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与科学:从证明合理到追寻意义(董家骅)2017.11.20

董家骅

本文原刊于《举目》88期和官网言与思专栏2017.11.20

 

2017年秋天到伦敦教书,顺道探索这“日不落帝国”的首都。走进伦敦的自然史博物馆( Natural History Museum),我看到一个巨大的剑龙骨头标本。沿着电梯往上,进入一个光线不断变化的火红球体中——这球代表着正在成形中的地球……

从三楼往下逛,一路看到各种展示:宇宙的起源,地球的形成,生命的出现,和人类的演化史。我一方面吸收著各种科学新知,一方面思考:如果有一天我带着孩子来,面对这些以“真理”的姿态出现的展示说明,我该如何和孩子解释?

刺猬和乌龟

现今的基督徒,在面对关于宇宙起源、生命起源和人类起源的科学理论时,有两种典型的反应:刺猬模式和乌龟模式。

刺猬模式的基督徒,在遇到科学理论挑战自己的信仰时,立刻采取战斗姿态。他们首先像刺猬一样把自己卷起来(缩在自己信仰的同温层中)保护自己,同时伺机反击,辩护信仰的可靠性,强调自身对信仰的理解是绝对正确的,并驳斥对方的理论。

乌龟模式的基督徒,遇到挑战自己信仰诠释的科学理论时,选择漠视或沉默。这些基督徒,在学校和职场中,几乎是不加批判地接受各种科学理论,认为这些理论是普遍真理,而基督教信仰则属于私事,属于个人的意见和选择。

面对外面的世界时,他们会把头伸出来,吸收新知,在职场和生活中使用这些知识,以便在公共空间立足。面对信仰时,则把头缩进去,认为信仰与外在世界和公共生活无关,只与自己的内心世界和教会生活有关。

尴尬的历史

巴拿研究中心的祈立文(David Kinnaman)在You Lost Me一书中,探究北美的教会为何留不住千禧世代。他提出一点:教会信徒中普遍不太谈论科学,甚至有反科学的倾向。

我认为,教会不一定反科学,但在面对科学与信仰这类主题时,要么迅速进入刺猬模式,要么进入乌龟模式,对年轻人没有恰当的引导,亦没有帮助年轻人把基督信仰与他们在学校所学到的知识相整合,成为一个完整的认知体系。

久而久之,年轻人发现,课堂知识能帮助他们立足于世界,甚至改变世界。基督信仰对实际生活有什么用,他们却不知道。于是许多年轻人开始思考:要不要放弃基督信仰?还是暂时把基督信仰放在一旁?

在现今北美社会,人普遍认为,科学和信仰要么是对立的,要么是毫无关系的。这种观点,可能与教科书中如何叙述现代科学的发展有关。比如,许多教科书把伽利略刻画成以科学对抗宗教的英雄,以望远镜所得的观测数据,支持哥白尼的“日心说”,挑战天主教会的官方立场“地心说”,因而受到教会的打压,最后软禁至死。

面对这些尴尬的历史,有的基督徒想与之切割,表明自己是开明之士,不是固执、偏激的宗教狂热份子。有的则替当时的教会辩护。还有的人从历史着手,力图还原真相,澄清误解(注1)。也有人承认教会过去有错误,并汲取教训,引以为鉴 。

 

 

“冲突”到“关系”

近三十多年来,科学与信仰的关系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兴趣。许多科学家和神学家投身于这方面的研究、对话。现今的焦点,其实已不在于这两者的冲突,而在两者的关系(注2)。

许多人认为,科学是对真理的探索,而信仰只是个人的信念。集理论物理学家和神学家于一身的波金霍尔(John Polkinghorne)认为,这种观念是错误的。首先,所有的科学“事实”,其实也都是经过人的诠释的,因此受到诠释者的立场和世界观等影响。

其次,基督信仰不是罔顾科学、盲目地信靠权威,而是在圣经——上帝的自我启示之基础上,发展和探索这世界。基督信仰和科学有共同的目的,都致力于认识真理(注3)。波金霍尔把圣经比喻为一本实验记录,记录了上帝向人类启示自己,以及祂介入人类历史的事件,而且是以丰富多元的文学的形式记载(注4)。

物理学家吉布森(Karl W. Giberson)和生物学家柯林斯(Francis S. Collins)认为,科学就像是绘制地图——地图力图用经度、纬度、海拔和河川位置等表达出实存(reality)的完整面貌(注5)——科学则用符号等来描述。随着科学的不断进步、发展和修正,这张“地图”描述得愈来愈精细,也愈来愈接近实存。不过,它仍不是实存本身。

英国神学家Alister McGrath写道:“如同一个镜片帮助我们聚焦于宽广大地中的一点,又如同一张地图帮助我们掌握周遭地形的特色,基督教教义提供我们一种新的理解、想像和行动的方式。”(注6)若科学像描绘实存的地图,神学则是我们认知和阅读实存的透镜,使我们能清晰且客观地审视科学所描绘的地图。

鲁益士(C. S. Lewis)认为,基督信仰像是一个让人能看清楚其他事物的透镜,使人能正确地聚焦,看待这世界的一切,包括自己和他者。他写道:“我相信基督教信仰,好像相信太阳升起一般。不只因为我看见它,更是因它我看见一切。”(注7)

科学与信仰都助人认识真实,却是从不同的角度切入。波金霍尔用了一个简单的比喻,说明神学和科学回答的是不同类型的问题——当我们看到茶壶问:“水为何在茶壶中沸腾?”自然科学式的回答是:“因为茶壶底下的瓦斯炉在加热。”另一种非自然科学式的回答是:“为了泡茶。”两种回答都是真的,却是从不同的角度切入的。第一种答案描述了过程和因果,第二种答案则指出了目的(注8)。

