悖道後的恩典——多納派事件給當代教會的警示與啟迪(呂居)2020.01.12

 

本文原刊于《舉目》官網2020.01.12

呂居

一、前言

當一場大逼迫降臨在教會身上,會留下無數疤痕——裡面的和外面的。一場逼迫的結果,會產生一群聖徒式的人物,他們為了信仰,甘願放棄名譽地位或公職、福利、名譽、地位,活出成為美好的見證,像雲彩一樣圍繞著未來的教會聖徒。但同時也會產生另一個群體,就是那些迫不得已,出於現實考慮,違心簽字否認信仰,或受不住逼迫而妥協悖道的信徒;這些信徒遭受良心的譴責、聖靈的責備,在教會裡抬不起頭,有簽字的表格作為悖道的把柄,握在別人手中。

那些堅守信仰的信徒,完全有理由輕視這些軟弱悖道的信徒,認為他們貪愛世界、賣主賣友、不願背十字架,甚至不願意與他們同在一個教會聚會,更不願與他們同領聖餐。這些有過軟弱悖道經歷的信徒,倘若將來悔改後,被主呼召,成為教會工人,他們所祝禱的聖餐與施行的洗禮,屬靈功效是否會大打折扣呢?

類似情況在歷史上確實發生過,就是初代教會所經歷的多納派分裂(Donatist Schism)。雖然當時教會的處理並不成功,但這個先例卻可為今日教會的參考借鑒。下文通過對此歷史事件的剖析,再進一步參考當時北非希坡主教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所留下的文獻,來總結它對今日教會的警示與啟迪,並試圖尋找避免類似悲劇重演的可能途徑。

二、叛教者和多納派

初代教會在羅馬帝國的遭遇與現今教會的處境極為類似。從主後64年尼祿(Nero)縱火焚城並嫁禍基督徒起,到313年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頒佈米蘭敕令(Edict of Milan)止,其間羅馬帝國曾數度逼迫基督徒。早期的逼迫大都出自掌權者的個人好惡或利益需要,也有一些源自各地民眾偶發的情緒宣洩。由於帝國版圖遼闊,受逼迫的基督徒逃到其他地區仍有生存空間。

然而主後250年時情況開始惡化:皇帝德西烏斯(Decius)於是年一月諭令所有臣民必須在時限內向傳統神祗獻祭並吃喝祭品(註1)。一些信仰堅定的基督徒因拒絕合作而遭受迫害,甚至被殺,時任教皇的法比昂(Fabian)就是殉道者之一(註2)。在北非迦太基和亞歷山大地區,這敕令煽起當地民眾的反基督教情緒,故而逼迫一度極為嚴峻,讓那些倖免於難的基督徒心有餘悸,為後來多納派在這些地區的興起埋下伏筆。

主後303-305年,羅馬皇帝戴克里先(Diocletian)對境內基督徒展開新一輪迫害。北非行政長官採用寬嚴相濟的手段,基督徒只要象徵性地把聖經交出焚燒就可以過關,但拒絕合作者則被殘酷對待。北非的基督徒群體因而嚴重分歧:信仰堅定者遭受嚴厲迫害,從此在教義上激進極端;而不夠堅定者則妥協失節,被前者稱為“叛教者”( Traditores)。

Traditiore的拉丁文原型為transditio,是個複合字,由trans(給對方)和dare(雙手奉上)兩部分組成,合起來的意思是“雙手奉上,交給對方”,引申為叛教,特指那些在羅馬帝國威權下交出聖經的失節基督徒;也有的悖道者向政府供出基督徒名單,以求自保(註3)。現代英語中的Traitor (叛徒)和Treason(叛國)就直接源自此字根。戴克里先逼迫時期叛教的信徒不在少數,史學家沙夫這樣記載:“和此前的歷次逼迫類似,那些貪愛世俗勝於天國的人數非常之多,此外再加上叛教者這個新的階層,他們奉上聖經,交給異教政府,任由焚燒。”(註4)這些悖道者大部分都是普通信徒,但也有教會聖職人員,甚至包括部分主教。

