們治死,罪要歸到他們身上。”

在新約聖經中,保羅在《哥林多前書》6章9-10節說:“你們豈不知不義的人不能承受上帝的國嗎?不要自欺!無論是淫亂的、拜偶像的、姦淫的、作孌童的、親男色的、偷竊的、貪婪的、醉酒的、辱罵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上帝的國。”

其實聖經所說的“罪”,與世俗法律的定義也有所不同。“罪”來自對上帝的不順服,正如亞當、夏娃違反禁令,吃了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十誡中的禁令,如不可殺人、不可姦淫、不可偷盜、不可作假見證,及不可貪婪,都是基督教倫理學的規範,並不是人定的,而是從上帝領受的。所以,“雖然我喜歡,有很多不可以!”這是為什麼基督教會無法贊同“同性婚姻”合法化,因為是違背聖經的。

 

又當如何對話呢?

 

兩個陣營的出發點截然不同,要如何對話呢?范泰爾(Cornelius Van Til)提到:“要在信徒與非信徒之間,找到雙方‘共知地帶’是極不可能的,除非雙方對‘人自己的本性’有共同看法。但是,這個共同看法根本不存在。”(註1)這就是為什麼基督徒的抗議遊行,被同性戀的同情者視為“恐同”或“仇同”,因為在“基本人權”的定義上,雙方毫無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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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泰爾(Cornelius Van Til)

許多法律用詞的定義,也出現分歧。“婚姻”、“性別”,甚至“愛”,都大大混淆。“以愛之名”,連基督徒都被迷惑了。

許多基督徒認為,我們不應該論斷同性戀者,因為我們都是罪人,同性戀不過是罪的一種,並不比其他罪行,如通姦、離婚、性侵等等來得嚴重。更何況科學研究未能證明同性戀是後天形成的,連醫學界都放棄了矯治。既然婚姻與家庭是人類追求的“共善”,為什麼要阻止同性戀者追求幸福呢?更何況,同性戀者在法律層面有許多令人心酸的實例,比如醫療同意權、繼承權上,同性伴侶都受限制。

這些基督徒也特別提到,耶穌是罪人的朋友,不是為定罪而來的。

我們應該怎麼做?

耶穌會怎麼做(What Will Jesus Do)?

耶穌道成肉身,做稅吏與妓女的朋友,受試探卻沒有犯罪。祂改變罪人的生命,用愛的行動與真理的言語,使人悔改歸正。祂住在我們中間,做罪人的朋友,自己卻沒有犯罪,反而活出聖潔。他以自身的榜樣,促使我們思考:今天的我們,如何在罪惡的世界中,活出不同的生命?

“自由”與“放縱”只有一線之隔。基督徒的自由,不同於世俗的定義。正如《羅馬書》8章1-2節所說:“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穌裡的就不定罪了。因為賜生命聖靈的律,在基督耶穌裡釋放了我,使我脫離罪和死的律了。”我們得到的自由,不再被罪惡的本性轄制,不再隨本性的喜好任意妄為。

 

不在於感覺與掙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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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不僅打破了原來同性不婚的禁忌,也使“婚姻”中的忠誠,變成一紙空言。這樣看來,問題不在同性或是異性結合,而是“婚姻”的法源,到底出於上帝的創造與設立,或是人的權利與喜好?

基督徒應該站穩立場,維護真理(也就是聖經)。同時,也應該有愛的行動,關懷、陪伴正在受苦的人。不是威嚇他們,而是告訴他們:生命改變的力量是從耶穌基督而來。

靠著信仰走出同性戀的袁幼軒弟兄說得好:並非沒有掙扎、沒有誘惑,而是能在掙扎時,靠著信仰,有了選擇的自由,可以成為聖潔。因此,問題最大的癥結,不在於感覺與掙扎,而在於,“我們因心中渴求上帝,所以能全心全意地擺上自己的一切,完完全全地順服”(註2)。

不用去和同情同性戀的人爭辯,因為沒有“共知地帶”。而是要去宣揚在基督裡不犯罪的自由!

該不該上街遊行?該不該連署提案,要求罷免提出“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立委?我覺得,那是個人的自由。作為公民,可按自己的良知去做判斷。而基督教會所傳揚的福音真理,是本著聖經的,不能斷章取義,也不能似是而非。

或許有一天,我們做牧師的,會因為主張一夫一妻而入獄,我們也需要宗教自由法來保障我們的言論自由。不過,今天去要求一個不信上帝的社會與國家,在立法的時候承認聖經的權威,這是緣木求魚,也是一場不可能打贏的戰爭。用民粹的手段去反民粹,得到的勝利果實絕對不會甘美!如果我們這麼做了,不也是一種“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嗎?

 

註:

1. 范泰爾著/呂沛淵譯,《基督教護教學》,台北:改革宗,2008. pp. 61-62

2. http://www.yuanyouxuan.com/faqs/

 

作者來自台灣 ,曾留學法國巴黎,專攻音樂指揮。現在美國休士頓牧會。

編註:《婚姻平權》法案已於12月26日在台灣立法院初審過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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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安的平安夜(李晉、馬麗)2016.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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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晉、馬麗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2016.12.21

 

晚間小女兒睡著以後,又到了給兒子Calvin讀書的時候。他總是很期待進入納尼亞的世界(編註:《納尼亞傳奇》,The Chronicles of Narnia,英國作家C·S·路易斯所著的系列奇幻名著)。

因為邪惡女巫施加的魔法,那個叫納尼亞的世界,始終都是漫天飛雪的冬天。最糟糕的是,那裡沒有聖誕節。連聖誕老人都因女巫對納尼亞的統治,而遠離了納尼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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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mnus der Faun (JAMES MCAVOY) und Lucy (GEORGIE HENLEY)

 

小女孩露西(Lucy),無意中闖進了納尼亞,遇見了羊怪圖納斯(Tumnus)先生。羊怪邀請露西去他的家中做客,請她喝茶,吹奏動人的音樂,講述昔日納尼亞的美麗……

隨後,圖納斯帶著內心的掙扎,告訴露西,他不得不為白女巫效力,見到夏娃的女兒或者亞當的兒子(編註:即人類),就必須交給白女巫,否則白女巫會割掉他的角,並且讓他變成石頭。

如果他變成了石頭,除非有一天凱爾帕拉維爾(Cair Paravel)城堡的4位君王(兩個亞當的兒子和兩個夏娃的女兒)坐上王座,他才能夠復活……

最終,圖納斯還是送露西回家了。代價就是,他真的被白女巫變成了石像(1)。

聽到這裡,兒子對我說:“我要打電話給警察!我要告訴警察把白女巫抓起來!”他一邊說著,一邊很認真地把手伸出來,做了一個使勁抓人的動作。他停了一下,又說,“納尼亞的小朋友太可憐了!沒有聖誕節,沒有聖誕禮物!”

我們居住的大溪城,冬天非常冷。常常近4到5個月的時間,都是漫天飛雪。孩子們必須長時間待在家裡。聖誕節就成了他們最快樂的時光。

對於3歲的Calvin來說,剝奪這樣的快樂,簡直是可惡之極。這可能是他知道的最邪惡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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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安的世界

 

我想,等他長大了,他會明白,其實他也生活在一個悲慘的世界裡。人墮落後,這個世界如同打碎的花瓶,每一個碎片雖然都還折射出那最本質的美善,卻殘缺,且鋒利、傷人。

每一個人、每一代人,都認為自己經歷了獨特的痛苦,但其實這些痛苦和悲傷的本質都是一樣的。

在安徒生童話中,賣火柴的小女孩在平安夜裡流浪街頭。家庭的破碎、世人的冷漠,讓她只能夠靠劃火柴,在寒冷的夜裡得到一點安慰。

我曾在一個無家可歸者的救助中心,作為義工服務過3年。地點在市中心流浪者最集中的地段。

每一位到那兒尋求幫助的人,都帶著破碎的心和靈魂。有人生意破產,大起大落,妻離子散;有人從小被親人虐待,甚至性侵犯,以至於長大後,也這樣對待他人;有人酒精和藥物成癮,無法自拔;有人因為性和毒品,身患疾病,甚至皮膚潰爛。

