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November 2005

楊天道 本文原刊於《舉目》20期 雋詞佳句未必好 2003年，非典型性肺炎（SARS）在大陸一度肆虐，令無暇、無心思索生命意義和屬靈世界的中國人，痛切体會到信仰的重要。于是社會的震蕩和蔓延的恐懼，反而成就了傳福音的良機。如某青年團契向大眾分發福音單張，在不足一個月內印刷20餘萬份，仍不敷需求。            但耐人尋味的是，一個人數逾千的大型教會的牧師，在主日講道時，將這疾病的突如其來和凌厲可怖，解釋為上帝對中國人拜偶像的審判。在彼時的氣氛環境中，于公開的講台上宣佈這樣的道理，勇氣誠可嘉矣。            只是，令人疑慮的是，講道者似乎無意為這驚人之語提供周詳的論證。不管是引用舊約聖經中埃及和以色列人遭遇的瘟疫，來詮釋當代的危機，還是從罪的後果，來探 討疾病和苦難，嚴謹的講道必須繪出可以將聖經的獨特歷史，應用在今時今地的根據。但神的僕人卻偏偏沒有花費氣力這樣做。            我相信大部分的聽 眾離開那天的聚會時，是帶著悚然的心情和禱告的願望的。但這樣的效果，是否可以成為任意解經的藉口？我們可以舉出太多例子，是從經文中的一個單詞、一個概 念中，產生出一篇講道，卻將抽離了聖經的上下文脈，亦全然不考慮原作者的意圖。我們從經文中得出的“亮光”或旁人不曾發現的新鮮意念，是否能夠凌駕解經的 規範？           當講台的信息，從內容到結構都不是來自聖經，或者充其量是對某處經文的聯想和隨意發揮，我們是否極泰來仍可以聲稱會眾得到造就或者激勵，來證明所傳講的是純正的基督教信仰？當一篇講道令聽眾如醉如癡的時候，誰能保證這並非某種的自我耽溺呢？           使徒保羅的時代，那些在教會中另傳“別的福音”的假教師們，大都是擅長辭令、人氣強勁的角色。但保羅一再強調，自己的信息來自上帝的啟示，福音的內容不能由聽眾是否得到幫助來驗證（《林後》11-12章）。            今日的華人教會，不乏擇枝而栖的“候鳥型”宗教消費者。對福音的忠實、不妥協，就尤為重要。“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道”，準確地傳講上帝的話語，是傳道者最重要的呼召。            教會可以容納氣質內向或是管理能力平庸的牧者，卻承擔不起謬講聖經的傳道人。也許神的僕人在講台上面對的最大考驗，是放棄那些看似精采卻不盡符合聖經含義的 “亮光”或雋詞佳句，不管它們能造成多“轟動”效果與回應。正如魯益師（C. S. Lewis）提醒我們的，基督教會重大的困難，是讓聽眾明白：我們宣講這信仰，不在于它的優美動人，而僅僅因為我們認定這是真理。 劣質解經的戕害           戕害教會健康的，與其說是劣質的講道，毋寧說是劣質的解經。傳道人對解經方法的無知，及由此帶來的對聖經的濫用和簡化，是中國教會的極大危機。           一個例子，就是聖經註釋本（study Bible）和聖經辭典類工具書，在中國教會供不應求。甚至某些基層的傳道人，僅憑藉一兩本工具書便可以組織培訓。而教師和學生的差別遂在乎佔有資料的多寡。這是今日許多培訓工作的現實。           註釋本聖經的成功和危險，是在于它提供快餐式的答案，而非具有邏輯的聖經神學。傳道人可以熟讀聖經並解答疑難經文，卻不知如何表達聖經在特定問題上的一致性立場（例如離婚與再婚），及說明新約與舊約的關係，教會與家庭的準則等等。            另一種極端現象，則是所謂屬靈精英的心態。有的人動輒相信，自己透過禱告與默想，便可以掌握聖經中的奧秘和屬靈生命的真諦，而不必借助任何聖經註釋和神學系 […]

