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不得中国人这么爱她(小羊)2017.11.27

小羊

本文原刊于《举目》19期和官网2017.11.27

 

编者按:新西兰籍的海外基督使团(OMF)宣教士苏美恩(Anne Scott),已于2017年10月11日安息主怀。本刊特再发此文,记念她一生爱中国人的故事。

 

前言:当她在八十年代回到新西兰照顾年老的父母时,还由衷地感慨:“从此再也看不到可爱的中国人,吃不到可口的中国菜了。”

在台湾的基督徒中,几乎没有人不知道“苏姐姐”(或“苏大姐”)的。她,就是来自“白云故乡”新西兰的苏美恩传教士。她在台湾传福音,一住就是二十年,八十年代才回新西兰照顾年迈的父母。

初识苏姐姐

我移民新西兰后,一次,为了订阅下一年的《海外校园》,我寄了张支票到基督城的代理处。几天后,有人打电话来,正好是妈妈接的,才知道我寄支票时,没有加任何注明,所以代理处特地打长途电话来确认。

造成别人如此困扰,我心中十分歉疚。我问妈妈对方是什么样的人,妈妈回想了一下,说:“是个华人姐妹,大概是从马来西亚来的移民吧。”

过了不久,为了索阅《海外校园》杂志社的“学人培训材料”,又要与这位基督城的姐妹打交道了。她告诉我,下个周末她会住在奥克兰的友人家,可以当面把培训材料给我。

偏巧她的友人,便是为我施洗的H牧师夫妇。于是那个周末的黄昏,我熟门熟路地走进H牧师家。看到和H夫妇一起用餐的,竟是一位头发银白的西人姐妹。她告诉我,她的名字叫Anne Scott。从此,我便按西俗直呼她Anne,并不知道她就是受人爱戴的“苏姐姐”。大概半年多后,我所在的教会举办退修会,请苏姐姐做讲员,那时,我才知道她还有个中文名字“苏美恩”。

一位台湾弟兄就告诉我,人们不分辈份,都叫她“苏姐姐”。他爸爸叫Anne“苏姐姐”,到了他这一辈,仍然管她叫“苏姐姐”。甚至有人以为,身为新西兰代理人的苏姐姐,是《海外校园》苏文峰牧师的亲姐姐。

一连几天的退修会,Anne都用中文为我们讲道,而且她一眼就认出了我。那时,我刚写完硕士论文,准备回国。与我同桌就餐时,Anne问起我的论文,又问我有没有去过基督城,我说没有。没想到,Anne向我发出了邀请:“你回国之前,如果时间允许,到基督城来玩,就住在我家,九月初我还不太忙。”

我当时有点不太相信自己的耳朵。基督城是著名的“花园城市”,与但尼丁齐名。我当然想去看看。但是我在大一的课堂上,看过一部基督城光头党种族主义的纪录片。虽然没有攻击华人的镜头,但作为新移民的我,却对基督城产生了又畏惧又厌恶的心理。

当我听到Anne的邀请,一时不知如何应对,先迟疑地找了个托词:“让我回去看看有没有钱买机票,再写email给您吧!”

Anne仿佛看见了我的心思,笑了笑,聊起了别的话题。

从奥克兰去基督城的来回机票很便宜,实在不能成为借口。从退修会回家后,这件事一直徘徊在我的心头。在发给Anne的email里,我附上论文中的一章,专门提到我的“基城情结”。不过像这样又长又枯燥的学术论文,我想Anne多半没时间细看。

 

 

终入基督城

飞机降落在基督城,老远就能看见Anne等待的身影。“前两天一直小雨不断,我还在担心你来时没有好天气。谁想今天的阳光这么好!”Anne脸上的笑容,抵过任何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

Anne的家坐落在一条小河边,一幢典型的新西兰式的白色小木屋。屋内的陈设朴素古雅。坐定喝茶,Anne说:“原来你不喜欢到基督城来,是有原因的。”

啊,Anne 一定看过我的论文了。我又尴尬,又感动,又有点委屈,不知道说什么好(我至今想不明白,Anne为什么会邀请我去基督城。那时我只是《海外校园》的一个普通读者,退修会的一个普通听众,和Anne也只见过一面。除了圣灵的感动,我找不到任何的解释。神的美意是要我在回国前,让Anne除去我心中对这个国家的苦毒)。

