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經的權威與文明的根基 ——讀薛華《前車可鑒》(安彥魁)2016.03.22

文/安彥魁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品書香專欄2016.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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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薛華的認識,始自梁家麟書中列舉的福音派人物。“在護教上表現出色的薛華”(註1),雖被一筆帶過,我卻印象甚深。因此當我開始讀薛華的著作《前車可鑒》(華夏,2008。簡稱《前》),不自禁地充滿了期待與渴求。

 關鍵之處:聖經權威

將《前車可鑒》的文字和紀錄片對應觀看,加上書櫃裡有他的最後遺作《福音派的危機》(華神,1988。簡稱《福》),進一步聽見作者這位當代先知的迫切呼聲。

審視時代風氣,“絕對的自由”已變成脫韁的野馬,我們掙脫束縛卻未獲自由,因法治和自由需平衡同步(《福》,p. 13-14 )。

該書提示:自由和法治的基礎,可追溯到宗教改革與聖經權威。“宗教改革在法律上的意義,法律的基礎就是聖經。”(《前》,p. 84)“改教運動以聖經教訓為皈依的精神,給社會帶來極大的自由。人獲得真正的內在價值時,自由就在其中。沒有這些因素,自由就會導致混亂。”(《前》,p.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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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華的歷史觀,乃以宗教改革為軸心。他痛心地說:

“我們文化賴以建立的輿論,已經從‘基督教的’改變到‘啟蒙運動的’……人們已經從完全不同的方式來思想……朝向另一個世界觀而去,讓世界觀最後的實體為非位元格的物質或能力,在非位格的機會中偶然形成……”(《福》,p. 27)

如今若我們認祖歸宗,就必然承認,我們是宗教改革的後裔,而不是啟蒙運動的子孫。歷史高抬了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乃至科學運動。然而,“宗教改革的意義被貶了值,去附會人文主義。” (《福》,p. 103)

宗教改革的關鍵之處,就是聖經的權威。直到今天,這一場“聖經權威”的戰爭,還沒有結束。

宗教改革的時代仍然沒有過去。具體說,就是自由派神學日漸侵蝕,福音派面臨喪失立場。一種“後基督教”文化,悄然地彌漫和掩蓋過來,好像城市的霧霾,讓人看不見太陽,找不到方向,甚至失去了信心。

“如果我們想要在人類歷史舞臺上獲勝,只有一種有效武器讓我們穩操勝算,就是把生命交托給基督,把根基建造在真理之上,依靠公義,以福音為基石……我們必須視聖經為上帝的話、在每一件事上教導我們。如果我們在任何領域上有了妥協,就是否定了上帝的話語的能力,把自己交在敵人手中。” (《福》,p. 18 )

人類文明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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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眼人不難看出,人類文明正日趨沒落,日漸崩潰。“聖經的權威”則是最後的陣地。薛華從哲學和文化的角度,具體到文藝作品的評審和觀察,判斷出人類歷史和文化的衰落過程。

從羅馬天主教到文藝復興,人文主義的毒素悄然滲入。教會漸漸地用教會權威取代了聖經權威。阿奎那聲稱人的理性並未墮落,藉此引入亞里斯多德哲學(註2)。米開朗基羅的“大衛像”,對應著羅丹的“思想者”……從此,我們對人的身體想入非非,對人的自身執迷不悟。人,成為了被膜拜的偶像。

忽然記起來小學二年級的語文課本:

“秋天來啦,秋天來啦,山野就是美麗的圖畫。梨樹掛起金黃的燈籠,蘋果露出紅紅的臉頰,稻海翻起金色的波浪,高粱舉起燃燒的火把。誰使秋天這樣美麗?看,藍天上的大雁作出了回答,它們排成一個大大的‘人’字,好像在說——勤勞的人們畫出秋天的圖畫。”

上帝創造的美麗,歸於人辛苦的勞作。這樣的偷竊,從我們最幼小的心靈已經開始。毛時代 “人定勝天”的赤裸,比米開朗基羅的大衛像更甚。而“文藝復興思想的中心是一個自主的人,而宗教改革的中心,則是一位藉聖經說話的、有位格的、無限的上帝。” (《前》,p. 61)

 人文路徑,悲劇故事

縱觀人類歷史,人文主義的路徑,就像訴說人的悲劇故事。從理性主義的自大,到非理性主義的瘋狂,整個時代淪落到是非不明、黑白不分。哲學的轉變,宣告人文主義理想的失敗——“人文主義者的希望,就是獨立自主的人能夠統一全部的知識和人生的希望,終告泯滅。” (《前》,p. 124)

在齊克果的框架裡,理性和非理性的二分法,形成了所謂的“存在方法論”。他認為理性導致悲觀,人必須在理性之外的上層(upper level),才能找到價值和意義——借助“非理性”的“信心跳躍” (leap of faith)(《前》,p. 138)。

