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膚之愛

芳華

本文原刊於《舉目》46期

chufangyj_61b         那年夏天,藍天似乎更藍,艷麗的鳳凰花開得特別燦爛,連蟬聲也格外響,因為我要小學畢業了。家人比我還開心,爸爸、媽媽、哥哥們都很興奮:“我們家小妹,居然也要小學畢業了!”

         畢業那天,禮堂裡迴盪著人人熟悉的畢業歌:

         青青校樹,萋萋庭草,欣沾化雨如膏,
         筆硯相親,晨昏歡笑,奈何離別今朝。
         世路多岐,人海遼闊,揚帆待發清曉,
         誨我諄諄,南針在抱,仰瞻師道山高。

         青青校樹,灼灼庭花,記取囊螢窗下,
        琢磨幾載,羨君玉就,而今光彩煥發。
        鵬程萬里,才高志大,佇看負起中華,
        聽唱驪歌,難捨舊雨,何年重遇天涯。

       歌聲中,頭一次感受到淡淡的離情。這可是我人生第一次離別呀!儘管如此,我還是歡天喜地從老師手裡領了畢業證書。

接生我的那個醫生

       那個暑假,第一次不用做暑假作業,不用返校,完完全全屬於自己。可是哥哥們還是照常上暑修課,爸、媽照常上班,我沒幾天就開始覺得無聊了。

       有天中午,媽媽在辦公室打電話給鄰居的媽媽,要我騎著腳踏車,沿著去市場的小路,在某處拐個彎,再左拐、右拐地到另一條小路,然後再騎個兩三分鐘,到一個大門,她會在那裡等我。

       我就很開心地拿著鄰居媽媽給的紙條,騎車出了門。

       起初,路兩旁是一般的農舍和住家。接著,出現了半個人高的雜草。路也不很平,一路左拐、右拐不說,還顛呀顛地。等我找到那個大門時,一眼往門裡望去,卻好像 是另一個世界:大門裡綠草如茵,右邊是個教堂,寫著“蘭大衛紀念教會” 。左邊是座紅磚砌的兩層樓房子,建築格調和大門外的世界迥然不同。

       我看了不免眼睛亮了,心跳快了,嘴大概也成“O”字形了。

       媽媽正和一個瘦高的西方女子笑談著,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高仁愛醫生——大多數人都叫她“蘭醫生娘”(她丈夫是蘭醫生)。

       媽媽見到我來,用台語對我說:“來,叫蘭醫生娘!”我笑著答應。蘭醫生娘用驚喜的眼光看著我,拍拍我的肩頭,用一口純正的台語說:“噢,這昵大漢啦(個子這麼大啦)!”

       我好奇地看著眼前這名中年女子,瘦瘦高高的,眼裡有著說不出的慈愛。媽媽繼續對我說:“你出生時,就是蘭醫生娘抱著你的。”沒等我反應過來,蘭醫生娘就接著說:“是呀,那時你在你媽媽肚子裡盪鞦韆呢!”

       我才恍然大悟,她就是我出生時,媽媽的婦產科醫生。那時由於媽媽有早產的跡象,在醫院裡安胎。每次有什麼動靜時,全產科的醫生、護士都嚴陣以待。折騰了他們 一個多月後,我還是在七個月時就早產了。那時早產兒的存活率不高,但我居然在一星期內就不用滴管餵奶,可以自己喝奶,提早出了保溫箱。這件事給醫生、護士 們的印象很深刻,媽媽也因此和高醫生結成好朋友。

       這個關於我出生的故事,我從小就百聽不厭。知道自己還沒出生,就讓很多人為我忙乎,心裡不免有著小小的得意。但直到現在,我才有機會見到當年接生我的醫生,心中的高興自不可言喻。

無論輸贏,都很歡喜

       那之後,每個星期一、三、五的下午四點,我就騎著腳踏車,到蘭醫生娘家學英文。時間湊巧的話,我會看到蘭醫生娘騎著她那輛高把腳踏車,從反方向急忙騎來,見到我時,臉上堆滿笑容。

