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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编者的话——BH37期

        “汶川!永远的痛!”当灾区的影像渐渐在我们心中褪色,灾民的哭声渐渐在我们耳旁消逝时,我们要借着几篇文章来回顾这一年来的发展,思想神在这件事上的心意,请看我们编选的海颜姐妹(4页,蜀道通天)、基甸弟兄(6页,地震救灾中“传教”,引发争议)、王怡弟兄(9页,圣殿、真道与城墙——四川震后365天)和星余弟兄(13页,汶川秋菊)的文章。           基督徒该如何面对金融海啸的第二波浪潮?请看蔡少琪牧师的劝勉(3页,迎战乌云盖顶的第二浪潮)。         《因你而前行》(17页)是一位姐妹在国内大学团契服事的经验。请读者继续为国内教会的成长与成熟代祷。         COCM(基督教华侨布道会)在欧洲(特别是在英国)的学生工作上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我们鼓励读者继续关注在欧洲的宣教事工(20页,近代欧洲华侨宣教事工)。范学德弟兄也为我们介绍了《跟耶稣学布道》这本书(24页,布道 “新”思维——读《跟耶稣学布道》),提供八条原则让我们遵循,值得华人教会参考。        陈济民老师继续在《灵命塑造》这个专栏,为我们讲解基督徒和旧约律法的关系(34页),帮助我们明白律法在基督徒生活中实际的意义是什么。         我们要特别感谢陈庆真老师为我们写的《圣经考古》系列,这一期将会是完结篇(38页,初期教会的建立(下))。借着这些文章,我们看到圣经是一本多么奇特的书,我们的神也是掌管历史的神。让我们继续带着敬畏,跟随他奇妙的带领。        吕沛渊牧师在本期中为我们介绍了奥古斯丁和伯拉纠关于恩典的教义的争辩(43页,唯独恩典)。这是一段很重要的历史,读者不可错过。让我们借着这段历史,对他的恩典有更深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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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与信仰

爱,改变了“黑白分明”

鹏程 本文原刊于《举目》37期         种族,这个词,如今我们听来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了。甚至,我们的脑海中,还浮现出“无论红、黄、黑、白种,都是有尊严的人”这样的歌词。然而,种族这个词,曾经沉重无比。        1960年代之前,美国是个“黑白分明”的国家。这里的“黑白”,不是指是非,是指种族──黑人与白人永远壁垒分明。黑人受尽羞辱、压迫和折腾,白人则死抱着种族优越感,认为黑人只是二等人,与奴隶和狗无异。        当时的美国,汽油站有三个厕所:白种男人、白种女人和有色人种。百货公司有两台饮水机:白种人和有色人种。大多数博物馆,每星期有一天,开放给有色人种,其余日子,有色人种一概不能进入。还有一些博物馆,连一天都不给。        在亚特兰大搭乘公共汽车,黑人必须坐到公共汽车后半部。而且法律规定,黑人必须让座位给白人。在阿拉巴马,黑人必须在门前缴付车资,然后走到车的后门上车。一些坏心肠的司机,有时还会提早关上后门绝尘而去,使付了车资的黑人不得上车。        这样的种族隔离政策,致使黑人受尽折磨,不单是肉体上的,而且是心灵上的。        白人与黑人在不同的餐厅用餐,在不同的学校读书,上不同的教堂。最羞辱黑人的,莫过于餐馆前横挂著“黑人与狗,不得进入”的招牌。亚特兰大法律还规定,黑人 不得成为陪审团、不得进白人专用厕所、不得在白人游泳池戏水、不得入宿白人旅馆、不得坐电影院的大堂位置、大学不为黑人学生留一席位……         黑人没有受到法律与执法者的公平对待。到底有多少黑人被警员枪杀、无故殴打,实在难以统计。         终于有一个黑人领袖站起来,率领黑人争取民权,黑人才重新有了盼望。这个人就是马丁•路德•金牧师(Martin Luther King Jr.)。        虽然金氏在感情方面曾经越轨,算是私德有亏,但他对美国民权的贡献,不可抹杀。        金氏采用了 “和平抗争”的方式。他的原则是:非暴力。他坦言,这是从他所传的福音、耶稣基督的爱与盼望中得到的启发。他说:“当我做牧师的时候,我也想不到,自己日 后竟会卷入非暴力抵抗里。我既不是策动者,亦不是提议者,我只是单纯回应人民的呼唤,成为他们的代言人。当抗议开始的时候,我的思想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回 到‘登山宝训’中爱的崇高教训,以及甘地那非暴力的抵抗方法。” (注1)         因为持守非暴力原则,金氏打不还口,骂不还手,甚至当警察无理地将他抓进监牢,他虽痛苦,却不发怨言,也不煽动黑人的愤怒。他不愿黑人的心因暴力反抗而变硬。他对黑人同胞发出呼吁:“我们或许失败、死亡,遭到恐吓、诽谤、诬陷……但,我们终会胜利。”        这样的民权斗争获得了很大的成果,那些不解金氏的非暴力斗争原则的人,后来也不得不认同金氏所言:“仇恨瘫痪生命,爱却释放生命;仇恨扰乱生命,爱却使生命变得和谐;仇恨使生命变得黯淡,爱却使生命发出光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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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与信仰

