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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路不通 ──評電影《拆彈部隊》(嚴行)

嚴行

本文原刊於《舉目》47期

      《拆彈部隊》(The Hurt Locker)一片是2010年奧斯卡獎的贏家,一舉囊括了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導演在內的6個獎項。這部由凱瑟琳‧畢格羅(Kathryn Bigelow)所執導的影片,與她的前夫詹姆斯‧卡梅隆所導演的《阿凡達》,在頒獎式上對決,被人戲稱為“前妻戰前夫”。結果是,凱瑟琳勝了,成為了奧 斯卡有史以來第一位獲“最佳導演獎”的女導演。

真的無動於衷?

        為凱瑟琳贏得巨大榮譽的《拆彈部隊》,講述的是一個令人迷茫的故事。

        這部紀實風格的影片,向人們鋪敘了美軍的一支拆彈部隊,於2004年在伊拉克首都巴格達的浴血經歷。主人公詹姆斯是一位出色的拆彈專家,導演為他安排了一個 意味深長的出場──詹姆斯放出煙霧干擾戰友的掩護,他脫掉防護服,扔掉特製帽盔,甚至向焦灼關切他的掩護員放肆而懶散地伸出中指。當他最終老練地拆除炸彈 後,如同收工後的工人一樣,往車上一躺,鬆弛下來,燃起一支香煙。

        詹姆斯與美國電影一向推崇的個人英雄主義形象有很大不同。導演刻意表現 的並非一個大無畏的排彈尖兵,也不是一個危難關頭挺身而出、頂天立地、視死如歸的好漢。導演要告訴觀眾的是,戰爭中那種極端性的殘酷經歷,必將深刻影響人 的身心。她要挖掘的恰恰是一個普通人在戰爭中的存在,以及他的內心世界是如何因為戰爭而改變,從而永遠不可能回到從前。

        顯然,詹姆斯是一個久經沙場的老兵。一次成功拆彈後,上校抑制不住讚許之情,問他拆過多少炸彈。詹姆斯開始不想回答,在上校不懈的追問下,他淡然報出了令人為之動容的數目:873。

       這個細節顯然告訴人:一方面,詹姆斯曾經800多次冒著死亡的危險拆彈;另一方面,詹姆斯並非像表面上表現的那麼滿不在乎,他牢牢記數著每一次歷險。與任何神經正常的人一樣,他對生死不可能全然無動於衷。

你是好樣的

       在一片焦土的伊拉克,戰爭似乎就是一切。鏡頭掠過之處,無非是瓦礫和垃圾成堆的市區、破爛不堪的建築物、廢棄的廠房、污水橫流的街道、寸草不生的荒漠,以及炸殘了一隻腳的小貓。飽受戰爭折磨的伊拉克人,或是淡漠、無奈,或是激憤、衝突,顯示著戰爭環境中的人生百態。

       那麼,在戰爭中,人的心又如何?是否也像眼前的環境一樣變得日益荒涼?

        鏡頭始終追蹤著詹姆斯,讓人近距離地瞭解他的工作、生活和內心。拆彈之餘,他在宿舍打電子遊戲;他與戰友搏鬥,發泄情緒,釋放壓力;他把玩拆彈之後留作紀念的引信等小零件,視如珍品。

        戰友從他那堆亂糟糟的零件中,扯出被一根鐵絲套著的婚戒。詹姆斯接過來, 以黑色幽默的口吻調侃道:“It will kill me!”(這東西可會要了我的命!)接著,他完全不帶感情地談起以前的婚姻生活,以及離婚後仍住在他家的妻子、孩子。

        婚戒與引信,對於詹姆斯是同樣的東西,都是差點要了他的命的東西。然而,在生活中,他不是一個好丈夫;在戰場上,上校卻告訴他,你是好樣的!比起失敗的婚姻生活,成功的拆彈經歷更讓詹姆斯感到值得活下去。

不是出於勇敢

       人的生命源於創造生命的主。上帝“將永生安置在世人心裡”(《傳》3:11),因此人一生都在不停的追尋之中,尋找自己,尋找意義。這意義,是人真正安身立 命之境。詹姆斯也在尋找──雖然,他和一般人一樣,對此並沒有明確的意識。人一般確知“我不想要什麼”,卻並不清楚“我想要什麼”,詹姆斯同樣陷在這一困 境之中。他不想要那庸俗、無味的家庭生活。但是除此之外,他能要什麼?