        在蘭醫生娘家中學英文的,還有一些住在附近的小孩,有農夫的孩子,木匠的孩子,也有幫人煮飯的“歐巴桑”(中、老年婦女)的小孩,和我從前的朋友很不一樣。

        上課的地方,正是她住的那座紅磚房。我後來看電影《遠離非洲》時才知道,那是典型的英國式建築。房子從門窗、房間的格局、地上鋪的紅色地磚,都充滿著歐洲風 味。我最喜歡的,就是走廊下搭出去的房間,三面都是落地紗窗。據說夏天時,天熱,蚊蟲又多,她和蘭醫生喜歡坐在那裡,看書或聊天喝茶,既涼快,光線又好。 我們就是在這間紗窗房上課的。

        蘭醫生娘並沒有教我們念ABC,而是教我們從身邊的東西學起:門,窗,桌子,椅子等等。教一會兒,就用遊戲 來幫我們。最常用的,莫過於把男生、女生分成兩隊,把單詞卡擺滿桌子。她念出一個詞後,被叫到號碼的孩子,就從卡中把她念的詞找出來。比賽得分多的那一 隊,可以得到鉛筆、橡皮擦等小禮物,或者一人一枝芋頭冰棒。

        不論輸贏,我們每次都很開心,只是覺得時間過得太快,一下又到了回家吃晚飯的時候。

        於是那個暑假,我每天都期待著上課的下午。

布袋戲和“現代詩”

        到了練句子時,蘭醫生娘甚至用台灣的傳統布袋戲玩偶,來教我們用英文演戲。由於她和蘭醫生都是傳教士,我們學的第一齣戲,就是聖經裡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故事——還記得當時會說的第一個句子,就是“Let my people go﹗”(“容我的百姓去。”)

        那時有個小男孩,特別會耍布袋戲的玩偶,小玩偶在他掌中好像可以活起來。他還會摹仿很多動物的聲音,非常傳神。我則因為口齒比較清晰,負責念故事的旁白。

        演出時,坐在台下的,有穿著雨鞋的老農,馱背的老婆婆等,都是同學的家人。當然也有我的媽媽和哥哥。我發現他們對蘭醫生和蘭醫生娘都非常熟悉,也非常敬重。

        蘭醫生娘還發福音單張給觀眾。我也是第一次拿到印有聖經經節的小單張,印象最深的是聖經《詩篇》第23篇:“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臥在 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詩句祥和溫馨,令人有種安心。

        這些詩句是印在一幅粉彩畫上:藍天下一條蜿蜒的小溪流過山谷,溪水旁有棵垂柳,綠油油的草坪上是各樣顏色的小花,松鼠、兔子跑著,小鳥、蝴蝶飛著,寧靜而祥和的景緻。那可以說,是我讀的第一首“現代詩”。

永遠粘在他的心上

        那個夏天很快就過去。我初中上了一個月後,就舉家遷到台中,再也沒進過那扇大門,也不曾再見過蘭醫生娘。然而這段英文課,對我後來學習英文有很大的幫助。每當有人稱讚我的英文發音比一般人準確,我就不由地在內心感謝蘭醫生娘。

        不過,蘭醫生一家人的故事,我還是長大後,才慢慢從報紙上一點一滴得知的。

        我出生的地方彰化市,是個以農業為主的小鄉鎮,沒有繁華的商業。附近幾個縣市中最大的西醫醫院,就是我出生的基督教醫院。蘭家兩代父子、婆媳,總共為當地人奉獻了68年的歲月。

        老蘭醫生(蘭大衛,David Landsborough Ⅲ)是英國人,愛丁堡大學醫學院畢業後,受教會差派,和妻子遠赴台灣。那時台灣剛被割讓給了日本。

        醫院設立之初,由於民風閉塞,他們受到很多無禮的抗拒。此外,他還要面對自然環境的艱險。儘管如此,他們仍努力濟世救人,更從事醫學教育,培育、訓練醫護人員,解決當時醫療人員極其缺乏的難題。

        他們最為人所感動的一件事,就是聞名台灣醫療界的“切膚之愛”。1928年,有個12歲的小孩跌倒,膝蓋上的傷口原本不大,但由於孩子的母親用草藥敷蓋,造成嚴重的發炎,傷口遲遲無法癒合。孩子也高燒不退,很可能需要截肢。