蜀道通天

海颜 本文原刊于《举目》37期 蜀道难, 封住一个遗世的川北,哀鸿一片,宛若梦魇。 母亲啊,再唤不回自己的孩子,纵然呼唤到白头、到阴间; 孩子啊,就算走到天涯,也不能寻见母亲的慈面。 热血的人儿,就这么变得僵冷, 矫健的身躯,刹那间成为永久的伤残…… 这一切,谁能挽回,谁能复原? 谁为孩子找回母亲,谁为母亲送回心肝? 大雨不能流尽痛苦的泪, 终了一生也拉不断思念的线! 主啊,不认识你的在问:“有没有神?” 认识你的在问:“你是否残忍?” 我的神,我不再问, 多少个年头,答案已在心里植根──神爱中国,神爱世人! 在所有的世代,你做出同一个宣告, 每一个信你的,都是你的証人。 我的神,我永不怀疑, 你从来不用暂时的平顺贿赂人心。 你用死败坏死的权势, 你藉苦赐下生命的甘甜。 世上的苦难不是真灾难, 主胜了世界,生命里有平安! 这是主在末世的宣告:生命胜过死亡, 平安超越灾难。 这古老的道途,今天交出路权, 人们以往的奔波,都为肚腹、金钱; 多少年苟营为著致富, 本分人苦攒,不法者暴敛。 今天这条路,多么闪光、耀眼! 人们急急地赶来,带着怜悯,带来奉献, 被钱财捆绑的百姓解开钱囊, 从一、二百元到百万、千万; 时装、娱乐让位给灾民、灾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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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广场

