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與屬靈生命的成長──試析50後、60後大陸知識分子的自我形成及其行為表徵

施瑋

本文原刊於《舉目》47期

        近年來,越來越多大陸背景的信徒成為海外華人教會的主要同工;一大批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學人學者,也成為教會的傳道人。這些同工和傳道人大多是第一代信徒,且信主時間不太長就 蒙神呼召、裝備,並很快投入繁忙的事工。在服事的過程中,他們之間,或他們與其他文化背景的同工之間,常產生一些磨擦,從而對自身以及他人造成程度不同的 傷害,以及關係上的緊張。

        作為這個人群中的一分子,我嘗試從自我形象這一角度,對我們這代人“自我”的形成、特徵、偏失,及其在心理、行為上的反映,進行簡略的分析與反省,幫助我們自己進行自我認識和自我心理輔導,也幫助不同文化背景的同工彼此理解,減少“誤讀”。

        近年來,教會界對80後、90後的心理分析與關注較多,對50後、60後的分析與關注反而甚少。然而,恰好是這些50後、60後,人到中年,在目前的思想、 文化、經濟、政治等各個領域,都占有了最重要的位置。因此,對他們加以關注和研究,是我們在中國宣教事工中,必須儘早進行和必不可少的。

        本文僅是初步地在幾個較普遍的共有特徵上進行分析,為進一步的研究,起個拋磚引玉的作用。

一﹑認識自我

        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樣式造的。上帝是豐富的,是萬有之源,而被造的人和被造的萬有一樣,豐富多彩,是被看為好的。所以從本質上來說,人的價值在於其是在神完全的愛和美善中被造,是在於個體性的“生命”,而非僅僅是團體性的“人類”。

        自我形象的低落與偏誤,不僅與個體成長中的家庭環境有關,也與社會環境有關。對於大陸五、六十年代出生的知識分子,影響“自我”形成的因素中,我認為社會環境的變遷甚至大於現在普遍受重視的“原生家庭”。

        對於我們這些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來說,雖然我們在著書立說中大談人本主義,追求自由、捍衛人權,但實質上,我們的整個成長環境是“個人服從集體、集體服從 國家”這樣一個個性被壓抑、被否定的時代。並且,相對於上一代和下一代,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自我貶抑,與革命理想中的自我犧牲,在我們這群人的心理上,形成 了尤為巨大的雙重否定。

        人類文化遠離神本主義後,漸漸迷失於人本主義之中。但在中國文化中,“人本主義”的體現,不是個人意識的覺醒、張揚、獨尊,而是以“皇權”代替神權,以各種範疇的“集體利益”淹沒個體的人。

        浸泡在這種文化中的人,接受了基督教信仰後,若不真正經歷自我的重新認識、接納、釋放、重建,會很容易簡單地以宗教的“集體”代替原有的“集體”,陷入律法主義,忽略個人與耶穌基督在生命上的聯結,而更多看重宗教這一“集體”的認同。

        因為沒有經過自我重新認識過程中的釋放與醫治,或對此環節只是在理性認識上淺略地掠過,那麼,過去生命中的傷痛、自我形象的偏差,都會帶入今天的信仰生活和事工,並且難以自知,也容易讓別人誤讀。

       “勝過自我”、“向己死”,這是基督徒生命、成聖過程中,非常重要的,也是必須長期經歷並學習的部分。但我們常常簡單地理解了“自我”與“己”,沒有分辨我們 個體生命中的神創造之美,與罪帶來的偏誤。所以,我們恨惡罪性,卻遷怒、厭棄“容器”──性格;羨慕美善生命,卻急於以壓抑、求同來裝飾外表。

       前者,加深了我們對自己的否定(其實也是否定神的創造),並易陷入絕望、放棄,或是走入“面具”宗教徒的困境,不敢活出真實;後者,就成了掛滿塑料果實的枝子,雖竭力維持,仍漸漸枯乾。

        以厭棄被罪污染的性格,代替對罪性的認識與恨惡,也使我們難以更深地認識神的救恩,難以獲得來自天父,那不能奪去的真正的“安全感”,以及由此而來的喜樂與滿足。

        沒有安全感,其實就是一種“不信”。而“信”對於大多數大陸背景的中年知識分子來說,並非如所期望的那樣,可以簡單的拋開或忽略理性。對我們來說,“信”很大一部分產生於認知,並與認知產生互動。

