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家庭教会传统——探索当今中国教会的出路(吕居)2019.04.11

本文原刊于《举目》官网2019.04.11

吕居

当前中国教会的发展,遇到了诸多困难与阻力。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梳理中国教会过去40年的发展轨迹,并追溯使徒时代的教会发展模式,试图找到教会发展的共通性。

笔者认为,中国教会应该效法使徒时代的家庭教会传统,让教会进入各个家庭,大量建立小型的家庭教会。这种模式可让现今的中国教会(尤其是城市教会),减少损耗、健康发展,在当前环境之下,找到生存与繁荣的空间。

一、当今中国教会遇到的挑战

不断飞涨的场地租金,让许多城市教会不堪重负。某城市教牧联祷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各教会房屋租金占所有奉献收入的比重,平均达到70%!付房租后剩下的小部分资源,供应传道人薪酬、福利、及日常运营开支已然不够,就更别提福音外展、植堂宣教等事工了。

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乃是回归家庭教会传统,化整为零,在家里聚会。抛开政治因素,单从经济方面考量,回归家庭教会对现今中国的城市教会,也是一个上好的策略。

此外,在现今环境下,想把未成年人带到上帝面前已成为极大的挑战,有效的解决方案依然是回归传统的家庭教会模式。家庭内部的信仰传承,以及小规模的家庭教会,是该撒强权鞭长莫及的领域——曾经初代教会就是在强权逼迫下,通过家庭及家庭教会来传承信仰。这种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信仰传递模式威力巨大,不容小觑。

从前犹太人在亡国被掳的极端情形下,其信仰传承主要就是通过家族亲子纽带。笔者近期访问过一个学生团契,20多位同工无一例外,其坚定信仰都是从父母家人承继而来,且这些年轻人的信仰扎实而稳固,都是学生团契的中坚力量。

圣经里有明确的教导,传承信仰主要是父母在家庭生活中的责任,摩西在《申命记》告诫以色列百姓:“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申》6:5-7)。

二、使徒时代的家庭教会

初代教会的规模有大有小,其中最大的应该是耶路撒冷教会,被称为其他教会的母会。使徒时代教会的增长速度很快,五旬节那天彼得讲道之后,就有3000人悔改受洗(《徒》2:41);这些门徒组成信仰与生活共同体,这个群体的人数天天加增(《徒》2:47)。随后,彼得行神迹医治美门旁边的瘸子,在那次的讲道中,又有5000人信主(《徒》4:4)。如果把这些数目加在一起,耶路撒冷母会的基督徒人数应该不下万人,即使在今天也算是个超大型教会了。但上帝似乎并没有保守她不受政治势力的攻击,司提反殉道后,耶路撒冷教会遇到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徒》8:1)

面对严峻的信仰迫害,上帝的旨意是要让门徒们“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徒》1:8)

根据有些学者的诠释,《使徒行传》由6部分组成,每一部分末尾都反复再现这样的主题:“上帝的道兴旺起来……,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徒》6:7)、“……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人数就增多了”(《徒》9:31)、“上帝的道日见兴旺,越发广传”(《徒》12:24)、“……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徒》16:5)、“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徒》19:20)、“〔保罗〕放胆传讲上帝国的道……,并没有人禁止”(《徒》28:31)(注1)。路加明白上帝的心意,他没有把记述重心放在对政府逼迫的抗议、或者沉迷于耶路撒冷教会的宏大规模——他所关注的是福音的广传、教会的建立。

耶稣在大使命中所使用的第一个动词是“去”,而且是往“万民”中去;耶稣升天之后的这种离心模式(Centrifugal),与旧约时代万民流归耶路撒冷的向心模式(centripetal)形成强烈对比。

一些新约学者推断,初代家庭教会的平均规模,大约在50到100人之间,(注2)较大城市如罗马、哥林多、以弗所等城市里存在着多个这样规模的家庭教会。保罗在书信中总是亲切地问候所认识的每一个人(《罗》16:3-24,《西》4:10-18,《门》23-24)),这些周详的问安语,让人感受到初代教会家庭一般的温暖;同时也说明这些家庭教会的规模并不大,而牧者心肠的保罗熟知其中大多数人的状况。

从主后1世纪到3世纪的200年时间里,正是由于这些不起眼的小规模家庭教会迅速增生,如繁星点点散布在地中海沿岸,使得基督徒人口也越来越多。到3世纪末4世纪初,基督徒约占罗马帝国总人口的10%左右,成为一支强大的同质(homogeneous)社会力量。以下是一些新约学者根据早期家庭教会史的相关资料而制作的3幅示意图,分别代表主后1世纪、2世纪和3世纪的家庭教会在地中海沿岸的发展和分布情形(注3):