地震救灾中“传教”,引发争议

基甸 本文原刊于《举目》37期          2008年5月,四川汶川等地遭遇强烈地震。中国各地的基督徒迅速行动起来,奔赴四川参与抗震救灾。在救灾过程中,基督徒除了给灾区人民提供物质上的帮助外,也积极甚至急迫地向灾民传播福音,劝人信主。         基督徒在地震救灾中传福音的行为,在网上引发了不小的争议。首先有非基督徒网友,批评基督徒没有尽力向灾区人民提供实际帮助,相反,不顾灾区人民感受而强行“传教”。争论之下,基督徒的看法也出现分歧。         非基督徒网友的批评中,比较激烈而有代表性的,是网友“没有远方”在博客上发表的《亲历汶川大地震中的中国基督徒》一文(下称《亲》文)。作者在文中,对基 督徒“乘人之危、乘虚而入”、“强行给灾区群众灌输基督教信仰”、“践踏宗教信仰自由、伪善、狂热、邪乎”的“灾区福音游”和“极度传教”,表示了强烈的 反感、厌恶和愤慨。此文在网上被多方转载,反响很大。         我读了《亲》文之后觉得,由于“没有远方”带着强烈的感情色彩和激愤情绪,其讲述难免有一些不够客观的地方。我相信有很多投入救灾的基督徒,都是凭著真诚的爱心参与的。一位朋友读了《亲》文后说:“我为那些默默无闻、真心帮助灾区人民的 基督徒,感到委屈和伤心。”我也有同感。         但我跟其他很多基督徒一样,也相信“没有远方”说的情况,并非子虚乌有、空穴来风。早在去年,我就在电子邮件里,收到赈灾的基督徒对“灾区福音游”的检讨和反思,一些描述与《亲》文的讲述有相似之处。我认为,来自非基督徒朋友的批评,对我们基督徒也 是一种提醒,可以帮助我们反思。网上不少基督徒朋友,也持类似的态度。 强制有理、天谴可信?          有一些基督徒,以“基督徒不传福音有祸了”为由,反驳“没有远方”的批评,为救灾期间的传福音辩解。他们认为,传福音的大使命,大过其它救灾行动(或者任何 “文化使命”)。他们认为,“人都要死了”,这个时候基督徒首要的任务,当然是“抢救灵魂”,根本没有时间考虑“策略”或者方式。既然基督徒相信,悔改信 主是一个人最大的福分,那么即使有一点“强迫”的成分,也是出于真实的爱心。虽然非基督徒不理解,但那不是基督徒的错。          另一方面,针对 《亲》文指责基督徒,用“天谴论”来“恐吓”人,一些基督徒认为,“天谴论”符合圣经,基督徒不能不传讲、宣告。网上有人专门收集了一些基督徒的“天谴 论”言论的截屏, 包括“求神将愤怒倾倒下来”之类的话。在“没有远方”的个人博客上,还有基督徒留言:“奉劝那些死不悔改的人,思考一下中国的灾难史,为什么四川的灾难特 别多、特别大?……四川自古以来拜佛,拜偶像引得神的大怒,派人传福音被拒绝……四川的灾难不会停止,不仅是四川,凡是罪恶多的地方,灾难就大。如果在灾 难面前依然不改,到审判的日子,你们就无话可说!你们拭目以待吧!”         我个人不完全同意“强制性传福音有理”的观点和“天谴论”。        基督徒的确有传福音的“大使命”。把福音传给人、让人信主,是对灾区人民的最大的帮助和最好的祝福,这种想法本身并没有错。但是这绝对不等于,为了传福音可 以不顾他人感受、不讲效果,甚至“不择手段”,或者以救灾为名却无救灾之实,把灾难功利性地当成传福音的好机会,给人“乘人之危”的印象。          基督徒给人传福音,归根结底是出于爱,出于对他人灵魂的关爱。如果没有爱,“极度传教”就成了“响的钹、鸣的锣”,“福音旅游”就成了一阵风的时髦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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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广场

圣殿、真道与城墙 ——四川震后365天

王怡 本文原刊于《举目》37期          从《以斯拉记》到《尼希米记》,被掳的以色列人有三波归 回运动。这三波归回运动,每一次都得到了世俗情势的配合,和君王的首肯。每一次也都指向一个复兴与重建的主题:大卫王的子孙所罗巴伯,领着民众修建了圣 殿;大祭司亚伦和撒督的后代以斯拉,恢复讲解神的律法;而后,尼希米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城墙。        而圣殿是生命开始、事奉出发的地方。 灾区事工是一面镜子        让我们把目光转向中国。如果将1949年到1979年这30年,看作中国教会在逼迫中持守祭坛、养成生命根基的时代,将1979年到2009年,看作“在辖 制之中稍稍复兴”的30年,那么,我们看见,2008年5月12日的四川大地震,无论对中国教会来说,还是对世俗政权而言,似乎都是一个象征性的转折。         对教会来说,教会浮出水面,参与社会,成了一个规模化的公共事件。家庭教会在参与灾区重建的过程中,整体上已无法隐藏,亦不可隐藏。在2008年5、6月 份,据四川教会估算,来川的海内外基督徒志愿者,约有10万到20万人,占志愿者的10%-20%。到2009年春节前,据参加基督徒灾区事工联席会的当 地同工估算,春节期间仍留在四川的志愿者中,基督徒比例已超过了90%。          大地震引发的这场社会参与浪潮,除规模化和公开性外,凸显出第三个特点,即持续性。灾后重建和基督徒,在政府和公众眼里,成了两个联系紧密的词。也就是说,2008年政教关系的变迁,包括家庭教会的合法性成为公共议 题,都与基督徒在灾后重建中,突出的身分与彰显信仰实践,有很大关系。         教会与社会的关系,开始进入新的时代。        从旧约启示 的应用上说,从圣殿到城墙,就是从建造教会,到祝福社会;从内心信仰,到宗教实践。从社会学的视野说,这一年的意义,就是教会从一个边缘的、受压迫的奴仆 地位,开始向着一个主流社会的位分转变。基督徒群体要开始从一个完整的信仰出发,建立起一整套公开化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及行为与交往模式,从而完成从秘密 团体到“亚社会”的形成。         所谓“城墙”,在今日,并不是指将教会与社会分隔开来的墙,而是指能将基督徒的信仰与生活范式,与世俗的生活范 式及其意识形态区分开来的墙,从而形成的一个公开化的“基督徒亚社会”。这是对信徒的生活、家庭和信仰的圣洁与独特性的保护,也是以“基督徒亚社会”影响 “全社会”的必经之路。         参与灾后重建,促进了教会的社会化过程。笔者明显地看到,无论是在属灵的领导力、金钱的奉献和各类资源的运用上,这一轮社会参与,都呈现出四个特点:         第一,以家庭教会为重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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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广场