       教會傳統觀念所要求的,或是我們主動渴望趨近的基督教“教徒”形象,有時反而阻攔了我們在新生命中對“自我”深度的重新認識。將罪性歸咎於“性格”,也是潛 意識中對心靈重塑的一種逃避,是罪性的一種自我保護。所以,我們應當在聖靈的光照下,個人性地來認識“自我破碎”的含意。

        以宗教的壓抑與剝奪代替社會的壓抑與剝奪,以宗教的求同求榮來代替社會的求同求榮,本質上是一樣的,都是讓人遠離對神心意的認知。對此,50、60後的中年人,因本身成長背景的特殊性,應格外儆醒。

       魏樂德(Dallas Willard)在《心靈的重塑》(Renovation of the Heart)中,認為生命有6個基本面向:思想、感覺、選擇、身體、社交情境、靈魂。這難以分割的6個部分融合在一起,就組成了“人的本性”。“信徒在基 督裡所得的救贖,在本質上是全面性的救贖,意思是整個生命得蒙拯救。”(註)因此,要重新認識自我、建立“新我”,不能簡單地將靈、魂、體分開來看,也不 能將一個人的生命走向,以信主那一刻隔斷來看,更不能將一個人從社會文化中,抽離出來孤立解讀。

二、面對自我

       一般說來,人生奮鬥的最根本潛意識動力,是對安全感的追求。

        五、 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因逢60年代初的生育高峰期,加上社會生存形態單一化,小學、中學、大學、返城、出國等等,一路走來,每一步都是千萬人擠在一條道上。 加上他們遭遇過社會的幾次重大變遷,都在他們心中產生拼博追求、自我承擔的壓力。好的一面,他們因此有了積極、認真負責、獨立思考的出色品質。但同時,在 與人相處中,有時也會表現出爭競、獨斷,對自己有過多的要求和自我隱藏的缺點。

        這個群體的信徒,特別是傳道人和同工,從人群進入信仰的心理期望,主要是追求生命的豐盛與完美,其中有很大成份是理想主義情結,甚至是興國興邦的使命感。

        但因為他們大都是第一代基督徒,內心難免有自我形象的惶恐與懷疑。為了完成自己的理想與抱負,為了上帝的呼召與異象,他們盼望儘快投入事工,所以急於證明自我身分、獲取被接納的安全感。於是,過去文化中的求同心理,便會極大地增強,並無意識地摻入信仰追求中。

        這一時代的知識分子信徒,骨子裡的求同意識,曾一度被知識思想上對西方文化的接納而遮蓋。但信主之後,因為簡單接受對“人本主義”的批判,不細究和詳辨批判的內容,以致全然否定自我個體被造的獨特性與價值,造成“自我”的再度迷失。

        對自我形象的懷疑、不確定、甚至失望,形成了他們內心極大的張力。他們常常陷在困境中,卻不明其究,只是在行為和思想的表層竭盡努力,最後形成更大的焦慮與失敗感。而幫助他們的人,也常因不能正確解讀,而加劇了彼此的焦慮與失敗感。

        可以這樣形容50年代出生的這一批人:該讀書時下鄉了;千辛萬苦回城後,又沒了地位;就算有少數幸運兒進入大學,也不過是“工農兵學員”;好不容易安定下來,有了工作,又遇上改革,下崗了,並且是上有老,下有小。

        這批人的自我成就感、生存安全感,都不斷被打破,不斷遭遇社會主流價值觀的棄絕。而其中少數“成功”的精英們,都付出了加倍的,甚至可以稱為艱苦卓絕的努力,因而也就更驚恐被棄絕。這種驚恐與自我奮鬥的習慣所形成的張力,有時會表現為極端性和不寬容。

       60年代出生的人,相對張力小些,但他們在成長過程中,也遭遇過兩次重大的社會價值觀的棄絕:一次是全民經商的浪潮,使得天之驕子“大學生”陷入價值感喪失的困惑中;一次是民主、自由的理想追求碰壁、破碎。

