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殿、真道与城墙 ——四川震后365天

王怡

本文原刊于《举目》37期

         从《以斯拉记》到《尼希米记》,被掳的以色列人有三波归 回运动。这三波归回运动,每一次都得到了世俗情势的配合,和君王的首肯。每一次也都指向一个复兴与重建的主题:大卫王的子孙所罗巴伯,领着民众修建了圣 殿;大祭司亚伦和撒督的后代以斯拉,恢复讲解神的律法;而后,尼希米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城墙。

       而圣殿是生命开始、事奉出发的地方。

灾区事工是一面镜子

       让我们把目光转向中国。如果将1949年到1979年这30年,看作中国教会在逼迫中持守祭坛、养成生命根基的时代,将1979年到2009年,看作“在辖 制之中稍稍复兴”的30年,那么,我们看见,2008年5月12日的四川大地震,无论对中国教会来说,还是对世俗政权而言,似乎都是一个象征性的转折。

        对教会来说,教会浮出水面,参与社会,成了一个规模化的公共事件。家庭教会在参与灾区重建的过程中,整体上已无法隐藏,亦不可隐藏。在2008年5、6月 份,据四川教会估算,来川的海内外基督徒志愿者,约有10万到20万人,占志愿者的10%-20%。到2009年春节前,据参加基督徒灾区事工联席会的当 地同工估算,春节期间仍留在四川的志愿者中,基督徒比例已超过了90%。

         大地震引发的这场社会参与浪潮,除规模化和公开性外,凸显出第三个特点,即持续性。灾后重建和基督徒,在政府和公众眼里,成了两个联系紧密的词。也就是说,2008年政教关系的变迁,包括家庭教会的合法性成为公共议 题,都与基督徒在灾后重建中,突出的身分与彰显信仰实践,有很大关系。

        教会与社会的关系,开始进入新的时代。

       从旧约启示 的应用上说,从圣殿到城墙,就是从建造教会,到祝福社会;从内心信仰,到宗教实践。从社会学的视野说,这一年的意义,就是教会从一个边缘的、受压迫的奴仆 地位,开始向着一个主流社会的位分转变。基督徒群体要开始从一个完整的信仰出发,建立起一整套公开化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及行为与交往模式,从而完成从秘密 团体到“亚社会”的形成。

        所谓“城墙”,在今日,并不是指将教会与社会分隔开来的墙,而是指能将基督徒的信仰与生活范式,与世俗的生活范 式及其意识形态区分开来的墙,从而形成的一个公开化的“基督徒亚社会”。这是对信徒的生活、家庭和信仰的圣洁与独特性的保护,也是以“基督徒亚社会”影响 “全社会”的必经之路。

        参与灾后重建,促进了教会的社会化过程。笔者明显地看到,无论是在属灵的领导力、金钱的奉献和各类资源的运用上,这一轮社会参与,都呈现出四个特点:

        第一,以家庭教会为重心。

        第二,以家庭教会中新兴的城市教会为重心。

        第三,以家庭教会背景的、非教会的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机构、团队为重心。

        第四,以非直接宣教的社会事工或福音预工为中心。

        这几个特征,很大程度上,折射出中国教会的走向。

        另外可看出的几点是:

        第一,“三自”系统,尽管在教会的公开性和各类资源上,都有家庭教会所没有的优势,但三自系统并没有成为灾后参与的主要力量。这表明城墙的事工,必然是圣殿建造和真道扎根的延伸。得到政府的公开承认,并不等于“社会化”了。

         第二,以河南教会为主的团队型系统,以及温州教会系统,是中国家庭教会前30年的主体力量之一。但这次尽管这两大系统在灾区有积极的参与,但仍不是灾区事工 的主导力量。这表明,金字塔式的、家族式的,及不成熟的主教制(带领人)的大型教会治理系统,与中国改革30年来形成的多元化的民间社会及其精神资源,不 能完全配合。因此,要这样的系统在一个“开放社会”中担当属灵的职分,可能有较大的困难。

        第三,在神学上持守基要主义、分离主义或小群主义的,以及受灵恩运动影响的教会系统,也不是这一轮基督徒社会参与的主流。

        灾 区事工其实是一面镜子,也是上帝建造中国教会的一个管道。观察震后的救助与重建工作,笔者看到家庭教会正处于一个大时代的开端,处于一次充满嬗变、阵痛、 试探与祝福的大转型之中。这对家庭教会的神学立场、属灵观和教会建造,将产生巨大的挑战。教会之于世俗社会的公共意义,也将发生改观。

        这一年,有无数信徒委身灾区,使主基督耶稣在他们身上得着当得的荣耀。但在群体性的同工上,灾区事工中出现的问题、争战、冲突,如传福音的方式,与灾区救助 的关系,对灾难的理解,及教会、机构、团队与灾区、社会和政府的关系,都可能混乱多于秩序,分离多于同工。笔者看见,许多团队因为在真理、异象、属灵传 统、工作方式、金钱管理、权柄与次序上的冲突,走向解散、分裂(尽管这些弟兄姊妹在经历挫败、委屈之后,大多仍在灾区坚持服事)。