汶川秋菊

星余 本文原刊于《举目》37期          秋菊是电影《秋菊打官司》里的一位农村妇女(由巩俐扮演)。她受到不公正对待后,就走遍省城,锲而不舍地层层上诉,要为自己讨个“说法”。        对“说法”的诉求,是人类和动物的重要区别。人在灾难面前,不仅仅是承受和逃避,也不仅仅是补救和重建──虽然这些都很重要,但人也需要得到一个“说法”,好明白灾难的原因和意义。       2008年5月12日,中国四川汶川发生了八级大地震,加上之后连绵不断的余震,到6月中旬,已有将近七万人遇难,两万人失踪。现代媒体更把灾区惨况展现在全世界眼前,举世哀恸,人人惊心。         面对这个带来深重苦难的天灾,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        基督徒是最有资格“讨个说法”的,因为基督徒相信,所有在宇宙中发生的事,是一位全能全智的主宰所计划的;宇宙不是自有的、无目的的,而是朝向一定的目标进 行的。相反,无论是无神论、泛神论还是宿命论,它们的宇宙则是盲目的,对一个盲目的宇宙,你无从向谁讨说法(所以当无神论者在灾难中,举目望天问“为什 么”的时候,其实已经暴露出其内心深处,并不是真正的无神论者)。        基督徒讨问说法,不仅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其他人──如果在灾难面前,基督徒不能向世人提供一个说法,而是保持缄默,自然有异教提供解释。所以,当世界遭遇灾难的时候,基督徒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不但是救灾的人道责任, 更有为灾难提供说法,在灾难面前宣告上帝旨意,并引导国人归向上帝,得享安慰、拯救的属灵责任。         然而,这不是一个轻省易担的责任。 不可武断定罪,也不可推卸人自身的责任         面对灾难,我们基督徒最大的误区,就是武断定罪,把飞来横祸,看作是上帝对受难者的惩罚。         约伯的三位朋友,就曾经这样自居“上帝代言人”,断定约伯在暗中犯了罪,他的痛苦是咎由自取。但在上帝看来却非如此。所以我们也千万不要如此冒失地代上帝发言, 以致“用无知的言语,使神的旨意暗昧不明”(《伯》38:2)。          我们也不要像耶稣时代的犹太人(或是传统的相信因果报应的中国人),断定那个生来瞎眼的人,不是他自己犯了罪,就是他父母犯了罪,却不知他的残疾,乃是要显出神的作为来(参《约》9:1-3)。          这次汶川地震带来如此巨大的创伤,如此多的家庭天人永诀,如此多的儿童长埋地底,我们绝不应该(又何忍心)给死者胡乱定罪,给未亡人伤口撒盐。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推卸人自身的责任。          大陆官方现已基本肯定,此次地震,在校儿童大量遇难,质量低劣的“豆腐渣”工程实在难辞其咎。传媒亦証实,大部分的伤亡,都是因为劣质的建筑,而非地震本身。          汶川地区本就处高危地震带,上世纪30年代,已有七级以上大地震发生,灾情惨烈。时值内乱(军阀割据)外患(日本入侵)之秋,国民政府的救灾善后,更是等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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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篇