一般来说,科学回答“如何”(how),关注于过程;神学回答“为何”(why),关注目的和意义(注9)。两者并不对立,也并非无法对话。这两者都关注真实,彼此应该是和谐一致的。因此,科学与神学虽然对“真实”有不同的洞见,却能产生建设性和富有成效的对话(注10)。

 

 

建设性对话

神学家托伦斯(Thomas Torrance)写道:“自然科学与神学科学并非敌人,而是在上帝面前的伙伴。在事奉上帝中,两者可互相学习,以期更有效地发挥各自独特的功能,成为更好的自然科学,成为更好的神学科学。这关系不是单向的,而是互惠的,因为自然科学实际上受益于神学科学,远超过一般人的认知。”(注11)

Torrance要说的是:基督教神学对于科学发展是有助益的,能帮助科学家突破既有思维模式的限制,转向更完整的理论建构。

托伦斯举了不少例子,说明神学如何帮助科学发展。例如近年来最重要的助益是,帮助科学看到形式和存有、理论和经验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从二元的宇宙观转向了整体性的宇宙观(注12),等等。

基督教神学也为现代科学发展提供了重要前设和基础。按照基督教神学的创造论,上帝创造了宇宙万物,宇宙万物是有秩序的;人是按著上帝的形象造的,所以人能够认识这受造的秩序;基督教神学中“人堕落”的教义,使人认识到自己的有限,能带着批判的态度去察验自己对真实的认知,反复查核,修正错误;新天新地的盼望,则使人肯定这受造世界的本质是美善的,将来会被完全地更新和救赎,因而人当认识、管理、保护和关怀这受造世界。

如果我们把科学比作人描述实存的地图,那么基督教神学就可比作根据上帝的自我启示所建构的地图,提供了世界的基本框架:创造、堕落、救赎、新创造。这框架使人认识万物存在的意义,引导人生的目的和方向。科学则是让人在人生的旅程中,留意周遭的事物,透过察验和探究,加深人对沿路景象的认识,激起人对创造者的敬拜和敬畏。

护教到盼望,盼望到意义

泰勒(Charles Taylor)在他的经典之作《世俗时代》(A Secular Age)中说,我们已进入“世俗时代”。他不是说这个时代中,宗教信仰消失了,而是所有的信念和关于超越界(即超越人类认知的,编注)的论述,都被严格地检验、质疑和挑战。过去,“科学与信仰”的焦点是“科学挑战信仰的可信性与合理性”,今天,则是“科技使人们似乎体验到超越界。科学使人认为,一切都已解释清楚。不论在情感上或理智上,信仰无需再存在。”

 

 

在“世俗时代”中,人们认为宗教信仰也许是合理的,却是不必要的。

人普遍认为,科学能解释一切。超越界似乎没什么必要存在了。然而于此同时,人仍渴望超越此世界。于是很多人以欣赏和敬拜科学理论,替代对超越界的渴望,用科技技术刺激感官,以期感受和经历超越界(像是虚拟实境的技术和各类迷幻药物)。

年轻一代已经不在乎科学与信仰这类主题。他们在其他地方寻找“超越”的体验,徒劳却不自知。凯勒(Tim Keller)牧师说,当人宣称能看透一切时,其实他什么都看不到。他一语道出了“科学能解释一切”为何反而把人引向了虚无。

以往教会处理“科学与信仰”问题时,焦点放在护教,辩护基督信仰的合理性。现今,我认为焦点应放在“意义”和“盼望”,重在帮助人意识到信仰如何在科学主导的时代,带给人真实的意义和盼望。讨论科学与信仰,不再是为信仰辩护,而是要把与超越界连结的真实盼望,以及随着这盼望而伴随的意义,带给在科学主义下成长的人。

 

注:

  1. 主流教科书上的许多“科学与信仰对抗”的历史事件,实际上是扭曲的,不够真实的。请参见Ronald L. Numbers, ed., Galileo Goes to Jail: and Other Myths about Science and Religion(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2. Niels Henrik Gregersen and J. Wentzel van Huyssteen,“Theology and Science in a Pluristic World,”in Rethinking Theology and Science, eds. Neil Henrik Gregersen and J. Wentzel van Huyssteen (Grand Rapids, MI: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8), 1.
  3. John Polkinghorne and Nicholas Beale, Question of Truth(Louisville, 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2009), 6.
  4. John Polkinghorne and Nicholas Beale, Question of Truth(Louisville, 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2009), 7.
  5. Karl W. Giberson and Francis S. Collins, The Language of Science and Faith(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2011), 111.
  6. Alister E. McGrath, Surprised by Meaning(Louisville, KY: Westminster John Know Press, 2011), 53.
  7. C. S. Lewis,“Is Theology Poetry?”in C. S. Lewis: Essay Collection and Other Short Pieces, ed. Lesley Walmsley (London: HarperCollins, 2000), 21.
  8. 8. John Polkinghorne,“Is Science Enough?”Sewanee Theological Review 39, no. 1 (1995): 11-26.
  9. John Polkinghorne and Nicholas Beale, Question of Truth(Louisville, 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2009), 7.
  10. John Polkinghorne and Nicholas Beale, Question of Truth(Louisville, 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2009), 8.
  11. 杜伦斯,《神学的基础和原则:神学与科学之调协》(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2007),10。
  12. 杜伦斯,《神学的基础和原则:神学与科学之调协》(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2007),13-15。

作者现在洛杉矶台福基督教会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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