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师母”的日子

刘同苏

      我和妻子于一九九五年夏季参加宣道会的事工。一九九六年一月在神的引领下建立新港华人宣道会。由于当时妻子已经是被按立的全职牧师,而我尚在神学院学习;故此,我只好权任教会的“师母”。当然,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叫我“同苏”,但有时他们也绞 尽脑汁想给我按一个头衔。他们曾试着将我任命为“师爹”,“师爷”,“师公”,但都因称呼不尽人意而作罢。实际上,“师母”这一名称是无法改变的,因为 “师母”在中国教会中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称呼,而是一种重要且不可缺少的职份。

     有一次,我和妻子参加宣道会美国华联会的年会。按照惯例, 开会的第一天要介绍新加入宣道会的同工。在妻子自我介绍后,我站起来说:“我还不是宣道会的同工。我只是作为‘师母’来参加这个年会。”那本来是一句戏谑,不想却引来全场师母们发自心底的长时间掌声。在那掌声中,我忽然意识到我们对师母们的事奉和牺牲给予太少的尊敬。在中国教会中,师母们有称呼却无头 衔,多事奉却无工薪。看看教会的招聘布告,牧师的“已婚”几乎是一个必备的条件。除了其它的一些考虑外,这要求是否多少也怀有“既已买了一个,就不妨顺便捞一个白送的”念头?

      --只要在教会中生活过一段的人都会知道:师母是教会中重要的同工,是与牧师同样重要的神仆。无论师母在教会以外是 否另有工作,十字架的道路,她总要和牧师同走;教会的事工,她要与牧师同做。心没有少操,工没有少做,泪没少流,对主是同样的忠心。但我们看看周围,那么 多著名牧师,却有无一个著名师母?我感谢神让我在这样一个更需要十字架精神的仆人位置开始了我的事奉。

     师母是教会的不管部长。这个不管部长当然不是什么都不管。也不是政府中的不管部长那样,什么都管。而是凡别人不愿管的事,就都得管。教会的地是不是干净?门有没有锁?窗子有没有关上?垃圾袋是否满了?灯是否在离去时全部关闭?椅子有没有摆够?饭有无做足?这些不显山不露水的琐碎之事往往是师母默默地去管去做。

      我出身于高级干部家庭,从小在干部子弟的寄宿幼儿院和学校里就读,回家后又有阿姨﹙即保姆﹚照看。由此,对家务琐事一窍不通,属于眼里没活儿那一类。后又从事西方现代 法哲学研究,自以为高贵,对形下的事不屑一顾。即使在刚信主时,还抱有救国救民﹙注意:中国知识分子的救国救民总带有指点江山的意味而与民间小事无关﹚的 知识分子的救世主情怀。然后,正是在师母的职份上,我才认识到生命里的差距和属灵上的浅薄。属灵的生命并不存在于貌似平淡的日常事奉之外。最平淡之处往往 恰是属灵激情最浓之处。十字架本是暗淡的,所有的金边银面都是后人的镶嵚。

      师母常常是教会中的最佳替补。牧师当然总是处在一个不可或缺的 位置。同工们又各司其职。一有空缺,师母便是当然的替补。作为“师母”,我常常在聚会快要或已经开始时临时顶缺。我代理过讲员,领会,翻译,司事,主日学 教员。甚至在讲员和领会都无法按时赶到时,上去加一个练诗的节目。我和教会的弟兄姐妹开玩笑说:“如果教会象NBA﹙美国职篮﹚一样有最佳第六人奖﹙即最 佳替补奖﹚,一定非我莫属。”

      一次,一位我非常尊敬的属灵前辈在一个非常重要的聚会﹙我们教会第一次洗礼﹚来教会讲道。然而,直到讲道时间已过,我们才得知:由于交通的变故,这位前辈处在一个既无法赶来又不能及时通知我们的境地。从决定替补到上台讲道,仅有五分钟的间隔。感谢神的支撑,我 上去后,从创世记到罗马书,由他人的生命至自己的体验,将洗礼前后的两种生命和洗礼的灵命飞跃洋洋洒洒讲了几十分钟﹙因要等那位前辈来施洗﹚。有趣的是, 会后,一位在场的耶鲁神学院教授说:“深刻。”而福音派的区会植堂主任则说:“福音纯正。”对我,这是最佳替补中的最佳替补。

     信主前,我是一个极端自我中心的人。这种极端自我意识表现在绝不将就别人,特别是绝不改变自己去适应旁人。我就是我。绝无人能替补我,更不用说让我去替补他人了。学 术刊物的编辑即使仅改动我的论文中的一个字,也会使我勃然大怒。但在师母的职分中,我学会了顺从神的旨意,不讲我适合做什么或我愿意做什么,而讲神让我做 什么和事工需要我做什么。

     师母是教会中的母亲﹙无论师母自己是否有血缘上的孩子﹚。作为母亲,教会中每一个人在灵命和日常生活中的举动与变化都会牵动师母的心。就象母亲,师母也是操心的命。我在家里是最小的孩子。我的上面有两个哥哥和二个姐姐。由于家境优越,家中在忙时竟同时有三位阿姨。出自这样的环境,我更惯于被人照顾,而不会照顾人。做了师母,就不得不学习关心照顾教会中的弟兄姐妹。我自忖距母亲的细心周到还差得很远,但也知道为有难 处的弟兄分担心事,为有病痛的弟兄送去药物,为怀孕的姐妹购买银耳,红枣,红豆,糯米,为分娩的姐妹烹制饭菜。初孕的年轻姐妹,要为她找年长的姐妹向她介 绍饮食起居的经验。快到产期的姐妹,要赶紧为她办个baby-shower。有人搬家,要组织大家帮忙。婆媳不和,还要从中调和。在做“师母”的日子里,我学会了更多地爱人。

      师母是教会中的公关夫人。牧师常常要专注于事工中的紧要事情。从而,招呼大家,接待客人,就成为师母的自然职责。连我这样一个凡人不理的清高知识分子,在师母的职份中,竟也磨练得上上下下都搭得上话。

      我感谢神为我安排了这段生命路程,从而使我学到了从低下处见高贵,由平淡里得荣耀的重要灵命成长功课。我为这工作感到骄傲,因为这是神赐的职份,因为这是事 工的需要。做“师母”时,我常在教会门口迎接来聚会的人。如果来者是第一次参加聚会,我就会领他参观教堂并介绍堂内的设置和教会的日程。当参观介绍完毕 时,大多数人会问:“你是这个教会的牧师吧?”我总是骄傲地回答:“不,我是这个教会的‘师母’。”

作者来自北京。曾于耶鲁大学从事法哲学研究,后进修神学,现在康州纽黑文新港华人宣道会牧会。

本文原刊于举目前身《进深特刊》第四期,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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