家庭暴力、經濟危機、貧窮和欲望,交織在一個個破碎的人身上,讓靈魂無法完整。

對比強烈的是,聖誕節期間,救助中心外的皚皚白雪映照著聖誕節的閃爍彩燈,以及各種奢侈品的廣告。這些仿佛在告訴人們,擁有這些商品,節日就會變得無比美好!而在這個救助站中,人卻會因為一杯便宜的熱可可,就感到萬分滿足。

這是個分裂的世界。一方面,它向我們展示麵包、浮華、權力所掩飾的那背後的虛無;一方面,當失去這些的時候,我們獲得卻是真實的絕望。哪怕我們真的一無所缺,也不會得到滿足,反而感到空虛、無聊。

每一個人都目睹和經歷著罪給這個世界帶來的痛苦——面對不公義時,內心的憤怒;面對未來時,心裡的憂慮……“我們希望真理,在自己身上卻只能找到不確定性;我們追求幸福,自己找到的卻只是可悲與死亡。”(2)人沒有根,在大地四處流亡,沒有安息之地,沒有平安。

“主啊,要到幾時呢?”(參《詩》13:1;《哈》1:2)在舊約時代,流亡中的先知和百姓,無數次地問上帝。我們流亡的靈魂,生命中的痛苦、悲傷,這個世界的荒誕、不公,要到幾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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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那天並不平安

 

平安夜,小小的耶穌誕生後,猶太的統治者希律,為了權力,將伯利恆全城及周圍兩歲以下的孩子全部殺了。

《思想錄》中,帕斯卡提到:“當奧古斯都(編註:羅馬皇帝)聽說,希律下令把兩歲以內的孩子一律處死,而其中也有希律自己的孩子在內時,奧古斯都就說,做希律的豬還比作他的兒子好一些。”(3

數不清的母親在那天夜裡痛哭,“在拉瑪聽見號啕痛哭的聲音,是拉結哭她的兒女,不肯受安慰,因為他們都不在了。”(《耶》31:15)都不在了!唯獨活著的人留在這個破碎的世界中,流亡在荒原上,坐在死蔭幽谷裡,等待。“主啊,要到幾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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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等什麼?

 

內心沒有盼望的人,不會等待。唯獨信心能夠讓我們持久堅忍,在黑暗死蔭中前行。

人在與上帝隔離後,想靠自我解決問題。而今的聖誕節,常常是沒有基督,卻充斥著各種消費。人成了最可憐的,因為“他們無所不知,卻無所相信”。人對於一切抱有興趣,也對一切缺乏熱情。正如德國法學家施密特所說的:

“人們渴望地上的天堂……事實上,這個天堂已經被認為是在地上,在柏林、巴黎或者紐約,配備著泳池、汽車和沙灘躺椅……他們不想要愛和恩典的上帝……公義已經變成權勢,忠誠變為算計;真理變為了眾所承認的正確;美好變成了好品味;基督教變成了一個和平主義的組織機構。”(4

現代人的空虛,讓我們在平安夜,只能通過消費購買虛假的盼望和平安。我們表達情感的方式,退化成可以折算為貨幣的禮物——感恩節之後,是黑色星期五的狂熱購物;平安夜和聖誕節,印製在商場的打折券上。

有誰知道,在那天夜裡,多少貧窮的人在曠野牧羊?在那天夜裡,多少母親在為喪失孩子而悲傷?多少旅人在黑夜中遠行?多少人在禱告中追問上帝:“主啊,要到幾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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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雪沒有凍住盼望

 

在納尼亞的世界中,冰雪沒有冰凍住盼望。獅王阿斯蘭就要來臨,4位君王就要登上寶座——這個預言一直在流傳著。就如同海狸先生說的古老詩歌一樣:

“阿斯蘭一出現,錯誤必能糾;阿斯蘭一吼叫,悲傷不再有;阿斯蘭露尖牙,嚴冬到盡頭;阿斯蘭抖鬃毛,春天復來臨。”(5

這是納尼亞世界裡沒有臣服於邪惡女巫的人所盼望的。預言一點點地成就:亞當的兒子和夏娃的女兒,出現在了這個世界中,冰雪開始融化,邪惡的魔法無法再阻止聖誕老人來到納尼亞的世界、提前報告那美好的消息。

儘管如此,露西和很多納尼亞的居民,都問過這樣一個問題:阿斯蘭為什麼不能一直在我們身邊?

1943年聖誕前夕,德國神學家、殉道者朋霍費爾(又譯潘霍華),在監獄中寫下了這樣一段話:

“過去一兩週裡,我的腦海裡不斷浮現出這些話:讓一切痛苦和缺乏都過去吧,我親愛的弟兄們;我會將萬物都更新了。” (6

“我會將萬物都更新”是什麼意思?意思是說,基督將按照上帝最初的意圖,更新萬物。萬物都會在基督裡改變,變得清潔,從一切自我的欲望中擺脫出來,不再因我們的罪而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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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結束中開始

 

上帝在人類的歷史中啟示了祂自己,歷史的中心就是基督。上帝在人類歷史中的那一刻,將豐豐滿滿的恩典傾倒在人類當中。人在有限中看見永恆,在塵世中觸摸到不朽。

上帝很多時候看似沉默,卻不意味著上帝拋棄了人類。這裡面有福音的奧秘。上帝一直在我們中間,他被稱為“以馬內利”(上帝與我們同在,編註)。這名字表明,祂與人在一起。

那天夜裡,一聲啼哭,一位嬰兒誕生。祂生在一個奉行強權即真理、和平即戰爭、自由即奴役、無知即力量法則的世界中,生在一個小女孩需要依靠微弱火光在黑暗寒冷中獲得溫暖的世界中,生在一個娛樂至死、消費為樂的世界中。

這也是一個母親痛哭孩子的世界,婚姻破碎的世界,被世界拋棄的世界。這就是你、我的世界。

聖嬰耶穌的誕生,將我們彼此相連,沒有人再是孤島。然而,光照進黑暗,黑暗卻不接受那光。人們仍幻想巴別塔,幻想沒有聖嬰的平安夜,幻想沒有苦難的人生,幻想沒有代價的信仰。上帝唯藉一位嬰孩,成為軟弱之軀,去承擔這個世界的苦難,給人應許和盼望。

今日仍有人爭論,究竟哪天是耶穌誕生的日子,以及當如何過聖誕節。消費社會亦不斷地告訴我們,應該怎麼過聖誕節。還有很多人反對人過聖誕節。然而,那位嬰孩卻是要我們看到更真實的一天,比真實還真實的世界,就如《賣火柴的小女孩》的結尾(在很多中文版中刪去了)所描繪的:

“沒有人會想到,她曾看見多麼美麗的東西,也沒有人會想到,在平安夜裡,她和她的祖母一起進入了何等美好的天國。”

在生命水邊,我們在黑暗中等待,在不平安的世界中得享平安。

我的心等候主,勝於守夜的,等候天亮,勝於守夜的,等候天亮。”(《詩》130:6)

 

註:

1. C.S. Lewis, The Lion, the Witch and the Wardrobe, (New York: Harper Trophy, 1950), 11-24.

2. 帕斯卡(何兆武譯),《思想錄》(商務印書館),第200頁。

3. 帕斯卡,《思想錄》,第85頁。

4. 見Carl Schmmit, Theodor Däublers ‚Nordlicht‘: Drei Studien über die Elemente, den Geist und die Aktualität des Werkes (多博樂,北極光:對其作品的要素、精神和現實性的三項研究)(Munich,1916.)第64-65頁。這是德國法學家施米特在一次世界大戰中所寫的。他敏銳地指出了現代的危機,遺憾的是,最終他依舊試圖用人本主義的方式去解決。

5. The Lion, the Witch and the Wardrobe,第85頁。筆者翻譯,參考了毛子欣等人的譯本。

6. Dietrich Bonhoeffer, Letters and Papers from Prison, (NY: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67), 95-96.