        這種非個人錯誤而遭遇的遺棄,並且是整個時代和社會的遺棄,所造成的無力感是巨大的,在“自我”的意念深處形成的不安全感也是巨大的。這種不安全感、被拒絕感,也許會被以後的成功遮蓋,但很難自動癒合。

        我們常看到一個現象,就是這批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不論是在慕道階段、還是初信階段,或者成為教會長執、傳道人、牧師……都比較“喜歡”爭辯。旁觀者會認為這是一種強勢、是“己”太大、不謙卑、驕傲、固執、獨斷等等,但若真正解讀其心理,你會看到完全不同的一面。

        爭辯的產生,常常可能出於這類人的求同心理。而求同心理,正是我們在成長文化中形成的,對安全感的一種追求方式。有趣的是,我們這代人最反對求同,卻在潛意識裡習慣於求同。這較易造成其他背景人群對我們的誤讀。

        另一方面,辯論在我們這一代人的語言習慣中,屬於正常交流,並沒有太強的負面性。一般來說,港台文化背景的人把氣氛的和諧看得很重,大陸背景的這代人卻把“思想統一”看得很重,爭辯的目的是取得共同的思想。雖然我們言詞激烈,但內心並不在乎辯輸。我們在乎的是不被接納。

        不辨明思想的“愛心”接納,很難給我們這群人真正的安全感,也就無法幫助我們重新確立自我形象。因為在我們思想形成的時間段裡,階級的劃分、敵我的劃分,形 成了對“愛”相對狹窄的觀念。作為學生時代的學習榜樣,雷鋒日記中“對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溫暖;對待工作要像夏天般的火熱;對待缺點要像秋風掃落葉;對待 敵人要像冬天一樣殘酷無情”,在我們這代人的心中影響是巨大的(無論是否意識到)。因此,我們總渴望經過辯論統一思想,成為“同志”(同道之人),被接 納,得到歸屬的安全感。我們很難相信,“志不同、道不合”的人之間有真正的愛。

        當我們的辯論與思想交流遭人迴避時,1) 我們會覺得,歸屬問題只是被迫暫時擱置。下次,我們仍會挑起爭論;2) 或者,我們會感到被輕視、排斥,加重不安感,覺得自己像是“局外人”;3) 或者,感到被否定,厭惡自己的爭辯,進而厭惡、棄絕自我。

        進一步,當我們不僅遭受迴避,更被指責時,我們心中的被否定感和棄絕感會更深。

        在教會久了,表面上看,有時變好了──不再爭辯了,但,1) 裡面的傷痛(來自原生家庭、社會經歷等)未被醫治,反而更深;2) 更難進入自我敞開、接納、信任的健康狀態;3) 錯失了更進一步認識神、認識自我的機會。

        所以,我認為對於這批知識分子慕道友和信徒,首先不是追究他們討論方式的“不謙卑”,而是瞭解他們心中的期待,以接納、肯定的態度,正面地、誠懇地與他們一同探討相關問題,並引導其學習正確的思想交流的方式。

        對於這個信仰群,先治裡,後治表,其生命才能更穩定成長。就是說,要首先注意重建他們的自我,糾正其對神、對人、對自己的認識,然後才是對其行為和生活狀態的漸漸引導。

三、重建自我

        如何重建正確的“自我”?如何進入良性的、真實的生命成長?如何解讀自身或他人行為背後的心理,調整偏誤,釋放壓力?答案是,最重要的是要走出傳統的、經驗的“認知”,真正地建根基於神的話中。

        走出傳統的、經驗的“認知”,一方面,必須藉著信仰之光,藉著神的話所啟示的世界觀、價值觀,重新梳理中國傳統文化、個人成長經驗在我們思想中塑造的各種觀念。也就是說,首先是面對,而不是一味迴避;然後是分辨,而不是全盤否定。

        當我們將自我的價值、地位、歸屬等,建立在對上帝救恩的正確認識與信心接受上,我們就敢於敞開自己隱密、關閉的門,讓聖靈和神的話,深入到我們思想的最私密之處,進行光照、醫治的工作。