因你而前行

小蚂蚁 本文原刊于《举目》37期         我成长在基督徒家庭。但是我对神的了解却不深入,很多时候,神好像是别人的神,不是我的神。        我在浙江嘉兴读大学。大二的时候,我们有了学生团契,是在一个偏远、有点破旧的小房子里聚会。我从此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一)         刚刚开始团契生活时,我一直是一个旁观者,总是漠然地看着别人努力和付出。我一直很嫌弃那个很小、很破又偏远的房子,却不知那是兄弟姐妹们顶着烈日找到的,还常为房租而担忧。        在团契建立之初,有很多事情要做,都是阿丽姊妹一个人默默承担。我看到的是她坚强而温暖的笑脸,却从来不知她心中的忧虑、胆怯、愁苦、委屈……她在神面前献上了很多的祷告,流了很多的眼泪。         团契充满了生气。敬拜的时候,气氛是那么活泼而虔诚,每个人都大声地赞美。以前总是在唇边轻轻哼唱的我,被深深感染了,渐渐也放声赞美。而中午准备饭菜时, 有人洗菜,有人做饭,就像家一样温暖。吃饭时,大家围着桌子吃得特别香甜,特别开心。在这里我找到了家的感觉,慢慢融入进去。         祷告会是在周五晚上。聚会点虽然很远,却总有几位弟兄姊妹骑自行车过去。到了冬天,握著车把的双手是最受苦的,即使戴着手套,也无济于事。但一想到那个温暖的地方,他们就毫无怨言。吸引着他们前去祷告的,是主内的爱!         看到大家的辛勤劳苦,我感到震撼,为什么他们愿意为著看不见的上帝付出那么多?         他们那最真实的行动,让我感动,使我渐渐开始学习他们。心中的冷漠渐渐融化,也融入到团契的服事中。 (二)          刚开始事奉时,我不大懂得与人相处。          我无法忍受没有时间观念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们常看到我拉长的脸,常听到我不留情面的指责。开会时,我一看到不足之处,就毫不客气地指出来。但弟兄姊妹都很容让我这个不懂事、会闹小脾气的妹妹,从来就没有责怪过我。          人数增多后,团契分了小组。当了小组长的我,也渐渐遇到挑战。          每个小组长都要轮流带领祷告会,而我最怕的就是这件事。在我眼中,祷告会是教会中的属灵长辈才能够带领的,而我根本不行。于是我一直推脱逃避(不过,最终还是逃不过)。          阿丽姊妹把她的经验传授给我:她总是先认真地向神祷告,求神给她主题,然后根据主题选好诗歌,写一个简要的大纲,以及每个部分要讲什么提示的话,唱什么诗歌等。         我按着她的方法去准备,然后忐忑不安地带领第一次祷告会。感谢神,那次祷告会没有冷场,甚至有弟兄姊妹说,心灵很是释放。我知道那是神的工作,是神听我祷告,帮助了我。        经过一次次操练,祷告会带领得越来越得心应手,我就认为自己很有祷告恩赐,不禁有点沾沾自喜。这时上帝放手了,我的祷告立刻如同被厚墙挡住了,内心没有了感动,带领祷告时也没了感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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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篇

