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書睿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天下事専欄2018.09.21

 

“Is not the commission of our Lord still binding upon us? Can we not do more than now we are doing？”—— William Carey.

“神所託付的大使命仍然攔阻著我們嗎？我們難道不能比現在所能做的再多一點嗎？”——威廉克里

 

“大使命憲章”之前

如果要選一句經文做為宣教的不動憲綱，那一定是《馬太福音》28章19節：“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不知道在多少個主日講台、宣教特會，或是屬靈文章、書籍中，都提到這節經文。

這其中的關鍵字，必定就是那個“去”，還有“使萬民”，最後是“作門徒”。每一個關鍵字，都可以洋洋灑灑地在講台上發揮一大篇。但大家較未注意到的，是在這段“大使命憲章”之前，有個十分有意思的描述。那就是，耶穌昇天前，雖然在門徒眼前多次顯現，但很明顯的“還有人疑惑”。（參《太》28:17）

這是怎麼回事？門徒們在疑惑什麼？既然耶穌都已經復活，套句屬靈術語，就是早已“勝過死亡權勢”，呼應了千年來的彌賽亞預言，甚至當面出現在他們眼前，與他們同坐席、對話，祂所有的教訓，不都已應證了天國的福音，那門徒在疑惑些什麼？

過去這些年，筆者更多地參與各地跨文化宣教的動員行動，一路從北美，紐澳，新馬，中國大陸，以及港澳台過來，發覺“福音入中華，福音出中華”的異象，似乎已經成為一種共同的期待。這是西方教會，韓國教會對於興起的華人教會的盼望，也是普遍華人教會父老對下一輩的期許。

 

宣教大軍在哪裡？

然而，在創啟地區、未得之民第一線的跨文化宣教工作者，卻很納悶：說好的宣教大軍到底在哪裡呢？那些在講台上慷慨激昂的陳詞，怎麼沒有轉化為實際的經濟奉獻呢？那些在特會高舉的雙手，怎麼沒有拉起他們的行李，背起跟隨的十架來到困難之地呢？

的確，教會內還有很多議題需要去面對，諸如教會世代之間的傳承與斷層，“海外”教會與“內地”教會之間的誤解，靈恩傳統與福音派傳統之間的路線爭議，甚至移民教會，包括使用華語的教會與非中文為母語背景的海外二代、三代基督徒的認同問題等等，每一個問題都是真實又迫切的。但若是高聲宣告：“以門訓為基礎的普世差傳運動即將產生”，等於確認了，我們其實也只不過是在路上，距離彼岸（或是那個未然的已然）還有一段距離。

回歸到差傳動員，還是需要一步一腳印的與神同行。透過神的話語，讓人看見每一位基督跟隨者的責任，並且透過認識神，看見神的工作，包括祂在我們自己所處的場域，還有神已經透過他人與受造之物所行的大事。

至於要如何落實，真正的動員者都會同意，其實講方法論還不如有更深刻的典範轉移。兩百年前到一百五十年前的“來者”，他們所處的客觀的大環境（交通、科技、對於服事地與服事對象的認識等等），都不能像今天的世界如此的便捷。我們更應該站在前人巨大的肩膀上，用更新的眼光與思維，來面對當今的宣教挑戰。

 

三個面向四個行動

全球動員網絡(Global Mobilization Network)2017年於阿聯酋大公國迪拜的論壇（GMC），提出了所謂的3D模式的差傳動員論述。這三個“Ｄ”包含了Discovery（探索/發覺）、Development（發展/訓練）以及Deployment（差派/部署）的3個面向。

而這3個向度裡，又都包含著4個行動，“Knowing”（知）、“Being”（為）、“Having”（有）和“Doing”（行）。換句話說，動員者要與神一起同工，參與並幫助信徒逐漸認識神並且發現自己在大使命中的角色。這個過程中，信徒要開始被裝備進入一個發展的季節，而動員者能在此將知識、技能和經驗等來作傳授。最後每一位信徒都要具策略性地被“部署”在回應大使命的不同角色中。

意思是說，每一位都有需要扮演的角色，宣教不是給少數人的“特別呼召”。過去幾年我們的努力，是以台灣作為實踐的“場域”，漸漸地也看見一些成果。這當中其實沒有秘訣，不外乎就是跳出框架，透過網路與媒體，對於更廣泛的教會平信徒做宣教認知的宣導（教育），並且不放棄傳統，透過特會、論壇、出版品等等“實體行動”，在眾差會、教會、與個人之間做連結的工作。

然而，如果真要激起“宣教浪潮”，或是真如眾人所期待的一波，如當年美國的“學生志願運動”，或是韓國教會從80年代後期一直延續到今的“宣教韓國”（編者註：參作者下一篇文章《從“宣教韓國”大會看南韓教會宣教的興衰》）。華人（中國人）宣教時代的到來，最需要的仍然是謙卑順服神的旨意，認清教會存在的目的。

 

作者為宣教動員者，聨合差傳促進會（台灣）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