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未來的挑戰

雅各伊霖

本文原刊於《舉目》41期


福音在中國的傳播,可謂命運多舛。從大唐景教和元代也里可溫教的曇花一現, 到明末清初耶穌會士的初有成效,爾後卻又因“禮儀之爭”而難產;再逢馬禮遜以執著敲開了“磐石”的大門,孰料又逢近代的殖民入侵戰爭,而使基督教來華蒙上 不白之冤;太平天國對基督教思想的錯誤移植,義和團運動的戕害,加之啟蒙以降國人對西方的誤讀,“非基運動”的衝擊,乃至建國後的“三自”改造,“文革” 的大清除,等等,基督教都被貼上了負面的標簽,遭致批鬥——“侵華工具”、“精神鴉片”、“意識滲透”等等。

          斗轉星移,從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國人再一次“睜眼看世界”,加之國家政策的調整,學人的努力,大量信徒的自省和自發回歸,以及海外資源以不同方式的湧入,福音似乎在華大有“顯學”之勢。

          但果真如此嗎?

          在新世紀為我們洞開之際,基督信仰該如何在中華大地上,開拓和發展一條自己的道路呢?是像已被人批評的那樣,只知沿襲歷史,步西方後塵,邯鄲學步,拾人餘 唾?還是在意識形態的壓力下,噤若寒蟬,做“該撒”的“傳聲筒”,卻得意洋洋地為自己辯護“該撒的物當歸給該撒,神的物當歸給神”?還是在曠野中衝出一條 道路,雖然前途漫漫,卻堅信有沙漠中開江河的奇蹟發生?

          依我個人看來,中國人未來的20-30年所面臨的神學挑戰是艱巨的。那將是莊稼收割的時節,重任可想而知。作為中國的年輕一代學人,如果看不到這樣的異象,不為未來做好預備,則一切都將成為紙上空談。有以下諸方面,值得我們深思:

一、屬天的與屬世的價值觀的較量

          當下意識形態的鬆動,國際輿論的監督和呼籲,為基督教神學的展開,創造了一個相對寬舒的外部環境。但如何既消除當局“臥榻之側”的誤識,又表達基督教從上而來的啟示、以及由此而開展的倫理訴求,是基督教神學不得不正視的問題。

          屬天的與屬世的價值觀的較量,是一個普世性的問題,處理不好,也許就會“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因而前功盡棄。

二、民族文化與基督價值觀的衝突

          民族文化與基督價值觀的衝突,也是一個必須正視的問題。放眼大陸學界與民間,品三國,說紅樓,論老莊,議孔孟,倡漢唐,無不轟轟烈烈。

          民族文化自有其深厚的價值,值得肯定。但民粹主義的復甦和意氣用事,卻不可提倡。那種道德上的自義和批判上的頤指氣使,恐怕也是基督學人必須正視的問題。也許我們可以從上個世紀20年代的“非基”運動中,找到可借鑒的東西。

三、神學處境化

          神學處境化(contextualization),尤其值得我們重視。如何把民族的、地域的“殼”,來承載基督教神學的“核”?是提倡“本土化”、“中華 神學”(梁燕城博士語)、“漢語神學”(何光滬、劉小楓為代表),還是借鑒近鄰韓國、印度和東南亞鄰邦的“民眾神學”、“賤民神學”和“草根神學”?這不 僅僅是一個單純的社會學上的問題,更需要有一批身体力行者去實踐。

四、學人的批評和擔當

           知識分子的地位和定位何在?是依附民族共同体這張“皮”,成為其上的“毛”,並恪守古訓“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為自己辯護呢?還是成為暗夜中精神家園的守護人?是為了職稱、工資、房子而打拼,還是去負那沉重的“軛”?

           天國是努力進入的(參《太》11:12),需要明確“做門徒的代價”,也不可忽視基督教研究群体的學人,因為他們是神學承載的主体。

五、神學功底深厚者寥寥無幾

           國內基督教研究學者中,神學功底深厚者寥寥無幾。綜觀現狀,基督教研究學者多是清一色的非基督徒,且是半路出家,大都從歷史、文學、哲學轉行,系統的神學裝 備極其荒蕪,批評方法單一,亦難於從民粹主義、意識形態方法中脫身而出,尤其對靈修學不知分毫。縱然還有“三自”神學院的學生,學養和知識層面上自有斷層 和不足。因而局面堪憂。

六、信眾基礎神學裝備的重要性

          依筆者瞭解,當下基督教家庭教會的會眾,大大超過了“三自”教會的人數。但是,家庭教會的會眾的神學信仰裝備,大多呈現一種功利化——“信基督、得永生”(不是說這樣的提法不好,但某 種程度上有誤導之嫌),而且隨意化、鬆散化、民間宗教化和山頭主義,基本的神學裝備不夠,沒有話語權,生存的權利也遭遇挑戰。這都是未來中國人在神學的一 個難題。

七、神學資源匱乏

           現下的中國,神學資源匱乏,缺少傑出的翻譯人才,難以接續西方精神源頭和傳承歷史,這些都是中國基督教發展的“瓶頸”。

八、神學遠見不夠

           經常會看見信徒吵得不可開交。需要加強相互瞭解和尊重,需要學習合一。

九、缺乏系統性和連續性研究

           在中國的學術機構中,基督教研究缺乏系統性和連續性,綜述和引用、彙編較多,少有獨立成果。並且目前“自由派”學者的聲音最為突出。以筆者身邊為例,以德國 學者威爾豪森的“底本說”為依據,對基督教信仰的根基產生的解構,無人可以回應。而福音派領域的研究,則遙至無從尋覓。

結語

           以上所列,是挑戰,也是沉甸甸的負擔。但是,“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飽足”。參與研究基督教神學及其在中國的發展,不亞於被擄回歸的猶太人要搶在70年的期限之前修復被毀壞的聖殿,需要所羅巴伯和約書亞一樣的人的出現,為的是討上帝的喜悅,使人蒙拯救。

           福音已到中華,是該按才取份,為主奮興,賺取“銀子”的時節了。這是我們面臨的挑戰。真正的基督學人,實當效法施洗約翰,為福音在中華的廣傳,“修直主的路”。

作者是四川人,曾任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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