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的安東尼

          此運動的成形，最早是起源於東方教會。從主後第三世紀中期起，羅馬帝國變本加厲地逼迫教會，因此一些信徒隱居曠野避難。到了第四世紀，政教結合使得教會有世 俗化的危險，更多信徒放下世俗財物，離群索居。埃及的安東尼是起始者。他生於251年，18歲時決志將財物分給窮人，潛心修道。幾年之後，進入西部沙漠； 過著完全與世隔絕的隱士生活，約20年。

          安東尼的獨居榜樣，激勵了許多人跟隨效法。這些修道的人，都是獨自的修士 （anchorites），安東尼是他們的精神領袖，其名言是：“離開修道處所的修士，正如魚離了水一般”。安東尼生平後期，也關注教會的光景，他強烈支 持《尼西亞信經》，贏得亞歷山大主教亞他拿修的仰慕與友誼。安東尼過著儉樸且禁慾的生活，身體健康活到105歲。亞氏被皇帝放逐在羅馬時，將自己的著作 《安東尼生平》以拉丁文出版，將修道主義介紹到西方教會。

團體修道

           不久之後，修道主 義從“獨自修道”發展成“團體修道”。埃及的帕科密爾（Pachomius）是群居修士（coenobites）的創始者。他與安東尼大約是同時期之人， 原是軍人出身，退伍之後開始獨自修道，後來召聚其他隱士同來，在尼羅河畔建立團體的修院。他定下嚴格的團規守則，成為後來各修道會法規之前身。他的姊妹跟 隨他的榜樣，建立了第一間修女院。

           修道主義在埃及的曠野興旺起來，在第四世紀傳播至巴勒斯坦與賽浦路斯，而後到了敘利亞。敘利亞興起“高 柱修士”（stylites）運動，修士住在高柱之上，在高處默想，並可向下面的群眾講道。其中以西面（Simeon，390-459）最出名，他不斷加 高其柱子，直到72英尺。

巴西流

            東方教會的修道運動，最重要的領袖是加帕多家的巴西 流（Basil of Cappadocia）。他是“加帕多家三傑”之首，對正統尼西亞信仰有顯著的貢獻。他仔細研究埃及的修道運動，將其改良應用在加帕多家的處境中。巴西流 鼓勵修道團體在各地成立，嚴守團體生活的法規，追求有益身心的活動（禱告研經，農業園藝）。這與“高柱修道”顯然不同。

           巴西流與其友貴格 力（Gregory of Nazianzus）在風景優美的河邊一起修道，開墾果菜花園，共讀屬靈書籍；吸引許多有志之士，加入他們。後來當巴西流出任加帕多家的該撒利亞主教時， 他在當地建立大型療養院，差派其修士們來服事病人。他所制訂的修道法規，成為東方教會的基本修道指南，直到今日。希臘東正教會歷代以來，只有一個“巴西流 修道會”。

耶柔米與獨身主義

           當亞他拿修被放逐羅馬時，將埃及的修道運動介紹給西方， 吸引了一些信徒獻身修道。其中著名的是耶柔米（Jerome），他鼓勵大家學習作修士，並於373年赴敘利亞隱居4年，操練悔罪與研讀聖經。後來回到羅馬 作主教的秘書，之後帶領一批羅馬貴族婦女來到巴勒斯坦，定居伯利恆。

          耶柔米在伯利恆修道院，度其餘生，繼續翻譯拉丁文聖經。他與西方教會的領袖與信徒，保持書信聯絡。他在書信中多次高舉獨身禁慾理念，帶來很大影響。早期教會中的信徒，越來越認為獨身比結婚清高，但是聖經並無任何根據。雖然 保羅是獨身，然而彼得與其他使徒和主的兄弟，都是結婚的並帶著妻子一同往來（《林前》9：5）。

          結婚與生兒育女，在聖經中是被肯定的與蒙 福的。教牧書信明說：監督（長老）與執事都必須是“只作一個婦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兒女和自己的家”（《提前》3：2，12）。然而，因這外邦社會的道德低 落，再加上修道主義的興起，使得教會在第四世紀時，似乎已經形成一慣例：聖職人員在按立之後，不應結婚。

           所以，在325年的尼西亞大會， 有人提議：聖職人員在按立後，應與妻子分開。此提議立刻遭到一位埃及的主教帕福努提（Paphnutius）的反對。由於他是備受尊敬的獨身修士，又在大 逼迫時受刑成殘障，所以大家聽從其義正辭嚴的聲明：婚姻是神聖的，要求聖職人員與妻子分開是不當的要求，對妻子更是不公。因此，大會只是確認原有的慣例 “按立聖職之後不應結婚”。

