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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编者的话—BH41期

          海归事工需要您的参与!独行奇事的神在这个时代,为中国创造了一个海归的浪潮,让许多学人在海外学 成后返国,参与中国的建设。这些海归当中,不乏神的子民。他们带着不同的人生观与使命感,回到中国。基督教会和福音机构如何能搭乘这个浪潮,扩展神的国度 呢?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之一。本期的数篇专文(19~30页),希望能引起您的关注,一同为这个重要的事工祷告,并在可能的范围内,委身参与。           基督徒在地上生活,经常要与世俗的观念争战。本期第3页,王怡弟兄分享了他成为基督徒后价值观的转变如何反应在他的写作上,值得我们细细品味。星余弟兄在17页的文章,为我们分析了“内观禅修”的宗教本质,帮助我们避免受到迷惑。            中国教会内部也面对一个极大的挑战,就是神学教育的问题。在这期中,我们编选了两篇文章(第10页,12页),稍微触及了这个话题。如果您有特别的看见,也盼望您能著文与读者分享。            蔡金玲老师从圣经神学的角度,为我们述说的救赎历史,来到了《创世记》最脍炙人口的约瑟的故事(第34页)。让我们看神如何奇妙地拯救约瑟,以成就他对亚伯拉罕所作的应许。            神的子民乃是靠神的话而活。从今年起,本刊增辟了两个栏目:释经讲道示范(见第42页),和每日研经材料(52-54页)。希望能提供读者一些扎实的讲章和研经材料,帮助读者在真道的话语中成长。           如果您对本刊的选材或编辑有任何建议,也欢迎您来信指正,我们非常需要您的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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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与信仰

早起,与云雀一块儿唱赞美诗

马多 本文原刊于《举目》41期           谚语云: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           早晨, 万物清新,百鸟欢鸣。花草植物在氤氲晨雾中,犹如刚刚沐浴过的童子,满身的清香爽净,露珠环饰。大地整个儿像被造物主重又里里外外洗过了一遍,充满了一种 朝气蓬勃的欣然气象。诸般小虫子,扰扰嚷嚷、磕头绊脑于草木花茎间,那模样儿,似乎正聪明又迫不及待地吸吮著天地灵气,为新一天的到来殷勤欢快地采集、储备着所需用的养份。            英国作家泰勒在《圣洁之死》中有一段话,精彩地把一个充满灵意的早晨活脱脱地描画在读者面前,让人不免悠然神往──           “就像太阳接近清晨的大门,它先打开天宇的一只小眼,驱散黑暗的精灵,照亮了一只雄鸡,唤醒了云雀去唱早祷诗,然后慢慢地给云朵涂上一圈金边,从东山后面探出 头来,伸出它的金角,就像摩西因为看到了上帝的颜面而被迫用面帕罩住的额上金角一样;正当人在讲这故事的时候,太阳已升高了,露出了它美丽的脸和全部光 明,然后它照耀一整天,常常有乌云遮蔽,有时又下大雨小雨,像落泪一样……”            早晨,在一些属灵生命很好的人那里,是看为宝贵的。考门夫人 说:“在早晨,神有意要我处在力量和盼望的最佳状态。那时我无须在软弱中攀登。”神在英国大用的仆人司布真先生,一生非常看重早晨与主交通。他说:“热心爱主的人,都很重视早晨与主交通,他们有一规律,没有看见神的面,绝不先见人的面。”          《诗篇》中,大卫有这样的诗句:“琴瑟啊,你们当醒起;我自己要极早醒起。耶和华啊,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因为你的慈爱,大过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诗》108:2-4)           我们当然知道,一天中,我们向神的祷告赞美,仅仅是一次而过肯定是不够的,我们当学会随时随地在祷告中寻求神的旨意,与神建立起属于个人的亲密关系,享有他 时常与我们同在的喜乐。这样,即便是在“乌云遮蔽,有时又下大雨小雨”的时候,因为他的同在,我们就能在坦然无惧中快快乐乐地胜过。            早晨的祷告赞美,有人作过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他说,就像给一架风琴调音,风琴的琴键很多,看起来好像有点难于下手,但只要你找到了关键点,就是将最中间的 “C”音调到正确点上,然后再使其他的琴子与它调和。信徒早起,与神亲近,同他调至和谐,然后才能在一天中和所接触的人,事,物和谐。这个意思与戴德生先 生的看法很相近,戴德生说:“哪有先开音乐会,然后才调和乐器的呢?每天读经,祷告,先与神调和,然后再与人见面办事。”           让我们早起,与云雀一块儿唱赞美诗吧!那纯真的赞美,就像金香炉中袅袅上升的馨香之烟,必定上达于天父宝座前,蒙神悦纳。 作者现居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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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与信仰

