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的光谱(吕居)

本文原刊于《举目》72期。

文/吕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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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是光的创造者,上帝也自比为“光”。“上帝就是光,在祂毫无黑暗。”(《约 一》1:5)

仔细分析光,就会发现光是多与一的联合,有着多彩的光谱。这七彩光谱给了我们重要的启迪,就是我们不可忽略,三位一体的上帝是多样性的统一。基督信仰像是带着包容性的光谱区间——不是固定的某一个点,更不是我们个人坚持的那个点。

如果信徒都能意识到这一点,就能减少不必要的教义争论,促进教会的合一,以共同应对世俗的挑战。

我试以加尔文主义 (Calvinism)和亚米念主义 (Arminianism)对救恩预定的分歧为例,说明这个问题。

暖色和冷色

在我看来,亚米念主义和加尔文主义,都承认人性的堕落,以及上帝恩典的必须性。因此,都属于正统信仰的范畴,都在“真理光谱”的范围之内。

亚米念的出发点是上帝的慈爱,具有暖色光的特性。而加尔文主义注重上帝绝对的主权,和教义系统的逻辑严密性,具有冷色光的特性。虽然冷暖不同,但他们都在光谱区间之内。暖色光不应排斥冷色光,冷色光也不应视暖色光为异端。

  • 奥古斯丁的救恩论

预定论的探讨,起源于奥古斯丁对人性论的省思。奥古斯丁把人的生存状态,分为4个阶段:伊甸园中原始状态的人,处于“可以不犯罪,也可以犯罪”的状态;然而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人类就失去了“可以不犯罪”的可能性,只保留了“可以犯罪”,从而陷入了“不可能不犯罪”的状态;人蒙恩得救之后,靠着圣灵的内住,对抗血气,从而进入“可以不犯罪”的状态;末了,蒙救赎的人在恩典和敬虔中渐趋完全,在荣耀中脱去肉体的邪情私欲,并且等候复活的身体,由此进入一种“不可能犯罪”的状态(注1)。

上述为“原罪归算论”(the imputation of original sin)的经典表述。

和基督徒从基督领受“归算之义”(the imputation of righteousness) 相对,所有亚当的子孙,从始祖亚当领受了“原罪”。故此,按照奥古斯丁的说法,亚当之后的人类,从出生开始,就处于一种破损的、不自由的、被罪所挟持的、“不可能不犯罪”的状态。

由于人类“死在罪恶过犯之中”(《弗》2:1),没有丝毫能力生发信心、回应救恩,因此,救赎必须由上帝发起,并由上帝持守、成全。

奥古斯丁的救恩论,可以看作是他的“人论”(Doctrine of Man)的逻辑推论。奥古斯丁的“原罪”论,奠定了西方救恩神学的人论根基。

  • 伯拉纠的人论

与奥古斯丁同时代的不列颠修士伯拉纠(Pelagius),认为奥古斯丁“人生而堕落”的原罪学说,有损于人类的道德尊严,同时也是对上帝的亵渎。伯拉纠认为,每一个人都直接被上帝所造,始祖亚当犯罪只能作为一个警戒与教训,并不影响我们作为亚当子孙的被造性情。每一个人被造时,都是自由、向善的,并无先天的属灵或道德缺陷。人可以自由回应、选择上帝的救恩(注2)。

在救恩问题上,伯拉纠认为,公义的上帝没有偏好,不会厚此薄彼,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上帝的恩典,人的成圣过程也完全基于自身的德行修养。即便存在预定,也是基于上帝对各人善恶的预知而作出的预定(注3)。

一个靠左,一个极右BH72-32-7767-图2-Gaborfrom Hungary摄file5171267885752 宽370

伯拉纠虽是修士,但他精通古典希腊思想。他的“人论”,显然包含更多古希腊的自由因素。和保罗书信对于“罪”的定义与描述,相去甚远。保罗在《罗马书》5:12-21,阐述了“联邦神学”(Federal Theology)的观念。保罗把亚当和基督描述为两个族类的代表,他们是“联邦之头”(Federal Head)——凡是发生在亚当身上的,也同样发生在亚当的后裔身上;凡是发生在基督身上的,也同样作用在属基督的人身上。

保罗说:“……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罗》5:12)  从许多类似的经文推知,“原罪”(Original Sin) 和“罪的归算”(the Imputation of Sin),并非奥古斯丁的臆测与杜撰,乃是直接从圣经启示而来的。