戴克里先的逼迫如同黎明前的黑暗,並不持久。主後312年的米爾維安大橋戰役(Battle of the Milvian Bridge)促使君士坦丁歸向基督,313年他便頒佈米蘭敕令將基督教合法化,至此持續兩個半世紀的逼迫終於落下帷幕。之後政教關係更進一步戲劇性地翻轉:政府從逼迫變成守護教會;持守信仰不再為信徒帶來災禍,反倒成了進身之階。這種完全不同的社會氛圍使先前帝國加給教會的創傷浮現出來,並繼續撕裂,釀成影響深遠的多納派危機。

相對於叛教者,多納派(Donatists)由那些堅定基督徒所組成,他們寧願付上代價、甚至犧牲生命,也不願賣主賣友,其代表人物是撒拉戈撒的聖文森(Saint Vincent of Saragossa)。

在戴克里先逼迫時期,聖文森由於不願妥協而被捕入獄,羅馬官員百般威脅利誘,只要他象徵性地把聖經投入火中就可獲釋,但他不為所動。羅馬官員大怒之下把他綁在架子上,用鐵鉤拉抻他的軀體,再在傷口處撒鹽,然後燒紅鐵架,把他烙烤得奄奄一息後丟棄在瓦礫堆中獨自死去。他的屍首被裝入麻袋拋入海中,後來被基督徒們打撈起來安葬。聖文森在殉道過程中表現出的勇氣和安寧讓看守他的人敬佩折服、悔改信主(註5),多納派以他為典範,映襯出叛教者們的膽怯與失敗。

多納派的名稱源自一系列歷史事件:主後311年,迦太基主教職位出缺,塞西裡安(Caecilian)被選出接任,阿布薩戈主教菲利克斯(Felix of Abthungi)為他按立。菲利克斯在逼迫時期曾把聖經交出焚燒,而那些未曾在逼迫中失節者無法接受由叛教者按立的主教;他們堅持主張聖職人員的德行必須無可指摘,如此所執行的聖禮才有屬靈功效。於是這些反對者自行選出馬約裡努(Majorinus)為主教。後者很快於315年過世後,他們又另選出多納圖斯(Donatus)接任。多納圖斯以與主流教會抗衡的方式任迦太基“主教”近半世紀之久,他所領導的群眾就被稱為“多納派”(Donatists) (註6)。

主後四至五世紀,多納派活躍於今天北非地區的阿爾及利亞和突尼斯境內,他們與主張寬容的主流教會分歧日深,形成一股分裂勢力。多納派信徒一開始先訴諸帝國法律,質疑塞西裡安擔任聖職的合法性。為此羅馬政府和教會前後召開三次大公會議——313年在羅馬(Council of Rome)、314年在阿爾勒(Council of Arles)及316年在米蘭(Council of Milan)。三次的裁決都一致認為多納派站不住腳,尤其316年的米蘭大公會議是由君士坦丁大帝作出終審裁決。

多納派信徒拒絕接受這樣的結果,執意詆毀主流教會、反抗政府法律,散佈謠言攻擊羅馬皇帝。塞西裡安主教曾試圖挽回多納派,但多次努力均告失敗。此後多納派中的激進分子更逐漸訴諸暴力,襲擊主流教會主教,刺殺聖職人員。主後317年,君士坦丁頒佈諭令,嚴懲帝國境內擾亂秩序的極端分子,沒收多納派教會的產業。迦太基教區的多納派信徒拒絕交出教產,當地政府派兵鎮壓,部分多納派信徒被殺,聖職人員被流放。在此後的四五百年間,多納派信徒在北非地區薪火相傳、綿延不息,直到8世紀時當地被穆斯林佔領,多納派才最終銷聲匿跡。