写出第一滴泪

王怡口述/洪晓寒整理 本文原刊于《举目》41期           我是成都人。成都的天总是灰暗、低沉的,所以有句话叫“蜀犬吠日”,狗看见太阳出来就叫唤。第一次唱那首赞美诗“天离地有多高……”,我就嘀咕,天离地没有多高啊!有人说成都人很难信主,不知和这个有没有关系。             信主之前我一向爱好写作。我是个公共知识分子(注)和法律学者,关注最多的是公义、自由和民主,所以,我的写作主题都是公义与自由。记得有一幅画:希腊的正 义女神,一手拿着剑,一手拿着天平,却蒙着眼睛。蒙眼表示谦卑,表示自己本来不配站在那个位置。可惜,一个非基督徒的理想主义者,很难不以为自己是公义的 代言人,不以为自己在“行公义、好怜悯“,所以,我以前的文字都很硬,很尖刻,很自义。            后来我在瑞士洛桑的高等法院,又看到一幅标题为“公义使邦国高举”的油画,是希腊的正义女神经过基督教洗礼之后的面貌:她一手拿着天平,一手也拿剑,但是剑尖指著一本书,就是圣经。            2005年,我和妻子去瑞士,在日内瓦的圣三一教堂里,我们跪下祷告,表示我们生命的顺服。我从此在基督里,重新寻找写作的意义。            先介绍一下我以往的作品。第一本书《载满鹅的火车》,是一本电影随笔。第二本书《不服从的江湖》,一本思想随笔集。第三本叫《美得惊动了中央》,从书名可以看出,这几本书有多么桀骜不驯。邮寄时,新闻出版署查封了800多本,当真惊动了中央。           信主后,我的第一本书是法学专著,《宪政主义:观念与制度的转捩》。这是试图从圣约的观点,重新理解宪政主义,思考为什么有法律。这是我信主后在专业上的一 种表达,希望在信仰中,更新对国家、法律和政治的理解。《与神亲嘴》,是我信主三年来,面向自由知识分子,谈论基督信仰的文字。因为我是从自由主义者过来 的,对国内的自由知识分子有深厚的负担。《天堂沉默了半个小时》,这本书的副标题,是“电影中的信仰”。我在国内一家主流周刊上有一个专栏,通过电影这一 文化产品,传递信仰之光。开始写时,妻子有些担心,说每一篇都涉及信仰,怕媒体和读者不接受。但奇妙的是,那些非基督徒的编辑们,却将这个专栏评为年度最 佳专栏。很多读者也说,他们买这份刊物,就冲著这个专栏。我很感谢神,神在松动人心,预备万事,通过我卑微的写作,让更多读者读到基督徒对信仰的公共表 达,对文化的介入。《自由的崛起》,这是我去年翻译的一本学术著作,关于16世纪到18世纪,加尔文主义对瑞士、苏格兰、英格兰、法国和美国五个国家的立宪政体的影响。           以下我从五个方面来分享: 一、生养与治理           信主前,我是坚决不要小孩的人。理由是我的爱太少,我的爱是有配额的,给妻子一部分,给自己一部分,再留给父母,就所剩无几了。           其实,真正的原因,是我看不出生养、就是生命的生生不息到底有何意义。孔子所谓: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珍惜光阴和生命到底有什么意义?我在本质上对此绝望。            但这里便有了一个公共生活与个人生活的深刻断裂,我可以听到内心的自我质疑:一方面,你作为知识分子,忧国忧民,高谈自由民主;一方面,你却不想、不敢、不愿要孩子。那么这个国家的未来,到底和你有什么关系?你到底是为国家,还是为自己呢?连孩子都不爱的人,却说爱同胞,你不脸红吗?            许多年来,我就活在这样一个深刻的断裂中。这一断裂,使我所写、所做的一切,在本质上都是假冒伪善。           信主后,我断章取义,看到一处经文讲:“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赛》54:1),我就高声欢呼,说上帝批准我不生孩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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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广场