        蘭醫生的太太連瑪玉,天天到醫院照顧這孩子,鼓勵他勇敢。有一天,連瑪玉主動要求蘭大衛醫生,割下她腿上的皮膚,移植到小孩身上。

        這在當時的醫療條件下,是很大的挑戰。蘭醫生很猶豫,也捨不得妻子受苦。但在妻子堅持下,真的割下四條大約寬一寸、長三寸的皮,移植到孩子身上。

        這在當時的台灣醫界,是一件值得書寫的移植手術。

        手術雖然沒有成功,但那個叫周金耀的孩子,卻奇蹟般地從生命垂危中好轉過來。他長大後也獻身當了傳道人,並在證道裡說:“雖然蘭醫生媽的那塊皮沒有粘在我的身上,但永遠粘在我的心上!”

        鄉民聽到這段故事的,無不動容。難怪當地流行一句話,說彰化城“南門有媽祖,西門有蘭醫生”。這段往事也成了台灣醫學倫理的典範。

台灣公共衛生的先驅

        蘭大衛的兒子蘭大弼(David Landsborough Ⅳ)在彰化出生,11歲時被送到山東青島的芝罘中學讀書,那是一個專為傳教士子女設立的教會學校。1932年,蘭大弼進入倫敦大學醫學院。 1940-1951年間,他在福建泉州的惠世醫院行醫。1946-47年間,他更將新婚妻子高仁愛(Jean Murray Cornan),從英國帶回泉州。

        當時的泉州,是個貧窮且到處是熱帶疾病的地方。對初來亞洲的高仁愛醫生而言,如何適應當地生活是一大挑戰。但憑著愛心和毅力,她後來不但學了一口地道的泉州話,更向當地人彰顯了來自基督信仰的完全接納和無盡包容。

        1951年大陸政權交替,他們被迫離開泉州,輾轉回到彰化。在父親創建的醫院,他們繼續奉獻了28年。

        高仁愛醫生除了創立婦產科,更積極地發展公共衛生。她帶著醫護人員,從山上原住民區,到貧瘠的海邊漁村社區,作巡迴義診及衛生教育工作,可說是台灣公共衛生的先驅。

        她的愛心和醫術像一盞燈,照亮了很多人的生命。小小的我,甚至在出生之前,已經領受了她的溫暖。每當我想像她用一雙慈愛的手,把我,一個未足月、脆弱的生命,接到人世間,小心翼翼地交到我母親懷裡,我內心就充滿感激。

        我真想知道,是什麼樣的力量,讓這些傳教士放棄優渥的生活條件,遠離家人,飄洋過海,來到陌生的國度,服事說不同語言,甚或敵視他們的民族,而且一代一代,前仆後繼,從不間斷?

        我信主後就懂了,是上帝的愛。

終於可以做“給”的人了

        我在美國念完書,回台灣工作。偶然的機會,來到一所神學院,義務教年輕的傳教士中文。神學院裡有個南非來的女孩瑪麗,長得白白胖胖的,足足有我兩倍大,笑起 來臉上有兩個淺淺的梨窩,非常甜美,也很淘氣,講了一口英國腔英文,讓我想起當年的高醫生,覺得格外親切。我們倆一瘦一胖,一見面就像照哈哈鏡,非常開 心。

        她手裡有個老舊的木制長方形盒子,盒蓋抽開,裡面是厚厚的一疊泛黃的中文字卡,據說在神學院裡已經用了幾十年了。我常和她面對面坐 著,我從木盒裡抽出一張張字卡,一字一句地領著她念,偶而找到機會尋對方開心時,兩人笑得前仆後仰。這樣的時候,我對自己的一點點付出感到安慰——在 “得”了那麼多年以後,我終於可以付出,做個“給”的人了。

尾聲

        兩代蘭醫生夫婦退休後均回到英國。老蘭醫生退休後的住所,以Formosa(福爾摩沙,台灣早期的別稱)為名。台灣對他們而言,不僅是生活及奉獻了大半生的地方,更是心頭牽牽掛掛的第二故鄉。我想,重要的不是他們嘴裡傳講了什麼,而是人們從他們的生命裡看到了什麼。

作者來自台灣,目前住西雅圖。從事翻譯,貸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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