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宗清
年轻时我矢志跟随耶稣，当时正值20世纪60年代末，台湾讲国语的正统教会，受复兴主义和敬虔主义的影响，一致主张正确追求的目标即是成为“属灵人”，而属灵人的特征大概就是熟悉圣经、不爱世界（或解读为“不食人间烟火”）、热心传福音、全然为主而活等。由于受基要主义神学观的支配，任何社会关怀或参与政治的行动，都可能被视为“偏离正道”，有违重要属灵原则，并且恐与美国20世纪初期饶申布士（Walter Rauschenbusch）所倡导的“社会福音派”挂钩。
过去近28年，我旅居美国，亲自经历美国基督教界对政治的分歧反应，目睹基督教右派（the Christian Right）与左派（the Christian Left）的对立与争辩，这些都使我对“政教关系”的问题产生不少反思，导致我的看法与当初有很大的差异（注1）。
持平而论，这两大阵营都有不少偏差和危机。前者过分依赖政治权力，并把对手“妖魔化”，而后者容易把社会公平列为基督徒首要目标，在圣经真理上妥协。
教会无法回避政治
若“政治”如中国革命先驱孙文所言，是“管理众人的事”（注2），那么，政治所管辖的领域必然与教会有关。反之，教会要在世上作光作盐，一定得涉足政治。
第一世纪耶路撒冷的教会，面对官府禁止使徒奉耶稣的名传道，必须对此罗马法规作出回应──听从法规以致不听从上帝，是不合理的（参《徒》4章）。由此可见，教会一诞生，马上就触及“政治”。
在美国加州圣地亚哥近郊的Shadow Mountain社区教会，为一保守的福音派大型教会。大卫耶利米（David Jeremiah）牧师于2012年10月28日主日崇拜时，传讲了一篇有关“总统选举”的信息，虽然他表达的方式完全是从圣经的观点出发，劝勉会众选出一位理念最接近圣经真理的候选人。可是，就其内容和主旨而言，耶利米的讲道大胆直接地闯入炙热的选战风云。换言之，他是“利用教会的资源”，鼓励基督徒积极投身政治活动。
自1861至1865年，美国发生内战，起因即是“奴隶问题”。19世纪时，美国南部15州的棉花田，依靠从非洲买来的黑奴耕种，因而坚持奴隶制度。1830年中期就有牧师反对这种制度；长老会牧师拉杰尔（Elijah Lovejoy）甚至于1837年为此牺牲了生命。倘若你我活在那个时代，处在同样的环境中，当读到圣经的教训：“要爱人如己”（参《可》12：31），焉能在教会中闭口不谈此敏感议题？
错误观念背后的原因
闻名的新约学者，亦是系统神学的畅销书作者古德恩（Wayne Grudem），在其钜著《从圣经看政治：按经文亮光看当今政治议题大全》中指出，教会只传福音而完全摒除政治，是错谬的。他分析出这种错谬的原因：
1. 对福音与神国度的狭隘理解；2. 不认为整全的福音应包括社会的转变；3. 完全忽视与政治相关的圣经教训，例如：《罗》13：1-7、《彼前》2：13-14、《创》9：5-6、《赛》13至23章等；4. 误会上帝把基督徒留在世上的目的；5. 不明白上帝同时用教会和政府来抑止邪恶；6. 不知道基督徒曾在历史上积极地影响政府；7. 对教会遭逼迫作片面解读；8. 以为参与政治会使我们转离传福音的任务（注3）。
传统上趋于保守的华人教会，是否或多或少落入了以上所提的偏差？特别是第一点与第二点。由于华人社会的基督徒总是极少数，所以教会向来强调“传福音救灵魂”的重要。宋尚节是20世纪3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华人布道家，他曾写一首短诗：“东也空，西也空，南也空，北也空；凡事都是空，救人独不空。” （注4）这一类观念使得社会关怀与政治参与被视为无关紧要，甚而被认为会淡化并减弱教会传福音的力量。
南加州基要派的教会领袖麦克亚瑟（John MacArthur）认为，我们对政府的关注或参与，和基督国度的扩展并无实质上的关联（注5）。然而，朝鲜和韩国的情形却成为这样论点的当头棒喝。过去60年来，数以百万的朝鲜民众一生至死都未听过福音，但反观韩国，由于容许传教自由，教会蓬勃兴盛，且差派了2万5千名宣教士到世界各地。怎么能说，政治的良窳与上帝的国度毫无关系呢？
目前争论的焦点
过去40年来，美国基督徒中间的争论焦点在右派与左派的立场。所谓基督徒右派，是指那些企图把圣经的真理或理想带入政治圈，使一切违反圣经真理的行为都变成非法（注6）。他们积极运用教会的资源来达成政治的目的。基督徒左派则是强调社会公义与公平，竭尽心力使社会弱势群体（包括穷人、移民、少数族裔、妇女、同性恋者、及缺乏照顾的人）获得妥善的保障（注7）。这两派的人士经常互相攻讦，再加上自由派人士在社会与政治圈的力量，他们都试图主导文化的走向，这也就是美国所谓的“文化战争”。
因此，今天的问题不是基督徒是否要参与政治，而是应当如何参与。许多教会领袖认为，他们有责任确立一些合乎圣经的参与政治之规范与原则。改革宗神学家何顿（Michael Horton）指出，基督徒如果将道德原则强加在非基督徒身上，借此来限制其生意，或威胁要打败对方，那么，上帝的儿女如何能向非基督徒作见证，赢得他们归主？（注8）从80年代以来，试图在政治上取得优势的各种基督徒组织与运动，不断出现，如雨后春笋，然而从整体来看，美国的教会却似乎愈来愈软弱。“文化战争”的确出现了严重的弊端。