内观禅修的本质

星余 本文原刊于《举目》41期          2009年7月25日的《澳洲新报》周刊1087期,封面以“体悟自我、拥抱当下”为题,推介内文《从内观Vipassana学习生活的艺术》。我之所以 注意到这篇文章,首先因为我是传道人,对大众媒体中宗教性的讯息应予关注。其次因为近来几位私交和教会的慕道友,都向我提及,他们或在公司,或通过家人, 接触过静观或瑜伽等带有宗教色彩的修习方法(虽然宗教性已淡化)。我因而郑重浏览了一批相关网页,察觉到此类宗教正以相当高的姿态推介自身。         《从内观Vipassana学习生活的艺术》这篇文章的作者名苏晓晴,自述是一位来自台湾的雅皮女士,生活颇为逍遥,内心却不平静。她一方面为了摆脱失恋的阴影,一方面受“提高情绪控制力和心灵敏感度等”的吸引,参加了十天的免费内观禅修课程。           作者说,即使在课程结束后,自己对内观并不完全认同。在禅修过程中,她也对某些理论颇为怀疑。但是,内观技巧确实对她有不少帮助和影响,比如恢复和保持内心平静,提高自信和专注等,因此认为值得撰文推荐。            能带来心灵的平静与解脱,这对于身心饱受困扰的现代白领,是特别有吸引力的。更何况,课程完全免费(只有“自由奉献”),也不要求加入任何宗教组织,obligation free(一切自愿)。但是,内观禅修,真的是这样健康、单纯吗?            我倒是觉得,正是这健康、单纯的假象,使人极易忽略内观禅修的宗教本质,以致陷入邪恶的陷阱而不自知。 这样也能称“科学”?           苏女士文章伊始,列举内观能吸引人之处:           1. 没有任何宗教色彩。 2. 实用性高。 3. 技巧科学。           可是我读过全文、深入研究后,对其中的第一点、第三点,实在难以认同。            作者认为,内观禅修没有任何宗教色彩,在练习期间,没有任何的膜拜、幻想或颂咒的程序,也不要求入教,因此“适用于全世界不同教派或不同年纪的人”。但是很明显,作者对“宗教”的定义,只涉及了宗教的某些表象,对宗教的本质并无认识。           而内观禅修的理论,单凭作者的简单介绍,已是如假包换的佛教,因之不但以释迦牟尼为创始人,更将静观的整套方法,建立在佛教的基本教义上。甚至在解释现代人 为何不快乐时,也完全使用佛教用词(贪、嗔、痴)。因此,内观禅修虽无现代人所排斥的宗教礼仪和入教压力,却绝对要求修行者接受其背后的世界观,及其对修 行经验的阐释,实际是对佛教进行了高明的软性销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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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篇