近代欧洲华侨宣教事工

林日峰 本文原刊于《举目》37期 前言         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我们一家在欧洲宣教已将近五年了!我与妻子事奉的范围主要是神学教育,并服事散居在欧洲的侨胞。在此,我盼望藉《举目》一角,分享我们在欧洲宣教事工的心得与体验,并提请大家看见,把欧洲规划为策略性的宣教工场,已是目前刻不容缓之事。 一、 欧洲简介         根据联合国的资料, 欧洲占地约1,018万平方公里,现拥有7.3亿左右人口,由48个国家和地区组成。从地理上来说,俄罗斯是最大国,而梵蒂冈是最小国。        100年前的欧洲,占了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而如今,因非洲与亚洲人口遽增,欧洲人口只约占世界的十分之一。 二、欧洲华侨移民历史          大约在一百多年前,欧洲出现了一些华人移民。许多华人移民是船员,定居在英国的利物浦与荷兰的鹿特丹等大港口。         法国华人的历史,则可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法国政府从中国引进14万华工,最后有二千余人留下,定居法国。         在60年代期间移民到欧洲的华人,大多来自香港的饮食业,或是来自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留学生。         70年代中期,南越,北越统一后,有大批越南难民和柬埔寨难民涌进欧洲,其中也包括了许多华裔。         1989年六四事件后,约有三至四千大陆异议人士,以难民身分抵达法国,并获居留权。         近期欧洲华侨移民,则主要是由以下社会群体组成: 1. 商人        在80年代中期后,随着中国大陆的开放,大批中国大陆人士,尤其是浙江一带的人涌进欧洲。其中许多人在欧洲定居,并且经商。到90年代后期,这批主要来自浙江温州与青田等地、经济条件较好的华侨商人,多合法居留西欧(如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       当1989年苏联解体和东欧国家逐一开放后,又引发了另一波的大陆移民潮(仍主要来自温州与青田)。他们许多人到东欧国家(如罗马尼亚、捷克、匈牙利与波兰)居住并经商。 2. 餐饮业与劳工          除了早期到欧洲来的香港人,近期移民到英国从事餐馆饮食业与其它劳工行业的,主要是福建人。而到欧陆的则是温州与青田人。他们的工作时间一般都比较长,有些人甚至365天都在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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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篇

布道“新”思维 ——读《跟耶稣学布道》

范学德 本文原刊于《举目》37期           读完《跟耶稣学布道》之后,我不得不承认,我真是孤陋寡闻。我布道已经十多年了,竟然一直不知道这本布道学的名著,而它已经出版30多年了,单单是英文版,就在全球销售超过两百万册。      《跟耶稣学布道》一书的原名叫The Master Plan of Evangelism,作者Robert E. Coleman(中文译为柯若柏),是著名的布道学教授,曾任洛桑世界福音委员会发起人。上个世纪最大的布道家葛培理说,“在这个世代里,很少有书像柯若 柏博士所著的《跟耶稣学布道》一样,在普世福音广传方面产生如此巨大深远的影响。”在这本书出版30年之际,许多著名的基督教领袖、学者、作家,都一致用 四个字来评价这本书:“经典之作”。        这是一个传道人,以及有心要传扬福音的华人基督徒必读的经典。        现在是E时代,一提到 读书,有的人头就大了,天哪,那么多书,怎么能读完啊?别怕,《跟耶稣学布道》一书虽然是经典大作,但篇幅却很小。中文的正文连注释都加到一起,还不到 180页。这就是这本书的另外一个魅力之处,正如著名灵修作家傅士德所说,该书把最伟大的洞见,“表现得很简明”。         这本书“探讨的是主导耶稣事工方法的原则”(引自该书第26页,以下只注明页码),也许可以称为“策略原则”,或“指导原则”。柯若柏把这些指导原则概括为八条。         第一条原则:“训练一小批领袖以带领群众”(第39页)。找到工人并培训他们,以带领人归主,这必须放在事工的首位。        耶稣要求被拣选者必备的最重要品质是:真心切慕上帝以及耶稣所彰显的生命本质,并且,他们愿意承认自己的不足,有一颗受教的心,“耶稣能使用任何愿意被他使 用的人”(第41页)。“耶稣调教门徒的最基本原则,就是把心力集中在所要使用的人身上。改变世界要从改变人做起,但除非人甘心接受主耶稣的调教,否则人 是无法改变的”(第41页)。的确,事实就是如此。         大多数教会传福音的策略恰恰与此相反,他们不是从培训少数领袖开始,而是从号召大众入手。其实,“赢得群众很容易,只要给他们领袖就行了”(第51页)。因此,教会必须在不忽略大众的同时,肯花更多的时间去培训少数领袖,而目前在领导位置上的人,应当成为优先培育的对象。         第二条原则:耶稣培训学生的方案,就是“让门徒跟在他身边看、听、学”,即让学生跟在他身边见习学习。         耶稣一开始设立使徒的时候就宣布,“……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可》3:14)。用古人的话来说,这就是身教。耶稣肯花时间在门徒身上,特别是到了关键时 刻,他总是把门徒带在身边。“耶稣所示范的原则教导我们,‘领导人训练养成’的唯一之道在于亲近而又密集的陪伴、指导和示范。”(第70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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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篇