 

作者李晉為加爾文神學院博士生。馬麗為加爾文大學亨利研究中心研究員,加爾文神學院神學研究碩士,康奈爾大學社會學博士,牛津大學教育社會學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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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的溫度——解讀電影《血戰鋼鋸嶺》(王星然)2016.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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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按】2016年12月12日,《血戰鋼鋸嶺》(Hacksaw Ridge,又譯《鋼鐵英雄》)獲第74屆金球獎(74rd Golden Globe Awards)之最佳導演、最佳影片(戲劇類)與最佳男主角(戲劇類)三項提名。

金球獎是為表彰每年出色的電影與電視劇所設。被稱為同年二月下旬頒發之奧斯卡金像獎的“風向球”。顯然,《血戰鋼鋸嶺》除了信仰故事感人外,在專業與藝術層面上,也受到相當的肯定。

此獎將於2017年1月8日揭曉,在洛杉磯的比佛利希爾頓酒店(The Beverly Hilton)舉行頒獎典禮。

 

王星然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言與思專欄2016.12.14

 

這絕對是比第二次世界大戰還要難打的一場仗!

在一個充滿偏見和歧視的環境裡,堅持信仰,不畏懼世人的嘲笑和凌辱,原諒那些錯待自己的人,以行動來展示其信仰的普世價值,至終顯明其有益於人類福祉。

這是基督的故事,也應該是基督徒的故事。

2016威尼斯影展的開幕大片《血戰鋼鋸嶺》,發人深省,而且它是真人真事搬上銀幕!

然而千載難逢的素材,尚需一流大廚的精心調味烹煮,才能端上一盤令人回味無窮的佳餚。所幸梅導(梅爾•吉勃遜Mel Colm-Cille Gerard Gibson)沒有辜負它的深度和精彩。

好萊塢一向不乏反思社會歧視的題材:階級、種族、女權、同志……等議題,都是大熱門,但卻鮮有主流電影觸及對於宗教信仰的偏見議題。

這些年,雖有教會人士投資小成本電影,如《上帝未死》(God's Not Dead)及其續集,以美國校園為背景,討論宗教歧視,但仍屬同溫層互相取暖之流,在教會動員下,雖票房不差,卻難以打入主流影展,更遑論獲得異溫層的廣泛關注。

 

偏執,還是歧視?

 

“我不認為他這個堅持和信仰有什麼關係,這純粹是孬種行徑!"

“杜斯下士不相信暴力,他甚至没膽碰武器,所以我提醒你們,如果在戰場上遭遇危險,別指望杜斯會來救你,他那時候肯定是忙於跟自我良心交戰,無暇幫你。"

這是軍中同袍,對電影主人公戴斯蒙‧杜斯(Desmond Doss)的激烈反應!杜斯為了堅持相信不拿槍上戰場,而遭非議,弟兄們認定他是膽小軟弱,時常暴力欺凌他。杜斯甚至因為不拿槍而成“抗命罪”,面臨軍法審判,他必須為自己的信仰在軍事法庭上辯護!

這題材太有梗了!當服事上帝和報效國家引發衝突、當個人信仰自由和社會責任產生矛盾時,在醫治與殺戮、愛與恨之間,我們的選擇是什麼?是堅持?還是放棄?從善如流?或各退一步?

這讓我想起幾年前美國Kim Davis事件。Davis女士任職政府,因著個人信仰的緣故,拒發同性結婚證書,而且堅持不辭職,隨後她因抗命而鋃鐺入獄,法律畢竟不是空空的配劍!當然,這個事件最簡單的解決方法,就是辭職!

Kim Davis事件爆發時,許多基督徒批評她,上帝國和地上國傻傻分不清,何不乾脆辭職?既然要堅持信仰,就不要擔任公職,別讓大家都為難!

罵聲中,我看到D. A. Carson的一個評論:在加爾文《基督教要義》第4卷中提到“執法官員為防止他人犯罪得罪上帝,可以抗命。”Davis自陳不想因執行錯誤的法律,造成他人犯罪,頗符合這樣的神學論述。

(只是,Davis為何專挑同性婚姻下手?她為何不阻止異性離婚的再婚?這值得討論,但我不想把話題扯得這麼遠)。

再舉一例,執業醫生可以因著堅持信仰,而拒絕進行墮胎手術嗎?如果有一天,政府立法強制他必須如此做,否則吊銷執照,那該怎麼辦?除了退出醫生這一行,他有別的出路麼?

如果基督徒在職場上,只要發現不合真理的地方,就選擇辭職、閉嘴、退縮……把各個領域的話語權拱手讓給世界,這將不僅失去在各行各業為主作見證的機會,還可能會任憑社會走向更敗壞的地步,使傳福音的環境變得更困難。

Carson指出,基督徒若在各領域不斷地退縮,最終定將無可避免地變成一個類似阿米緒(Amish)或昆蘭團體那樣封閉的社群,與世隔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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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法的難題

 

在信仰上堅持不退讓的杜斯,被曉以大義:只要他自願退役,軍法可網開一面,他不必因抗命而坐牢。連未婚妻也展開溫柔攻勢,企圖說服他回心轉意。

可是,杜斯偏偏選擇了一條讓他自己、讓部隊、讓長官、讓法庭、讓女友都為難的路:頑固的他既要從軍報國,又要持守信仰不帶槍不殺人,為了這個堅持,即使坐牢在所不惜!

梅導厲害之處,是讓觀影的人進入杜斯的角色,迫使我們思考困境:如果換做自己在那樣的處境下,會如何作選擇?這種自找的牢獄之災值得嗎?這是忠於真理?還是愚昧地自找罪受?

對於國家權柄這個命題,基督徒要如何解讀以下兩種看似相悖的聖經教導呢?

 《羅馬書》13章1節:“在上有權柄的,人人當順服他"。

 《使徒行傳》5章29節:“順從上帝,不順從人,是應當的"。

顯然,這不是一個容易回答的問題。

電影的解套方案是,讓杜斯既不背棄信仰,也不違反國家法律。因為,美國憲法保障人民宗教自由,而憲法大於軍法。

當年清教徒為避信仰迫害,而在美洲大陸上建立一個信仰自由的國度,這個偉大的異象,後人必須堅持。因此軍事法庭最終宣判杜斯得以堅持他的信仰上戰場,成為醫務兵,但不得用槍自保。

杜斯是基督復臨安息日會的背景。雖然他不拿槍的神學依據很值得再考慮,但這是另一個大題目,不在本文的討論範圍之內。

杜斯的堅持固然是受到十誡“不可殺人”的影響,但其對幼年曾拿磚頭誤傷兄弟,以及為了保護母親免於家暴,在搶奪父親手上的槍時,差點扣下板機而深自後悔……這些都是塑造他個人信仰及良心的因素,不完全是其安息日會的神學背景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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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死的信心

 

電影後半段,我們看到杜斯參與了二次世界大戰最慘烈的沖繩島之役,這一幕戲拍得驚心動魄,被譽為是繼《搶救雷恩大兵》(Saving Private Ryan)後、最上檔次的戰爭場景。

戰爭的本質就是殺戳,但杜斯上戰場卻是為了“救人",在不發一顆子彈,不傷一條性命之下,奮勇救出75位同袍,成為美國歷史上首位獲得最高榮譽勳章的反戰人士。

信心炙熱的溫度,穿越了同溫層的細胞壁,化開了冰封的偏見與歧視。

那些最初霸凌他的同袍和長官們,紛紛向杜斯道歉,與他和好。甚至其後在部隊執行任務前,必須先等杜斯禱告完畢才行動。也許有人會認為這一段拍得太煽情,太灑狗血……但我去研究了相關文獻,實情確是如此。(

生死一線間的戰場上,不拿槍比拿槍所付上的代價更高,杜斯的信仰經歷了非凡的考驗和試煉,終顯出其可貴的價值。

信心若沒有行為就是死的”(《雅各書》2:17),而《血戰鋼鋸嶺》所堅持的信仰,卻活生生地照亮那充滿了死亡和殺戮氣息的戰場!