我们未来的挑战

雅各伊霖 本文原刊于《举目》41期 福音在中国的传播,可谓命运多舛。从大唐景教和元代也里可温教的昙花一现, 到明末清初耶稣会士的初有成效,尔后却又因“礼仪之争”而难产;再逢马礼逊以执著敲开了“磐石”的大门,孰料又逢近代的殖民入侵战争,而使基督教来华蒙上 不白之冤;太平天国对基督教思想的错误移植,义和团运动的戕害,加之启蒙以降国人对西方的误读,“非基运动”的冲击,乃至建国后的“三自”改造,“文革” 的大清除,等等,基督教都被贴上了负面的标签,遭致批斗——“侵华工具”、“精神鸦片”、“意识渗透”等等。           斗转星移,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国人再一次“睁眼看世界”,加之国家政策的调整,学人的努力,大量信徒的自省和自发回归,以及海外资源以不同方式的涌入,福音似乎在华大有“显学”之势。           但果真如此吗?           在新世纪为我们洞开之际,基督信仰该如何在中华大地上,开拓和发展一条自己的道路呢?是像已被人批评的那样,只知沿袭历史,步西方后尘,邯郸学步,拾人余 唾?还是在意识形态的压力下,噤若寒蝉,做“该撒”的“传声筒”,却得意洋洋地为自己辩护“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还是在旷野中冲出一条 道路,虽然前途漫漫,却坚信有沙漠中开江河的奇蹟发生?           依我个人看来,中国人未来的20-30年所面临的神学挑战是艰巨的。那将是庄稼收割的时节,重任可想而知。作为中国的年轻一代学人,如果看不到这样的异象,不为未来做好预备,则一切都将成为纸上空谈。有以下诸方面,值得我们深思: 一、属天的与属世的价值观的较量           当下意识形态的松动,国际舆论的监督和呼吁,为基督教神学的展开,创造了一个相对宽舒的外部环境。但如何既消除当局“卧榻之侧”的误识,又表达基督教从上而来的启示、以及由此而开展的伦理诉求,是基督教神学不得不正视的问题。           属天的与属世的价值观的较量,是一个普世性的问题,处理不好,也许就会“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因而前功尽弃。 二、民族文化与基督价值观的冲突           民族文化与基督价值观的冲突,也是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放眼大陆学界与民间,品三国,说红楼,论老庄,议孔孟,倡汉唐,无不轰轰烈烈。           民族文化自有其深厚的价值,值得肯定。但民粹主义的复苏和意气用事,却不可提倡。那种道德上的自义和批判上的颐指气使,恐怕也是基督学人必须正视的问题。也许我们可以从上个世纪20年代的“非基”运动中,找到可借鉴的东西。 三、神学处境化           神学处境化(contextualization),尤其值得我们重视。如何把民族的、地域的“壳”,来承载基督教神学的“核”?是提倡“本土化”、“中华 神学”(梁燕城博士语)、“汉语神学”(何光沪、刘小枫为代表),还是借鉴近邻韩国、印度和东南亚邻邦的“民众神学”、“贱民神学”和“草根神学”?这不 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社会学上的问题,更需要有一批身体力行者去实践。 四、学人的批评和担当            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定位何在?是依附民族共同体这张“皮”,成为其上的“毛”,并恪守古训“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为自己辩护呢?还是成为暗夜中精神家园的守护人?是为了职称、工资、房子而打拼,还是去负那沉重的“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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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篇