奥古斯丁的思考與實踐

多納派盛行的地方正是奥古斯丁擔任主教的北非希坡地區,他因而參與了對多納派的處理,留下諸多寶貴文獻,對今天的教會仍有參考價值。

奥古斯丁早期對多納派包容寬仁,主張用愛來感化他們。他於主後396年寫給羅馬地方官尤西比烏斯(Eusebius)的信中說:“上帝知道,我的心意態度都趨向和平,我並不想違背任何的意願、強迫他們歸回大公教會團契,我只是想向那些陷在錯誤中的人澄清這一顯而易見的真理。”(註7)

在主後400年給多納派成員派迪裡安(Petilian)的信中,奥古斯丁又說:“我們既不會強迫著把你們綁到我們這裡,也無心殺害我們的仇敵;但我們向你們所做的,儘管有時違背你們本性的傾向,但都是出於對你們的愛,為的是讓你們自我糾錯,過歸正的生活……;當你們從異端中回轉的時候,你們就不再是我們所憎惡的,而成為我們所愛的。” (註8)

從現存的史料看,奥古斯丁的懷柔態度並沒有感動多納派。隨著時間推移,他們中間的激進勢力越來越趨於極端。從奥古斯丁和多納派人士的通信中可以看出,多納派中的極端分子(被叫作Circumcellions)帶著屬靈的傲慢,把大公教會的信徒視為糠秕,把自己視為麥子;他們不單要把糠秕從麥子中分離出去,而且要除盡糠秕(註9)。

為此這些極端分子多次採取暴力手段,殘忍伏擊巡迴途中的主教,血腥毆打神職人員,打傷打殘教會信徒,縱火焚燒教會建築(註10)。他們甚至在希坡城附近試圖謀殺奥古斯丁本人,而後者恰好迷路才得以倖免(註11)。多納派信徒非但不譴責暴力,反倒尊奉這些極端分子為英雄;他們的惡劣行徑激起正統教會信徒的反感,也招致羅馬政府的大力鎮壓。這些現象讓奥古斯丁對多納派的態度逐漸從寬柔以教轉為強力脅迫,他並找出三處聖經依據來合理化自己論點:

1. 路加福音14章23節,主人吩咐僕人到外面“……勉強人進來”赴席;

2. 大公教會糾正多納派,可以類比為撒拉對使女夏甲的管教與懲戒(參《創》16:1-6; 《加》4:21-31);

3. 上帝使用強力,把掃羅從馬背上摔下來,促使他悔改(參《徒》9:3-7)(註12)。

從教義神學角度分析,奥古斯丁認為多納派並非異端,與亞流主義(Arianism)不同:亞流主義在聖子神性、三位一體等核心教義方面與大公信仰相左,即便他們非常願意與大公教會合一,但終因核心信仰不同而被逐出教會;而多納派對聖父、聖子、聖靈的信仰與大公教會完全一致(註13),大公教會也盡力想與他們合一,但因著教會觀、聖禮觀的不同,多納派拒絕與大公教會合一,最終淪入極端的境地。

奥古斯丁認定多納派違背了《以弗所書》4章2-3節的教導: “凡事謙虛、溫柔、忍耐,用愛心互相寬容,用和平彼此聯絡,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奥古斯丁認為,多納派違背寬容精神,決意從大公教會團契中分離出去,他們因此“……墜入分裂的黑暗之中,泯滅了基督徒的仁愛之光” (註14)。

奥古斯丁非常看重教會的合一,他堅信“唯有在教會的合一之中,基督徒的仁愛才能得以保全”(註15)。他責備多納派:“細數使徒保羅所提到的各樣美德,忍耐、仁愛、靈裡的合一、和平。這些都是那裡所提到的聖靈的果子,但你們並不擁有聖靈。你們從教會退出的時候,你們有忍耐嗎?你們離棄基督眾肢體的時候,你們有愛心嗎?在你們褻瀆的分離中,你們哪裡還有殘存的合一?在你們不虔不敬的雜音中,哪裡還有和平?”