 

註:

杜斯真實的英雄事蹟,可能遠比電影選拍的更令人難以置信!

我讀到一段史料,說到杜斯的腿部曾被手榴彈碎片擊中,醫護兵卻在搬運他的過程中,受到日本坦克的攻擊而嚴重受傷。沒想到杜斯立刻翻身下了擔架,為他急救,並且堅持他人先送這名醫護兵回去。

這個救人的代價是高的——隨後杜斯又被槍射中手臂,造成複雜性骨折,他卻用來福槍給自己的骨折處做了一個固定的支架,然後勉強爬行了300碼,自行返回醫護站……

梅導說,他沒有拍出這段史實,因為實在太誇張,大概沒人會相信。

 

後記:飾演杜斯的,是曾演過蜘蛛俠(Spider-Man)的安德魯·加菲爾德(Andrew Garfield)。他是一位值得發掘的新生代實力演員。

在此片中,他將本就看起來很geek的偏執形象,詮釋得可圈可點。梅導的選角,深具說服力。加菲爾德還在大導演Martin Scorsese的史詩巨片《沉默》裡挑大樑,出演調查叛教事件的天主教神父。

預測他將是2017年奧斯卡奬的一匹黑馬。

 

作者為教會長老,任職於密西根州政府IT部門,目前服事重心為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校園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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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時代,基督徒該歡呼或警醒?(王敏俐)2016.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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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敏俐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 天下事 專欄 2016.11.09

編按:2016年11月9日凌晨,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唐納德·川普(Donald Trump),以 279張的選舉人票,成為美國第 45 任總統。

 

美國總統大選在一陣喧嘩之中落幕了!

全球觀眾陪伴美國人走過一場跌宕離奇的選戰之路。當結局分曉,在群眾的歡呼與唏噓之中,帶著反對者的質疑與支持者的期待,新任總統川普(又譯特普朗),在70歲高齡登上了美國總統的寶座。

 

     打破僵局,重返榮耀?

 

政治素人川普的當選,從政治學的角度來看,頗有先破後立之姿:其顯明了美國選民對菁英政治的失去信任,為了突破以往美國政壇常規建制性的政治瓶頸,而嘗試一種舞臺式英雄的選項,並盼望這個帶著激情與瘋狂的政治領袖,能帶領美國重返榮耀!

美國的總統制政體賦予總統極大的政治權力。這也是為什麼,過往美國的基督教文化傳統在政治的穩定過程中,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力。

19世紀的法國政治家托克維爾(Alexis-Charles-Henri Clérel de Tocqueville,1805-1859。編註),曾對美國的民主政體有如下觀察:

 “宗教在美國並不直接參與政府的運作,但是影響之大應被視為該國政治的第一機構……一個社會的治理鬆懈時,除非人民的道德相應加強,不然這個社會無法逃脫毀滅的命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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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場以利益為中心的總統拉鋸戰

 

奧古斯丁曾說:“如果沒有正義,政權是什麼?不過是有組織的強盜罷了!”(2

然而,在後現代潮流的影響下,民主政治不再根據一個超然的價值體系或道德標準來衡量孰是孰非。一切的政治規則,皆繞著不同族群選民的利益打轉。

這次的美國總統大選也不例外。

從選民的觀點看,選票只走向“候選政策能提供給該族群與黨派的利益”,不問這個提出政策的候選人真正會帶給國家什麼樣的影響。從候選人的角度來看,川普與希拉里在道德與過往行徑上,都遭到相當大的質疑。

當政治人物彼此把臉皮撕破後,醜陋的吃相便一覽無遺,彷彿訴說著:“是的!我就是犯罪!我就是說謊!我就是醜聞纏身!但是,我能把你所要的好處帶給你……”

在利益的蠱惑之下,我稀奇兩派支持者的堅立態度:候選人負責說謊;選民們負責圓謊、造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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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的國可能透過政治手段實現嗎?

 

若我們把焦距縮小,單單來看美國基督徒面對此次大選的態度,也不難看到教會把對神國的期待,投射在候選人的政策上——期待一個政治人物的當選可以重振美國失落的信仰。

曾經為尼克森總統擬定競選策略,順利將他送入白宮的幕僚寇爾森(Charles Colson, 1931-2012。編註),以過來人的姿態回應基督徒對政治烏托邦的想像:

“許多信徒以為我們只要多多選舉信徒擔任要職,便可迅速收回改革之效……表面上這個方法似乎是挽救道德狂瀾的最佳捷徑,但實則是過度簡化的危險論調.”

“這種企圖以政治手段解決道德問題的作法顯然對政治、對屬靈之事都有誤解,對人的能力寄以太大希望,對神之統管萬有太過缺乏信心。” (3

 

     川普當選,基督徒該歡呼或警醒?

 

那麼,基督徒如何面對政治局勢的變宕與起伏?

兩千多年前,面對彼拉多的受審之時,耶穌曾經回答道:“我的國不屬於這個世界。如果我的國屬於這個世界,我的僕人們早就會爭戰,不讓我被交給那些猶太人。但如今,我的國不在這裡。”(《約》18:36, 中文標準譯本/CSBT)

對於教會而言,真正的挑戰是,我們如何看待上帝在地上的教會。教會是否應該以一個利益團體的姿態入世,與政黨進行利益的掛勾與妥協,為了使上帝的國度透過政治手段來實現呢?(參:《朋霍費爾會選誰做美國總統?》(黃奕明) http://behold.oc.org/?p=31471

答案必然是否定的,上帝託付給教會的使命,乃是以聖經的原則,在一切的政治環境中超然獨立,堅定上帝所教導我們的道德標準,以及耶穌所託付給我們對於身旁鄰舍的真實關懷。

這些重要的使命,一旦我們與政治掛勾,便失去了客觀立場。

教會領袖尤其需要警醒,不可小看政治權勢對我們生命軟弱的試探。屬靈領袖在上帝面前,肩負著更大的責任——若是利用教會會眾對我們的信任,試圖操縱、影響教會對政治的立場,我們在上帝的審判台前,要如何站立得住?

主耶穌面對地上的政治勢力時,早已清楚表明祂的國不在地上!

基督徒並非不能參與、投入政治活動,而是要清楚明白教會在政治局勢中的超然立場。上帝國度的建立,不該靠任何一個受造之物的崛起,也不該利用任何一個政治浪潮的鋒芒!

福音的廣傳與教會的復興,惟靠上帝子民的清心悔改與聖靈工作的大能。

 

 

 

註:

1. Sydney E. Ahlstrom, A Religious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2),386.

2. St. Augustine, City of God (Image/ Doubleday, 1958), 88.

3.寇爾森,《當代基督教與政治》,陳永譯(台北:校園,1992),250-251。

 

作者來自臺灣,留學德國,現居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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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岸觀火(吳蔓玲)2016.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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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蔓玲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言與思專欄2016.10.17

 

每個月,我們聚一次,12個人就像是個小小的聯合國:有非洲辛巴威移民、英格蘭移民、蘇格蘭移民、烏克蘭裔和馬其頓裔——把她誤為希臘人,會惹她不快的。

當然,還有來自台灣的我們。在我們這些分不清華人歷史的朋友眼中,我們就是華裔。

只要我們這群人中的男士們在場,就格外熱愛討論時事,而美國大選是新近閒聊的熱烈話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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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們假投票

說來好笑,我們這些住在加拿大的人,誰也沒有美國投票權,但就愛隔著邊界熱談美國大選,還隨著選情乾著急。而今天,不記得是誰出的餿主意,要大家捏著鼻子忍著痛(因兩個候選人不盡理想)來假投票。

我嘀咕著,若是待會兒選票沒有一邊倒,可能要大亂;沒想到結果居然是10比2,我和另一位姐妹成了眼中釘!