郭秀娟 本文原刊於《舉目》20期           國際知名的文人學者之中，見面勝于聞名的，其實不多。著名的新約學者卡森博士于2005年五月來台北講學，他的《約翰壹書》釋經講道和後現代講座，場場精采，讓人見識到其學問的博大精深。            好像宏偉的建築，有著又廣又深的根基；又好比露出水面的冰山，看見的不過是實体的十之二三而已。卡森博士二十年前出版的《再思解經錯謬》 （Exegetical Fallacies），針對當前解經上的各種錯謬亂象，進行既深且廣的批判性探討，從這本小書就可以看出他解經的深厚基礎。          該書詳列五十幾條解經家常犯之錯謬，分別從字義、文法、邏輯、前提和歷史相關錯誤五大類來討論，被他點名批判的作者近百。所有討論案例，收集自他多年的教學 材料，批判對象以福音派解經家為主，為了有示公允，卡森也批判了兩則他自己錯誤的解經。本書除了文法錯謬一章，需要懂點希臘文文法規則外，一般信徒也能從 此書獲益良多。             我們豈不是常聽聞：agape是最高級的愛，phileo則為次等的愛；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大能”在原文是“炸 藥”；“使徒”照原文字根解釋就是“被差遣的人”；“耶穌的血”具有神秘功用；希臘文時態的準確性，極適合新約聖經用作啟示語言的媒介等等。上述這些說法 是否正確呢？卡森在書裡一一加以駁斥。            我們豈不是常見傳道人：憑著一個相關字，就鬆散地把不相干的經文串在一起；憑著一個動詞時態就導出 斬釘截鐵的教義。因著懂一點原文，很容易就把《馬太福音》的“義”，和保羅的“稱義”連在一起；把對觀福音的“呼召”，和保羅的“恩召”等同視之。這樣的 詮釋是否經得起仔細檢驗？更嚴重的是：許多牧者和信徒，從來不區分哪些經文是應許，哪些不是應許，活生生地套用，以致在信心上產生許多困擾。            在講壇的證道中，也常見到這樣的因果謬誤：保羅在雅典的講道（《徒》17：22-31）犯下錯誤，試圖以哲學論證而非聖經觀點來打動聽眾，在後來寫的《哥林多前書》，保羅坦承錯誤，從雅典下哥林多，保羅決心從此只傳基督和他釘十字架（《林前》2：2）。             卡森認為上述詮釋，實在嚴重誤解亞略巴古這段信息和路加記載的用意。這是把兩份不同文獻上不同的事件，在沒有證據支持二者間有任何因果關係下，就總結說：因 為保羅在雅典的傳道是失敗的，因此他決意照以前的老方式傳福音。當然，這兩件事有地理上和時間上的前後關係（保羅確從雅典下哥林多），但是二者卻沒有絲毫 因果關係。            卡森痛心地指出福音派人士在許多關鍵課題上，呈現互相矛盾的分歧窘態。聖餐的意義是什麼？方言的恩賜已經不存在了嗎？末世論為什麼有這麼多不同的見解？何以有加爾文主義、阿米念派、浸信派、重洗派這麼多的宗派？每一宗派又有許多流派？            這些問題雖然複雜，不見得釋義上得到改善，教派間的歧見就迎刃而解，但固守傳統或駝鳥心態，對解決困難毫無助益。在導致分歧的教義上，各方惟有以謙卑審慎的 態度，細論經文的意義，經過公開的辯論過程，才有可能往前邁進。卡森誠摯地呼籲：“假如基督徒領袖有意在這方面改進，定能有讓人滿意的長足進展”，我們需 要以更認真和誠實的心態，積極尋求分裂的醫治之道。          《再思解經錯謬》雖然只是一本二百頁的小冊子，卻是解經者不可缺少的幫手，因為每個人都可能犯錯，事實上，經常犯錯。對那些執意自己不會有錯的牧者，筆者且以《戰國策》一則“鄒忌諷齊王納諫”的故事，博君一笑並與讀者互勉之。今用現代語言改寫如下：           鄒忌身長一米八，容貌瀟灑。某日，他攬鏡自照，得意地問妻子說：“我和馬英久誰比較帥呢？”妻子回答：“當然是你，馬英久差得遠哪！”鄒忌不敢相信，又問 […]

小灶 本文原刊於《舉目》20期             聖經：神的話還是人的話？             一些熱衷于神學的“純正性”的弟兄姊妹，強調要去掉一切“人的東西”，單單信守神的原旨。他們的用心可嘉，但事實上，這種“超級屬靈”的願望，是不可能的。 首先，從聖經翻譯和文本批判這兩個角度看，這些弟兄姐妹也許沒有想到，他們拿在手上讀的“最純潔”的聖經，其實已經經過了很多“人的工作”和“污染”。比如翻譯和在翻譯之前的文本批判。           翻譯者的思想文化背景之間那種不可割裂的聯繫，必然使聖經不可避免地帶有“人的東西”。除非我們認定聖經翻譯者都是不食人間煙火、臉上帶著摩西剛從西乃山上 下來時的“榮光”。此外，即使這些弟兄姊妹讀的是原文聖經，但如果他們不是像保羅那樣“生來就既是猶太人又是希臘╱羅馬人”，恐怕在他們學習希臘文和希伯 來文時，也不可避免地要沾染上“人的東西”──他們的希臘文和希伯來文教師還不一定是基督徒呢！            