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阿里之死看文化的变迁(临风)2016.07.07

文/临风

本文原刊于《举目》官网2016.07.07

被誉为“最伟大的人物”、3次登上世界重量级拳击冠军宝座的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 1942-2016。原名Cassius Marcellus Clay),于今年6月3日去世了,享年74岁(1942-2016)。

他的去世并不意外。早在42岁时,他就被诊断出患有帕金森氏症。长期与病魔抗争,让他衰老得很快,很早就丧失了说话的能力。

我从小对阿里印象深刻。我不懂职业拳赛,只记得他一直标榜自己是“最伟大的”、“最英俊的”、拳头最大的。他的大嘴巴和拒绝服兵役,以及不检点的私生活,让我这个东方脑袋很难接受。

我一直觉得,他代表了美国人的肤浅、自私和狂妄。

因此,他去世时全世界对他爱戴和哀悼,让我有点诧异:据说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以及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都无法争取到在葬礼上致辞的机会。许多名人说,阿里是他们最景仰的英雄。他们不仅景仰阿里的拳王地位,更景仰他的精神。奥巴马总统也说:“毫无疑义,穆罕默德.阿里是最伟大的。”

这让我心里产生了一个问号。

在上个世纪的60-70年代,除了拳击以外,大多数人似乎都不认为阿里伟大。80年代以后,他拖着病体投入了世界和平的工作。但是,这就让他变成了“最伟大的人物”吗?

从克莱到阿里

阿里原名小卡修斯.马塞勒斯.克莱(Cassius Marcellus Clay Jr.),生长于肯塔基州路易维尔市。12岁时,因自行车被偷,他向员警乔.马丁报案。马丁鼓励他跟自己练习拳击,他同意了。结果他表现优异,在1960年的奥运中崭露头角,得到羽量级拳击的金牌。

之后,他进入了职业拳击的圈子。因为他总是吹嘘自己英俊、速度快、无人能敌,赢得了“路易斯维尔的大嘴巴”(Luisiville Lip,编注)的绰号。

1964年,他挑战人人敬畏的重量级拳王桑尼.利斯顿(Sonny Liston, 1931-1970)。

克莱在赛前不断嘲笑利斯顿,激怒他。他还宣称,要在打败利斯顿之后,把利斯顿送进动物园……虽然大家都不看好克莱,准备看好戏,然而克莱这位22岁的毛头小伙,却让全美跌破眼镜,竟然击败了利斯顿,坐上了重量级拳王的宝座。

这个消息如一个重磅炸弹,在全世界爆炸开来。

在1965年的卫冕赛中,克莱再度击倒利斯顿。那幅著名的利斯顿倒地不起的照片,深深地印在了全国人的心中。

在20年的职业拳击生涯中,他前后3次登上世界重量级拳王的宝座,受到全世界的瞩目:他特有的拳风,他轻巧的身段(像蝴蝶般飘摇,像蜜蜂般蛰刺);他的自大、傲慢,都令人刮目相看。

今天美国很多职业运动员喜欢说“垃圾话”(trash talk),阿里可说是始作俑者。

在第一次击败利斯顿后不久,克莱宣布加入“伊斯兰国度”组织(Nation of Islam)——尽管这个“黑色穆斯林”组织并不被伊斯兰的主流教派接受。

他宣布抛弃“奴隶”的名字——克莱(土块),改名为默罕默德.阿里,象征自己新获的身份。他成为该组织的领袖以利亚.穆罕默德以及马尔科姆.X的忠实伙伴。

在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高涨的时代,“黑色穆斯林”与马丁.路德.金牧师所推动的民权运动正好南辕北辙,代表两个截然不同的理念。一个受到基督教信仰的感召,推动和平抗争和种族融合,一个从黑人种族优越主义出发,在伊斯兰的外衣下高举黑色权利,反对种族融合。

反战与反种族融合

1964年越战升级。阿里起初没有通过陆军的智力测验(他高中时学业荒废),得以免役。后来因为国家需要兵员,标准降低,他合格了。

可是,阿里对越战非常反感,拒绝服兵役(当时是征兵制)。为此,他受到了社会普遍的鄙视。当记者逼问他为什么反战,他著名的回答是:“我跟越共没有任何恩怨!”他把自己称为“出于良心的反对者”。

以他在拳击界的名望,他就是当兵,也极有可能不用上前线作战,而是担当慰劳战士的工作。但他认为,慰劳战士比上战场更恶劣。

他傲然地说:“美国,你能给我什么?你要我放弃我的宗教,同白人一样,去与我所不认识的人征战,只是为另一批我所不知道的人争取自由——那个我的黑种同胞都得不到的自由?”