由於多數是六七十歲老人家,要早睡早起,平常大家聊到9點多就要回家了,但這一天,卻是七嘴八舌、欲罷不能……我的耐性快要被磨得穿孔了。

總算散會回到家,卻總覺悵然。想了一下,找到了原因,就是我們花了2個小時談美國選情,但卻連一句話也沒有為美國選情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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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萬人和在位的禱告

那要禱告些什麼呢?我翻到保羅建議為在上掌權禱告的那段經文:“我勸你,第一要為萬人懇求、禱告、代求、祝謝;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該如此,使我們可以敬虔、端正、平安無事地度日。”(《提前》2:1-2)

細思這段經文,赫然發現自己過去讀這段經文,都是把為萬人懇求和為一切在位的人禱告分開看。

但是,這段經文清楚指出,必須為兩者禱告,我們才能夠過敬虔、聖潔、無需太多誘惑、端正且平靜的日子。其中,為萬民禱告的重要性,高於為一切在位的禱告。

這次的選舉主要考量之一,就是大法官空缺握在下一任總統的手中。墮胎、同性婚姻等議題,可由大法官閉門投票決定。

不由想起多年前加拿大前總理保羅・馬丁(Paul Martin)在施政時,曾表示自己個人反對墮胎,但是基於人民墮胎的亂象,而立了新的墮胎法。(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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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最好的例子說明,當人民道德走下坡時,儘管執政者的個人理念與聖經相合(保羅・馬丁是天主教徒),但是為了治理人民的亂象,有時會被迫做不合於自己理念的決定。

更何況,民主國家的總理或總統不是君王,是受制於民選代表的決定,而理論上民選代表是基於民意行事。

想到保羅・馬丁前總理的兩難決定,我頭一次意識到,在為一切在位者禱告的同時,也必須要為人心禱告。

地上的政府的責任是以人民的福祉為念,治理並保護百姓;然而,政府往往是觀望民風行事。從而,誰當選下屆總統固然重要,但百姓的心靈脫離虛謊、私我的價值觀,重新回歸合乎聖經的價值觀更是重要。

使徒保羅建議我們為萬人禱告,這萬人不但包括我們居住所在國的同胞,更是全人類。所以,在我們為美國選舉切切代禱時,我們也必須祈求上帝的真理能夠顯揚於萬人當中,世界各國的民風能夠回歸合乎聖經的教導,並且救恩能夠遍及全世界。

 

1. “I am personally against abortion on demand, but I believe it is very clear that there must be legislation brought in that will deal with what is becoming simply a mish-mash of approaches.”–Paul Martin (Halifax Daily News, July 20, 1989) 

作者現居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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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汗總比流血好——走過“肌肉基督教”的幽谷(邱慕天)2016.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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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慕天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言與思專欄2016.10.05

16歲:胸肌

上大學以前,完全沒接觸過重量訓練。只是高中時青春無敵,愛上每日光著膀子在烈日下打球揮汗的痛快。

某次開學時,女同學們說有個黝黑像是台灣原住民青年的新來體育老師很帥,好像體院時是練跳遠的。

和這位老師第一次在球場過招時,大家個頭相當,都黑,球風都拼連續彈跳。我以為他會因比拼有點敵意。然而近對時,他打照面的第一句話居然是:“鍛鍊得不錯喔!胸肌薄了點,可以再加強。”

這是自信的成年人給予的踏實評價。但我在受誇之餘,竟然有點不以為然:胸肌是啥?那能吃嗎?

這是我人生頭一回意識到胸肌,或說“健身”這回事。

健身神學

聖經對身體鍛鍊與保健的教導不多。《哥林多前書》裡將身體比作“聖靈的殿”,是“基督的肢體”,要信徒“在你們的身子上榮耀神”(參《林前》6:13-20);但要從這段金句推展出一套“基督徒健身菜單”,只能說神學想像力得非常豐富。

《提摩太前書》裡則表明了“操練身體”有某種程度的益處,卻不如“操練敬虔”來得更為有福(參《提前》4:8)。顯然,在那個古代奧運正於羅馬帝國興旺的時代,使徒保羅假定了他的許多讀者都是競技運動愛好者,能明白他信手拈來的“鬥拳”、“奔跑”、“較力爭勝”、“操練身體”、“得賞賜”等諸多比喻。

本文也只能從一個同時愛好運動以及研究神學的基督徒眼光出發,根據約翰‧衛斯理理解“啟示”的四根支柱“聖經、經驗、傳統、理性”,在初老年紀,從提出一點“以身行道”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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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歲:轉骨

說到為何自己對旁人的外觀評價如此介懷,大概要從發育的那段過程追溯起。

小學起個子不起眼,力氣卻很大,在很多孩子還拉不動單槓時,我就能引體向上連續近10下,這是打躲避球的理想身材。但也許是鍛鍊得太早,到了中學,還遲遲未長高長壯,心底也漸漸慌張和自卑了起來。

為此,我每天放學回家必在途上買兩罐500c.c.的“高鈣麥芽牛奶”及“富維他水果牛奶”,為了長高發育及長肌肉需要的鈣質與蛋白質。最後雖因用功熬夜,鈣質的作用發揮有限,倒是蛋白質惠予我了些橫向的結實。

在初中的畢業紀念冊上所收穫的同學評價,也讓我印證了這3年自己一些外觀的改變或成長;不論是好是壞,我已經不再是過去那個籃球場中派不上用場的瘦小伙子。

21歲:學生運動員

大三加入學校籃球隊,教練開啟了我們對重量訓練的系統認知。那年,學校改造健身房,校隊隊員不但集訓時有優先使用權,每個人還有免費的年度會員證。

也是在這段時間,我意識到身體已經大致發育完成,到了真正該靠鍛鍊維持與精進的年紀了──而且不只是是身材而已──大學圈子已不比從前,能人從全國考進來,要從上萬人中脫穎而出,不是光靠天賦或耍兩三下小聰明就夠的。一切都需要靠後天不斷地自我充實。

“健身”、“練球”、“營養控制”是我這時候下課後的主要菜單。除了拼命練習與彈跳、衝刺爆發力最攸關的股四頭肌之外,我更喜歡做“高拉機/坐姿滑輪下拉”(Lat Machine)和“立姿提踵機”(Standing Calf-Raise Machine)。那種闊背和扛重蹲站的姿勢,有著強大的男子氣概。同時,我吃起了乳清蛋白。

也因為與練球時間的衝突,我開始較少出席在我看來“不夠目標導向”的大學基督教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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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歲:追求粗獷

又過了兩三年,我到了美國的神學院進修。第一次看到單塊100磅的超巨槓片、啞鈴。三不五時撞見手臂比人脖子甚至頭都要粗的壯漢,果真人外有人。

在這氣息粗獷的重訓室內,我逐漸拋棄那些“男人味不夠”的現成機器,而是用史密斯機(Smith Machine)跟健身椅,搭配槓片、槓鈴或啞鈴,練出“粗獷”那種味道。

終於到了這個階段,胸推(bench press)、深蹲(leg squad)/推腿(leg press),以及有氧,成為簡化後健身的三本柱。此時胸推重量140-150磅、推腿375-450磅。

我所不知道的是,自己已經默默耽溺於英美歷史上“肌肉基督教”(Muscular Christianity)的誤區了()。

肌肉基督教

“肌肉基督教”來自維多利亞時期的英國,體現在19、20世紀之交在雅典復興的現代奧運。基督教青年會(YMCA)藉此在美國推廣青春健美的基督徒形象,將基督教的精神,與男性陽剛、兇猛的形象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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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凡我們現在所認知的籃球(1891)及排球(1895),還有職業美式足球(1892年),他們的創辦人奈史密斯(James Naismith, 1861-1939)、莫根(William G. Morgan, 1870-1942)等人,都是出自YMCA。

在這股推進力下,各色新設基督教學院,開始把培養“運動員”和“傳道人”融為一體。

以筆者就讀的三一福音神學院(Trinity Evangelical Divinity School)為例,它的前身是1897年設立的“慕迪神學院瑞典語分部”(Swedish Department of Moody Bible Institute and Seminary)。1963年獨立並取得如今校地後,在1966年就修建了新的體育館。至今三一的體育設備和體育獎學金,都是大學生源和財源的一大主要來源。