回内地当教师 ──海归群像(三)

天灵 本文原刊于《举目》37期         背景:作者原任教于国内大学。1993年底,赴香港攻读博士。在香港就读期间信主,并在一家基督教机构兼职编辑与书评撰稿人。先后参加过英国圣公会、美国浸信会、北角宣道会与普通话圣经教会礼拜与团契,1999年回内地大学继续任教。        我原在国内的大学任教。1993年底,我赴香港攻读博士学位,1999年回内地大学继续任教。为什么我的同学博士毕业后,都纷纷转向北美、澳洲等地发展,我却回国了呢? 一、回内地工作的原因        选择回内地工作,和我一直以来的内心追求有关,更和我在香港读书期间信了主有关。        我一直觉得,自己的国家与民族灾难深重。无论现在的中国表面多么歌舞升平,我都无法忘记她经历过的苦难,也担忧着她的现在和将来。我在香港看到,无数的香港 基督徒和西人基督徒,或者为中国政府祷告,或者到中国内地扶助孤儿院,或者向地震灾区运送物质……我都深受震撼。看到他们的所为,我想,我不是更应该为同 胞做点什么吗?        而且,我了解自己的国家,了解学生需要什么。我知道自己可以凭借专业训练,和从神而来的信仰,做些有益的事情。我一直深 信,想要拥有美好生活,社会想要获得健康发展,离不开基督教。我愿意更多的国人认识智慧、慈爱和全能的救主。因此,我确信自己回内地工作的意义,就是帮助 更多的人拥有美好的人生,帮助社会有更好的发展。如果要我像我的同学一样,毕业后去西方国家,虽然可以得到一份满足个人生存与兴趣的工作,我却不太确定, 这对社会有多大意义。 二、回内地工作的预备        当初赴香港,与其说是去读书,不如说是去寻找信仰。我所研究、探讨的个人与社会发展问题,在信仰中找到了答案。我发现到,教育不能完成的任务,即让个人与社会健康发展,基督信仰却可以达成。        博士学位带给我的是专业技能,信仰带给我的是生命再造与人生方向。带着这样的确信,我的归国预备,就放在信仰对自己个人生命的造就上。        我相信,任何社会变革,如果没有以社会主体生命的再造与更新做前提,都将因社会主体生命的堕落与脆弱而流产或被腐蚀。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已经显示,各种经济腐败与道德失序,都是始自人性的沉沦与无助。         所以,如果想更好地服务大众,仅有高学历与专业训练是远远不够的。我必须有生命的更新。这种更新,包括医治我以往经历的种种伤痛,也包括对付我的罪。         追求在主里新生命的成长,是我在香港几次转教会的原因。起初为了了解比较原汁原味的基督教信仰,我参加了香港的英国圣公会。后来为了更好地学习圣经,我转到了有主日学的美国浸信会。         为了熟悉中文圣经和中文祷告,我又转到了北角宣道会,并参加普通话团契。归国前,我得知有个成立不久的普通话教会──圣经教会。于是赶到那个教会,参加了几 次礼拜。在回内地工作后,也一直和这个教会保持联系。后来每次赴港,都参加他们的礼拜与团契,获得他们很多支持、造就。        我在香港还加入一间基督教出版机构,做兼职编辑,通过校对圣经、属灵书籍,以及为上百本属灵书籍撰写介绍,我内心的伤痕获得医治,我对神的认识与归属也日渐加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