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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蹟千里》译后(张玫珊)

张玫珊

本文原刊于《进深特刊》第8期

9719PSGkTx_b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老大的中国正痛苦地要摆脱沉重的历史包袱,进入一个新的时代,竟发生了令举世震惊的庚子年“义和团”事件。根据教会和西方差会的历史记录,于动乱中约有四万九千名中国基督徒、一百八十一名西方宣教士及其子女殉道。在各驻华差会中,以“中国内地会”的损失为最大──牺牲了五十八位宣教士及二十一名孩童。

         创立于1865年的“中国内地会”,是英国宣教士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以自己当时仅有的十英镑为第一笔奉献基金而开始的。他在乘船前往中国的途中,曾慨然道:“我若有一千英镑,我愿意为中国完全献给神;我若有一千条生命,我也愿意为了中国完全献给神。”由于痛感远在中国内地省份的数万万百姓没有机会听到福音,他为“中国内地会”的第一个祷告,就是求神预备“二十四位干练、愿意奉献的同工”,以便两人一组,分别去到当时中国内地每一个尚未有宣教士的省份及蒙古,开始拓荒的工作。

          时至1900年,“中国内地会”的成员已从当初的戴德生一人,发展为六百多人(另有六百多名中国本地同工),分布于中国十五个省份,仍坚持其创立的宗旨,派遣宣教士深入到内陆、交通不便的边远地区,穿中国衣服、学说中文,长住当地,特别要将基督的福音带给那些原本不容易接触到福音的民众。

         《神蹟千里》(One Thousand Miles of Miracle in China)的作者Archibald E. Glover先生(注一),就是这批前仆后继的福音使者之一。他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曾在本国任牧职九年,于1896年离开英国到中国,加入“中国内地会”,被派驻当时的山西省潞安府,协助“剑桥七杰”(注二)之一的司米德(Stanley Smith)于当地宣教站的工作。其妻则于一年后,带着年幼的儿子和襁褓中的女儿,到中国与丈夫团聚。

           不料才三年,打着“扶清灭洋”旗号的义和团运动在华北地区迅速蔓延,严重威胁到各地宣教站和西方宣教士的人身安全。Glover先生不得不冒着各种危险,在1900年那格外炎热的夏季,带着重孕在身的妻子举家逃难。

          最初的计划是北上到天津沿海地区;然而,历经难以言传的艰辛跋涉,沿途不断遭到群情沸腾之暴民的围堵威胁,好不容易来到直隶省顺德府(今河北省邢台),才知道那一带暴乱的情况更为严重,根本寸步难行,只得再次冒险,经过许多磨难,折回山西潞安。

          可是回潞安后不久,愈演愈烈的形势,迫使Glover一家人再次走上逃亡之路。在逃离当时由毓贤(后有“山西屠夫”之称)所管制的山西,经河南、往湖北去的途中,除了担惊受怕、忍饥挨渴、与乞丐为伍,并多次被搜身、夺去一切所有,随时准备受死;甚至有两度遭到暴民私刑,被剥去衣衫,赤身露体,当众受辱……

          当Glover先生带着奄奄一息的妻小终于到达了汉口,简直不敢相信他们怎么可能活着走过来:“不可能的事难道竟成了事实?神真已将我们从死亡的闸门中救拔出来,将我们的千里险情化作祂的千里奇蹟?”

        《神蹟千里》这段逃难叙事,原由幸存的当事人写于二十世纪初,讲的是当时刚发生于中国的真实情况、真人真事。而今,一个世纪之后,为了要把这本英文记录“还原”到中国当年的处境中,我就想先在心中为这本书搭起一个历史舞台,以入情入境,才好具体拿捏。

         翻看有关的历史图文资料时,真像在看旧报纸,深感那个年代实在距我们不远。阅读当初流传下来的各种个人日志信柬杂抄,还有后世学者们《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之类的书,于我仿佛是一小趟“寻根”之旅,从地理形势、到民生经济,从历史传统、到人文风貌……探访了一百多年前的华北,甚至到了鲁西南──我父亲回忆中的故乡。其间印象最为深刻的是──那片古老、贫瘠土地上经常闹饥荒的农民百姓。

         Glover先生不辞万里来到中国,为了要将那超越苦难的“福音”传给当时看不见任何盼望的中国百姓,却被卷入一场不由分说的暴乱中。

         清末,由于少数西方传教士对神的认识和信心不足,竟强行借重人为势力,来达到其在华传教的目的,使基督教传教事业蒙上“西方列强侵华活动”之羞,反成了世人的绊脚石。这是历史事实,如今回顾,徒令人扼腕叹息。

         如果说,荒年中贫苦百姓所受的,是日复一日的慢性煎熬;Glover一家人性命危在旦夕的逃亡,则是另一种水深火热的苦难。

         无论一个人的出身、教养、能力……如何,一旦撤去所有的依恃,即来到凡是“人”都“无辙”的尽头。

         当举世都公认西方列强船坚炮利之时,绝非偶然的,那曾经选择降生在马槽里的耶稣基督,就选择借着一位落难的西方宣教士,在人的卑微和软弱上,彰显祂自己。

         在世人面前,Glover一家人“成了一台戏”,不再是用口舌传讲,而以自己的血肉之躯见证自己所相信的──那天地间的主宰──正是他们一心想要介绍给中国百姓的。

         今天,重新在中文地图上寻认那一家大小一百年前沿着一个个村、镇、县、州、府所留下的足迹,似乎也逐渐找回了一段我们佚散的历史。

编者按:《神蹟千里》中译本已于2000年由“海外基督使团”(前“中国内地会”)在香港出版。

(注一)Archibald E. Glover先生当年所用的中国名字:盖落洼。
(注二)十九世纪后半叶,有七位曾就读英国剑桥大学的杰出青年先后到中国传福音。中国内地会在山西省潞安的宣教站最初即由“剑桥七杰”中的施达德(C. T. Studd)和司米德(Stanley Smith)所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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