悖道后的恩典——多纳派事件给当代教会的警示与启迪(吕居)2020.01.12

本文原刊于《举目》官网2020.01.12

吕居

一、前言

当一场大逼迫降临在教会身上,会留下无数疤痕——里面的和外面的。一场逼迫的结果,会产生一群圣徒式的人物,他们为了信仰,甘愿放弃名誉地位或公职、福利、名誉、地位,活出成为美好的见证,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未来的教会圣徒。但同时也会产生另一个群体,就是那些迫不得已,出于现实考虑,违心签字否认信仰,或受不住逼迫而妥协悖道的信徒;这些信徒遭受良心的谴责、圣灵的责备,在教会里抬不起头,有签字的表格作为悖道的把柄,握在别人手中。

那些坚守信仰的信徒,完全有理由轻视这些软弱悖道的信徒,认为他们贪爱世界、卖主卖友、不愿背十字架,甚至不愿意与他们同在一个教会聚会,更不愿与他们同领圣餐。这些有过软弱悖道经历的信徒,倘若将来悔改后,被主呼召,成为教会工人,他们所祝祷的圣餐与施行的洗礼,属灵功效是否会大打折扣呢?

类似情况在历史上确实发生过,就是初代教会所经历的多纳派分裂(Donatist Schism)。虽然当时教会的处理并不成功,但这个先例却可为今日教会的参考借鉴。下文通过对此历史事件的剖析,再进一步参考当时北非希坡主教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所留下的文献,来总结它对今日教会的警示与启迪,并试图寻找避免类似悲剧重演的可能途径。

二、叛教者和多纳派

初代教会在罗马帝国的遭遇与现今教会的处境极为类似。从主后64年尼禄(Nero)纵火焚城并嫁祸基督徒起,到313年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颁布米兰敕令(Edict of Milan)止,其间罗马帝国曾数度逼迫基督徒。早期的逼迫大都出自掌权者的个人好恶或利益需要,也有一些源自各地民众偶发的情绪宣泄。由于帝国版图辽阔,受逼迫的基督徒逃到其他地区仍有生存空间。

然而主后250年时情况开始恶化:皇帝德西乌斯(Decius)于是年一月谕令所有臣民必须在时限内向传统神祗献祭并吃喝祭品(注1)。一些信仰坚定的基督徒因拒绝合作而遭受迫害,甚至被杀,时任教皇的法比昂(Fabian)就是殉道者之一(注2)。在北非迦太基和亚历山大地区,这敕令煽起当地民众的反基督教情绪,故而逼迫一度极为严峻,让那些幸免于难的基督徒心有余悸,为后来多纳派在这些地区的兴起埋下伏笔。

主后303-305年,罗马皇帝戴克里先(Diocletian)对境内基督徒展开新一轮迫害。北非行政长官采用宽严相济的手段,基督徒只要象征性地把圣经交出焚烧就可以过关,但拒绝合作者则被残酷对待。北非的基督徒群体因而严重分歧:信仰坚定者遭受严厉迫害,从此在教义上激进极端;而不够坚定者则妥协失节,被前者称为“叛教者”( Traditores)。

Traditiore的拉丁文原型为transditio,是个复合字,由trans(给对方)和dare(双手奉上)两部分组成,合起来的意思是“双手奉上,交给对方”,引申为叛教,特指那些在罗马帝国威权下交出圣经的失节基督徒;也有的悖道者向政府供出基督徒名单,以求自保(注3)。现代英语中的Traitor (叛徒)和Treason(叛国)就直接源自此字根。戴克里先逼迫时期叛教的信徒不在少数,史学家沙夫这样记载:“和此前的历次逼迫类似,那些贪爱世俗胜于天国的人数非常之多,此外再加上叛教者这个新的阶层,他们奉上圣经,交给异教政府,任由焚烧。”(注4)这些悖道者大部分都是普通信徒,但也有教会圣职人员,甚至包括部分主教。

戴克里先的逼迫如同黎明前的黑暗,并不持久。主后312年的米尔维安大桥战役(Battle of the Milvian Bridge)促使君士坦丁归向基督,313年他便颁布米兰敕令将基督教合法化,至此持续两个半世纪的逼迫终于落下帷幕。之后政教关系更进一步戏剧性地翻转:政府从逼迫变成守护教会;持守信仰不再为信徒带来灾祸,反倒成了进身之阶。这种完全不同的社会氛围使先前帝国加给教会的创伤浮现出来,并继续撕裂,酿成影响深远的多纳派危机。

相对于叛教者,多纳派(Donatists)由那些坚定基督徒所组成,他们宁愿付上代价、甚至牺牲生命,也不愿卖主卖友,其代表人物是撒拉戈撒的圣文森(Saint Vincent of Saragossa)。