再者,基督信仰的各大教义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尼西亚信经关于耶稣基督神性的毫不妥协的认定,以及四福音书花大量篇幅描述耶稣受苦和被钉十字架,都指向一种与之相应的人论——人的破损、罪性与沉沦,已经到达极其严重的程度。非得全能的上帝道成肉身、历尽羞辱、苦难,被钉受死,才能拯救人类出离罪恶与死亡。

如果我们把奥古斯丁的人论,定义为比较靠左的一极,强调的是人的堕落与上帝在救赎过程中的主动恩典,那么伯拉纠就是极右的、超出正统信仰光谱的外邦文化代表。

与伯拉纠同一类别的,还包括柏拉图的《米诺篇》(Meno)、康得关于自由的论述、周公对“德”的定义、孟子的人性“四端”论、王阳明的良知论、杜维明的儒家成圣论,等等。

相同和不同

加尔文(Calvin)与亚米念(Arminius)对救恩论的探讨与争论,发生在上述偏左、极右之间。后世卷入这场争论的学者,往往忽略了加尔文与亚米念的共同立场——亚米念“人论”的立场,其实与加尔文类似,都秉承了奥古斯丁对于堕落后的人类“不可能不犯罪”的前设,认定未经救赎的人类陷溺罪中,无法凭己力行善。

  • 加尔文主义

无论是加尔文还是亚米念,都相信人的得救必须倚赖上帝的恩典。所不同的是,加尔文认定,救恩是上帝在创世之前,或是在人类堕落之后,为特定的某一部分人所预备的。而那些没有被拣选(Election)的弃民(Rejected),则不在上帝的救赎计画之中。

加尔文本人不主张对“被弃”(Reprobation)的教义进行深究,因为他不愿意把弃民的犯罪与毁灭归咎于上帝(注4)。倒是加尔文的学生博撒(Theodore Beza),不单承袭了加尔文的双重预定论,而且悍然推论:上帝创造那些“弃民”,就是为了让他们灭亡。博撒甚至不惮把罪的起因,也算为上帝全能预定的一部分(注5)。这为后来的极端加尔文主义 (Hyper Calvinism),作了铺垫。

加尔文神学系统的核心,在于上帝的主权与全能。加上奥古斯丁对于堕落人性的悲观结论,构成加尔文主义的逻辑严整的5大特点(注6)。

  • 亚米念神学

与加尔文主义相对,亚米念神学所围绕的核心,是上帝的慈爱与公义。按照亚米念对圣经的解读,上帝向每一个人发出救恩的邀请。祂不愿意任何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得救。如果上帝的邀请是真诚的,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每一人都有足够的恩典来回应上帝的呼召,因为上帝并不偏待人。至于那些沉沦灭亡的人,并非因为他们缺乏上帝的恩典,而是由于他们自身的刚硬,选择拒绝救恩。

亚米念认为,即便有所谓的预定,也是基于上帝的预知——上帝以祂测不透的智慧,预知一部分人将接受救恩,并预定他们得救。

亚米念用预知解释预定,近似于耶稣会士(Jesuits)的莫林那(Luise De Molina)的观点。莫林那提倡一种“中间知识”(middle knowledge),用以调和上帝的全能、全知和人的自由意志。

莫林那主义(Molinism)认为,上帝预知人自由意志的选择结果,并根据这种预知,来拣选、实施救恩。换言之,上帝以祂的全能,预定那些祂预知将要接受救恩的人得救(注7)。

亚米念主义的另一主要代表人物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认为上帝在堕落秩序中,预先植入“先在恩典”(Prevenient Grace),帮助罪人趋近救恩、悔改相信。“先在恩典”,属于普遍、自然恩典(Common Grace)的范畴。所有尚处沉沦中的罪人,都泽被此恩。然而,并非所有人都回应此恩。那些不回应而沉沦的人,责任显然在于自己,而不能归咎于上帝。

把“预知”(foreknowledge)和预定(predestination)分开,这是亚米念主义的调和策略,试图在“上帝的主权”和“人的意志自由”之间,找到相容、平衡的中间路线。

然而传统哲学神学认为,人无法对上帝的“可能性”(potentiality)和现实性(actuality)作出区分。对于永恒、全知的上帝而言,可能性与现实性是合一的。因此,区分“预知”与“预定”,并不能缓解上帝的主权和人的自由之间的矛盾。这是亚米念主义所面临的难题。