修道主義在西方

           西方的修道運動方興未艾，米蘭主教安伯若 修（Ambrose）是獨身的修士。他帶領奧古斯丁歸主，奧古斯丁回到北非過修道生活，也創立修道院。後來出任希坡的主教，對北非的修道運動影響頗大。當 時有些修士閒懶不作工，靠人救濟過活；奧古斯丁寫作《論修士的工作》以駁斥此錯誤。

           西歐最初名的修道領袖，是圖爾斯的馬丁（Martin of Tours，約316-397）。馬丁原承襲父親而從軍，退役之後，跟隨希勒瑞主教（Hilary of Poitiers）學習靈修。後來回家鄉，帶領母親信主；經過一些退隱生活，他於360年回到希勒瑞身邊，在鄰近創立了修道院。其修道法規與帕科密爾的方 法相似，勞動服務較少。10年之後，馬丁的聲名遠播，傳遍了高盧（法國）地區。

           馬丁的生平傳記，記載他傳道、醫病趕鬼事蹟，頗受人們愛戴。他於371年被群眾擁立為圖爾斯的主教。他在圖爾斯又建立新的修道院，以此為基地向高盧地區的異教徒傳福音，多人歸主，教區不斷擴大。他的名聲傳遍西歐與英倫三島，成為西方修道運動的鼻祖。

卡西安的影響

           馬丁之後的西方修道領袖，是卡西安（John Cassian，約360-435）。他原是東方的修士，在巴勒斯坦與埃及長期修道；後來因神學立場被亞歷山大主教驅逐，投奔康士坦丁堡主教屈梭多模。卡 西安在屈氏下台後，轉赴羅馬，於415年來到高盧的馬賽，他在此建立了聖維克多修道院。以巴西流的修道法規，建立修道院與修女院。

           卡西安 的“半伯拉糾主義”遭到批評，令人質疑其信仰的正統與否。然而他對西方修道運動是頗具影響的。他來到西方，正逢關鍵時刻。西方的信徒受到《安東尼生平》的 鼓舞，馬丁的小說式傳記流行西歐，書中記載言過其實的醫病趕鬼的神蹟，目的是要顯示：高盧所產生的聖徒，比埃及修士更勝一籌。

          卡西安並不 欣賞追求神蹟式的修道，認為這並非修道主義的真正精神。他教導修士認識修道的真義：單純的禱告來自清潔的心靈。卡西安的中庸與嚴謹，使得當時西歐的修道運 動歸回正途，不致陷入追求神蹟奇事的狂熱。他依據巴西流的法規，在第五世紀建立修道院制度，奠定後來發展的基礎。

聖本篤的法規

          百年之後，卡西諾的本篤（Benedict of Cassino，約480-547），依循卡西安的教導，制訂了完備的修道法規，以義大利的卡西諾山為中心，發展成制度化的修道系統。此後，團體修道成為 正軌，個人隱居逐漸式微。“本篤法規”成為中世紀修道運動的基礎。本篤修道會一直存留至今。

          聖本篤建立的修道會，基本理念是“簡單與自 律”，他所招募的並非聖職人員，乃是一般大眾，義大利農民與哥特族鄉民。修士們需要學習認字讀書，作為靈修閱讀之用，並非訓練學者；他們也要每日作工，以 維持團體生活所需。修道院是家庭，院長是眾人之父，均平照顧院內修士。修士不可更換修院，要完全順服院長。

          本篤規定修士們每日必須認真工作，包括抄寫古卷，這使得本篤會的修士教育與研究方面，在中世紀大放異彩。這是本篤始料未及的，他只是希望修士們勤勉工作，以免懶惰。他的目標是：修士們能活在神面前，最終安抵天家。

修道運動的腐化與中興

           修道主義從早期開始，就非常注重生活的敬虔與意志的磨練。為了幫助修道士不致於經不起試探的誘惑，避免其半途而廢，就發展出“誓願”制度。修士進入修道院， 在正式成為修士之前，必須立下終身修道的誓願。此誓願包含三項：絕對貧窮，絕對貞潔，絕對順服。“絕對貧窮”指不得擁有任何私人財物，撇下一切跟隨主； “絕對貞潔”是必須全然禁慾，過聖潔生活，後來發展成必須獨身；“絕對順服”是必須遵守修道團規，絕對順服修道院長的領導，尊其為父。

           然而，由於金權政治介入中世紀的西方教會，屬靈風氣低落，道德日漸腐化，情勢每況愈下。修道院因擁有大片地產，世俗權力鬥爭介入，而失去其原有的清靜純潔。 有志之士不斷發出徹底改革的呼聲。修道團體中率先從事內部改革的，是第10世紀在法國的克呂尼（Cluny）的修道院。在歷任院長的敬虔領導之下，嚴格執 行“修道三誓願”，禁止世俗勢力介入修道院的行政管理。“克呂尼革新運動”成為11世紀教會復興的主流，也培育出一系列的改革派教皇，中興已經式微的教皇 制。