多納派指責叛教者是賣主賣友的猶大,但奥古斯丁針鋒相對,認為多納派中的極端分子才是猶大,因為他們“背叛了聖書上的教導”,沒有追隨基督的榜樣:基督為猶大洗腳,基督與猶大一同用餐,但這些多納派極端分子甚至不願意接納願意悔改的悖道者,這種做法完全違背了基督的精神。

奥古斯丁直接回應了多納派關於聖禮有效性的質疑。多納派認為聖禮的有效性取決於聖職人員的節操德行,奥古斯丁則主張因功生效(ex opereoperato)的聖禮觀:聖禮的有效性並不在於受禮者或執禮者的資格,而完全取決於基督的救贖之功;只要受禮者預備信心,聖禮被客觀執行,就應視為有效。也就是說,即便執行聖禮的主教陷溺於道德或屬靈罪污之中,他所施行的聖禮依然具有屬靈效力。奥古斯丁的聖禮觀後來成為大公教會的主流觀點,幫助大公教會佔據理論優勢,遏制了多納分裂勢力對教會的進一步侵害,也為後世教會應對類似挑戰提供了豐富的資源借鑒。

四、知往鑒今

多納派從威武不屈、至死忠心的聖徒,淪為自義暴虐、分裂教會的罪人,實在是令人扼腕歎息的一個悲劇,但這段歷史可為今日教會的借鏡。

隔著時空的距離,存著憐憫的心腸,我們看到多納派與叛教者都是世俗強權逼迫教會的受害者。受害者之間彼此繼續傷害,這會讓玩弄權術者幸災樂禍,也會讓肢體骨肉痛徹心肺。

筆者有理由相信,當代一些在大逼迫中的教會正在經歷黎明前的黑暗。一旦政治環境突然寬鬆,我們中間曾經承受苦難、堅守信仰的人能否理性看待政教關係,與逼迫過他們的世俗政權和平相處?而我們中間曾經軟弱、否認過信仰的人,能否經過一定悔改程序,被諒解接納,重新回歸教會團契?無論如何,讓我們謹記奥古斯丁在歷史深處提醒我們的聖經原則:“凡事謙虛、溫柔、忍耐,用愛心互相寬容,用和平彼此聯絡,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弗4:2-3)。

作者來自江蘇,西敏神學院畢業,目前在Columbi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教授神學。

註:

  1. David S. Potter, The Roman Empire at Bay AD 180-395 (Routledge, 2004) p.241.
  2. Chris Scarre, Chronicle of the Roman Emperors: the reign-by-reign record of the rulers of Imperial Rome (Thames & Hudson, 1995) p.170.
  3. 參見Merriam-Webster Dictionary 韋氏字典。
  4. Philip Schaff,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vol. 2,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10) p.69.
  5. Fr. Paolo O. Pirlo, SHMI, “St. Vincent”, My First Book of Saints (Quality Catholic Publications, 1997) p.26.
  6. 參看 Geoffrey G. Willis, Saint Augustine and the Donatist Controversy(Wipf and Stock Publishers: Eugene, OR 1950) P.1-25.
  7. Augustine, Letter 34.1 http://www.newadvent.org/fathers/1102.htm
  8. Augustine, The Letter of Petilian, the Donatist II, 585 http://www.newadvent.org/fathers/14092.htm.
  9. Augustine, The Correction of the Donatists (Aeterna Press, 2014) 4.16, p.639.
  10. Ibid, 7.27-30, p.634-644.
  11. Augustine, The Augustine Catechism (New City Press, Hyde Park, New York 1999) p.47.
  12. 這三處資料依據分別出自:Augustine, Letter 93.5, 380; The City of God Against the Paga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636-638; The Correction of the Donatists 6.23, 642.
  13. Augustine, The Correction of the Donatists (Aeterna Press, 2014) 7.27-30, p.633.
  14. Ibid, p.649-650.

15.Augustine, Answer to the Letters of Petilian, the Donatist II (Aeterna Press, 2014) p.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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