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住在哥譚巿?——電影《小丑》裡的結構性罪惡(王星然)2020.2.03

 

 

王星然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言與思”欄目2020.2.03

第92屆奧斯卡獎近日公布了入圍名單,Joaquin Phoenix主演的《小丑》(Joker)入圍11項(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導演、及最佳男主角等大獎),成為本屆呼聲最高的贏家。《小丑》去年就獲得了威尼斯影展金獅獎,年初金球奬又把最佳男主角(戲劇類電影)頒給了它,Joaquin Phoenix震撼人心的演出是全劇的靈魂,得奬的確實至名歸,相信問鼎奧斯卡也是指日可待。

《小丑》從去年10月上映至今,在全球締造了超過10億美元的驚人票房,中外影壇引起了廣泛的迴響,影評家從心理學、倫理學、社會學、哲學、美學、戲劇學等各種角度切入,分析它角色的實驗性、遊走於現實與幻想的燒腦劇情、與眾不同的拍攝手法、和深度的議題設定……

華人教會界也不例外,不少朋友引經據典,各抒己見。這是一部現象級的作品,值得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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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tham City

我想談談影片的背景Gotham City(以下稱哥譚巿)和導演企圖在其中呈現的一種結構性的罪惡。

漫威漫畫(DC Comics)從第四集開始為《蝙蝠俠》打造了一座哥譚巿。Gotham 來自古英文,意指Goat’s Town(山羊鎮),中古世紀民間傳說的Gotham小鎮,鎮上充滿了愚昧的粗人(因為山羊被認為是一種很愚笨的動物)。

從《小丑》場景的鋪陳來看,鏡頭下的哥譚巿陰暗、冰冷、腐臭、髒亂,到處都是垃圾,牆壁都是塗鴉,没人在乎,没有溫度,整個社會呈現一種病態壓抑的氛圍。《蝙蝠俠》漫畫編輯聲稱哥譚巿反映了紐約社會最醜惡的一面(註1),我認為它折射出一種罪惡的結構性和公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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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惡的結構性

罪,當然有其“個人”的面向,透過十誡,上帝清楚地讓我們看到個體的罪;但很多時候聖經也明顯地描述罪惡的結構性(structural evil)或系統性(systemic evil),這種罪不是個人的,是集體的(corporate),如《創世記》裡的所多瑪/蛾摩拉、《以西結書》裡的推羅/西頓、《約拿記》裡的尼尼微……

民族、國家、城巿、社會產生出集體的惡,常讓上帝不得不透過先知發出審判的警告。

先知那鴻形容尼尼微城是“流人血的城”,充滿了強暴、詐欺,和淫亂。(參《鴻》3:1-4),以致於上帝吩咐先知約拿“你起來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為他們的惡達到我面前。”(《拿》1:2)

《摩登時代》

《小丑》值得探討之處,就是哥譚巿展現的這種結構性、系統性的惡。

小丑有一段悲慘的童年,母親任由男友虐待他,造成腦部永久創傷,他的顛笑症使他常無法自制地大笑,小丑每天要吃7種不同的藥,來控制他的精神疾病。

電影開始,我們看到的小丑是很努力的,他立志要成為一個帶給世人歡樂的脫口秀演員,然而整座冰冷的哥譚巿,不僅没有人願意伸手幫助他,還使勁將他推入萬丈深淵。

在地鐵裡,小丑顛笑症發作,被三個高富帥欺凌,他們都是韋恩企業旗下白領菁英——人生勝利組的代表,衣冠楚楚卻是欺壓弱勢的敗類。

小丑誤認韋恩集團總裁Thomas Wayne是他的生父(註2),被他百般羞辱,甚至拳腳相向。小丑卑微地說:“我只是想要一個擁抱。”

Thomas Wayne競選哥譚巿巿長,在自家廈裡舉行“慈善”晚宴,沽名釣譽為選舉造勢,名流權貴,冠蓋雲集。可是畫面一切,宴會的外場,卻是民怨四起,仇富的巿民帶著小丑面具,走上街頭,激烈抗爭。

極盡諷刺的是,晚宴裡正在播放卓別林的《摩登时代》,這一部電影正好講述的是20世紀30年代美國經濟大蕭條,一個底層工人被剝削壓榨,最後發瘋進了精神病院……宴會裡,上流人士被卓別林逗得哈哈大笑,他們不僅看不懂《摩登时代》的微言大義,更對場外的抗爭無動於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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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荒謬,《摩登时代》的故事原是一齣悲劇,卻被哥譚巿的上流人士看成了喜劇。小丑這麼說:“我原以為我的人生是一齣悲劇,但没想到它變成了一齣喜劇。”這是悲劇中的悲劇!

小丑不是單數

很慶幸,導演和編劇並非只是一味責怪刻板印象裡的權貴階級,若是那樣,就太cliché(老套)了!