  • 小结

综上所述,作为冷色光的加尔文主义,和作为暖色光的亚米念主义,都存在内在的逻辑破绽。但这种逻辑破绽,无损于其正统属性,因为没有一种神学理论是完美无缺的。这正是他们彼此互补、彼此需要的原因——就像不同区间的光,不应该互相排斥,而应该相容、互补,形成完整的光谱。

两者皆有据

无论是冷色光的加尔文主义,还是暖色光的亚米念主义,其实都有深厚的圣经根据。

  • 加尔文主义的圣经根据

加尔文主义的拣选和预定观念,无论在旧约还是在新约,都是作为主题,一以贯之。支持加尔文预定观念的经文,略举如下:

1) 上帝是全能的创造者。祂从虚无创造万有,对被造物拥有绝对主权。保罗用窑匠和瓦器作为比喻,正表达了此意(《罗》9:20-21)。

2)上帝拣选以撒,未拣选以实玛利,上帝爱雅各,恶以扫,都是在他们出生以前,就命定的(《创》25:23; 《罗》9:13)。上帝拣选以色列民,也与他们的多寡没有关系(《申》7:6-8)。上帝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出》33:19)。

3) 耶稣用葡萄园工人的比喻(《太》20:1-16),阐述救恩是完全属于上帝的。祂有权把属于自己的东西,赐予祂所选择的人,因为祂是“好”的(《太》20:13-15)。

4)《 罗马书》和《以弗所书》阐述的“因信称义”,明确宣称,人称义是因为“信”,不是出于“行为”( 《罗》4:1-5,《弗》2:8-9)。

5) “拣选”一词,多次出现在耶稣的教导中,“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约》15:16),“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约》6:37)。

6) 奥古斯丁的堕落人性的“原罪”学说,确有许多圣经佐证,“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祂叫你们活过来”(《弗》2:1)。保罗哀叹,堕落状态的人无法脱离罪与死的律,唯有靠着上帝圣灵的律,才可以得到自由(《罗》7-8)。

7) 主耶稣的道成肉身,以及祂受苦、受死的极端形式,都说明人类罪性的严重,无法自救。

此外,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中,还援引了更多的圣经,说明上帝预定与拣选的启示性根基。

  • 亚米念主义, 圣经依据

处于暖色光系、注重上帝慈爱的亚米念主义,也有相当的圣经依据:

1) 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都一再宣扬上帝的慈爱。上帝不喜悦罪人灭亡,乃愿人人都悔改(《结》33:11;《彼后》3:9;《提前》2:1-5)。

2) 上帝向每一个人发出救恩的邀请,“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赛》55:1),“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太》11:28)。这些邀请,明显是向全世界所有人发出的。

3) 上帝与人立“约”,喻示著上帝把人看作责任主体。人类作为立约的一方,或多或少担负著回应和行动的责任。

4) 有一些经文明确表示,蒙恩的人有可能失去救恩(《来》6:4-8)。如果忽略这些经文,相对于否认“圣经无误”。

5) 圣经中随处可见蕴含人类道德责任的经文,“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利》19:2)。通常,保罗书信在阐明教义之后,随之会对受信人提出劝勉、要求。保罗之所以能提出要求,是因为受信人有选择与行动的能力。

即使是已经重生得救的选民,他们的选择仍会对救恩的结果产生影响。

6) 强调信徒有责任回应救恩。这回应能促进实践大使命。

总而言之,亚米念主义的圣经根据并不弱。就连热烈拥护加尔文预定论的博特纳(Boettner),也不得不承认,确实有不少经文倾向于支持亚米念的立场(注8)。

赴华宣教士

亚米念主义近年来常被改革宗诟病,但其与在华宣教士有着深厚的渊源。16和17世纪,活跃于明清宫廷的耶稣会士,他们所秉持的莫林那主义,在教义上更靠近亚米念神学。沙勿略(St. Francis Xavier)、利玛窦(Matteo Ricci) 等一大批耶稣会传教士,对于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东西文化交流,都作出了杰出贡献。BH72-32-7767-图3-利玛窦

