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于《举目》62期

苏文峰

        19世纪中叶，清廷统治下的中国和工业革命后的英美，都同样面临历史的转折期；人心思变，社会改革势在必行。

• 天平天国的社会改革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内外夹攻的困境中，外有西方列强撕开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缺口，内有1851年太平军在广西起义的大患。

       太平天国一方面传承了历代揭竿而起的农民革命，一方面提出“奉天讨胡”的民族立场。但基督徒更关注的，是其“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愿景及其“人间天国”的“天命”能否实现。

       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强力推行新的社会改革制度。由于洪秀全和族弟洪仁玕都曾到广州随美国来华传教士罗孝全学习圣经，也阅读过梁发的《劝世良言》；因此他们建国之初所订的《资政新篇》、《天朝田亩制度》及禁烟酒赌娼妾、放天足、设女子科举考试、办平民教育等政策，都明显带有基督教社会主义色彩。难怪一些西方传教士乐观的报导说“中国即将基督教化了”。

       可惜随着太平天国诸王掌权后的神怪、荒淫、腐化及内讧，加上诸多外来因素的涉入，这些社会改革的措施随着太平天国1864年的败亡而结束。这场被期待为“中国基督教本色化”的运动，却混杂了传统宗教、封建迷信、民俗的社会改革，竟以生灵涂炭的代价告终，留给中国社会、教会一场惨痛的教训。

• 19世纪英美的社会改革

       正当太平天国建国后北伐西征的同时，英美社会也经历了另一种性质的社会改革。面对贫富不均、道德败坏、买卖奴隶、剥削工农的乱象，许多基督徒挺身而出，承受召命。他们也有军队，但不用武力；他们人多势众，但不靠强权；他们痛时弊，但不自以为义。

       这时期的英美社会改革运动源自属灵复兴。著名的复兴史学家欧伊文（James Edwin Orr）描述：1857年9月23日在纽约市一次市民中午祷告会中圣灵开始动工，祷告会从6人增至每天约4,000人。火热的祷告会从一城到另一城遍及全国，教堂及公共场所聚满了祷告的人，大量美国民众明显的转向上帝。当时有一位年轻的牧师在服事时去世，他末了一句话“兴起尽忠为耶稣”成了这次复兴的标语（著名的诗歌《Stand up, Stand up for Jesus》就是1858年在费城牧会的George Duffield所写的）。据估计，美国一年内得救的人数达50万人。

        1859年初，复兴之火燃烧到爱尔兰、威尔斯、苏格兰，全英国约十分之一的人归向主。这时期上帝兴起了一批著名的传道人和宣教士成为属灵领导者，如戴德生、司布真、慕迪等；上帝也另外兴起了许多平民信徒和学生，加入社会慈善事工。

        1865年，与中国内地会创办的同一年，救世军的“大将”卜威廉（William Booth）号召许多人加入“以爱心代替枪砲”的军队。他们自愿接受军队般的纪律，献身街头布道，救济贫民，设食物站，于是“热汤（Soup）、肥皂（Soap）和救恩（Salvation）”这3S成为这支军队被人称誉的口碑。救世军的影响遍及全球各地，今日参与的总人数达200万人。

       这一段时期前后，被称为孤儿院之父的穆勒（George Müller），1836年已在家中收容了30个孤儿，1849年建立了第一所可容300人的孤儿院Ashley Down。他一生设立了117所学校供12万个儿童受教育，其中大多数是孤儿。

       大复兴时期英美的男女青年会、万国儿童主日学等事工，都与卜威廉、穆勒的社会关怀相得益彰，改革了“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许多弊端，为社会及教会带来生机。

• 谁来做

        对照同一时期“太平军”和“救世军”这两种社会改革运动，可以看见社会关怀的重心必须从为何做（Why）、做什么（What）、如何做（How），转向谁来做（Who）。社会关怀的动力来自教会及个人的属灵复兴。投入社会关怀的人，若没有对罪的痛恶和悔改，没有对上帝公义的认识和顺服，没有牧人般的慈悲怜悯，没有被圣灵充满的丰盛能源；参与社会改革往往只是自我理想的实验，或人道主义的表现。

       当一个个被破碎、被恩膏的人来做社会关怀时，就如春雨润物，不仅暂时救助人的身体需要，更能感化许多刚硬痛苦的灵魂接受基督的救赎。

作者为[海外校园机构]创办人。

附注：

图片一为救世军创办人卜威廉（William Booth, 1829-1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