從搶廣告牌的小混混、公車上嫌惡精神病患的小孩媽媽、冷漠的巿府社工師、笑裡藏刀的同事、没有憐憫的老闆、偽善的脫口秀主持人……所有人都參與了對小丑的迫害,每個人都踢了他一腳。

導演Todd Philips說:“小丑要探討的是一個人面臨社會邊緣而被逼著走上犯罪道路的過程。”整個哥譚巿對於精神病患的歧視,對於弱勢群體的欺凌,是結構性的一種扭曲的文化,讓身處其中的小丑不可能有翻轉的餘地,只能被迫向下沉淪。

電影讓我們看到,小丑不是單數,人人戴上面具,小丑何必有名?——都是傷心人,都是遭社會遺棄的邊緣人。《小丑》控訴的不是來自某個人的罪惡,《小丑》是一個社會敍事,它展現的是集體的惡,狂暴不可遏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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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的審判

聖經裡,上帝的審判常臨到一個集體,因為集體裡的每一份子都有責任,每個人或多或少都參與了她的罪惡,形塑了她的文化,都脫離不了干係。

先知但以理很清楚這種結構性的集體罪惡,因此當他看到耶利米論耶路撒冷的預言時,他代表整個家族國族,向神認罪:

“我們犯罪作孽,行惡叛逆,偏離你的誡命、典章,沒有聽從你僕人眾先知奉你名向我們君王、首領、列祖和國中一切百姓所說的話。主啊,你是公義的,我們是臉上蒙羞的,因我們猶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並以色列眾人——或在近處或在遠處被你趕到各國的人,都得罪了你,正如今日一樣。主啊,我們和我們的君王、首領、列祖因得罪了你,就都臉上蒙羞。”(《但》9:5-8)

從常人的角度來看,但以理何其無辜?他那麼敬虔愛主,大可置身事外,但他清楚在這共犯結構裡,他一樣受上帝的審判。

在結構性的罪惡裡,没有人是無辜的。以納粹大屠殺為例,至少有四層的共犯結構體系:

  • 下令建造死亡集中營的希特勒(君王或立法者);
  • 執行命令的指揮官和整個軍隊體系(漢娜鄂蘭稱之為“邪惡的平庸”);
  • 明明知道納粹在行惡,卻置之不理的社會菁英;
  • 佯裝無知,明哲保身的平民百姓。

如果以為上帝只審判我個人犯的罪,不會因為整體社會之惡而究責我,需要再思。

恩典做王

試看《羅馬書》第5章,保羅將福音展開,讓我們看到罪——不只是個人的,更是集體的。

“罪是從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從罪來的,於是死就臨到眾人,因為眾人都犯了罪……連那些不與亞當犯一樣罪過的,也在它的權下。”

人有罪,不單是由於他自己犯罪。在上帝的眼中,因著亞當,全人類都陷在罪裡,都是罪人。而且這種從亞當而來的罪性是一種權勢,一種結構,一種系統,使得人毫無招架之力,更遑論自救。

這個論述比那些只提倡社會改革的拉美解放神學更加激烈。這不是說我們不需要看到社會問題,針砭時事,參與改革(基督徒行義責無旁貨),而是面對結構性的罪惡,聖經早就預示了人的有限和失敗。

如果教會没有看到罪的公共性,其實我們並不認識福音的全貌。而一個只專注個人得救和門訓,缺乏公共神學討論的教會,在這個緊密聯結的地球村裡,更無法與世代對話。

 “因一次的過犯(亞當),眾人都被定罪;照樣,因一次的義行(基督),眾人也就被稱義得生命了……

結構性的罪惡是令人絕望的,哥譚巿是令人窒息的。但是,基督在恩典中作王,打破一切系統的、結構的罪惡轄制,赐给世人永远的生命。

 

 

註1:有關哥譚巿起源的討論,詳見紐約巿立圖書館的這篇文章https://www.nypl.org/blog/2011/01/25/so-why-do-we-call-it-gotham-anyway

註2:Thomas Wayne是韋恩集團總裁他的生父,也是蝙蝠俠的父親,小丑的母親曾在韋恩集團工作,因而戀上了Thomas Wayne,她告訴兒子Thomas Wayne是他父親。Thomas Wayne卻告訴小丑他母親有精神病,而他是領養的。但電影最後導演留下一手伏筆,母親留下了一張年輕時的照片,背面Thomas Wayne寫上了給他的愛語。到底小丑是否真是Thomas Wayne,蝙蝠俠的哥哥,導演給了一個開放式的想像空間。

1 Comment

  1. 简单来说就是“累积”的力量,积善成天国,积恶成地狱。如果有什么分别,也只是看我们自己选择站在哪一个立场,或者说是在哪一个立场上的比例比较多。反正上帝公平,于其要求教会,不如认识自己不过也只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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