至於在芝加哥,還有1886年由佈道家慕迪(D. L. Moody)創設的慕迪神學院,以及1898年的惠敦學院(Wheaton College),都是“肌肉基督教”的神學實踐中心。

剛赴美就學時,對大學裡如宗教信仰般狂熱的運動競技氛圍感到吃驚。與教授在辦公室談神學,遠不如約在運動酒吧聊看棒球,更能增進師徒情誼。

每逢2月NFL超級盃、NCAA籃球“3月瘋”,宿舍交誼廳取代了圖書館,成為同學課後的生活重心。大家隨著球隊表現的榮辱與共、或喜或悲。

運動競技成為一種“公民宗教”的現象,不是芝加哥獨有的,而是全美的“流行症”。

從密西根激流市(Grand Rapids)小而美的加爾文學院(Calvin College),到東岸巨型的世俗公立院校維吉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Virginia),不分公辦或私辦學校,招生的大學如果沒有一個像樣、豪華的綜合體育館,以及一支叫得出名號的競技代表隊,便是學生和家長都看不上的“書呆子學校”。

只是由於“肌肉基督教”的神學傾向美化了冒險和暴力元素,美國宗教歷史學者普特尼(Clifford Putney)早已直指英美軍事帝國主義擴張的推進力,就是因為“鷹派”主流的基督教福音派,不斷提倡一個勝利的、流血的、陽剛的、征服者的上帝。

正如數十年來“山姆大叔”不斷被大筆海外軍費支出所消耗,美國許多學校高昂的場館建設和運動員獎學金,猶如“軍備競賽”,也非但沒有帶來相應利潤,反而讓它們債臺高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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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歲:從信仰看自拍

近年,Instagram以及臉書上,許多青春正好的鮮肉素人或偶像,天天固定在上面曬照,包括每回健身完了就對著鏡子自拍一張。

我雖不至於這樣做(也早已不再有此條件),卻仍然好奇:自我身體的認同、展示,究竟可以到哪個程度,而不被視為自溺或炫耀?

基於種種約伯和約拿般的經歷,30歲時,我已經自感身上有各種歲月斧鑿的刻痕。不日常維持,肌肉的韌性竟是那麼容易失去!而那些刻苦的日子,若不留下什麼記錄,是否人生的後半段終究只能與逐漸衰老的自己作伴?

我想到日前網路上《扭曲的胖少女與“性騷擾”》一文,作者自述成長以來一直是被人嘲笑為胖妹,對自己身體沒自信、甚至嫌惡。

因此,生平第一次被變態性騷擾時,她心裡竟對該男有種說不上的感恩:謝謝你,把我看作一位有性吸引力的女人,而不是在兩性社會被邊緣化的一團“無性肉球”。

這人質綜合症(Stockholm Syndrome)的表白,是如此地真誠而觀念扭曲——如果不是大膽地書寫,大概只能一直瑟縮在自己內心角落的罪咎感中。

這個時代的女性主義說“身體即政治”(the bodily is the political),然而保守基督教卻長期視言說肉體為禁忌,以致於一些故事在信仰環境中,失去了表述和聆聽的空間。

 

如何才是合乎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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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聖母大學的教會服事時,我很看上教會附近的一間健身房——就像信徒找教會一般,我想要找到一個可以固定健身的地方,成為會員。

這是第一次必須付錢辦健身卡,只因傳道人的津貼有限,我猶豫了……這段“停止健身”的時間,人也貧乏、枯竭了起來。

回台灣後,我去了臺北市的兩所健身中心嘗試。最終,在家打造了健身空間,解決了問題。最常做的,就是在長凳上胸推。

而今的社交媒體上,蔚為風潮的健身型男及性感網美,不啻另一種個人主義的“軍備競賽”。

一尊尊後現代的“大力士”海克力斯(Hercules),與“美神”維納斯,在“數位神龕”上大秀美體,數點臣民(追蹤者)獻上的敬拜、謳歌與諂媚,撩撥得無數少男少女心緒混亂、血脈賁張。

面對這種實質上的多神論(practical polytheism),是該掀起宗教戰爭呢?還是搭橋與祛魅(demystify)呢?

感謝上帝的話語和聖靈一路的引領,邁入初老的我體會到,生理的極限雖無法敵過年歲的自然汰換,但是如果不是透過運動找回自己,我大概早在被喚作“四眼田雞”的弱男孩、被電玩消耗或摔斷手臂的那些成長低潮時,就會選擇以自殘了結身體了吧?

這些,與耶穌道成肉身時“智慧和身量,並上帝和人喜愛祂的心,一齊增長”(參《路》2:52)的榜樣,豈不是背道而馳呢?

或許,當保羅說:“操練身體,益處還少;唯獨敬虔,凡事都有益處,因有今生和來生的應許”(《提前》4:8),並不是要我們在“今生”和“來生”的應許中擇一偏廢;而是要在基督信仰的歸正下,以“活祭”的眼光,指向鍛鍊身體的終極標的——它不單是對聖徒復活後不朽榮耀身體“形而下的類比”(analogiaentis)及預表(參《林前》9:24-27,15:12-22),更應與祂在十字架所賜下的“特殊恩典”一道,讓我們的信仰走向整全。

學生運動員的親身經歷,讓我學會欣賞競技運動中人的美與德(beauty & virtue),也肯定那些鍛鍊得合乎中道、散發自信光彩的網路健身名人──他們的正向故事,多少彰顯了上帝的“普遍恩典”;更是讓我也透過修身的經驗,肯定世上每個人轉變(transformation)的可能性:

從自溺、自虐或自我身體崇拜等取死的偏差的人生態度,轉為在飲食、睡眠、運動等生活中,對造物主接地氣的敬拜(參《林前》10:31)。

 

註:參 Arthur Remillard, “From Muscular Christianity to Divine Madness: Sports and/as Religion in America,” Faith in America: Changes, Challenges, New Directions, ed. Charles H. Lippy,(Santa Barbara, CA: Praeger, 2006)。

 

作者目前專職媒體與神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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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埃利‧維瑟爾的《夜》(臨風)2016.10.04

臨風

本文原刊於《舉目》新浪博客2016.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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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2日,猶太大屠殺(又稱“納粹大屠殺”,編註)的倖存者,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埃利維瑟爾(Elie Wiesel,1928-2016。編註)去世了,享年87歲。他是第一個以見證人的身份,喚起世人對猶太大屠殺關注的人,也是悼念大屠殺事件的全球性代表。

諾獎委員會稱讚他是“人性的使者”,是“充斥著種族歧視的世界中的重要精神領袖”。1986年,他在領獎時致辭:“不管世上何時何地有人類受苦受辱,一定要選邊站。保持中立只會助長壓迫者,而不是受害者。”

奧巴馬總統亦稱他為“本世代人類的道德之聲,也是全球的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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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利維瑟爾(後文簡稱埃利)的去世,引起我對他第一本書《夜》的好奇。這本書是對大屠殺的見證。字裡行間散發的絕望和荒謬,遠超過任何存在主義小說。直面人類的邪惡和苦難時那種深度的無助感,令我窒息。

 

夢魘的開始

埃利出身於羅馬尼亞西北部錫蓋特市的猶太社區。那裡大約有兩、三萬猶太人,都信仰猶太正教。他的父母親經營著一家店鋪。父親克樓牟是個有文化的人。他們姐弟一共4個。他是老三,全家唯一的男孩,從小就熱衷於猶太教,希望成為教士。

1940年,他的家鄉被納粹判給了匈牙利。

1944年3月,納粹德國入侵匈牙利,這是匈牙利猶太社區夢魘的開始。“納粹劊子手”阿道夫艾希曼,親自坐鎮匈牙利的布達佩斯。猶太人都帶上臂章,被趕到劃定的、鐵絲網圍繞的猶太特區。

在抱團取暖的己群中,非常容易誤讀環境,這批猶太人也不例外。他們認為災難是短暫的,等待著紅軍來解放。

其實事情早有預警。1941年,匈牙利政府已經驅逐了無法證明自己國籍的猶太人。這些人被塞進裝運牲口的列車,送到波蘭。到了波蘭以後,蓋世太保接管,把他們帶到森林,在他們自掘的土坑前全部射殺。還把嬰兒拋上半空,當作機關槍的靶子。

錫蓋特市的會堂助理摩西(埃利的導師),是那批人中的倖存者。他逃回鎮裡,到每個猶太人家裡講述自己可怕的經歷,催促人離開。

可是,不但沒有人相信他的故事,大家反倒懷疑摩西的精神狀態,認為:這種暴行怎麼可能發生?拉比們(猶太教士)甚至說:“不會發生什麼事!因為上帝需要我們,祂保護著我們。”

這或許並不奇怪,直到今天還有人否認大屠殺,因為實在超過人類的底線了。

 

看!看那團火!