夜色朦胧,我们坐在炉火边,听Anne讲她的家人:“我的爸爸是个牧羊人,所以他特别能体会主耶稣用羊打的比喻。为什么圣经不用猫、马或别的动物来比喻人呢?因为羊的习性最像人。”

“首先,它很会迷路,走过很多遍的路都会走错,一迷路就需要人把它找回。而且,羊很盲从。有时候一群羊走到山崖上,如果第一只羊从山崖上跳下去,后面的羊都会糊里糊涂地跟着跳下去。”

“我爸爸说,没有比亲眼看到自己的羊,一头一头地跳崖自杀,更令一个牧羊人心碎了,也没有比牧羊人更恰当的比喻来形容主耶稣了,因为世人都是走在灭亡之路上的迷途羔羊。”

我在城市里长大,对圣经中牧羊、播种等比喻很有隔膜。而生活在羊比人多的新西兰的Anne一家,才对羊的本性有如此深刻的体会。后来,我在上海的一个小组里,分享这个从Anne那里听来的故事,对那些弟兄姐妹帮助也很大。

第二天,我们约在坎特伯雷大学碰头,也就是Anne当年就读的大学。Anne特地带我去看一间光线昏暗的小屋。作为古旧校舍的一部分,小屋正在修缮。“有一位科学家,曾借用这间屋子做实验,后来他发现了一种化学元素,得了诺贝尔奖。他出名后,很多人都来参观这间小屋,所以大学管理层决定,把这间屋子重新装修后再对外开放。”

其实大家都忘了,那个科学家在这里只做了几个月的实验,而这间屋子一直是用来做祷告室的。来聚会祷告的,是这个大学校园团契下的海外宣教小组,每一个组员都预备到海外宣教。我也是这个小组的组员,我在这里学会了祷告,也学会了很多别的功课。我常在想,究竟是那位科学家的发现对世界的影响大,还是这个宣教小组,给世界带来的影响更大。”

Anne的话嘎然而止,而这番话在我心中的余音,却一直回响到今天。几年后,我在小组聚会中和大家分享这个小屋的故事,加上了我自己的感触:“这个科学家得到的不过是人的记念,而像苏姐姐那样的传教士得到的却是神的记念,那才是永远的记念。”

我不知道为什么Anne会对中国人特别有负担,我只知道Anne在台湾一住就是二十年。当她在八十年代回到新西兰照顾年老的父母时,还由衷地感慨:“从此再也看不到可爱的中国人,吃不到可口的中国菜了。”

谁知,没过几年,新西兰改变移民政策,世界各地的华人涌入了她所居住的基督城,包括传教士以前无法接触到的中国人。Anne又服事起她所深爱的华人了。怪不得中国人这么爱她,因为她先爱了中国人。

那时,我想,为中国人献上一生的Anne,一定很想到中国看看。

 

 

上海苏州行

我们别后半年,机会来了。Anne所在的教会委派Anne为代表,探访老挝的宣教士,Anne顺道安排了几天到中国的行程。而我正好也在上海,终于有幸在家乡接待Anne。

回想起来,上海之与Anne,正如基督城之与我。基督城固有光头党式的种族激进分子,中国也有义和团式的狭隘民族主义。今天,上海还没有向传教士开放,基督城也还存在着光头党,作为英裔基督城人的Anne,完全有理由像右翼分子那样,把新西兰近年的社会问题,都归罪到像我这样的华人移民身上;而作为条约港口(Treaty Port)城市之人的我,也完全有理由像左翼分子那样,把中国近代史上的屈辱记忆,都归罪到像Anne这样的传教士身上。但在主耶稣基督的爱里,我们却能在这两个城市里彼此接待,深信一切都是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我真佩服Anne,居然在新西兰的一本旅游指南上,找到一家上海火车站附近的旅馆,虽无星级却可接待外宾,节省了很多旅费。

除了上海的外滩和博物馆,我又请苏州的大舅作导游,带Anne游览了几家园林。一路上,大舅对Anne的中文能力和领悟力印象很深,他忍不住悄悄对我说:“看样子,你这位外国朋友对中国文化满内行的。”