再推深一步：上帝說的語言是什麼？希伯來 語？希臘語？有的時候還帶點亞蘭文？（新約聖經的福音書中，有些段落是亞蘭文。）事實上，在歷史上曾經真的有一段時間，人們認為至少新約的希臘文是一種 “聖靈的語言”，因為它與現存的古典希臘文有很多不同。可惜後來考古學發現，原來所謂新約聖經“聖靈的語言”，不過就是當時地地道道的“俗人的語言”而 已！上帝好像跟祂“最熱心”的追隨者開了一個大玩笑。            聖經自己所告訴我們的是，聖經既百分之百是神的話，也百分之百是人的話；聖經是“人 被聖靈感動，說出神的話來”（《彼後》1：21）。換句話說，是神的話以人的語言和文字的方式在歷史當中被啟示出來。因此一方面，我們堅定地維護聖經從神 而來的權威，堅信它不僅在一切所說的事情上都絕對無誤無謬，而且更是我們信仰和生活的唯一準則；但另一方面，我們也堅決拒絕那種否定在聖經成書過程中有人 的參與的觀點，好像聖經就是一本“直接從天上掉下來”的書一樣。            而這後一點，就正是我們堅持在釋經過程中“歷史－－文法”解經的原因。因 為神既然是在歷史中間以人的語言來啟示祂自己，那麼我們就必須以歷史背景和語言的基本規則，來接受和理解這些特殊啟示。既然神都不以在人的歷史和文化中， 以人的語言來啟示我們為恥的話，我們為什麼反而要顯得比神還“屬靈”呢？            不錯，我們肯定聖靈的保守，因此肯定聖經無誤無謬的權威；但這不 等于說，聖靈的保守就消滅了人的特性。而在這一點上，基督的道成肉身正是很好的類比：基督既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但祂是完全的人，並不表示祂就有 罪；同樣地，聖經既完全是神的話，也完全是人的話；而即使聖經完全是人的話，它也沒有錯謬。但它沒有錯謬，不等于它就沒有人的語言文化所表現出來的一切特 徵，因此我們能夠、而且也必須從人的歷史、語言、和文化的角度來理解它。            我們作為基督徒，相信唯有聖經是神無誤的啟示，但在我們“按正意分解神的道”（《提後》2：15）時，需要確立的一條最基本的觀念，即聖經既百分之百是神的話，也百分之百是人的話。因此，我們要承認並接受釋經和神學的必要性。 釋經和神學：人的工作還是神的工作？           […]

史濟彥 本文原刊於《舉目》20期 一            二胡作曲家、演奏家劉天華的《病中吟》，用音樂譜寫了病人與病魔作鬥爭時，所發出呻吟和對生命的嚮往和盼望。我在病中也發出呻吟，有痛苦、有掙扎、有嘆息、有失望、有無奈……但主要吟出的，是對神的感恩、愛和信心。            2003年夏，我腰間盤突出，壓迫坐骨神經，痛得我滿床翻滾。我一面翻滾，一面哀求上帝。           校醫院一看這情況，立即要我住院治療。第二天勉強坐上車去醫院，在車上坐也不是，躺也不是。到了醫院，一下車，奇蹟出現，身子直了，走路時，腿只是一瘸一拐，不覺得太疼痛了。經過CT檢查，大夫認為是輕微突出，回家養養就好了。           今年夏，又同樣犯了這個毛病。我原以為像去年一樣，疼一天半天就好了。結果，疼了五六天也不見好，而且越來越重。想下床，但腳一落地，就疼得嗷嗷叫，根本就下不來。這一下，臥床不起。           肉体有病，腦子還是好的，躺在床上難免要東猜西想。我首先想，去年犯病，我一禱告，很快就見好，為什麼這次痛了好幾天也沒有好轉呢？難道是我禱告不盡心，還是禱告不靈了？ 二 有一個老姐妹好意地建議我，檢查自己這一段時期內，是否對神有什麼不忠不敬的思想和行為。這意思是說，你所以犯這樣重的病，可能在哪些方面得罪了神，讓神對你有所懲罰的了。            我不禁嚇了一跳！我真的開始思索這一階段裡對神的態度。信主這三年來，我自信是愛主的。例如我學習聖經比較努力，不時認罪悔改，並組建了大學校園團契，在團契中解經講道，基本上是全時間事奉神。在靈性上確有較大的提高，行為上也有較大的變化。我沒有得罪神的地方啊！           如果是這樣，那又是什麼原因呢？