儘管未必是齊克果的本意,但無論如何,非理性的趨勢已成為歷史和文化的定局。

邪術、搖滾、毒品,共產革命,還有那些看不懂的荒誕藝術,無不表現出一種“非理性”的癲狂。就連教會中的“靈恩運動”,不也如此?他們將信心與非理性等同,致使教會中真理泯滅……其路徑與自由派同出一轍,“這些神學家相信的是對信仰的信仰,而不是對某些事情的信仰。”(《前》,p. 148)

甚至這些人口中的“上帝”,也不過是沒有特定內容的宗教辭彙。“這些辭彙一旦失去了原來的意義,就變成一支令旗。人握著這令旗,便可向任何獨斷的方向走……”(《前》,p. 149)

這些毛骨悚然的狀況,宣告了人文主義的潰敗。否定啟示的理性,導致否定理性,盲目跳躍;否定上帝的人文,導致了否定人文的鬼魔文化。人文主義者,意圖維持人性的神話,反倒引出了人性中的魔鬼。“我又看見三個汙穢的靈,好像青蛙,從龍口、獸口並假先知的口中出來。”(《啟》16:13)

否認絕對的後果

文化的衰落,到底是什麼原因?就好像當初羅馬帝國的衰亡,其文化缺失了絕對的根基——只有絕對的根基,才能塑造出強大的文化、強大的內心力量及內在秩序。“羅馬的敗亡並非因外來勢力,如野蠻民族的入侵等原因造成的,而是因為沒有強大的內在基礎……”(《前》,p. 9 )

羅馬人也嘗試尋找和建立自己的絕對根基,但最終失敗了。“希臘人和後來的羅馬人也曾試圖把他們的社會建立在他們的神祗上面,但是那些神都不夠大,因為它們是有限的。即使將他們所有的神祗加在一起,也不能成為無限。”(《前》,p. 2)

真正的絕對根基,是獨一真神所啟示的真理。聖經的權威,乃文化衰落的洪濤中,唯一的中流砥柱。

設若左和右彼此相對,前方就是絕對的方向;設若東和西彼此相對,北極就是絕對的基點。設若自由和法治彼此相對,聖經的權威和上帝的啟示,就是我們絕對的準則。否認聖經,就放棄了我們的基本陣地,失去了文明的絕對根基。

這種絕對的根基,會不會造成獨裁?恰恰相反,獨裁的政治,乃是否認絕對根基來自上帝的惡果。正因為我們否認了上帝,才冒出來一個個皇帝充當上帝;正因為我們否認了上帝的獨一性,我們才歸附了一個個獨裁者。

我們宣告上帝的絕對主權,聖經的無誤默示,並不是支持獨裁者,反倒恰恰使獨裁者沒有立足之地。

用哲學的概念講,否認了絕對的絕對性,必然導致絕對的相對性,和相對的絕對性。或者說,否認了真理的絕對性,就導致了自我的絕對化。薛華稱之為“獨斷性的絕對”,也即“一種我行我素的主張”。

我們可以得出結論:沒有絕對根基的文化,注定要衰落。以人為終極絕對,也必然衰落——以人本取代神本的絕對,本身就是一種衰落。

自亞當墮落的日子,歷史就佈滿了斑斑血跡,就是以人本抗拒神本,以人本取代神本的人文主義。對於這樣坍塌沒落的文化,唯一的出路是歸回聖經。

用心良苦,令人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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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薛華一讀再讀,書中有大師的指點,又有先知的呼聲。體會到作者的良苦用心,不禁肅然起敬。

在文化衰落的日子,很多人隨波逐流。甚至連教會也丟棄聖經的立場,放棄信仰的原則。薛華作為福音派的代表,痛心地指出危機所在:“我們必須含著眼淚說,除了一些例外,福音派教會是屬世的,背叛了永活的基督。”(《福》,p. 29)

也許有人對薛華的話滿不在乎,視之為基要主義的老調。然而我閱讀後,卻深深體會到宗教改革的一脈相承、唯獨聖經的持久戰爭。我首次體會到從文化的衰落看見聖經權威的必要性。

最後,讓我們引用作者的一段話,看見作者是如何藉著歷史和哲學的文化批判,實現其護教和佈道的目的。整部著作中,作者真正想說的是:

“人處於壓力之下,不同的世界觀能發出不同的承受力量,這點非常重要。

“基督徒能夠抵抗不同宗教混合的侵蝕和不受羅馬文化種種壞方面的影響,說明了基督徒世界觀的力量。這力量扎根於一位無限的、有位格的上帝,和祂藉舊約聖經、藉耶穌基督的生平與教訓,及藉後來逐漸寫成的新約所說的話。”(《前》,p. 3)

註:

1. 梁家麟,《基督教會史略》(明風:2008),p. 361。

2. “他認為人的墮落,對於人之有局部而非全部的影響,人只在意志方面墮落腐化,而理性則未受影響,所以人仍可以倚重自己的智慧,即是說,人可以將聖經的教訓和非基督徒哲學家們的思想互相混合,不會有問題。”(薛華,《前車可鑒》,p. 28)

 

作者為傳道人。現在神學院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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