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利诺大学团契忆往

本文原刊于《举目》73期。

文/熊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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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诺大学香槟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缩写为UIUC),是个研究性质的名校,理工科尤其杰出,被称为是“公立常春藤”。它与华人留学生的关系源远流长。

根据《维基百科》的资料,早在1906年,该校校长爱德蒙•詹姆斯,致信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建议将庚子赔款用于发展中国的教育事业,后来发展为庚子赔款奖学金,诸多的中国学生得以留美深造。在1911-1920年间,伊利诺大学接受和培养了多达1/3的留美中国学生,是对中国学生最友好的大学之一。

查经班的开始

伊利诺大学华人基督徒开始组织查经班,是在1962年。

自1948年始,每隔3年,美国的“校园团契”(IVCF),会在伊大的篮球体育馆,召开全国性的“学生宣教大会”。这个3年一度的宣教大会,是福音派的大事,让年轻人重新定位自己。多年来,这个大会培养了无数的宣教士,也激励了无数人向上帝委身。

每次在会场,你总可以看到一群群的年轻人,自动地围成一圈,迫切祷告。你也可以看到一张张热情洋溢的脸,绽放出内心的喜乐。这种场面,对于当年文化保守、不善表达的亚洲人而言,相当地震撼。

大会结束时,全场会举行圣餐擘饼仪式,象征著各种宗派在圣灵里合一,非常感人。

会议地点虽然在香槟城,但因为香槟与厄巴纳(Urbana,又译为尔班拿)是个双子城,大会沿用了Urbana来称呼会议。例如,“Urbana 70”就代表1970年的宣教大会。

据校友陈鸿沫弟兄说,在“Urbana 61”那年,为了减少华人留学生的经济负担,伊大留学生林尔华,与当地“双子城圣经教堂”(TCBC)商洽,教会同意给华人留学生提供住宿。

这次帮助华人留学生的尝试,后来发展成了校园查经班。查经班在学校注册,正式成为学生社团,聘请了农学院的两位美国教授作顾问。那时,数学系的陈国才教授(K.T. Chen)夫妇,也经常参与。

当时的华人留学生,主要来自香港、台湾,以及东南亚各地,英语是唯一的共同语言。如果讲员用的不是英语,还需要翻译。唱诗歌时,也是“各说自话”,用各种方言。分组查经时,一定要分广东话组、英语组和国语(普通话)组。

笔者在1969年来到该校,立刻就参加了查经班——当时的名称是“伊利诺大学华人基督徒团契” (Illini Chinese Christian Fellowship,简称ICCF)。

查经活动于每周五晚上,在学生活动中心举行。参加的几乎都是学生和家属,因为那时候还没有什么访问学者。团契还会举行一些聚餐,或是郊游活动,以联络感情。每周也有祷告会。到了周日,因为没有中国教会,我们这些学生就到附近的美国教会聚会。

我还记得数学系的陈国才教授,他虽然不来团契聚会,却多次邀请团契的弟兄姐妹到他家聚餐。

陈教授夫妇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在TCBC做礼拜。陈教授是国际知名的数学家,出身西南联大,也是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他极其谦和,对学生也很关心。夫人Julia待人更是亲切。他们的长者面貌,在我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后来回到母校,有机会总是去看望他们。很可惜陈教授中年健康恶化,靠洗肾维生;1987年,才64岁就去世了 。

查经班的成长

当时校园里大约有400位华人学生。因着弟兄姐妹的付出,经常来查经班的有50-70位左右。我们这些参与服事的学生意识到,当一个人离开熟悉的环境以后,心门比较容易打开,对基督徒团契的爱心、传扬的信息,比较容易接受。校园里的社团一般提供娱乐活动,而基督徒团契却探讨人生和信仰,对年轻人有一定的吸引力。

淳朴的爱心和浓厚的团队意识,是留学生团契的特色。在团契建立的友谊,多是一生之久。记忆中,在那几年的核心同工有:陈鸿沫、李哈莉夫妇,郑昭男、黄淑婉夫妇,许胜雄夫妇,李定武、陈长真夫妇,刘安东、章月影夫妇,罗应金、刘碧玲夫妇,丘纯如姐妹,Philemon Chan,Henry Liang,曾兆棋等人。

这批人中有很多是台湾的“校园团契”,以及香港艾德理牧师的校园事工培育出来的,在学生团契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后来他们也都一直在福音工场上忠心服事。可以说,这都是台湾与香港学生工作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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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联,讲员共用

美国中西部有很多这样的大学城。到了70年代初,华人基督徒留学生都纷纷成立查经班、学生团契。可是,因为学生流动性大,大学城没有能力成立华人教会,更没有什么宣教机构针对这些大学城进行工作。因此,这些团契普遍缺乏灵性喂养。