         这样大 规模的灾区事工,其实是对一个跨教会的基督徒群体的考验和彩排。一年下来看彩排结果,笔者的结论是,中国虽有高达八九千万的基督徒,但还远远没有形成一个 “亚社会”。若我们可夸口的,只是个人见証的汇集,而非一个因真理而在爱中联结的“基督徒社会”的群体性见証;若我们未能让此群体性见証,如城墙一般,将 我们与其他亚社会群体的公共生活及交往方式区别开来,那么我们仍旧是失败的。

基督徒的NGO元年

         城市教会从人数上来讲,远不如乡村教会。但其社会地位、资讯与资源,及各方面的介入能力并不小。在神学立场和属灵观上,这类教会受基要主义与分离主义的影响 较小,而受归正信仰、基督徒的文化使命观、及洛桑会议呼召基督徒社会参与的立场的影响较大。当这类教会积极参与赈灾时,就会出现“机构”(乡村教会阶段, 不太可能产生机构)。这种机构,属于NGO,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即非政府组织。基督徒NGO的出现,是教会社会化的结果。

         2008年5到8月,笔者在“彩虹重建”平台服事 时,与另一位弟兄轮流撰写每日的灾区事工简报与分析,得知有人说2008年是中国的NGO元年,因为有超过100万的民间志愿者到达四川,这是改革30年 最了不起的成就。而在民间力量的自我动员与参与中,家庭教会又扮演了一个显著角色。当时笔者感恩地写下,“2008年将成为中国基督徒的NGO元年”。

         赈灾第一阶段的志愿者,很多是受教会差派的。随后,因为情况的需要,机构的形成就有了可能。尽管注册很难,但9月之后留下来的团队,基本上都发展、整合为各 种正式或非正式机构。或者,注册为公司,按营利性的身分,运作非营利的事工。到2009年初,已少有教会新增派来的志愿者团队。

        以成都本地教会为例, “基督徒爱心行动”、“基督徒救助协会”、“香柏领导力”、“圣爱基金会”、“生命力”、“迦南美地”、“帐篷之家”、“牧者心理咨询”等,大约十余个组 织,及许多非正式的团队,形成了灾区事工的主力。以教会为主体参与灾区固定事工的,已是少数。基督徒志愿者不再整合在教会中,而整合在机构里。尤其在 2009年3月,“香柏”与“圣爱”完成合并,更成为跨教会、跨机构同工的象征性事件。

         在新兴的城市教会,有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专业人 士和中产阶级悔改信主。他们有着强烈的社会参与的意愿,也很容易拥有文化使命的眼光。但危机也在这里。因为最热心社会参与的基督徒,恰恰是最缺乏教会生 活、缺少委身顺服操练的那部分基督徒,也即新兴城市教会最缺乏能力与经验去牧养、教导的那群肢体。

         一位弟兄对此有很好的分享,他说:“我们开会都不知道怎么开。虽然知识分子一天到晚讲自由、民主、尊重人,结果到教会之后,都吵吵闹闹的。我们特别需要教会生活的操练,和教会治理的建造,需要在彼此的关系里学习顺服上帝的道。不然开起会来,还是一群小共产党员。”

         对家庭教会来说,机构与教会的关系、国度化与教会观的平衡,是当今新的课题。因为:

         第一,机构的社会化和公开化程度,高于家庭教会。加上灾区事工的流动性和灾区同工的混合性,给在机构服事的信徒接受牧养和参加教会生活,造成了困难。虽然机构的领袖,往往是教会的传道人,但传道人担任行政职务,都面临着同工牧养的难题。

         第二,机构的领袖,往往来自社会中上层的信徒,教会的背景较弱,甚至有人尚未委身教会或缺乏教会观。

         第三,机构和家庭教会的关系,尚未成型。

         但机构对灾区事工的长期效果,显然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第一,灾区事工需要机构,使机构成为福音渗透和祝福社会的管道。

          第二,教会要以奉献支持机构,而不是由传道人举办社会事工。这能使人清楚自己的职分,免于更深的试探,也使社会事工与宣教事工有更清晰的区分与搭配。

          第三,在家庭教会的公开性与社会化进程尚为艰难的时候,当避免基督徒在机构发展上,走上歧途,与“教会国度化”的异象和教会建造目标发生冲突。

圣殿与真道的根基

         在城市教会的建造与牧养上,笔者甚有担忧与负担。目前灾区事工的规模发展,已领先家庭教会的建造和成长——尤其是四川本地教会。即使是城市教会,其建造速度 和在生命真道上扎根的速度,也慢于教会的社会参与的速度。这种局面若持续,意味着在未来,教会将面临严重的世俗化危机。