          到了12世紀，又有“熙篤修道會”（Cistercian Order）興起。在聖伯納的領導下大放異彩，重振“本篤修道會”之嚴格修道精神。到了13世紀，又有兩個著名的“托缽修道會”（修士以行乞為生）興起： “方濟會”與“道明會”。方濟會士周遊四方救濟貧困者；道明會士進入民間講明道理。這些修道會直到今日，仍是天主教的主流修道團體。

對修道主義的評估

           修道運動由原本單純的個人靈修運動，發展成頗具規模組織的修道團體，人事管理與金權的企業化，成為中世紀強大的修道會，大權在握影響教會與國家，這是修士們 始料未及的。修道主義的原先目標，是脫離世俗環境，恪守三誓願，每日靈修，追求聖潔。修道院中的工作，原先是侷限於手工勞動，再來就是抄寫聖經與教父著 作，保存古卷。後來成為發展農藝工藝，音樂，學院教育，學術研究的所在。修道院保存了古代文明，承載了中世紀文明的發展。

           修道院培育了一 些敬虔的教會領袖與主教，道德操守較佳的主教或教皇，多半是修士出身。修道院也成為訓練差遣宣教士的基地，早期與中世紀教會的宣教運動，是與修道院結合 的。中世紀經院哲學的大師們，也多半是修道會的神學教授。這些都是修道主義帶來的成果。修道院與修士們的存在，不斷提醒在亂世中的凡夫俗子：“追求靈修， 默想來生”的重要。

           追本溯源，修道主義的“離俗追求聖潔”觀念，來自聖經舊約“拿細耳人”誓願（《民》6）。拿細耳的字根意義，是分別為 聖歸主。聖約子民可志願選擇一段時期，許願過離俗歸主的生活：不吃喝任何與葡萄有關的食物，不用剃刀剃頭，不挨近死屍。在新約中，使徒保羅有時也守類似拿 細耳人的條例（《徒》18：18）。神的子民若有需要，可以志願在某一期間“離俗歸主為聖”。這是敬虔的操練，討主喜悅。

           然而，若是將 “修道”當作是以人為本的苦修積功德，以離群索居為清高，認為獨身禁慾是高人一等的屬靈，則導致“有敬虔的外貌，卻違背了敬虔的實意”，陷入“不可拿，不 可嘗，不可摸”等類規條的捆綁之中。教會歷史從古至今，修士們暗地放縱情慾之事，屢見不爽。近年來，天主教神父性虐待青少年兒童，同性戀的醜聞不斷曝光， 顯示“禁慾修道”並非適合大眾，不應鼓勵。

結論：真實的敬虔

          每一基督徒都應靠主恩 典，追求真實的敬虔聖潔。真實的靈修，乃是在任何景況中，天天背起十字架，捨己跟從主（《路》9：23-24）。“修道主義”教人“捨棄世界”，然而，離 俗避世並不能保證一定可以“捨了自己”。“修道三誓願”若是以“人本思想”掛帥，則造成“心靈固然願意，肉體卻軟弱了”的後果。

           我們可將“三誓願”去蕪存菁，歸正為“以基督為中心的門徒生活”的三守則，作為眾人皆可操練的敬虔指南：

           (1) “簡樸”代替“貧窮”：不可事奉“瑪門（錢財）”，勞力做工就可有餘，分給有需要的人。

           (2) “委身”勝於“獨身”：獨身或結婚，都是為天國的緣故；一切都是“先求神的國和他的義”。

          (3) “心服”取代“盲從”：以敬畏基督的心，來學習彼此順服；在不違背聖經真理的前提下，年幼的要學習順服年長的；作兒女的，要在主裡孝敬父母。

          宗教改革時期，馬丁路德從“修士”悔改歸正為“牧師”。他曾寫作“論修道誓願”，指出修道主義的缺失。後來，他救助許多修女還俗，並為她們安排婚嫁；並且與 曾為修女的凱撒琳結婚，活出基督化家庭的美好見證，傳為佳話。路德與加爾文等改教領袖，都根據聖經寫出基督徒靈修著作，皆是以主基督為中心的經典之作。

           “宗教改革”以“唯獨聖經，神恩獨作，唯獨因信稱義，唯獨基督是中心，唯獨神得榮耀”的真理，修正了“修道主義”的“跟隨榜樣，神人合作，藉苦修積功德， 人本獨善其身，修道換取尊榮”弊端。殷鑑不遠，今日基督徒身為“宗教改革”的子孫，我們必須歸回真實的敬虔，不再靠自己委身修道，乃是捨己委身基督。因為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並且我如今活著，是因信神的兒子而活，他是愛我，為我捨己！”（《加》 2：20）

作者為美國西敏神學院歷史與神學博士。現在北加州灣區聖經歸正教會（ http://www.biblerc.org/ ）牧會，並在基督工人神學院兼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