上述示意图勾勒出初代教会头3个世纪的迅猛发展。图中黑点所代表的教会,大部分都是我们在上文中提到的家庭教会。当然,初代的“家庭教会”,并非严格意义上以自然家庭为单位的教会,而是指以数个家庭或一小群基督徒聚在一处,在某个信徒家中聚会的小型团契或教会。

随着教会数目和基督徒人口的迅速增加,罗马帝国对基督教的态度与政策,也从最初的打压逼迫转为吸收利用。主后313年君士坦丁大帝颁布《米兰敕令》(Edict of Milan),基督教从此在罗马帝国取得合法地位,并进而被尊奉为国教,进入另一境地。

三、回归家庭教会传统

令人惋惜的是,进入国教时期后的基督信仰,渐渐转离了家庭教会模式。教会搬进豪华壮丽的殿堂,仿效罗马帝国的行政构架,建立起了金字塔式的科层结构。后来罗马帝国虽亡,教会已存的科层结构却被完整保留,这就是今天的天主教会。与天主教类似,圣公会在形成过程中,深受当时英国政治制度的影响,也带有明显的行政科层结构特色。路德宗在强调教义特征的同时,也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天主教的礼仪与制度构架。

至于改革宗教会,其理想构架是仿效加尔文领导下的日内瓦城邦所实行的政教合一模式,这种制度显然带有议会制的痕迹。而稍后流行起来的公理会教会,其根源可以追溯到英国17世纪时期的清教运动,经以五月花号为代表的移民群体,进入北美新英格兰殖民地,渐渐推广成为一种较为流行的教会治理与构架模式。公理会的治理构建体现出个体独立、契约民主、会众自治等源自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新兴政治理念。

通过对上述各种教会结构模式的简略分析,我们观察到这些模式背后的一个共通特点:地域、文化、历史机遇等偶然性环境因素,促成了各种教会构架的生成。无论是天主教、圣公会、路德宗、改革宗还是公理会,它们在形成过程中几乎都受到某些政治力量的支持;而接受世俗外力支持的同时,教会结构也难免主动或被动地受到强力结构的改造,有时甚至是全盘照抄世俗权力的结构特征。

纵观整个教会历史,唯有初代教会的结构呈现自然生长的原生特性。尽管初代教会在罗马政府的强力逼迫之下,充满挑战,但其自然结构基本没有被世俗强权侵入或复制,因此蕴含强大的外展生命力。使徒时代的政教关系和教会构架模式,在过去40年的中国教会历史中再次上演。

然而,同样令人惋惜的是,和教父时代后期的教会一样,中国新兴城市教会所追随仿效的,乃是主后4世纪国教化以后的教会构架,即堂会式的建制教会。不少传道人有意无意地以韩国、美国近年出现的巨型教会(megachurch)为榜样,仿佛只有建立起那样的大教会,才是蒙上帝喜悦的明证。很少人意识到,圣灵借着初代使徒们所展示的建堂和植堂模式,乃是小型的家庭教会。

而家庭教会模式的最佳榜样,并不在今日的欧美或韩国,乃在路加所记载的《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的眼光,应当穿透这些国家,投射到使徒时代的新约教会;我们所应当效法的教会模式,应当是过去40年在我们身边成长起来的家庭教会,因为这是教会成长的自然模式,也是圣灵藉使徒们所展示的原初模式!

需要说明的一点,笔者对历史上的各种堂会制度、科层结构及宗派体系,并无特别成见。这些制度是教会原生态创造力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文化地理氛围中的延展,是教会作为神圣有机生命体在历史中呈现的发展模式,它们曾在各个时代都发挥过重要作用。

我深切地期盼,中国的政教关系也能健康互动,并在具体的互动过程中,产生独特的教会构架,让神的教会在中国文化土壤中迅猛生长,让教会先知式的声音进入公共广场,让弥赛亚国度公平公义的光辉,照亮人心、祝福社会。

在现今的情形下,回归使徒时代的家庭教会模式,不但可以有效应对世俗强权的迅猛攻势,而且有利于教会更新复原,以原生态的健康活力,获得比过去40年更大的发展成果,让《使徒行传》的主题,在今天的中国教会得以延续。

注:

  1. Gordon D. Fee & Douglas Stuart, “Acts: The Question of Historical Precedent”, in How to Read the Bible for All Its Worth (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 Grand Rapids: Michigan, 1993) p.94-112.
  2. Paul Barnett, Jesus & the Rise of Early Christianity, A History of New Testament Times (InterVarsity Press, Downers Grove, Illinois, 1999) p. 368.
  3. Eerdman’s Handbook to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organizing editor, Tim Towley; consulting editors, John H.Y.Briggs, Robert D. Linder, David F. Wright (Eerdmans, Grand Rapids: Michigan, 1997) p.66-67

作者来自江苏,西敏神学院毕业,目前在Columbi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教授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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