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澳洲的“Sorry Day”想起

颂恩

本文原刊于《进深特刊》第7期

        1998年5月26日,澳洲各地许多主张白人与土著和睦共处的民间团体,发起举办一年一度的“National Sorry Day”活动,为过去澳洲政府强制拆散土著家庭,把成千上万土著儿童从他们父母身边带走一事,向土著同胞公开诚恳致歉,并希望借此能减轻土著民族在心灵上受到的创伤,以促成民族和解。

        长期以来,澳洲土著一直生活在内陆丛林地区,过著原始社会的生活。自英国殖民时代起,澳洲就有人主张要根本改变土著的落后面貌,必须对土著后代强制实施教育。所以直至七十年代以前,澳洲政府一直断断续续地执行这种将现在称为“被偷走的一代”的土著儿童强行抢走,进行集中教养的政策。尽管当初这样做的动机,或许是出于好意,澳洲政府也曾为此付出了大量人力物力,希望把土著儿童带离他们落后的土著社区,让他们接受教育,成为新的一代。后来,从他们中间也确实培养出一批出众的人才。但是这种违反人道的做法,使土著民族在心灵上受到极大的创伤,也造成了土著和白人间长期不和,以及情绪上的尖锐对立。

         从教会的历史上看,这类教训其实也不少。1842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时,英国政府中有些基督徒就认为那是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好机会,于是“传教自由”便写入了条约之中。1858年英国政府与清政府签订的“天津条约”以及其它西方国家与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也有类似的条文。这些条约为西方宣教士进入中国敞开了大门,却深深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也使中国人习惯于将基督教的信仰与受屈辱的历史联系起来,对基督教产生很多的偏见。在当时看似“热心”的举动,却为日后中国的福音工作留下了许多的阻碍。

         笔者写此文的目的,并不是要贬低西方宣教士的功绩。事实上,西方的宣教士们在中国的福音事工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有些人甚至为此献出了生命。只是当我和澳洲人民一起纪念澳洲土著的这段苦难历史时,想起中国教会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艰辛,我体会到人的血气不能成就神的义,福音事工不能仰赖任何强制的手段,而要用合乎圣经真理的方法,依靠神的能力,用信心等候神。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赛》55:9)

注:本文有关中国教会历史部份的内容,参考滕近辉牧师著作《时代的挑战》第12-14页,香港宣道书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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