按照史料记载,1552年(沙勿略逝世)到1800年期间,耶稣会在华传教士共有920人。 1844年,信徒人数超过24万。此后更是逐年激增,至1901年超过72万(注9)。许多耶稣会传教士鞠躬尽瘁,死在中国,葬在中国。

亚米念主义侧重人对神圣救恩的回应,因此强调宣教,竭力阐明福音,促使人选择救恩。这样的神学特质,演绎出迫切、热忱的宣教风格。戴德生正是在这种炙热宣教情怀的推动下,奔赴中国宣教,并招募宣教伙伴,组成内地会。

戴德生是循道会基督徒,在救恩论上属于典型的亚米念主义。他带着先知的热情,批评伦敦的基督徒:“英国的基督徒岂能束手旁观,任凭大量的中国民众因缺乏救恩知识而沦丧——而我们英国如此丰富地拥有这种知识!” (注10)

无论是此前已经存在的循道会宣教协会 (Methodist Mission Society,成立于1818年),还是戴德生所创立的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成立于1865年),都建立在亚米念神学基础上。

戴德生在中国宣教51年,先后招募了800名宣教士投身中国,建立了125所学校,和300个福音站,直接带领18,000人归主, 训练了500名本地同工,足迹遍布18个省份(注11)。历史学者Ruth Tucker盛赞戴德生 :“自使徒保罗以来,惟有这位19世纪的宣教士具有如此宽广的异象,并且在极其广大的地理范围内,系统地实施宣教计画。”(注12)

像戴德生一样持亚米念立场的来华宣教士,很多,对中国教会的贡献极大。到1895年,美国循道会、美国长老会、内地会,三足鼎立,成为中国宣教工场的主力(注13)。上帝使用许多亚米念宣教士,在中国勤勉事奉,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融入了中国教会的正统传承。由此可见,当代某些极端改革宗信徒把亚米念主义划归异端,明显带有历史虚无主义的色彩。

结语

现今中国大陆地区的福音派教会,面临着内忧外患。在外部,教会承受着无神论政府的戒备和歧视,以及世俗化的严重挑战;在内部,则极需正视教会的自闭与滞后,在理念和构架上现代化。这些挑战,需要信徒求同存异,合一协作。

无论是加尔文主义的单一救恩论,还是亚米念主义的协同救恩论,都有各自的圣经依据,也各有相应的教义传承,并且都对中国教会作出过贡献。尽管两者之间确实存在张力,但这两种救恩论都属于正统的范畴。就如光谱中的冷色系与暖色系,尽管不相重合,却能共存,彼此互补,构成完整的光谱。

福音派教会也应如此。在坚持圣经无误的前提下,在初代教会4大信经的基础上(注14),相互接纳,彼此合作,共同努力,让上帝的名在中国得荣耀。

注:

1.  Agustine, Enchiridion, On Faith, Hope and Love,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Albert C. Outler, Chapter XXXI, On Love, 118. http://www.ccel.org/ccel/augustine/confessions.pdf

2. Pelagius, Letter to Demetrias Chapters 16-17, See J. Patout Burns, Theological Anthropology (Philadelphia, PA: Fortress Press), 39ff.

3. Pelagius, Exposition of Romans. See Theodore De Bruyn, Pelagius’ Commentary on St. Paul’s Epistle to the Roman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8:29-30, 9-10

4. 加尔文把相关教义称为“糟糕的命定”(horrible decree), See Calvin, Institutes, book 3, chapter 23, section 7。

5. Theodore Beza, Tractiones 1. 171-177.

6. 加尔文主义的5大要点,通常被简括为TULIP: 人性的完全堕落(Total Depravity of Human Being),无条件的拣选(Unconditional Election), 有限的救赎 (Limited Atonement), 不可抗拒的恩典(Irresistible Grace),圣徒的坚忍 (Perseverance of Saints)。

7. Pohle, Joseph. “Molinism.” The Catholic Encyclopedia. Vol. 10 (New York: Robert Appleton Company, 1911), 23 Feb. 2014 http://www.newadvent.org/cathen/10437a.htm

8. Loraine Boettner, The Reformed Doctrine of Predestination (Grand Rapids, MI: Christian Classics Ethereal Library), 295.

9.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New York: MacMillan, 1929), 83.

10. http://www.christianitytoday.com/ch/131christians/missionaries/htaylor.html

11.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1911). The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281–282.