        如果從人格結構的“本我”、“自我”、“超我”角度上說,就是我們不能有意無意地、簡單地將原有生命中的“超我”,許多“應該”和“必須”的道德規範、理想 期許,直接穿上信仰的外衣。否則,我們的新生命不僅無法體會在真理中得自由的喜樂與平安,不能真正學到並享受交託與信靠,反而多了一層宗教的枷鎖。層層加 碼的“捆綁”,必然使3個“我”之間衝突加劇,因而產生過分的行為、強迫性的舉動,以及從恐懼而生的敏感、易受傷、反叛等表現──這些實際上都是一種逃 避,是用來保護自我的。

        另一方面,簡單地接受教會傳統、其他信徒傳遞的觀念,會在求同心理的作用下,形成似是而非的對信仰和教會的認知,也會成為屬靈生命成長的障礙。

        所以,我們必須回到神的話中,從表面的宗教歸屬感、群體求同心理,進入到追求與基督的生命聯合。只有認識到神創造自己這一個體生命的獨特性:他對我們在母腹中的揀選,以及一生的預備,才能從容地尋求、相信並等候神對自己生命特有的旨意與帶引。

       對待五、六十年代出生的知識分子,無論是向他們傳福音,還是遇到事工中的爭議,我覺得首先要考慮到他們對安全感的需要。他們的安全感並不全完建立在態度、語 氣和生活關懷上,溫柔的語氣有時會被解讀成“客套”。若迴避問題的探討,這種“客套”甚至會使其有被拒門外之感,從而引發個人經驗中的被棄感受,調動起潛 意識裡的自衛、抗拒,導致更激烈的爭辯。

       上一節已略述了,對待這群獨特背景的信徒,在思想交流和引導、生命認知與成長方面的注意事項。這 裡還要特別強調,對這群人中的慕道友等傳福音時,不能迴避思想的交鋒。在語氣溫柔、傳遞愛的同時,要瞭解形成他們觀念的文化,對其進行分析與分辨。不能簡 單地否定他們已有的思想觀念和文化,那樣會造成他們對安全感的恐慌,使得對觀念、事件的爭論,變成捍衛自我存在價值的“戰爭”。在這樣的敵對、緊張的心態 中,人很難安靜地審視爭論的問題。無論爭論結果如何,都只會造成心理創傷。

        在中國的以多神論為主的傳統文化之下,在今天如此發達的資訊社 會中,有沒有神的存在,並不是這些中年知識分子跨入信仰的最大難關。神是一位怎樣的神,對他的認知以及聯結,將如何重整自己的人生,這才是他們信仰的關 鍵。他們大多感受到社會和自我都“病”了,然而基督信仰的光亮,能照出怎樣的“病”因,如何醫治,這是他們所關心的,也是他們願意捨棄原有的“自我”、背 起十架跟隨主的關鍵動力。

        我從自己接受福音以及後來傳福音的親身體會中感到,以“普遍啟示”和“特殊啟示”的觀念,和他們一起對已有的思 想和文化,特別是他們的“超我”理想,進行接納、欣賞,然後分析、分辨、最後糾偏、超越,是一個必要的漸進的過程。使用教牧輔導學中的陪伴、引導原則── 首先給予對方安全感,然後陪伴並引導他認識自己(包括與自我相關的社會和文化),協助他探討有關信仰與生命的各種他所關心的問題(包括自身的問題、與神與 人的關係、所處的環境與社會中的問題等),是非常有效的方法。

       只有幫助他們領受基督的心意,建立正確的神觀、人觀,他們才能不致受墮落人性的羈絆,從舊有文化和經驗形成的、偏誤的“自我”陷阱中走出來,到上帝天父的眼中重新認識“自我”,形成更像耶穌的屬靈新生命的“自我”。

        任何一個文化背景的人群,都是複雜而多樣的。人被造之榮美與上帝的愛,也體現在每一個人的獨特性上。本文只是概略地,從歷史文化對這代人成長的影響上,做一點反省式的、群體性分析。這類分析必有主觀和偏頗之處,實望有更多的人來研究這個族群,為主得著這一代人。

註:
《心靈的重塑》,天道書樓,2006,29頁。

作者來自北京,作家,本刊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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