不久,埃利一家被塞進完全密封裝、運牲口的火車。每節車廂裡擠了80人。所有貴重的物品都必須交出,否則就地射殺。

幾天後,一位女人開始精神崩潰,她歇斯底里地尖叫:“火!我看見火了!我看見火了!”她指著車窗外面嚎叫:“看!著火了!可怕的火!可憐、可憐我吧!”

開始時,猶太人安慰她,也彼此安慰:“她產生了幻覺,因為太渴了,可憐的女人……所以她才說大火在吞噬她……”到後來,幾個年輕人無法忍受了,將她捆住,塞住她的嘴,還揍她。其他人發出贊許的喊聲:“讓她安靜!讓那個瘋子閉嘴!這裡不光只有她自己……”

火車終於進站了,靠窗子的人讀出了站名,“奧斯維辛”。沒人聽說過這個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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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車再度啟動,又走了一短程,突然傳來一聲可怕的喊聲:“那兒,看!看那團火!那團火焰!”火車停了。這一回,人們看到一個高大的煙囪,冒著直衝夜空的火焰,,空中彌漫著一股惡臭。

 

營地的第一晚

進了營門,每隔幾米就站著一個黨衛軍,端著衝鋒槍。埃利一家6口手拉著手,隨著人群移動著。一個黨衛軍走過來,揮著棍子命令道:“男人去左邊!女人去右邊!”就這樣,母親和3位姐妹與埃利父子分開了。

埃利望著妹妹茲波羅。她拉著母親的手,母親撫摸著她的金髮,好像在安慰她。他不知道,他從此再也見不到她們了(兩位姐姐活了下來)。

就在當天晚上,他和父親目睹一輛大貨車滿載著兒童的屍體,送到焚屍爐焚燒。這個景象,讓他們極度震驚。父親在一旁背誦著安魂的禱文。埃利感到自己正在被毀滅——這位愛讀塔木德經文和愛禱告的15歲孩子,感到萬念俱灰,只剩下了軀殼。

埃利在《夜》中說:“我將永遠不能忘記這晚。營地的第一晚,把我的人生轉變成一個長夜,一個被咒詛的長夜。

“我永遠不能忘記煙雲。我不能忘記那些孩子的小臉,他們的軀體在岑寂的蒼穹下化作一縷青煙。我永遠不會忘記那些燒滅我信心的火焰,它剝奪了我求生的願望。它也戕殺了我的上帝、我的靈魂,把我的夢化為灰燼。

“我絕不會忘記,縱然我被咒詛,能像上帝般活到永遠,我也永不會忘!”

埃利這個名字是個昵稱,他的全名是Eliezer Wiesel。Eliezer的意思是“上帝是我的幫助”。然而從那一夜起,Eliezer死了。

這不過是厄運的開始。

 

拋棄了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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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集中營,父親處處照顧埃利。難友們雖然長期處在半饑餓的狀態下,可是還得努力幹活,老弱者會被送進毒氣室。在這種非人的條件下,人變得饑不擇食、人人為己。

就是在這樣艱難的環境裡,父親還總是儘量設法找東西給兒子吃。後來,克樓牟的健康逐漸走下坡路。他們的角色開始對換,埃利要照顧父親。

再後來,經過雪地上長途跋涉的“死亡行軍”,難友們大量死亡。凡是停下來跟不上隊伍的人的命運就是一顆子彈。

途中,一位年老的拉比舉步維艱。青年兒子為了自保,偷偷地不顧而去。老父不知就裡,頻頻呼喚著兒子。埃利看在眼裡,心裡默默地向他再也不相信的上帝禱告,求上帝幫助他不要像這個兒子,把父親拋棄。

經過十幾天的奔波,克樓牟幾乎已經不省人事。到了新的集中營時,克樓牟絕望地趴在雪地裡。埃利回過去對他大聲喊叫,要他起來。這時警號響起,熄燈了。他只好隨著大夥走進營房。他實在太疲倦了。

早上起來,他想起來自己還有父親,就出去找他。這時,他心裡卻有個不自覺的念頭:但願自己找不到父親。因為,只有擺脫這個重負,他才能生存下去。但同時,他又為這個想法滿心羞愧、無限悔恨。

埃利發現,克樓牟居然熬了過來,住在另一棟營房裡。但是,克樓牟病了,得了痢疾。因為他生活無法自理,難友們受不了,就毆打他。埃利在一旁看著,不敢出面保護他,因為怕被毆打。他為此痛恨自己。

臥床一個禮拜以後,克樓牟鬧著要水喝。黨衛軍的官員嫌煩,拿警棍打他的頭。這時,克樓牟已經神智不清,但還是斷斷續續地呼喚著兒子,說:“Eliezer,你在哪裡?Eliezer,你快過來。”埃利卻躲在一邊,不敢出聲。

1945年1月29日早晨,埃利發現父親的床鋪上已經有了新的面孔。大約囚監半夜進來,把父親搬運去了焚燒爐——克樓牟已死於痢疾、饑餓和虛脫。

父親最後的話就是喊他的名字。可是,埃利並沒有回答。在靈魂深處,他有著“終於解脫”的感覺!他沒有哭泣,但他又為自己無法流淚而自責。

埃利放棄了上帝:“第一次,我感受到內心的反叛。我為什麼要讚美祂的名?面對這種殺戮,宇宙永恆的君王,那大有能力、大而可威的主宰卻是無聲無息。”

他感到無限的孤獨和絕望,因為他在一個沒有上帝的世界裡,孤獨地存在著。

這樣的感受,其實蔓延在每個難友的心裡。一個男人尖刻地說:“我相信希特勒,超過我相信所有人。唯有希特勒兌現了他的諾言,他所有關於猶太人的諾言。”

上帝拒絕了他們,向他們掩面,對他們發怒。他們甚至認為,上帝在謀殺他們。在中世紀時,當猶太人選擇死亡的時候,他們深信,他們的犧牲,榮耀了上帝。可是,在奧斯維辛,他們的死亡毫無意義、毫無尊嚴,還不如一條死掉的狗。

 

審判上帝

有天晚上,集中營中有三個拉比發起了辯論。拉比們決定,這是起訴上帝的時候。

埃利看著拉比一個接一個站起來,陳述對上帝正面和反面的觀點。拉比們知道,有很多人旁觀,所以他們說的每句話都很有分量。這個辯論持續了幾天。埃利感覺討論的內容非常戲劇化,但也非常嚴肅。

最後判決出來,上帝有罪!