对目前中国神学教育的一些反思

林慈信 本文原刊于《举目》41期            这十年来,笔者全时间投入神学院教学和平信徒神学教育事工。笔者发现,不论 是在北美各地的华人教会内,还是在香港、日本、东南亚等地,或是在网络的神学课程上,都必有中国大陆(包含来自中国大陆)的教会肢体。在为海外平信徒开办 的神学讲座上,也往往有中国大陆的海外神学生、知识分子与教会领袖来旁听。华人的神学教育,已经与海外华人教会一样,不能分“大陆”与“海外”了。 巨变与多元化          如何教导多元文化的华人神学生群体?如何和他们有效地讨论神学、教会历史、护教、教会事工、个人事奉方向等问题?如何帮助他们建立属灵(成圣)生命模式?这些都是神学教育工作者目前需要面对的挑战。           这十年来,中国、中国教会、华人神学教育起了巨变,给我们这些负责供应国内和海外神学教育(培训)的同工,带来很大的冲击。资源有限,要做的事却太多。我们 必须时时自省:我们做的,能够满足华人教会的需要吗?我们是合适的人选吗?我们能帮助领袖、教会成熟吗?前面要走的路,会比现在的更难吗?           从这几年有限、零散的经历,笔者看到当前中国与中国教会的一些特点,需要神学教育工作者留意。           首先,中国目前是城市带动农村。社会如此,教会如此,神学教育也必然如此。因此,神学教育工作者若用20年前中国教会的情况为出发点,仍以农村为主,则会错过机会,无法供应 21世纪中国教会真正的需要。           笔者不是说,农村的教会不重要,笔者完全没有这个意思。农村教会是中国教会的多数;而服事农村教会,正是海外华人教会短宣的重点。我要说的是,现在的中国,已是城市带动农村。若忽略了城市教会的需要,就是策略性的错误。          因此,作为神学教育工作者,我们必须暸解城市中教会的需要,包括劳工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我们必须面对城市信徒心中迫切的问题:如何面对离婚、再婚等伦理 方面的问题;如何面对经济压力;如何面对从多方面而来的援助(包括神学教育,教会事工资料,讲员,书籍,海外慈善事工的到来等);如何从圣经建立慈善事 工、“心理辅导”等的理论基础(四川地震已经把这两个话题,从宣教机构的办公室带到街上了),等等。            总的来说,教会领袖需要从一个较广的角度,理解基督徒的生命与生活。福音派喜欢用“国度的角度”,来形容这种视角。 四代神学生           其次,我们必须面对国内好几代已经献身、蒙召事主的神学生。笔者将他们分成四“代”。           五年前,按照我有限的接触,很多自己参与、也鼓励弟兄姐妹参与培训的教会领袖,是在35至45岁之间。他们可能是多间堂会的牧者,同时兼顾培训事工。很多人有过专业的训练和工作经验,或从商(包括在海外)。            第二代则是25至35岁的基层牧者、传道人、巡回宣教士。他们是战壕里的基层工作人员。这两代人占了神学生中的大多数。            最近两年,我们开始面对两个新的群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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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广场

21世纪全球人类的挑战(之一)──生物学与伦理学的新发展

潘柏滔 本文原刊于《举目》41期          一对英俊美丽的青年男女,和数百名居民一起,住在21世纪中叶一栋与世隔绝的大楼中。在这栋受到严密控管的高科技大楼中,他们每天生活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组织”的监控,这种监控美其名是为了他们的身心健康。           如果想要离开这种没有自由的生活,唯一的希望,就是被选中前往所谓的“小岛”。“组织”告诉他们,在历经一场生态浩劫之后,除了居住在这里的人以外,全世界的其他人都不幸丧生,而小岛就是地球仅存的未受污染的净土。            后来,大楼里面的人才明白,原来他们是复制人,在这个生物工程中心制造和培养,成为移植器官和人工婴儿的来源。他们的存在价值,不过是他们的生物用途。            当他们得知真相之后,他们逃离了“组织”。然而 “组织”要将他们赶尽杀绝……           虽然这不过是科幻电影《绝地再生》(The Island,2005)中的虚构故事,然而这故事却带来生物学和伦理学的问题:究竟复制人算不算人,是否享有人权?复制人与被复制的人有何关系?……           其实不用到21世纪中叶,我们现在的生物工程,己发展到能制造生命(making life)、伪造生命(faking life),和夺取生命(taking life)的地步。若社会各界不及时设制应对的措施,后果将像科幻小说一样不堪设想!           21世纪的主流思想是后现代主义,即相信世界并无绝对的伦理标准,万事都注重个人感受,按当时情境而定。在这个情况下,特别需要基督徒站出来,成为社会的良心,作世界的光和盐。           要做到这一点,基督徒最好能先了解现有的伦理学理论,更要建立起本乎圣经的伦理观,才可面对21世纪的挑战。 主要的伦理学流派            伦理学是对人类道德生活进行系统思考和研究的学科,从理论层面指导和规范人的道德生活。目前主流的伦理学有两种理论: 效益主义,即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和义务论(Deontology)。这两套理论都持守五个道德原则:            (1) 不伤害人(Non Maleficence)。 (2) 造福他人(Beneficence)。 (3) 功利的应用(Utili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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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篇