在戴克里先逼迫时期,圣文森由于不愿妥协而被捕入狱,罗马官员百般威胁利诱,只要他象征性地把圣经投入火中就可获释,但他不为所动。罗马官员大怒之下把他绑在架子上,用铁钩拉抻他的躯体,再在伤口处撒盐,然后烧红铁架,把他烙烤得奄奄一息后丢弃在瓦砾堆中独自死去。他的尸首被装入麻袋抛入海中,后来被基督徒们打捞起来安葬。圣文森在殉道过程中表现出的勇气和安宁让看守他的人敬佩折服、悔改信主(注5),多纳派以他为典范,映衬出叛教者们的胆怯与失败。

多纳派的名称源自一系列历史事件:主后311年,迦太基主教职位出缺,塞西里安(Caecilian)被选出接任,阿布萨戈主教菲利克斯(Felix of Abthungi)为他按立。菲利克斯在逼迫时期曾把圣经交出焚烧,而那些未曾在逼迫中失节者无法接受由叛教者按立的主教;他们坚持主张圣职人员的德行必须无可指摘,如此所执行的圣礼才有属灵功效。于是这些反对者自行选出马约里努(Majorinus)为主教。后者很快于315年过世后,他们又另选出多纳图斯(Donatus)接任。多纳图斯以与主流教会抗衡的方式任迦太基“主教”近半世纪之久,他所领导的群众就被称为“多纳派”(Donatists) (注6)。

主后四至五世纪,多纳派活跃于今天北非地区的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境内,他们与主张宽容的主流教会分歧日深,形成一股分裂势力。多纳派信徒一开始先诉诸帝国法律,质疑塞西里安担任圣职的合法性。为此罗马政府和教会前后召开三次大公会议——313年在罗马(Council of Rome)、314年在阿尔勒(Council of Arles)及316年在米兰(Council of Milan)。三次的裁决都一致认为多纳派站不住脚,尤其316年的米兰大公会议是由君士坦丁大帝作出终审裁决。

多纳派信徒拒绝接受这样的结果,执意诋毁主流教会、反抗政府法律,散布谣言攻击罗马皇帝。塞西里安主教曾试图挽回多纳派,但多次努力均告失败。此后多纳派中的激进分子更逐渐诉诸暴力,袭击主流教会主教,刺杀圣职人员。主后317年,君士坦丁颁布谕令,严惩帝国境内扰乱秩序的极端分子,没收多纳派教会的产业。迦太基教区的多纳派信徒拒绝交出教产,当地政府派兵镇压,部分多纳派信徒被杀,圣职人员被流放。在此后的四五百年间,多纳派信徒在北非地区薪火相传、绵延不息,直到8世纪时当地被穆斯林占领,多纳派才最终销声匿迹。

奥古斯丁的思考与实践

多纳派盛行的地方正是奥古斯丁担任主教的北非希坡地区,他因而参与了对多纳派的处理,留下诸多宝贵文献,对今天的教会仍有参考价值。

奥古斯丁早期对多纳派包容宽仁,主张用爱来感化他们。他于主后396年写给罗马地方官尤西比乌斯(Eusebius)的信中说:“上帝知道,我的心意态度都趋向和平,我并不想违背任何的意愿、强迫他们归回大公教会团契,我只是想向那些陷在错误中的人澄清这一显而易见的真理。”(注7)

在主后400年给多纳派成员派迪里安(Petilian)的信中,奥古斯丁又说:“我们既不会强迫着把你们绑到我们这里,也无心杀害我们的仇敌;但我们向你们所做的,尽管有时违背你们本性的倾向,但都是出于对你们的爱,为的是让你们自我纠错,过归正的生活……;当你们从异端中回转的时候,你们就不再是我们所憎恶的,而成为我们所爱的。” (注8)

从现存的史料看,奥古斯丁的怀柔态度并没有感动多纳派。随着时间推移,他们中间的激进势力越来越趋于极端。从奥古斯丁和多纳派人士的通信中可以看出,多纳派中的极端分子(被叫作Circumcellions)带着属灵的傲慢,把大公教会的信徒视为糠秕,把自己视为麦子;他们不单要把糠秕从麦子中分离出去,而且要除尽糠秕(注9)。

为此这些极端分子多次采取暴力手段,残忍伏击巡回途中的主教,血腥殴打神职人员,打伤打残教会信徒,纵火焚烧教会建筑(注10)。他们甚至在希坡城附近试图谋杀奥古斯丁本人,而后者恰好迷路才得以幸免(注11)。多纳派信徒非但不谴责暴力,反倒尊奉这些极端分子为英雄;他们的恶劣行径激起正统教会信徒的反感,也招致罗马政府的大力镇压。这些现象让奥古斯丁对多纳派的态度逐渐从宽柔以教转为强力胁迫,他并找出三处圣经依据来合理化自己论点:

1. 路加福音14章23节,主人吩咐仆人到外面“……勉强人进来”赴席;

2. 大公教会纠正多纳派,可以类比为撒拉对使女夏甲的管教与惩戒(参《创》16:1-6; 《加》4:21-31);