12. Ruth Tucker, From Jerusalem to Irian Jaya A Biographical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Grand Rapids, Michigan: Zondervan, 1983), 73.

13. Willis James, A History of the Expansion of Christianity, Volume 3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1944), 341.

14. 4大信经: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迦克顿信经和亚他纳修信经。

作者在Columbi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教授神学。

4 Comments

  1. 作者吕居从威敏神学院(WTS)毕业却出来说与该校告白完全相反的观点; 也违背他目前所在的神学院(CIU)的告白(statement of faith),实属遗憾。

    CIU告白(见下)说人是完全死的,死人不可能做什么,所以人得救完全(100%)是神的恩典,但作者却在宣传神人合作的阿米念神学。既然人是死的,所以只有神主动的介入人的得救才有可能。所以神主动的拣选是神的恩典。没有拣选,人人都灭亡! 如何拣选?拣选谁?神没有一个计划?随机的?显然不是!神是按照祂在永恒中的计划施行拣选(弗1:3-5,提后1:9)。这就是预定的道理。所以,预定拣选是多么大的恩典!没有预定拣选我们都灭亡了!我们这些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弗2:1),本该灭亡的可怒之子(弗2:3),除了感恩还你做什么?一个灵里的死人,一个冒犯宇宙的大君王的罪人,一个与神为敌的人(罗5:10),一个遭神愤怒的人(罗5:9,弗2:3),一个跟随神的对头魔鬼撒旦的人(徒 26:18),一个被定死罪的人(罗6:23,约3:18),一个遭神咒诅的人(加3:13),还能指望什么?与神合作?这不是开玩笑吗? 所以预定拣选就是恩典!没有预定拣选就没有拯救!今天信奉阿米念主义的人大讲所谓“恩典”,大讲所谓“爱”,已经失去了本身的意义。

    神人合作的阿米年主义早就被多特大会定为异端,但罪人特别喜欢这样的主义,因为人内心总想保留与神分庭抗礼的自主的能力。这是亚当败坏的遗传。

    CIU告白(从其网址)http://www.ciu.edu/discover-ciu/who-we-are/statement-faith:

    1. All men in their natural state are lost, alienated from God, spiritually dead: “All have sinned, and fall short of the glory of God” (Rom. 3:23).
    2. Salvation is only by grace, a free gift of God, through faith in the Lord Jesus, who died for our sins according to the Scriptures (1 Cor. 15:3).

  2. 根据改革宗学者方镇明的文章,《在夹缝中,追求合一》,《举目》59期。http://behold.oc.org/?p=7391

    第一,改革宗神学及亚米念主义同样认为,上帝的恩典与人的选择是彼此配搭的。只是这两种神学对于人在得救过程中,上帝的恩典和人的自由意志的关系有不同的理解。 第二,亚米念主义的救恩观,在教会历史上,可以指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第一种亚米念主义,出现在17世纪的荷兰,是神学家亚米念(Jacobus Arminius,1560~1609)及其跟随者提出的。第二种亚米念主义,是18世纪美国第二次教会大复兴运动中,布道家卫斯理(John Wesley,1703-1792)提出的……

    卫斯理的亚米念主义,与17世纪荷兰的亚米念的神学截然不同。卫斯理在神学上的理解和著作,并不像阿奎那、亚米念、加尔文等神学家那样透彻,但是卫斯理的亚米念主义(Wesleyan Arminianism),绝对属于基督教神学的一种──他认为人有原罪,人自身的任何本能,不能帮助人得救。只有单单依靠上帝恩典,人才能得救。 卫斯理注重救恩和称义,以及“完全出于上帝的恩典”的理论,承传自16世纪宗教改革家的神学。因此可以肯定,卫斯理的亚米念主义是福音派的神学。

     

    此外,也可参考林约光的文章《阿奎那,是异端吗?》,《举目》62期。http://behold.oc.org/?p=15234

    无需掩饰,早期的多玛斯在学习隆巴多的系统神学书《论注》(Scriptum)时期,态度确实模棱两可,有半伯拉纠主义的色彩。他跟随当时神学家的意见,认为人可以借由自己的力量来预备恩典。(注12)