我突然想起了這兩次的病中禱告，去年得病禱告，那真是出于肺腑的呼天喊地；今年得病，雖也做了禱告，但卻是撓皮擦癢，無關輕 重。這是怎麼回事呢？原來，當時我正在學習《寇世遠研經集選編》，看到其中有一篇叫《三副擔子》，印像深刻。這三副擔子是：神擔當的擔子、肢体擔當的擔子 和個人擔當的膽子。寇監督說：“凡事雖然當交給神，裡面還有研究，那就是：你自己的擔子，當靠神賜的能力自己挑。你本分盡了，還有力所不及之處，可以求神 背負，或由神感動剛強的人為你擔當。你不能忘記自己有責任、有本分，應當先求盡其在我。許多人以為一切交托，事無巨細，擔無輕重，統統交給神，自己反落得 清閒，那是不對的。”            他又說：“該交托的交托，該擔當的擔當，該盡的本分自己盡。”我很同意他的看法，但我盲目地把這看法搬到我這個病情 上來了。我想，我這個病，去年犯了，只不過一天就好了。今天同樣犯這個病，只要自己經心點，及時吃藥和理療，多躺一天或兩天，也就差不離了。我這個擔子， 就讓自己多挑挑吧！由于有這樣的認識，怎麼還會努力禱告呢？            我可能正是在這方面出了問題了！像我這樣的病，這樣的重擔，能全部靠自己去擔承嗎？不依靠神，卻依靠自己的力量，這是不是不相信神而相信自己的一種表現呢？我不由猛然一驚，開始責備自己，開始向神悔過求寬恕。 三 儘管如此，情況並沒有一點好轉。難道神一點也不饒恕我嗎？祂真是要這樣懲罰我嗎？           但我又深思，神為什麼要懲罰我呢？難道我由于認識上的偏差，要自己多擔當一些擔子，就大大地得罪了神嗎？不會啊！聖經上不是說“神愛世人”嗎？不是要我們 “愛你們的仇敵”嗎？神不是“叫日頭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嗎？神的愛是如此博大高深，怎麼能為我這麼一點事而大發雷霆呢？            […]

Chuang Tsu Kung 本文原刊於《舉目》20期             Suffering is a universal issue faced by all people, from ancient times down to today, Chinese and foreign. All religions try to provide a solution to this reality of human […]

賀宗寧 本文原刊於《舉目》20期           很多人認為，美國是一個以基督教信仰立國的國家，但今天卻不允許在公立學校裡傳講基督教信仰，實在是不可思議。            這種看法在基督徒家長中尤以為最，有些家長因而不願意將子女送到公立學校念書，以免孩子在公立學校的環境中失去了信仰。            其實，美國是否是以基督教立國，以及在公立學校是否絕對不可談基督教信仰，這兩個問題，都是有商榷之處的。             首先，讓我們看看美國建國時的情形。美國在1776年宣布獨立，在1789年通過憲法，選出第一位總統華盛頓。在同年，國會又通過十條憲法修訂案，稱為人權 法案（Bill of Rights），這十條修訂案于三年後（1792年）生效。雖然美國建國的領袖大多都是基督徒，但是，如果從人權法案來看，與其說美國是以基督教立國，不 如說美國的立國精神，是在于保護人民不會在宗教上受到政府的迫害。 人權法案與政教分離             美國憲法修正案第一條的條文是：“國會不得制定關于下列事項的法律：設立宗教或禁止信教自由……”            從英文原文（註1）中可以看到，這條文有兩個重要子句： 一、政府不得立法設立宗教。 二、政府不得立法禁止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            這兩個子句，在法律界一般簡稱為“設立”子句，及“自由行使”子句。這兩個子句的合成，就是美國憲法“政教分離”的精神。之間看似互相矛盾，卻是相輔相成。             有關“設立”子句，美國的法院一般都以“勒蒙與柯茲曼”（Lemon vs. Kurtzman, 1971）一案的判例為原則，以以下的三點（註2）來決定政府（包括公立學校），是否違反了政教分離的原則： 1.任何法律必須有其世俗，非宗教的目的。 2.其主要效果必須不得促進或限制宗教。 3.該法律不得促成“政府與宗教的過度糾纏”。             這三條測試標準，又稱為“檸檬測試驗”（Lemon Test），因為本案的原告“勒蒙”的英文意思就是檸檬。當時美國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波格，即以此為這三點命名。 而“自由行使”子句，則可以以下的三點來分辨： […]