這個判決非同小可。因為即使在奧斯維辛,猶太正教的人也還一直堅信,上帝是猶太民族的保護者和懲罰者。

不論發生了什麼事情,都是上帝為他們好而命定的,是上帝計劃中的一部分。他們從不質疑上帝。如果他們遭遇災難,那是上帝在懲罰他們,或者是上帝在考驗他們的信心,要除去他們內在的黑暗。如果上帝不關心他們,就不會讓他們經歷這些艱難。

然而,集中營內無情的現實,逐漸改變了這種想法。

這批拉比都熟讀舊約聖經。他們熟悉亞伯拉罕的故事、約伯的故事、摩西的故事、大衛的故事、但以理的故事……他們熟悉上帝在歷史上的作為,他們也清楚上帝的應許,縱然這些應許是帶有條件的。

《詩篇》裡裡不就充滿了這樣的應許嗎?例如《詩篇》91篇:

“住在至高者隱密處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蔭下。我要論到耶和華說:‘祂是我的避難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上帝,是我所倚靠的。’

“祂必救你脫離捕鳥人的網羅和毒害的瘟疫。祂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祂的翅膀底下……你已將至高者當你的居所,禍患必不臨到你,災害也不挨近你的帳棚。因祂要為你吩咐祂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護你……

“上帝說:‘因為他專心愛我,我就搭救他;因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處。他若求告我,我就應允他;他在急難中,我要與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貴。我要使他足享長壽,將我的救恩顯明給他。’”

拉比們無法將這些應許與他們的經歷相調和。他們只能判決上帝有罪。

猶太人的信仰與基督教不同,他們把一切善惡的根源都歸諸上帝,因為一切都在上帝掌控之下。因此他們認為,上帝肯定發瘋了。那本來對上帝的敬拜,現在完全轉變成對上帝的憤怒。

不過,猶太人還是無法拋棄上帝。他們可以信靠上帝,可以向上帝發怒,但是他們不否認上帝。所以這三位拉比做了判決以後,擔任“庭長”的拉比說:“現在,讓我們去禱告。”

 

苦難有意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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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利所在的集中營,於1945年4月中旬被美國大兵解放。16歲的埃利總算活著走出來!

但是,600萬無辜選民的生命啊!如果上帝是慈愛、全能的,怎麼能夠不干預、不拯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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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有人得出結論,上帝或是邪惡,或是冷漠,或是無能。

 

埃利在《我們時代的傳奇》中承認,他始終找不到答案:“答案?我說,沒有答案!”

這個千古之問,的確沒有簡單的答案。有人說,如果上帝凡事直接干預,或是選擇性地干預,所產生的問題,或許會更多。縱然如此,這樣沒有答案的答案,又豈能平復受難者的痛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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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亞克見面

逃出將近10年來,埃利一直拒絕與人討論他在集中營的經歷。那時候,人們也還沒有普遍瞭解和承認猶太大屠殺。

1954年,埃利作為《特拉維夫日報》駐法國的記者,為了採訪猶太裔的法國總理皮埃爾孟戴斯-弗朗斯(Pierre Mendès-France,1907-1982。編註),首先採訪了法國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弗朗索瓦•莫里亞克(François Mauriac,1885-1970,法國小說家,1952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編註)。

1979年,埃利回憶那次採訪 ,說,談得很艱難:

“莫里亞克是我在這個領域所遇到最正派的人。問題是,他深愛耶穌,不管我提出什麼問題,他總是扯到耶穌。我只好問他,孟戴斯-弗朗斯如何?他說,孟戴斯-弗朗斯也愛耶穌。”

埃利實在無法忍受,就說:“莫里亞克先生,10年前我親眼見到數百個猶太兒童,他們所承受的苦難遠超過耶穌在十字架上所承受的。但是,我們什麼也沒說。”

講完後,埃利感到很尷尬,起身打算離去。莫里亞克硬是把埃利攔下來,大家重新回座。莫里亞克開始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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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後,莫里亞克則是這樣回憶:

“猶太民族經歷了千百次死亡後復活,賦予這個國家嶄新生命的正是他們。我們無法估量一滴血、一滴淚的價值,一切都是恩典。只要萬能的主依然是萬能的主,祂留給大家的遺言仍然是祂的遺言。

“這是我應當對那個猶太孩子(埃利)說的話。但是,我所能做的,只是抱住他失聲慟哭。”

莫里亞克並建議埃利:“或許你應當把你的故事公開。”

莫里亞克把埃利看作從死裡復活的拉撒路。他鼓勵埃利,積極地替他尋找出版商,使得埃利的《夜》得以出版。1958年法文版面世,1960年英文版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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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在哪裡?

 

莫里亞克替《夜》寫了序。在序裡,他寫道:

“那一天,是毛骨悚然的眾多日子裡最可怕的一天。埃利親眼目睹了另一個孩子被絞死。他對我說,那個孩子的表情就像一個悲哀至極的天使。

“埃利聽到有人在背後呻吟:‘上帝呀,你在哪兒?’埃利在心靈深處聽到了回聲:‘祂在哪兒?就在那兒——吊在絞刑架上。’”

那個孩子因為身體輕,在絞刑架上掙扎久久才斷氣,死得很辛苦。埃利認為,如果上帝在掌權,這種事情不應當發生。所以無辜孩子的死亡,表明了上帝的死亡。

莫里亞克卻由此想到了十字架上的耶穌。

莫里亞克寫道:“我相信上帝就是愛。但我應當怎樣回答這個年輕的訪談者(埃利)呢?他的眸子裡閃動著天使般的哀傷,是那個在絞架上的孩子憂傷的眼神。

“我該怎樣告訴他?另一位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猶太兄弟,很可能就像那絞架上犧牲的孩子。但祂的十字架卻征服了世界。

“我能對他這樣說嗎?這塊讓他信仰喪失殆盡的絆腳石,卻是我信仰的基石。

“我能對他這樣解釋嗎?在我看來,十字架與人類的苦難是有聯繫的,這種聯繫是深不見底的奧秘的鑰匙。”

莫里亞克認為,上帝不是邪惡和苦難的源頭。苦難和邪惡,未必在今生有答案。藉著耶穌基督道成肉身,上帝親身經歷到不公、邪惡和死亡。耶穌向人類顯明了上帝的愛。

基督徒是藉著耶穌的所言所行建立信心。然而,我們對上帝不僅有信心,且有信賴。這種信賴不是建立在急難中的拯救上,也不是建立在我們對信心的把握上,而是建立在對耶穌的愛的把握上。

把這個信賴表達得最確切的,或許是保羅吧:

“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呢?難道是患難嗎?是困苦嗎?是逼迫嗎?是饑餓嗎?是赤身露體嗎?是危險嗎?是刀劍嗎?如經上所記:‘我們為你的緣故終日被殺,人看我們如將宰的羊。’

然而,靠著愛我們的主,在這一切的事上已經得勝有餘了。因為我深信無論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權的,是有能的,是現在的事,是將來的事,是高處的,是低處的,是別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們與上帝的愛隔絕;這愛是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裡的。”(《羅》8:35-39)

保羅沒有說,不再有刀劍。他是在保證,刀劍也無法攔阻上帝的愛。

 

現實和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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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士的《納尼亞傳奇》第6集《銀椅子》裡面,有位卑微的沼澤人“泥杆兒”(Puddleglum)。他的故事可能是最好的詮釋。

泥杆兒不過是個小人物,協助尤斯提和姬兒找到瑞里安王子。沼澤人一向都比較悲觀,時常使人感覺掃興。可是,在緊要關頭,泥杆兒卻是唯一清醒的人。

地下女王威嚇他們說,他們不過在做夢,阿斯蘭並不存在,納尼亞並不存在,唯有女巫是實在的。

她的話把大家都震住了,眾人感到了絕望。只有泥杆兒勇敢地站出來,說:“我要告訴你,這些你認為是編造的東西,遠比你所謂真實的東西還要重要、可貴!”

泥杆兒激怒了女巫。在狂怒之下,女巫還原成了大毒蛇,結果被瑞里安王子一劍殺死。

這個寓言故事表明:

黑暗的現實,不是唯一的真實。無論發生了什麼,我們知道,上帝是真實的,耶穌是愛我們的。我們在黑暗中仰望上帝,知道沒有一件事情能夠使我們與上帝的愛隔絕。

這是《夜》無法給我們的,但是有信心的莫里亞克看到了,並且寫在序言裡。

 

註:除了《夜》的中、英文版以外,本文也參考《維基》,及:

1.“Elie Wiesel's Relationship with God”, Robert E. Douglas, Jr.,
http://www.stsci.edu/~rdouglas/publications/suff/suff.html.

2. Elie Wiesel Interview, http://www.achievement.org/autodoc/page/wie0int-3.

 

作者為本刊特約編輯。原任職科技行業,現退休專業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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