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與科學:從證明合理到追尋意義(董家驊)2017.11.20

董家驊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言與思專欄2017.11.20

 

2017年秋天到倫敦教書,順道探索這“日不落帝國”的首都。走進倫敦的自然史博物館( Natural History Museum),我看到一個巨大的劍龍骨頭標本。沿著電梯往上,進入一個光線不斷變化的火紅球體中——這球代表著正在成形中的地球……

從三樓往下逛,一路看到各種展示:宇宙的起源,地球的形成,生命的出現,和人類的演化史。我一方面吸收著各種科學新知,一方面思考:如果有一天我帶著孩子來,面對這些以“真理”的姿態出現的展示說明,我該如何和孩子解釋?

刺猬和烏龜

現今的基督徒,在面對關於宇宙起源、生命起源和人類起源的科學理論時,有兩種典型的反應:刺猬模式和烏龜模式。

刺猬模式的基督徒,在遇到科學理論挑戰自己的信仰時,立刻採取戰鬥姿態。他們首先像刺猬一樣把自己捲起來(縮在自己信仰的同溫層中)保護自己,同時伺機反擊,辯護信仰的可靠性,強調自身對信仰的理解是絕對正確的,並駁斥對方的理論。

烏龜模式的基督徒,遇到挑戰自己信仰詮釋的科學理論時,選擇漠視或沉默。這些基督徒,在學校和職場中,幾乎是不加批判地接受各種科學理論,認為這些理論是普遍真理,而基督教信仰則屬於私事,屬於個人的意見和選擇。

面對外面的世界時,他們會把頭伸出來,吸收新知,在職場和生活中使用這些知識,以便在公共空間立足。面對信仰時,則把頭縮進去,認為信仰與外在世界和公共生活無關,只與自己的內心世界和教會生活有關。

尷尬的歷史

巴拿研究中心的祈立文(David Kinnaman)在You Lost Me一書中,探究北美的教會為何留不住千禧世代。他提出一點:教會信徒中普遍不太談論科學,甚至有反科學的傾向。

我認為,教會不一定反科學,但在面對科學與信仰這類主題時,要麼迅速進入刺蝟模式,要麼進入烏龜模式,對年輕人沒有恰當的引導,亦沒有幫助年輕人把基督信仰與他們在學校所學到的知識相整合,成為一個完整的認知體系。

久而久之,年輕人發現,課堂知識能幫助他們立足於世界,甚至改變世界。基督信仰對實際生活有什麼用,他們卻不知道。於是許多年輕人開始思考:要不要放棄基督信仰?還是暫時把基督信仰放在一旁?

在現今北美社會,人普遍認為,科學和信仰要麼是對立的,要麼是毫無關係的。這種觀點,可能與教科書中如何敘述現代科學的發展有關。比如,許多教科書把伽利略刻畫成以科學對抗宗教的英雄,以望遠鏡所得的觀測數據,支持哥白尼的“日心說”,挑戰天主教會的官方立場“地心說”,因而受到教會的打壓,最後軟禁至死。

面對這些尷尬的歷史,有的基督徒想與之切割,表明自己是開明之士,不是固執、偏激的宗教狂熱份子。有的則替當時的教會辯護。還有的人從歷史著手,力圖還原真相,澄清誤解(註1)。也有人承認教會過去有錯誤,並汲取教訓,引以為鑒 。

 

 

“衝突”到“關係”

近三十多年來,科學與信仰的關係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興趣。許多科學家和神學家投身於這方面的研究、對話。現今的焦點,其實已不在於這兩者的衝突,而在兩者的關係(註2)。

許多人認為,科學是對真理的探索,而信仰只是個人的信念。集理論物理學家和神學家於一身的波金霍爾(John Polkinghorne)認為,這種觀念是錯誤的。首先,所有的科學“事實”,其實也都是經過人的詮釋的,因此受到詮釋者的立場和世界觀等影響。

其次,基督信仰不是罔顧科學、盲目地信靠權威,而是在聖經——上帝的自我啟示之基礎上,發展和探索這世界。基督信仰和科學有共同的目的,都致力於認識真理(註3)。波金霍爾把聖經比喻為一本實驗記錄,記錄了上帝向人類啟示自己,以及祂介入人類歷史的事件,而且是以豐富多元的文學的形式記載(註4)。

物理學家吉布森(Karl W. Giberson)和生物學家柯林斯(Francis S. Collins)認為,科學就像是繪製地圖——地圖力圖用經度、緯度、海拔和河川位置等表達出實存(reality)的完整面貌(註5)——科學則用符號等來描述。隨著科學的不斷進步、發展和修正,這張“地圖”描述得愈來愈精細,也愈來愈接近實存。不過,它仍不是實存本身。

英國神學家Alister McGrath寫道:“如同一個鏡片幫助我們聚焦於寬廣大地中的一點,又如同一張地圖幫助我們掌握周遭地形的特色,基督教教義提供我們一種新的理解、想像和行動的方式。”(註6)若科學像描繪實存的地圖,神學則是我們認知和閱讀實存的透鏡,使我們能清晰且客觀地審視科學所描繪的地圖。

魯益士(C. S. Lewis)認為,基督信仰像是一個讓人能看清楚其他事物的透鏡,使人能正確地聚焦,看待這世界的一切,包括自己和他者。他寫道:“我相信基督教信仰,好像相信太陽升起一般。不只因為我看見它,更是因它我看見一切。”(註7)

科學與信仰都助人認識真實,卻是從不同的角度切入。波金霍爾用了一個簡單的比喻,說明神學和科學回答的是不同類型的問題——當我們看到茶壺問:“水為何在茶壺中沸騰?”自然科學式的回答是:“因為茶壺底下的瓦斯爐在加熱。”另一種非自然科學式的回答是:“為了泡茶。”兩種回答都是真的,卻是從不同的角度切入的。第一種答案描述了過程和因果,第二種答案則指出了目的(註8)。