从戏剧博物馆出来,发现后厅里正在表演评弹。我们驻足听了一会儿。Anne虽然听不懂吴语,却从观众的反应上感受到了表演的气氛。“能把观众逗乐了,那位演员一定很会讲故事。耶稣也很会讲故事(Jesus is also a good storyteller)。祂通过讲故事来说明属天的道理。从九岁到九十九岁,从犹太人到中国人,没有人不爱听故事的。讲故事是个很好的传福音的方法。”

这些话对我的启发很大,因为我正在酝酿一篇以传教士为主角的历史小说,却又担心“小说家言”高攀不上“文字事奉”。Anne的话,无意中坚定了我的想法,写小说不就是讲故事吗?此行之后,我终于下决心,笔耕起我的“故事”。

游览了一天,坐在拥挤的苏州火车站里候车,我和Anne都很疲倦了。我抬头看到“外宾候车室”的牌子,便建议Anne到那里候车,不仅环境较好,还可以优先上车。

Anne 却婉言拒绝了。从戴德生起,内地会(海外基督使团的前身)的传教士就相约放弃外国人在中国的特权。在Anne的身上仍能看到这一美德。相反,倒有不少像我这样的外籍华人,斤斤计较自己回到祖国后的种种利益,抱怨国人的素质落后,挖苦公众设施的陈旧,频频亮出自己外国人的身分。在这以后,每当因国籍问题,在国内碰到不合理待遇,我便想起Anne在苏州候车室里的忍让。

 

 

美丽垫脚石

新西兰很小,经常能在教会的活动中看到Anne。Anne是一位睿智可亲的长者,和她相对,如沐春风。

每次和Anne见面,在一起的时间不长,但可回味的却很多,学到的功课也不少。Anne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与人沟通的能力,不论是老是幼,华人还是西人,主内的主外的,也不论话题是古是今,她都能找到沟通的切入口,并在不知不觉中把话题引申到圣经上。有时候,一句话,一个比喻,充满智慧和爱心,常让人有“暖语浓如酒”的感动。

这使我联想到,我们的主在世上传道的时候,也不曾用高言大智来炫耀祂的智慧。祂同渔夫讲“得人如得鱼”,同牧童讲“好牧人为羊舍命”,同农夫讲“流泪撒种,欢呼收割”,同园丁讲“葡萄树和枝子”,同主妇讲“菜里的盐和面里的酵”,同税吏讲“积财宝在天上”,同商人讲“重价买宝珠”,同奴仆讲“才干如银子”……

新约里的巴拿巴善于安慰人,被称作“安慰之子”,我在Anne身上也看到了什么叫做爱人,什么叫做关心人,什么叫做鼓励人。她用自己的言行传达了这样一个资讯:“我们的主已在十字架上泯灭了冤仇,让我们在祂里面弥合族群间的不睦吧。”

虽然Anne现在已正式退休,也不再担任《海外校园》的代理,但她对中国人的爱,却从未退休过,对中国人的服事,也未曾间断。比如去年初,我们教会又把Anne请来做退修会的讲员。

最后一堂讲道前,Anne问我,stepping stone如何译成中文,我想了想,说,“垫脚石”。原来她在那天的资讯中,劝勉大家“要做彼此的垫脚石,不要做绊脚石”。坐在会众中的我,不由地 想:“Anne就是这样一块安慰人、造就人的垫脚石。”Anne在讲道中还说到,她认识的一位牧师,一周内参加了好几个葬礼,其中一个还是夭折的婴儿。她问牧师:“你如何安慰这家人?”牧师说:“我说不出任何安慰的话,我只有和他们一起哭。”

“与喜乐的人同喜乐,与哀哭的人同哀哭,怪不得他们这么爱他。”Anne接着说。坐在会众中的我心里也说:“向中国人做中国人,怪不得中国人这么爱你。”

 

作者上海人,旅居新西兰,现为OMF宣教士。文中所提到的要笔耕的“故事”,为历史小说《无名的麦种》,已由台湾校园出版社出版。

Be the first to comment

Leave a Reply

Your email address will not be publish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