3. 上帝使用强力,把扫罗从马背上摔下来,促使他悔改(参《徒》9:3-7)(注12)。

从教义神学角度分析,奥古斯丁认为多纳派并非异端,与亚流主义(Arianism)不同:亚流主义在圣子神性、三位一体等核心教义方面与大公信仰相左,即便他们非常愿意与大公教会合一,但终因核心信仰不同而被逐出教会;而多纳派对圣父、圣子、圣灵的信仰与大公教会完全一致(注13),大公教会也尽力想与他们合一,但因着教会观、圣礼观的不同,多纳派拒绝与大公教会合一,最终沦入极端的境地。

奥古斯丁认定多纳派违背了《以弗所书》4章2-3节的教导: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奥古斯丁认为,多纳派违背宽容精神,决意从大公教会团契中分离出去,他们因此“……坠入分裂的黑暗之中,泯灭了基督徒的仁爱之光” (注14)。

奥古斯丁非常看重教会的合一,他坚信“唯有在教会的合一之中,基督徒的仁爱才能得以保全”(注15)。他责备多纳派:“细数使徒保罗所提到的各样美德,忍耐、仁爱、灵里的合一、和平。这些都是那里所提到的圣灵的果子,但你们并不拥有圣灵。你们从教会退出的时候,你们有忍耐吗?你们离弃基督众肢体的时候,你们有爱心吗?在你们亵渎的分离中,你们哪里还有残存的合一?在你们不虔不敬的杂音中,哪里还有和平?”

多纳派指责叛教者是卖主卖友的犹大,但奥古斯丁针锋相对,认为多纳派中的极端分子才是犹大,因为他们“背叛了圣书上的教导”,没有追随基督的榜样:基督为犹大洗脚,基督与犹大一同用餐,但这些多纳派极端分子甚至不愿意接纳愿意悔改的悖道者,这种做法完全违背了基督的精神。

奥古斯丁直接回应了多纳派关于圣礼有效性的质疑。多纳派认为圣礼的有效性取决于圣职人员的节操德行,奥古斯丁则主张因功生效(ex opereoperato)的圣礼观:圣礼的有效性并不在于受礼者或执礼者的资格,而完全取决于基督的救赎之功;只要受礼者预备信心,圣礼被客观执行,就应视为有效。也就是说,即便执行圣礼的主教陷溺于道德或属灵罪污之中,他所施行的圣礼依然具有属灵效力。奥古斯丁的圣礼观后来成为大公教会的主流观点,帮助大公教会占据理论优势,遏制了多纳分裂势力对教会的进一步侵害,也为后世教会应对类似挑战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借鉴。

四、知往鉴今

多纳派从威武不屈、至死忠心的圣徒,沦为自义暴虐、分裂教会的罪人,实在是令人扼腕叹息的一个悲剧,但这段历史可为今日教会的借镜。

隔着时空的距离,存著怜悯的心肠,我们看到多纳派与叛教者都是世俗强权逼迫教会的受害者。受害者之间彼此继续伤害,这会让玩弄权术者幸灾乐祸,也会让肢体骨肉痛彻心肺。

笔者有理由相信,当代一些在大逼迫中的教会正在经历黎明前的黑暗。一旦政治环境突然宽松,我们中间曾经承受苦难、坚守信仰的人能否理性看待政教关系,与逼迫过他们的世俗政权和平相处?而我们中间曾经软弱、否认过信仰的人,能否经过一定悔改程序,被谅解接纳,重新回归教会团契?无论如何,让我们谨记奥古斯丁在历史深处提醒我们的圣经原则:“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弗4:2-3)。

作者来自江苏,西敏神学院毕业,目前在Columbi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教授神学。

注:

  1. David S. Potter, The Roman Empire at Bay AD 180-395 (Routledge, 2004) p.241.
  2. Chris Scarre, Chronicle of the Roman Emperors: the reign-by-reign record of the rulers of Imperial Rome (Thames & Hudson, 1995) p.170.
  3. 参见Merriam-Webster Dictionary 韦氏字典。
  4. Philip Schaff,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vol. 2,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10) p.69.
  5. Fr. Paolo O. Pirlo, SHMI, “St. Vincent”, My First Book of Saints (Quality Catholic Publications, 1997) p.26.
  6. 参看 Geoffrey G. Willis, Saint Augustine and the Donatist Controversy(Wipf and Stock Publishers: Eugene, OR 1950) P.1-25.
  7. Augustine, Letter 34.1 http://www.newadvent.org/fathers/1102.htm
  8. Augustine, The Letter of Petilian, the Donatist II, 585 http://www.newadvent.org/fathers/14092.htm.
  9. Augustine, The Correction of the Donatists (Aeterna Press, 2014) 4.16, p.639.
  10. Ibid, 7.27-30, p.634-644.
  11. Augustine, The Augustine Catechism (New City Press, Hyde Park, New York 1999) p.47.
  12. 这三处资料依据分别出自:Augustine, Letter 93.5, 380; The City of God Against the Paga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636-638; The Correction of the Donatists 6.23, 642.
  13. Augustine, The Correction of the Donatists (Aeterna Press, 2014) 7.27-30, p.633.
  14. Ibid, p.649-650.

15.Augustine, Answer to the Letters of Petilian, the Donatist II (Aeterna Press, 2014) p.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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