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容

本文原刊于《举目》官网2018.10.31

 

“草必枯干，花必凋残，惟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赛》40：8）

 

按照传统教会年历，常年期中的10月31日已经是一年的尾声了。如果没有瘟疫或土耳其人的入侵，估计1517年也将在平淡中结束。但是，这一年却是以一股狂飙突进的态势结束的，造成这种局面的，并非因为瘟疫，也非土耳其人，而是由一名小小的修士——马丁·路德所引发的。

其实，当路德发表出《九十五条论纲》之时，他并未想过要成就什么宗教改革大业，也从未想要成为改教的领袖，他只是试图就当时教会贩卖赎罪券的做法做神学的讨论罢了。

发表论纲是当时常见的神学辩论方法，如同今天学术界人士在某期刊发表论文一样稀松平常。而且，路德采用拉丁文撰写了论纲，在大部分人口都是文盲的情况下，显然只有受过专业训练的神学生、修士等人才能够阅读这一论纲。

其次，《九十五条论纲》最基本的关注点乃是赎罪券的问题，更准确地说，关注的是教会中有人利用赎罪券牟利的问题。如其中第67条所言：“促销者声嘶力竭地鼓吹其赎罪券是最大的恩典，实际上应被理解为最巧的牟利工具。”（注1）再如90条所说：“如果赎罪券是按照教宗的心灵与旨意进行宣传的，所有这些疑惑都会迎刃而解。事实上，它们根本就不会出现。”（注2）

再次，路德并非第一个站起来呼吁教会改革的基督徒。在他发表论纲之前，中世纪末期的欧洲早已出现了各种的改革呼声和行动，其中较为出名的领袖是英格兰人威克理夫和他的波西米亚跟随者约翰·胡斯，前者被誉为“宗教改革运动的晨星”，他们两位常常被人们当作宗教改革的先驱。

可以说，无论就主观目的而言，还是从客观的环境来看，路德都不是拉开宗教改革帷幕的那一位。但是，历史发展的进程往往出人意料，那双看不见的大手径自让路德点燃了欧洲宗教改革的导火线。从这个角度而言，路德所引发的宗教改革完全是一次“意外”，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在无意中引发的“偶发事件”。

在后世之人看来，如果当时罗马教廷能够平心静气地面对路德的论纲，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制止赎罪券的滥用，路德达成了抨击赎罪卷的目的后，或许他从此就安心教书、牧养会众。但是，罗马教廷及其代表没有制止赎罪券的滥用，美因茨的大主教阿尔伯特给利奥十世寄去一份路德的论纲。利奥任命了一位新的奥古斯丁修会会长，并明确指示他“让这位萨克森的修士兼教授闭嘴。”（注3）

从罗马教廷的立场上来看，叫路德闭嘴的做法是最为合理的。利奥为了完成圣彼得大教堂的修建，已经负债累累，贩卖赎罪券所筹款项，一方面用来偿还债务，一方面还可以用以继续修建圣彼得大教堂。

只是，单纯的路德并没有“领会”到教廷背后的用心，他本着信仰和良心继续为自己的观点辩解。“他开始系列讲道，写文章，论赎罪券在基督徒生命中的适切地位。”（注4）他的这一系列举动，导致双方的辩论和对抗越发激烈，其影响居然不断扩大。与庞大的罗马教廷相比，马丁·路德不过是一个小地方的小修士罢了，对峙双方实力悬殊。我们只能用“蚍蜉撼大树”来形容这种对抗。马丁·路德在教廷眼中，起初也确实仿佛一只可以随意处置的蚂蚁（蚍蜉）一般。

然而，历史背后的那双手，偏偏就是用路德这只“蚂蚁”，最终撼动了罗马教廷这棵“大树”。宗教改革在欧洲各地如大火一样被点燃起来，因信称义的教义到处被传讲，以至最终罗马教廷也无法禁止。

“我只是教导，传讲，阐述上帝的圣道，此外没有做什么。……圣道就大大削弱了罗马教皇权，从来诸侯或皇帝所不能做到的。我自己没有做什么，圣道做了这一切。”（注5）路德在这里并非是自谦，而是他确实地知道，是谁在背后推动了这一切。

后来，改教运动中，德国信义宗的选侯们使用了“Verbum Domini Manet in Aeternum”（主道长存）这句话，作为他们的座右铭，这句话选自《以赛亚书》40章8节和《彼得前书》1章24-25节。选侯们深知，唯有认识到自己的渺小，方知谁是历史的主宰；和上帝之道相比，显赫的君王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而已。

路德发表出《九十五条论纲》一个月之后，教会年历就转入“将临期”，漫天飞雪中，会众们都要预备心灵，以迎接主耶稣的降生,和光明的来到……

“以马内利，恳求降临，

救赎解放以色列民；

沦落异邦，寂寞伤心，

引颈渴望神子降临。

欢欣！欢欣！以色列民，

以马内利定要降临！”

——《以马内利降临》

 

注：

1.马丁·路德，《路德文集 1》，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20-21页。

2.马丁·路德，《路德文集 1》，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21页。

3.詹姆斯·基特尔森，《改教家路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67页。

4.同上。

5.马丁·路德，《路德选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年，第277页。

 

 

作者现居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