       正是因為這一困境,影片揭示出詹姆斯的英雄行為不是出於勇敢,而是“People die all the time, why not me”,人反正隨時會死掉,我也一樣。介意也沒用,乾脆聽天由命。詹姆斯正是這樣將自己置於死地而後生,把生命交給機率。

        電影也確實表現了這種真實的戰爭實況。戰場上,死亡毫無預兆地襲來,消音子彈無聲中瞬間奪去一條活生生的人命。高速攝影下,彈殼從沙地上彈起,濺起細碎的沙粉,然後跳躍著落地。黑黑的彈殼躺在地上,如同死亡一樣空空洞洞。

        死亡,似乎活生生地顯示出生命的渺茫無著。在這樣的景況下,詹姆斯又能指望什麼?

以“不知道”結束

        當一個賣給詹姆斯DVD、自稱名叫貝克‧漢姆的伊拉克小男孩,被殺害做成人體炸彈後,詹姆斯怒在心頭,決意私自外出查找凶手。他翻牆誤入一位老教授家中,被教授夫人用鐵鍋打得頭破血流;倉惶逃回營地時,又被友軍摁倒在地……

        他與戰友分頭追擊敵人,戰友歐文受傷,差一點被抓走。詹姆斯在歐文的痛罵聲中,看他被抬上直升飛機。而最後一次拆彈,更是一次失敗的作業,詹姆斯攤開雙手, 無奈地向綁滿炸彈的伊拉克人道歉:“我沒辦法!對不起,對不起……”伊拉克人絕望地去拉他。詹姆斯狼狽逃走時,巨烈的爆炸將他掀翻在地。

        這一天,恰是詹姆斯結束作戰任務、返回美國的最後一日。影片從開始起,就不時打出38、36、33的日期倒計時。而這是最後一天。

        回程中,詹姆斯與戰友Sanborn在車內交談。鏡頭在兩人之間反復切換,一對生死相依的戰友,從未同時出現在一個畫面中,暗示出人與人的隔膜。

       Sanborn痛苦地說:“我討厭這鬼地方!炸起的碎片還差2英寸就割斷我的喉嚨,我差一點流盡血,像豬一樣死在沙土中……我,我還沒有兒子,我想要一個兒子……”

        詹姆斯安慰他:“你還來得及。”

       “不知道。”

        Sanborn接著問詹姆斯,你穿戴上防護服去拆彈,隨時得冒著死掉的危險。沒有人逼著你非得這麼幹,是嗎?

        “是的,是的。但我也不知道我為什麼這麼幹。你知道嗎?”

         “不知道。”

        他們的對話,都以“不知道”結束。他們是戰場上生死與共的戰友,然而,在靈魂的層面上,他們互不相識。

        Sanborn代表著美國社會的傳統價值,安穩的家庭,兒子,溫馨的生活。而詹姆斯曾擁有這一切,卻並不認為可貴。Sanborn與詹姆斯都不知道這是為什麼。

        這是後現代社會環境下的戰爭,多元文化已經改變了人的觀念,也改寫了正義、是非的絕對性。

        這也是他鄉的戰爭,拯救與入侵的界限變得模糊。

        這是後英雄主義的時代,那令人肅然起敬、屹立千古的英雄不再有了,世俗化的平面世界裡,只有普通人,沒有橫空出世的英雄。甚至,在不要英雄的地方,英雄反而顯得滑稽。

破碎的身影

        詹姆斯回到美國,回到常規生活裡。他明顯與環境不協調,超市的櫥窗玻璃折射出他破碎的身影,彷彿他被割裂的生命。他陪兒子玩玩具,鐵皮盒中跳出的小丑暗喻他 的存在。他對著尚不會講話的孩子喃喃自語:“你喜歡玩這個呀?你喜歡毛絨玩具、媽媽、爸爸、小睡衣?什麼都喜歡,是不是?等你長大了,你曾經喜歡的東西也 許會變得不再特別,就像這個玩偶盒,你會發現那只是一片鐵皮加一個人偶而已……到了我這個年紀,你鍾愛的東西也許只剩下一兩件了……對我來說,就只剩下一 件了。”