一般來說,科學回答“如何”(how),關注於過程;神學回答“為何”(why),關注目的和意義(註9)。兩者並不對立,也並非無法對話。這兩者都關注真實,彼此應該是和諧一致的。因此,科學與神學雖然對“真實”有不同的洞見,卻能產生建設性和富有成效的對話(註10)。

 

 

建設性對話

神學家托倫斯(Thomas Torrance)寫道:“自然科學與神學科學並非敵人,而是在上帝面前的伙伴。在事奉上帝中,兩者可互相學習,以期更有效地發揮各自獨特的功能,成為更好的自然科學,成為更好的神學科學。這關係不是單向的,而是互惠的,因為自然科學實際上受益於神學科學,遠超過一般人的認知。”(註11)

Torrance要說的是:基督教神學對於科學發展是有助益的,能幫助科學家突破既有思維模式的限制,轉向更完整的理論建構。

托倫斯舉了不少例子,說明神學如何幫助科學發展。例如近年來最重要的助益是,幫助科學看到形式和存有、理論和經驗是不可分割的整體,從二元的宇宙觀轉向了整體性的宇宙觀(註12),等等。

基督教神學也為現代科學發展提供了重要前設和基礎。按照基督教神學的創造論,上帝創造了宇宙萬物,宇宙萬物是有秩序的;人是按著上帝的形象造的,所以人能夠認識這受造的秩序;基督教神學中“人墮落”的教義,使人認識到自己的有限,能帶著批判的態度去察驗自己對真實的認知,反覆查核,修正錯誤;新天新地的盼望,則使人肯定這受造世界的本質是美善的,將來會被完全地更新和救贖,因而人當認識、管理、保護和關懷這受造世界。

如果我們把科學比作人描述實存的地圖,那麼基督教神學就可比作根據上帝的自我啟示所建構的地圖,提供了世界的基本框架:創造、墮落、救贖、新創造。這框架使人認識萬物存在的意義,引導人生的目的和方向。科學則是讓人在人生的旅程中,留意周遭的事物,透過察驗和探究,加深人對沿路景象的認識,激起人對創造者的敬拜和敬畏。

護教到盼望,盼望到意義

泰勒(Charles Taylor)在他的經典之作《世俗時代》(A Secular Age)中說,我們已進入“世俗時代”。他不是說這個時代中,宗教信仰消失了,而是所有的信念和關於超越界(即超越人類認知的,編註)的論述,都被嚴格地檢驗、質疑和挑戰。過去,“科學與信仰”的焦點是“科學挑戰信仰的可信性與合理性”,今天,則是“科技使人們似乎體驗到超越界。科學使人認為,一切都已解釋清楚。不論在情感上或理智上,信仰無需再存在。”

 

 

在“世俗時代”中,人們認為宗教信仰也許是合理的,卻是不必要的。

人普遍認為,科學能解釋一切。超越界似乎沒什麼必要存在了。然而於此同時,人仍渴望超越此世界。於是很多人以欣賞和敬拜科學理論,替代對超越界的渴望,用科技技術刺激感官,以期感受和經歷超越界(像是虛擬實境的技術和各類迷幻藥物)。

年輕一代已經不在乎科學與信仰這類主題。他們在其他地方尋找“超越”的體驗,徒勞卻不自知。凱勒(Tim Keller)牧師說,當人宣稱能看透一切時,其實他什麼都看不到。他一語道出了“科學能解釋一切”為何反而把人引向了虛無。

以往教會處理“科學與信仰”問題時,焦點放在護教,辯護基督信仰的合理性。現今,我認為焦點應放在“意義”和“盼望”,重在幫助人意識到信仰如何在科學主導的時代,帶給人真實的意義和盼望。討論科學與信仰,不再是為信仰辯護,而是要把與超越界連結的真實盼望,以及隨著這盼望而伴隨的意義,帶給在科學主義下成長的人。

 

註:

  1. 主流教科書上的許多“科學與信仰對抗”的歷史事件,實際上是扭曲的,不夠真實的。請參見Ronald L. Numbers, ed., Galileo Goes to Jail: and Other Myths about Science and Religion(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2. Niels Henrik Gregersen and J. Wentzel van Huyssteen,“Theology and Science in a Pluristic World,”in Rethinking Theology and Science, eds. Neil Henrik Gregersen and J. Wentzel van Huyssteen (Grand Rapids, MI: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8), 1.
  3. John Polkinghorne and Nicholas Beale, Question of Truth(Louisville, 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2009), 6.
  4. John Polkinghorne and Nicholas Beale, Question of Truth(Louisville, 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2009), 7.
  5. Karl W. Giberson and Francis S. Collins, The Language of Science and Faith(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2011), 111.
  6. Alister E. McGrath, Surprised by Meaning(Louisville, KY: Westminster John Know Press, 2011), 53.
  7. C. S. Lewis,“Is Theology Poetry?”in C. S. Lewis: Essay Collection and Other Short Pieces, ed. Lesley Walmsley (London: HarperCollins, 2000), 21.
  8. 8. John Polkinghorne,“Is Science Enough?”Sewanee Theological Review 39, no. 1 (1995): 11-26.
  9. John Polkinghorne and Nicholas Beale, Question of Truth(Louisville, 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2009), 7.
  10. John Polkinghorne and Nicholas Beale, Question of Truth(Louisville, 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2009), 8.
  11. 杜倫斯,《神學的基礎和原則:神學與科學之調協》(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2007),10。
  12. 杜倫斯,《神學的基礎和原則:神學與科學之調協》(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2007),13-15。

作者現在洛杉磯台福基督教會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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