1967年4月28日,阿里正式拒绝服役。如所预料的,他为这个决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美国拳击委员会撤销了他的冠军头衔,并且禁止他参加任何比赛。

10天后他被逮捕。经过法院审判,他被陪审团认定有罪。法官判他最高的5年刑期,并处罚款。在上诉期间,他过著自我放逐的生活,与拳击赛绝缘。

可是因为战事不利,美国民心开始转向,反对越战的呼声逐渐加强。阿里也逐渐被不愿当兵的年轻人视为坚守原则的英雄。

1971年,美国最高法院终于全体通过,推翻了判决。他恢复了职业拳击手的身份,但是已经损失了最佳体能的数年。

当年,他是个争议性很高的人物,褒和贬几乎到了两个极端。他的私生活也充满了矛盾。

阿里生长于重视家庭生活的基督教家庭,他本人也经常强调家庭的重要性。不过,他的性放纵却是出了名的,而且相当公开。他对拳击对手无情的挪揄,也让人感觉他缺乏风度。大家不禁好奇:这些行为,如何与他的伊斯兰信仰相调和?

退休与和平大使

1981年底,阿里宣布从职业拳界退休。

42岁那年,他被正式诊断患有帕金森氏病。这个中枢神经系统退化性失调的慢性疾病,损害了他的行动和语言能力,极有可能这是他脑袋长期遭受重击的结果。

一位靠大嘴巴威吓对手的人,到头来变成一个无法言语的人,相当的讽刺。

幸好,阿里40余岁时娶了小他15岁朗尼(Yolanda “Lonnie” Williams。她于1986年与阿里结婚。编注)。朗尼是他的第四任妻子。

朗尼与阿里老早相识,她在5岁时就开始暗恋阿里。婚后她放弃自己的事业,30年如一日,悉心照料阿里的身体和事业,使得阿里的生活逐渐走上常轨,能够不顾病痛,从事和平大使的工作。

根据阿里与女儿汉娜(Hana Yasmeen Ali。1976年为阿里的第三任太太Veronica Porché Ali所生。编注)合写的自传,阿里在1975年脱离黑色穆斯林,改宗逊尼宗伊斯兰教,并成为苏菲派信徒。在他的心目中,伊斯兰是宣导和平的宗教。他的疾病,也逐渐使他变得柔和。

2011年父亲节,汉娜撰文,引用阿里的话说:

“我一直希望不仅做一个拳击手,不仅是三度重量级拳击冠军。我愿意用我的名声,我这张世界知名的脸,去激发世人。我犯过错误,但如今,如果我能让任何一个人活得更好,那我就没有白活。”

发病后的阿里,希望替那些没有声音的人说话。在很大程度上,他做到了。他多次收集食物和药品,救助世界上的贫穷地区。

1985年,阿里到黎巴嫩,设法营救4位人质。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之前,他去伊拉克劝说萨达姆,释放14位美国人质。2011年,在他疾病的晚期,他还去伊朗与宗教领袖交涉,营救两位美国人。

卡特总统称赞他为“世界友谊先生”。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威廉.罗登,在2013年这样写:

“阿里的行动,改变了我心目中‘运动员如何才算得上伟大’的标准。单在体育上表现突出还不够,关键在于你为群体争取自由做过什么贡献?你为不辜负建国原则做过哪些事?”

2005年,小布什总统给阿里颁发“总统自由勋章”(the Presidential Medal of Freedom。编注),肯定他对人类社会和平的贡献。

对阿里的盖棺论定

6月初,记者罗伯特.里普赛特(Robert Lipsyte, 1938-),为《纽约时报》和《时代杂志》写了两篇长文,纪念阿里的一生。

里普赛特是现今最了解阿里的媒体人。自从1964年他代表《纽约时报》采访阿里与利斯顿的世纪之战开始,他前后关注阿里52年。阿里也对他信任有加。

他的这几篇文章,是我读过的所有纪念文中最翔实、也最公正的,可以说是对阿里的盖棺论定。

里普赛特认为,阿里一直是个有争议性的人物,他既不是圣人,也不是泰迪熊。他描述阿里,有“灵活的头脑,热情乐观的个性,傲慢的自信,以及不断演进的一套信念。这些组合培养出一个充满磁性(非常有吸引力。编注)的人物,不能单单被拳击场所定义。”

在无意中,阿里介入了美国三大议题:种族、战争、宗教。他成为了穆斯林,而那时,绝大部分美国人还不知道伊斯兰为何物。他成为主流文化中的异类——自恋、狂傲、勇敢的异类!