我不记得是谁开风气之先,团契间有了“串联”。如果有讲员路过中西部,查经班都视若珍宝,彼此推介,并且接力开车,把讲员从一个校园送到另一个校园,达到“讲员共用”。

在我记忆中,从70年开始,每年各学校轮流负责主办联合夏令会。参与的学校,除了伊大和附近春田市的州大以外,北边有芝加哥大学和西北大学(偶尔也有威斯康辛大学麦迪森校区,甚至明尼苏达州立大学),西边有密苏里州的几个州立大学分校,甚至有远自坎萨斯城的基督徒来参加。往南有南伊大的学生。往东有普渡大学、印第安那大学,甚至远自俄亥俄的州立大学,以及辛辛那提的华人教会。

所邀请的营会讲员,则包括周主培牧师、林三纲弟兄、王永信牧师等。

笔者还记得,普渡大学的沈运申教授,对此有很大的贡献。后来沈教授搬去香港,对中西部的查经班是非常大的损失。当时,辛辛那提的朱斯白弟兄、曾振锚弟兄、雷妈妈、何晓东弟兄等(参贺宗宁 ,《南伊利诺大学查经班的兴起》,《举目》71期。http://behold.oc.org/?p=25657),这批热心服事的专业人士,是我们的后盾与榜样。

保钓运动的冲击

1970年,美国和日本达成协议,准备把琉球交予日本,但其中包括了钓鱼台。留学生中因而爆发了保卫钓鱼台运动。1970年到1972年,是运动的高峰。

1970年底,普林斯顿大学的台湾留学生,组成了“保卫钓鱼岛行动委员会”,一方面反对美日私相授受,一方面敦促台湾的国民政府强力交涉。

从此,保钓运动在美国各大城市和校园,如火如荼地展开,主要以示威、上书、宣传的方式,敦促台湾政府争取钓鱼岛的主权。我们香槟校园也积极参与。我还记得我参加了学生活动中心外面举行的示威,高举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激动地喊口号。

这是有史以来,美国的留学生和华侨第一次自发自动组织的爱国行动。它几乎触及了每一个人,唤醒了许多沉迷于美国梦的学子,挑起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感和忧患意识。

很可惜,那个时候,台湾国民政府正在为联合国的席位做垂死的奋斗,对美、日硬不起来。

许多热血青年因而把希望转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我的记忆中,这是留学生集体转向大陆的开始。

这产生了一个极不协调的现象:留学生一方面严厉批评台湾政府的戒严法,认为不够民主;一方面充满期待,热情地拥抱正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大陆。结果,在很多场合,五星旗和毛泽东像,替代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和蒋介石的肖像。

这样的氛围,也给学生团契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我记得,好几位弟兄姐妹积极地投入校际间的“串联”,集体到芝加哥市中心示威。他们羡慕红卫兵的激情,更充满了“为人民服务”的热诚,到处鼓吹这个“新宗教”。

他们的衣着改变了,发型改变了,谈吐改变了,人生观也改变了。留学生甚至组团去大陆学习。

我们耳朵里听到的中国,是个非常美好的国度。在那里,人人都争相奉行“为人民服务”的生活原则。那里有无私的雷锋,有英明的毛主席。中国的前途充满了光明!

相对而言,基督教传扬的,反而显得软弱无力。我们连改变自己都很困难,更不要说去改变社会了!

当然,后来我们都知道了,那个乌托邦完全是个假象。历史再一次证明,从人出发的乌托邦不但不可能,而且只能带来灾难。残缺的人想沐猴而冠、君临天下、垄断真理、拥有绝对权力、不容任何异声,结果就是人类的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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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团契到教会

经历过保钓运动的政治洗礼,学生团契流失了一批人。这个事件也挑战了基督徒的爱心,让我们更感到自己的不足。

风潮过后,基督徒团契恢复正常。我也在1973年顺利拿到学位,离开了伊大。

虽然我在团契中积极参与,但因为个人的原因,这几年的留学生涯,也是我的人生低谷。可是,纵然如此,母校伊大在我心中永远占有一席之地。

听说后来有几位从香港来的同学,充满热情地在查经班里服事,积极投入,使得团契人数逐渐增多,在1990年代终于成立华人教会。不过,团契和教会仍然保持着各自的独立性。那正是大批学生和学者, 从大陆涌向美国高校的时期,所以,团契与教会都不断地转型。

根据“伊大华人基督徒团契”的顾问Michael McQueen博士的资料,而今的“伊大华人基督徒团契”,已成为多样性的社团,在校园中触角很广,为华裔及其他亚裔基督徒学生,提供了交流的平台。

团契对外,例如与其他校园的团契,已经没有什么“串联”活动。“香槟城华人基督教会”比较专注从大陆来的留学生,以传福音和培育信徒为主。可见,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需要,我们只有不故步自封,才能跟随上帝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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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本刊特约编辑。原任职科技行业,现退休专业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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