教会历史的榜样与殷鉴
查考教会历史，不难发现基督徒曾因着积极参与政治而带给教会祝福。最有名的例子，应算18世纪末威伯大众所推动的改革，他和志同道合的基督徒组织“克拉朋联盟”（Clapham Sect），以废除奴隶贩卖制度为目标，共同抗拒当时因贩奴而获高利润的商人和国会议员。
古德恩写道：“缔造英国的大宪章（1215）、美国的独立宣言（1776）与宪法（1878）的人中，好些是极富影响力的基督徒，其内容受基督徒思想极大的影响。这3份全球政治史上最重要的文献，对于政府功能的基本理念，都显示出基督教明显的特色。‘只需传福音，不必顾政治’的观点，必不会产生英美政府的这些基本理念。” （注9）
反之，我们也从历史上看到，教会因着无知而被野心勃勃的政治家所利用，带给人类不少祸害。1930年代，德国的路德会拥护希特勒的领导，以致这位凶狠跋扈的独裁者，有机会取得德国最高的权位，发动对欧洲的侵略，最后造成上千万人无辜死亡。
必须掌握的原则
鉴于过去美国基督徒当中出现“文化战争”的问题，汉特（James Davison Hunter）在2010年出版《改变世界》（To Change the World）一书，提出了木铎般的警告，他的建言值得我们留意。汉特强调，美国的文化战争常流于政治权力的斗争，因而他主张，应当用“活出真理”（faithful presence）为原则，来取代“救赎文化”或“改变世界”。
汉特以为，太过关注政治权力，会忽略社会权利对于日常关系和社会机制的影响。他指出，耶稣运用社会权利时，呈现4种特色。第一，祂的权利是延伸的（derivative），出自祂与天父亲密的关系以及完全的顺服。第二，祂的权利是谦卑的，拒绝地位与名声等特权，并以喜乐面对羞辱。第三，祂的权利是富同情心的，为所有人的好处着想，并不只是单顾信徒群体。第四，祂的权利是不勉强人的，为对立的人祝福而非咒诅，祂与撒玛利亚人和罗马人的应对，便是如此（注10）。
20世纪福音派的代言人约翰•斯托得（John Stott），早年在英国的社会中，经历制度的不公所带来的问题。因此，他牧养教会时，极力主张“社会关怀”的议题。并且认为，“传福音”与“社会关怀”应该是“伙伴”（partner）（注11）。教会既强调“整全福音”，对人群的关注，就应该是身、心、灵全方位。当执政者的政策明显与圣经真理违背时，基督徒必须挺身而出，表明立场。
然而，不少经济的政策与法令，无法直接从圣经中去判断是与非，在这一类模糊与弹性的地带，必须去尊重和包容不同的观点。
在现今的民主国家中，不同的政党中都有基督徒，故用教会的名义去支持任何政党，一定会产生问题，实为不智之举。
“福音使命”和“文化使命”都是圣经清楚的教训，不可偏废。然而，对个别基督徒而言，上帝给各人的负担和使命不尽相同。在历史上，我们的确看见，上帝呼召一些人，用一生的时间投入政治的改革；但传道人不努力去传福音，却把精力和时间倾注于政治活动，则有辱蒙召的使命，无法向上帝交帐。
总之，基督徒必须尽公民的本分，按照个人资源，对政治事务进行充分的认识，以求作出正确判断。我们也必须忠心为执政者代祷，并参与投票选举。有些人蒙上帝特别引导，借着书写或加入政党工作等，发挥政治影响力。但基督徒所提的建议，应当以道德来折服人，即，透过祷告，求上帝赐下合适的理由，以赢取持不同意见的人。
注：
1. 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在南加州一间华人教会牧会，同时也是基督教联盟（Christian Coalition）的会员。此机构的创办人，是基督教右派的领军人Pat Roberson。故我十分熟悉他们的一些政治操作。
2. 孙文在三民主义的民权主义第一讲中作此说明。
3. Wayne Grudem, Politics According to the Bible, 2010, p. 45-53.
4. 舒邦铎，《怀念宋尚节》，p. 60。
5. Wayne Grudem，同前，p. 44。
6. James D. Hunter, To Change the World, 2010, p. 111-131.
7. 同前，p. 132-149。
8. Michael S. Horton, Beyond Culture Wars, 1995, p. 26-39.
9. Wayne Grudem，同前，p. 50。
10. Christopher Benson,“Faithful Presence,”Christianity Today,May 2010, p. 33.
11. John Stott, Christian Mission in the Modern World, 1975, p. 27.
作者为恩福文化宣教使团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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