现今许多人推崇阿里为民权斗士,里普赛特认为,这并不符合事实。

阿里当初主张黑色种族优越主义,而不是平等的民权。他嘲笑其他黑人拳击手的做法,更是和他的信念不一致。例如,黑人拳王乔.弗雷泽(Joe Frazier, 1944-2011),在阿里落魄时救济过他。阿里却多次侮辱弗雷泽,称其为猩猩。对此,弗雷泽终身耿耿于怀。

里普赛特认为,阿里最珍贵的遗产是他的奋斗精神:就是“我不必成为你所期望的我,我可以自由地作我自己”的那种独立精神。阿里在强权下不低头、锲而不舍、勇于承受打击的性格,激发了人们的内在的勇敢。

他在发病后,勉力从事和平工作,使这一点更显得突出。

1996年,在亚特兰大举行的奥运上,他排除万难,用颤抖的手点燃奥运火炬,让许多人激动不已。可以说,他的形象从此改变了。

阿里的葬礼,是他自己事先安排的。那是个多宗教的仪式,各大宗教都参与了。他不再是异类。他成为了主流,成为众人歌颂的英雄。

文化的转移与人性的不变

2012年《时代杂志》(编注),把阿里列入美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20人,与华盛顿、杰佛逊等人并列。《时代》称他是“开拓者,有远见的人,和文化大使。他定义了一个国家。”

他那个穆斯林的背景,早年不检点的生活,自恋式的狂言,都不再成为定义他人生的标记。人们感念的,是他面对强权的勇敢,他讲真话的性格,他不顾身体的残障、积极关心人类福祉的心境。他成为美国文化的表征,成为人们共同景仰的人物。

这固然是是阿里有所改变,但更是人们的观念改变了。阿里的英雄形象,与谦卑、谨守、洁身自爱等等传统价值十分不符。然而今天的美国社会,传统价值纵使仍然受到尊重,但已是次要的考量。这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文化侵渐的结果。

不过,这并不表示,现在的人没有是非观念、不重视道德价值,或是“道德价值崩溃”——这是过分简单的判断。若真如此,这个世界就不再有神圣的价值了。

从对阿里形象的改变,我们看出,公平、正义、自由、人权,而非谦卑、谨守、自洁,在现今的美国社会更受重视。

在这个文化框架下,人们不畏权势,敢于表达自己,具超党派(宗派)思维,勇于追求梦想。这就是现今之人,特别是千禧世代,所重视的是非观和价值观。

然而,有一点千古不变,那就是人性。

人性虽然有光明的一面,却也永远是残缺的。没有人可以达到自己心目中的道德高原。人性中的残缺,不论如何隐瞒或修饰,总是以各种脸谱出现。因此,人人都需要福音的拯救,才能脱离自我的牢笼。

在多元社会中的福音传递

不过,向不同的是非观和道德观的人传递福音信息,与在同质社会中传递福音,大大不同。最忌讳的就是不寻求了解对方,只用“我”的是非观去评断他人。这会造成对方在理性上、感性上和直觉上都难以接受福音。

这不是对方是否“心硬”的问题,而是观念上的鸿沟。人不可能接受与自己道德观和是非观相抵触的信仰。

例如,最近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发生了恐袭事件。一个“独狼”穆斯林杀手,进入同性恋夜总会开枪,造成美国历史上死伤最多的枪击案。

事发后,有基督徒撰文,呼吁为死难者的家属祷告。不过作者也特别声明,不同意死难者的生活方式和道德价值。

如果受难的是股票投机团体,或是烟草公司员工,我想没有人会在关心之余,特别重申:我们不同意其价值或产品。为什么对同性恋就有这样的声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我认为,这是文化上的差距造成的。

故此,这些基督徒付出的关怀,虽然是诚恳的,却很可能有人不接受、不理解,因关怀者没有认识到道德与是非观的差距。

当年保罗在雅典,如果他不了解罗马的文化价值,只从希伯来人的角度看问题、与人对话,我想亚略巴古的那批听众也可能会反感。

今天有些人只看重几个与“性”有关的文化价值和道德问题,而忽略了与公平、正义和社会福祉有关的道德价值。因此,世人可能视这些基督徒为“没有道德”的人,当然也就无法接受他们所传的福音。

反之,如果基督徒了解并尊重他人所看重的道德价值,并且以行动来表明基督徒的爱心,他人才有可能了解和尊重基督徒所持的信仰的内涵,和基督徒所看重的道德价值。

今天,持有不同价值观的各方,都做出过许多义正词严的批评。然而这不过是浪费口水,因为都是擦肩而过——没有对话,没有交集,盖因两造生活在截然不同的语境和文化价值之中。

这就是阿里之死给我带来的联想。

(除了文中所注资料,本文亦广泛参考了报章杂志和网上媒体。)

编注:2016年6月20日出版的《时代》杂志,在此以标题“最伟大的人物”(The Greatest / MUHAMMAD ALI / 1942-2016)与阿里年轻的照片为封面。这是阿里第5次登上《时代》的封面。前4次分别是1963年3月22日,1971年3月8日,1978年2月27日与2002年1月28日。

作者为本刊特约编辑。原任职科技行业,现专职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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