    后来,他学习了奥古斯丁的著作后,特别是《论圣徒的预定》(De predestinatione sanctorum)与《论坚忍的赐予》(De dono perseuerantiae),多玛斯抛弃早期立场,强调圣经的话,注重圣灵在信徒属灵生活的内在工作。例如,他在《约翰福音》6:24的注释中,说:“天父吸引许多人至祂的儿子,借由那神性运作的直觉(instinct),由内推动人的心,使人相信:上帝自己就是那一位,在我们心里工作,使我们既愿意又能够实行(《腓》2:13)。”(注13) 也就是说,多玛斯成熟时期的观点,与奥古斯丁完全一致——人的自然能力,在救恩上完全没有任何价值,人唯有依靠上帝的恩典(注14)。在多玛斯的重要著作《神学大全》中肯定,人的救赎,在所有救恩阶段(预定、初始称义、保守人走向上帝、至福),都完全依赖上帝给每个人的自由与慈爱。(注15)

  3. 读了后一身冷汗……历史的引用方面,如Beza 和 Calvin 的“差别” 是没有根据的。有机会该读读 Richard Muller 的著作……..在文章的footnote : “4. 加尔文把相关教义称为“糟糕的命定”(horrible decree), See Calvin, Institutes, book 3, chapter 23, section 7” 加尔文的那句话的上下文是:“I again ask how it is that the fall of Adam involves so many nations with their infant children in eternal death without remedy unless that it so seemed meet to God? Here the most loquacious tongues must be dumb. The decree, I admit, is, dreadful; and yet it is impossible to deny that God foreknew what the end of man was to be before he made him, and foreknew, because he had so ordained by his decree. ” 加尔文承认这预定人灭亡的定旨是 “可怕” 的, 不是 “糟糕” 的。 如果仔细读,你会发现加尔文和他所说的 Beza 比较起来,一点也没有更温和。 RT Kendall 的 Calvin vs Calvinist is pure nonsense.

    • 《举目》将回响转至作者吕居之后,得到回复如下: This actually IS a debatable point. Rev. Peng's opinion represents one side of the argument. Calvin did teach the doctrine of election and reprobation. The full quote reads like this "The decree, I admit, is, dreadful; and yet it is impossible to deny that God foreknow what the end of man was to be before he made him, and foreknew, because he had so ordained by his decree. Should any one here inveigh against the prescience of God, he does it rashly and unadvisedly. For why, pray, should it be made a charge against the heavenly Judge, that he was not ignorant of what was to happen? Thus, if there is any just or plausible complaint, it must be directed against predestination. Nor ought it to seem absurd when I say, that God not only foresaw the fall of the first man, and in him the ruin of his posterity; but also at his own pleasure arranged it. For as it belongs to his wisdom to foreknow all future events, so it belongs to his power to rule and govern them by his hand"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III.xxiii.7) " However, most Calvinists would agree not to categorize Calvin's teaching as "double-predestination", a pejorative term that ushers in confusion and misunderstanding. It was Theodore Beza (Calvin's son-in-law) who developed the view of supralapsarianism, which represents a major step towards hyper-Calvinism. There is a thin line between Calvin's doctrine of election and reprobation with that of Beza's supralapsarianism. Supralapsarianism suggests that God's decree of election logically preceded His decree to permit Adam's fall so that their damnation is first of all an act of divine sovereignty, and only secondarily an act of divine justice (http://www.spurgeon.org/~phil/articles/sup_infr.htm). Whereas infralapsarianism, the view in contrast to supralapsarianism, suggests that God's decree to permit the fall logically preceded His decree of election. So when God chose the elect and passed over the non-elect, He was contemplating them all as fallen creatures. Beza formulated his view 22 years after Calvin's death. Unfortunately, Beza's supralapsarianism is what many non-Calvinists believe Calvinism represents. Those who are familiar with Calvin's writings will agree that Calvin wouldn't agree with Beza's view if he was alive. The hyper-Calvinism view can be rendered like this: God positively and actively intervenes in the lives of the elect to bring them to salvation; and in the same way God positively and actively intervenes int he life of the reprobate to bring him to sin (R C Sproul http://www.theopedia.com/Predestination). This distortion makes God the author of sin. Such a view has been universally rejected by Reformed thinkers. Hence, subtle as it is, there are distinctions between Calvin, Beza and that of hyper-Calvinism. As a moderate Calvinist, I hold the infralapsarian view. You may forward this message to Rev. Peng. I am very thankful that he's a serious reader and thinker, and is very knowledgeable on this topic. Please convey my regards to him! Sincer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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