美国华人海归基督徒历史简介

Stacy Beiler/王敏俐摘录、翻译 本文原刊于《举目》41期 一、19世纪            1854年,容闳成为第一个自美国学成归国的留学生。他在留学期间,成为了基督徒。           自耶鲁大学毕业、回国之后,容闳便积极鼓励中国学子去美国留学。他倡导了晚清幼童留美计划(The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简称CEM)。按照这个计划,在1872年到1881年间,中国政府派出了100位小留学生到美国就学。           其中有多位学童,后来成为了基督徒,愿意在完成学业后,回祖国传扬福音。遗憾的是,晚清政府为了避免西化的留学生形成政治改革新势力,最终断然取消幼童留美计划。于是许多小留学生尚未毕业,就被迫回国。            尽管如此,20年后,这些海归在许多领域中,都发挥了极大的影响力:诸如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清廷驻美大使梁诚,以及民国首任国务总理唐绍仪,等等。 二、20世纪初           令人深感意外的是,这些留学生回国后,非但不受重用,反而在政治上背着鼓动革命的嫌疑,在文化上被视为异化的中国人。           20世纪初,海归学子遭受了保守势力的极大打压,如经历民国初年诸多政变的顾维钧,以及在抗战与国共内战期间,被暗杀的杨杰以及闻一多。           在诸多的困难中,海归学子如何施展抱负、为国家做出贡献(例如在重重阻拦中兴办了大学)?笔者将其归纳为以下两点: 1. 成立后援团队           1907年,在美国的中国基督徒学生,建立了地下秘密组织“大卫与约拿单”。1918年,与兄弟会(CROSS and SWORD)合并,建立“成志会”(取意“众志成城”),致力于中国的重建。            至1936年,该组织在中国已有五个分会(上海、南京、北京、天津和广州),为海归学人提供了很多交流互动的机会,协助海归学人建立就业网络,以及实行社会改革。在北京的海归学人,更与基督教青年会(YMCA)合作,致力于发展中国的平民教育与公共卫生教育。 2. 合作与座谈会           借由与基督教青年会(YMCA)的合作,海归学人启动了一波中国现代化的浪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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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篇

教会如何参与海归事工──从若歌教会的经验展望海归事工

周传初 本文原刊于《举目》41期           若歌教会位于美国东部纽泽西州,前身为Rutgers大学留学生查经班。该教会自1979年成立至今,已30年。早期成员以台湾、香港及东南亚背景的留学生为多数。         1995年以来,大陆留学潮持续成长,而台、港留学生渐渐减少,教会的成员已是大陆背景占大多数。 各期海归的成因           1990 年代,前往大陆的若歌教会成员,多是基于商务、探亲及培训等原因,只有极少数是到大陆定居。这些弟兄姐妹基本上都不是大陆背景,加上政治敏感性,自然与当 地教会来往甚为有限。他们在大陆期间,以个人灵修及阅读属灵书籍为主,偶向同事作见証、传福音。也有少数人因公司业绩飞跃、与当地政府互动良好,得以在公 司及工厂中开设查经班。            自2001年9月以来,美国世贸中心遭袭、出兵伊拉克、金融泡沫等等,美国社会及经济遭到剧烈冲击。各地工商业转型加速,纽泽西首当其冲,电信、石化、制药等工业萧条、紧缩。如同骨牌一般,就业机会大量消失,失业及待业者比比皆是。           这段时期,中国大陆却渐趋繁荣,蓬勃发展,亟需各种人才。许多大陆背景的北美专业人士,陷入内心挣扎之中。他们大多数年龄处于三十多岁,孩子仍小,家人大多不希望离开美国……有些人两相权衡下,终于决定举家迁返中国,成为“海归”。           在若歌教会中,从2001到2008年间,海归人数约在20人上下。回国后,他们大多为上班族,也有自行创业的,甚至有一些开设了基督教书房。目前,他们及 家人在生活和工作上都趋稳定(信仰在他们的适应过程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们大多积极事奉,并投入社区服务。他们在工作上的操守和爱心,对危机的态 度,给周围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人看到了信仰的价值与影响。 连滚带爬但生命扎实           根据对海归会员的探访和关怀,若歌教会了解到,海归一般都比在美国时忙碌得多。上班的时间长、工作繁杂、责任重、应酬多;孩子的功课、亲人的需要,又是放不下、不能等的(因此他们回国初期,常有阵脚失控的情况)。           这时,对他们而言,每日灵修就显得格外甘甜。若有机会与一两家信主的海归同事彼此激励、一起查经和祷告,也会倍感宝贵。           这些海归及海归家庭,有的加入了家庭教会,谦卑服事;有的得母会真传,走建立查经班、成立教会之路。过去在教会上过的主日学,在团契中学到的查经功夫,都渐 渐派上了用场。他们身边虽不再有牧师、长老、团契带领人关心支持,居然也顶下了探访、牧养、教导的角色。一两年下来,虽然有时连滚带爬,但生命成长扎实, 传福音也效果渐现,教会从原以海归为主体,扩展到以本地的学生、就业青年及家庭为多数。 “家风”的影响力           若歌教会过去并没有专门的海归培训,但这个教会有几个特色,也可说是“家风”,对成员一直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对海归投入当地教会或开拓新工场时,有相当的稳定作用。           首先,是敬畏上帝的态度,和对祷告、读圣经的重视;其次,是牧师、长老团队事奉、同心合一的榜样;第三,是人人以教会为家的服事风气;第四,是以关怀邻舍为传福音起点的传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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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篇