        鏡頭轉過來,是詹姆斯再次奔赴前線。詹姆斯做出了選擇,他選擇從常規生活中自我放逐,他要為毫無意義、沒有著落的生命找一個支點。詹姆斯清晰地感覺到,只有在戰爭中,他才能找到自我,才能實現他的個人價值。

        與影片開頭的懶散與玩世不恭不同,重返戰場的詹姆斯是明確的、堅毅的。這一次,他全副武裝,嚴肅、認真地走向拆彈處之地。他的表情頑強且莊嚴。此時,影片再度打出這支美國部隊回國日期的倒計時:365天。

另一種的虛空

        電影的開頭,出現過這樣一段文字:“The rush of battle is often a potent and lethal addiction, for war is a drug.”意思是,戰爭常像毒品一樣使人極度上癮。導演似乎想以此作為影片的主題詞,替主人公詹姆斯的行為找到心理依據。

        然而,這是膚浮的。“毒品、上癮”一說,僅僅是詹姆斯的心理表象,是他欲罷不能的顯在原因。更深層次的問題,則是存在的意義。這是詹姆斯躲不掉的自我追問。他可以拆除現實世界中的無數炸彈,卻拆不掉可能引爆他內心世界的引信。

        上帝所造的人,與任何存在物的不同之處,就在於他有精神需求,是“有靈的活人”(《創》2:7,《林前》15:45),“叫人活著的乃是靈”(《約》 6:63)。因此,“靈”的需求是人最根本的需求,卻又是最難滿足的。正如17世紀法國思想家帕斯卡爾所說:“人的心中有一個洞,除了上帝沒有什麼能夠填 滿。”

        所以,詹姆斯在平時生活中找不到的東西,在沙場上其實一樣找不到。緊張危險的拆彈工作,只能讓他在短時間內遺忘空虛,讓他有一種充實、飽滿的幻覺。從這個意義上說,拆彈對於他,或多或少與毒品的功能類似。

        但這能帶來真正的安慰嗎?詹姆斯可以藉此“一生無憾”嗎?顯然,這是不夠的。《傳道書》清楚地告訴世人:“虛空的虛空,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 (《傳》1:2),拆彈的充實感,亦被圈在“凡事”之中,不可能有決定性作用。詹姆斯在自己的人生中,僅僅發現了日常生活的虛空,他還沒有意識到,拆彈未 必不是另一種虛空。

心魂無處安頓

        本片以動感鏡頭為顯著特點,這種失常狀態顯示,影片中的人物已經無法按正常方式注視周遭事物,他們的注意力不停地轉移、分散,是片段的、不連續的,無法對周圍的存在產生整體感。這顯然是人自我意識逐漸喪失的過程。

        當詹姆斯返回美國,重歸正常生活時,鏡頭開始變得平穩。然而,此時我們竟發現,平穩鏡頭所表現的疏離、陌生感,幾乎比戰爭中的動感鏡頭更加讓人無法忍受。

那麼,到底何處是人的可依存之地?

      《拆彈部隊》不能給人任何答案。它只是深刻地展示了後現代文化處境中人的無所適從狀態,沒有英雄,沒有悲壯,戰場不可為家,家園空虛難處,意義無處捕捉,心魂無處安頓……

        導演沒辦法告訴我們向何處去。她所能做的,只是在戰場與和平生活的交叉處,安放了一塊“此路不通”的牌子。

        站在這個絕境,如果人抬頭仰望,將是救贖的起點。

作者在多倫多華人福音堂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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