        地震后的第一阶 段,四川教会的同工会,基本上不是同工会,而是“抗震救灾指挥部”。也就是说,在信徒特别需要牧养、关怀之时,教会的牧养、关怀能力反倒大幅下降。参与灾 区事工,开放接待其他教会,使得当地教会敞开了大门,却也给教会的牧养、治理和教导,带来了挑战,带来了混乱。这也是机构逐渐替代教会,成为灾区事工主体 的原因之一。

        将来,基督徒可能获得更大的公共空间,来表达、传递和见証信仰。这也是教会建造、从圣殿到城墙的建造所需要的。主必按他的心意,预备并带来这种变化。

        仅两三年前,大部分城市教会的聚会还非常保守,信徒通常不带慕道友参加主日崇拜。只有受洗之后,成了“自己人”,才允许参加主日崇拜。这是传统秘密社团的模 式,而非教会的模式。但一年来的灾区重建,推动教会在这方面有了非常明显的改变。怎能不感谢神呢,因为灾难的冲击太大了,所以灾难反而帮了我们。

        随着教会公开化的突破,随着政教关系可能转型改变,也随着基督徒在灾区重建上的持续参与,以及越来越多在文化、社会、慈善、人权和公共领域做光做盐,教会根基问题开始渐渐浮现,最集中地落在了城市教会和灾区教会的建造上。

        若不能帮助建造健康、成熟的教会,一切参与都非祝福,而成了试探。我们理所当然要关怀社会,但对中国教会来说,文化使命的关键并不在参与本身,而在教会建造 上。其实灾区事工的一切难题,都与教会的根基有关。中国的基督徒忍耐等候了几十年,只要有点社会参与的空间,自然会跑得很快。所以至少一代人以内,我们都 不用担心跑得慢。我们要处理的问题,一定都是跑得快带来的。

         社会参与的议题,实质就是教会建造的议题!这样的看见,使得笔者在2008年最终领受了神全职的呼召。

        接下来的灾区事工,笔者认为,除了机构的成熟,及与教会关系成型外,最大的难题,仍然是家庭教会本身的三个问题:

         第 一,是建造认信的教会的问题。在地下化的时代,家庭教会普遍轻视信经、信条,轻视大公教会及改教运动的真理传承。但要形成跨教会的事工和基督徒“亚社 会”,完成神对我们的托付,让教会能正确面对异端和偏差,以及政治制度环境的压力,以完成家庭教会的公开化和社会化,就需要一个建立信仰告白的过程。

         比如,在灾区事工的跨教会搭配中,一个常见的考察信仰的方式,就是拿出歌本来,我会唱的诗歌,你会不会唱?会唱“同一首歌”的,就是弟兄。但这样的同工,往 往无法持久。真道的根基有差异,所见的异象就有差别。不同的属灵观念,带出不同的事奉模式,最终无法合一。因为合一不是从诗歌开始的,而是从真理开始的。

        信仰告白的运动,就是在真理上合一的运动。合一不是不允许有差别,而是恰恰要先知道,我们的差别在哪里,有没有违背基要的信仰原则。缺乏这样的真理建造,灾区事工就无法在属灵上更深地持续,并成为教会成长的祝福。

         灾后这一年,广大的灾区已建立了许多教会、团契和聚会点。但中国教会在属灵上的混乱和真理上的不成熟,也复制在灾区教会中。因此目前最迫切的,不是短期的宣教事工,而是信仰的归正和当地教会领袖的栽培。

         第二,缺乏牧者的问题。据笔者了解,现在灾区教会有全职牧者的比例,可能不到30%。求神在城市教会中动工,呼召更多的仆人。未来的中国社会,会有更多的基督徒律师、商人、作家等等,但最需要、最缺乏的,仍然是牧者。

          四川教会在参与灾区重建之中,一切事工的瓶颈,就是缺乏牧者。在灾区,最缺的不是钱,而是人,缺乏有教会生活的基督徒。但最缺的,还是全职的传道人。城市教会如此,灾区教会更是如此。

         第三,是教会的治理问题。这一年的灾区事工,从金钱角度说,可能是中国家庭教会有史以来最有钱的一年。虽然少数的团队在奉献的使用上出现问题,但大部分团队没出问题。出问题的是“关系”,是同工间的猜忌、论断,和不信任。这在本质上仍然是教会建造的问题。

         财务的管理,金钱的使用,成熟的制度,交账的负担……这些都是教会在真理和职分上缺乏后,所带来的治理上的缺乏。

         然而感谢主,因为“冬天已往、雨水止住”。这一年,主叫我们倍受激励,当然,也让我们看见社会参与的危机,正是教会建造的挑战。主必透过基督徒在灾区重建中的见証,在新的世代,赐给中国教会王后的位分、坚固的城墙,和复兴的祝福。

作者来自四川,传道人,现在成都秋雨之福教会牧会。他也是著名的作家,法律学者,曾任教成都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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