“海归基督徒”与今日中国家庭教会

张路加 本文原刊于《举目》41期 一、变化中的中国            自1978年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经济、思想、人文甚至政治等各方面的变化,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见的,主要表现在以下的四方面:            1. 经济环境的转型──自实行经济上的对外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国民生产总值(GDP)在不到30年中,增长了25倍以上,总体的经济规模已超过德国,位居世界第三位(仅在美、日之后)。但同时,贫富两级分化现象严重。            2. 教育环境的转型──今日的中国,虽然大学教育更加普及,每年录取和毕业的大学生都大幅增加,但实际上,教育却面临着空前的“商业化”和“产业化”的危机。           3. 价值观念的转型──人一切生活的中心,都开始围绕着金钱和物质转。传统的社会道德、伦理价值,已不再被人看重,甚至受到嘲笑和唾弃。由此带来了社会治安和家庭婚姻等方面的巨大问题和危机。           4. 人口分布的转型──今日中国正经历著前所未有的人口大迁移,有所谓的“三大漂”现象,即:一是大量农村人口向北京、天津等地移动,二是向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移动,三是向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移动。 二、变化中的中国家庭教会           中国社会的巨大转型,对中国教会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挑战。当中国社会向“都市化”突飞猛进时,中国教会也揭开了“城市宣教”的篇章。          今日中国的家庭教会,正发生著以下七个方面的深刻变化:           1. 从农村到城市──这是最显著的、令人眼目一新的变化。许多城市家庭教会正以年轻化、高学历,以及充满活力的聚会方式,呈现出勃勃生机,并快速发展。这种情形,甚至在官方控制不太严密的三自教会中,也开始出现。            2. 从沿海到内陆──传统上,沿海的家庭教会较发达,这和早期西方宣教士的活动区域有关。而今在中国许多内陆地区,甚至少数民族当中,福音的传播以及教会的建立,也都有了极大的发展。            3. 从基层到多层──如今福音不再是文化程度不高、身处社会基层的平民的信仰,而成为了许多大学系统研究的课题,也是大学生、教授、白领阶层等热衷了解的信 仰。以知识分子为主的城市教会,纷纷在各城市建立,并且增长迅速。而许多“海归”基督徒的融入,也对城市家庭教会的转型和发展,产生了不小的作用。           4. 从单一到多元──过去中国教会在宗派方面,基本上是单一的(无宗派);在神学思想方面,基本上是保守的(以基要派为主导)。这样的情形,正在发生变化。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