飲水 本文原刊於《舉目》20期            今（2005）年六月底在紐約召開的佈道大會， 可能是葛培理牧師最後一次的大型佈道活動。86歲的葛培理牧師雖然年老体衰，聲音低微，又有攝護腺癌，和帕金森病纏身，但還是勉為其難的親自領會。三天下 來，據統計共有超過24萬2千人赴會，九千四百人決志信主。前總統克林頓和妻子喜萊莉，也到場致詞歡迎。            雖然幾十年來，葛培理牧師一直是美國最受歡迎的人物之一，但是他在基督教內卻仍有一定的爭議性。雖然因為他的聲望，很少有人敢公開批評他，但卻是暗潮洶湧──他在教內受到推崇和尊敬似乎不及教外的。            為什麼會這樣呢？這種批評又代表了什麼？ 回顧貢獻            許多美國人都是看著葛培理佈道大會（在電視上的轉播）長大的，對他的信息和他的呼召都非常熟悉。而謝博偉先生（George Beverly Shea，“美國最受熱愛的福音歌唱家”）低沉敦厚的歌聲，是葛培理佈道大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六十年來，他是葛培理牧師忠實的同工，一首自譜的“我寧願 有耶穌”，可能是人們所最熟悉的歌。對在美國長大的人來說，“葛培理佈道大會”，幾乎與“母性”和“蘋果派”一樣，成為生活中熟悉的圖像。           六十多年來，葛培理牧師曾經向全球超過185個國家、30億人口，傳過福音（包括經過傳媒），遠遠超過歷史上任何一個佈道家。他承傳慕迪（D. L. Moody）和孫培理（Billy Sunday）的大型佈道方式，利用專業性的會前作業，新的傳播媒体，簡明的講章，以基督為中心的愛的信息，公開的呼召，加上對各種教派的包容和合作，使 得佈道成果昭彰。            1949年9月，洛杉磯的佈道大會，每晚滿座，有時九千人的帳篷擠了兩萬人。許多人悔改，包括著名的明星和黑社會頭頭。 赫斯特報係的大老闆，通知旗下各報社大力正面報導，引起其它媒体也相繼跟進。連續八周下來，共有35萬人參加，三千人表示願意接受福音。葛氏佈道會自此受到廣泛注意。            1954年，葛培理佈道團再次來到英國倫敦。超過二百萬人參加聚會，約四萬人決志。並且首次得到英國國教正式的支持，葛氏普 世宣教的形像于焉建立。此後，葛氏更到澳洲、歐洲、非洲、亞洲各地，聚會常逾十萬人。在韓國漢城舊機場上佈道，會眾達到百萬，是有史以來人類最大的聚會。            1957 年，紐約31個宗派，1700個教會，聯合邀請葛氏舉行16周的佈道會。參加人數共達230萬人，超過慕迪和孫培理二大佈道家記錄的總和；有五萬五千人決 志。葛氏亦不顧反對的聲浪，公開支持民權運動，不但邀請馬丁‧路得‧金作會前禱告，並且還特地到哈林區舉行佈道。            葛氏不但熱心普世宣教，而且對推動兼容性的福音派運動不遺餘力。他強調禱告、宣傳、合作的重要性。他自己雖然不是學者，也非神學家，但卻能夠借重他人的優點，兼容並蓄。他集合世界各地福音領袖，多次舉行了世界性宣教會議。            […]

Luke Zhang 本文原刊於《舉目》20期           “I’m always trying to work out my gains and losses”, “I’m totally exhausted, mentally and physically”, “I don’t have the patience to see a task through to completion”, “I’m always bus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