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佩林效應看文化戰爭

林偉雄

本文原刊於《舉目》36期

    2008年大選,民主黨大獲全勝,在不少方面值得我們這些被稱為“道德保守派”的基督徒反思。

       臨風弟兄在《海外校園》第91期的《美國大選與基督教信仰》(下稱《選》文),比較了去年總統大選兩黨候選人的信仰背景和政治立場,又在《舉目》雜誌34期 《一葉知秋──文化戰爭結束了嗎?》(下稱《葉》文)中,以馬鞍峰教會華理克牧師對兩位候選人的別開生面的採訪為引子,對“宗教右派”及文化戰爭提出了批 評。

        我理解臨風弟兄,是在提醒福音派基督徒,隨著時代的變遷,應當有足夠開放的心態,走出一條更鮮活的路子去接近新的一代,就是那些不認 同傳統道德觀念的年輕人。雖然這是很好的提醒,但是筆者認為,臨風弟兄兩篇文章中,對於文化戰爭本身的認識,及其在兩黨政治之間所起的作用,有值得商榷的 地方。

        首先,應當承認,馬鞍峰教會的採訪,確實是本次大選中令人耳目一新的亮點。如果整個競選都如此進行,或許,我們就真的迎來了新的政治氣氛──候選人可以心平氣和地討論施政綱領、個人經歷對個性的模塑等,讓全民在毫無負面壓力和媒体渲染的情況下選出新領袖。

        讀罷《選》文和《葉》文,不難得出這樣一個印象:唯一妨礙形成這種平和的政治新氣氛的,是“宗教右派”衛道士,他們對候選人進行“石蕊試驗”,發動文化戰爭,並使之越演越烈。但事實真是如此嗎?

佩林效應的產生

        2008 年8月,兩黨的黨代表大會之前,民主黨候選人Obama,在多個民意調查中,穩定地領先共和黨候選人McCain約10%,可謂勝券在握。甚至當 Obama還在與Hillary Clinton力拼黨內提名的時候,主流媒体也基本上正面報導Obama以“變革”(change)為主題的競選綱領,沒有花任何精力去挖他的老底。

        Obama也再三強調,他會摒棄以攻擊為主的負面競選手法,提倡一種新的超越黨派政治的競選風氣。甚至,他還欲與McCain訂君子協議,接受公共競選款項,這樣就把最後兩個月的競選經費封頂在8,400萬美元。如果真能做到此,也許確實能使這次的競選氣象一新。

        但是,這和平的假象,在阿拉斯加州州長佩林(Sarah Palin)被提名為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的一剎那完全打破。

        佩林,共和黨提名的第一位女性副總統候選人,一個在人口稀少的州剛上任兩年的州長,為何尚未正式在全國性政治舞台上露面,就成為了選戰白熱化的導火線呢?歸根到底,這就是文化戰爭的表現。

        雖然佩林沒有強調她的信仰立場,但是她以自己的經歷和實際行動,表明了她的信仰。她勸導未婚的女兒不要墮胎,支持女兒建立家庭,負起母親的責任。而且,當她 本人在43歲意外懷孕,透過產前檢查,發現胎兒患有“唐氏症”(Down Syndrome)之後,她也決定,以接受神的祝福的心態,迎接這一個小生命。

        所以,如果反對墮胎是“石蕊試驗”的話,她以行動通過了。這也是她被提名以後,大大提升了福音派基督徒對McCain的支持熱度的原因之一。當然,她對能源開採的態度,在反貪污、腐敗方面所表現出的勇氣,也是她贏得黨內經濟保守派支持的重要原因。

        佩林自從被提名以後,一直受到主流媒体的強烈攻擊。大批的媒体記者,蜂擁至阿拉斯加“挖底”,大大小小,各種真真假假的醜聞,屢次出現在新聞頭版(與此同時,民主黨副總統候選人拜登,卻少有記者問津)。

        她最受攻擊之處,就是她17歲的女兒未婚先孕。她因為“不能管好自己兒女”,而受到強烈抨擊。有人說,這足以証明,她不可能成為合格的國家領導人。

        不但如此,媒体也判定,以“婚前守貞”為主導的性教育,是失敗的。還有人說,佩林是道德觀念古板,甚至假冒為善的基督徒的象徵──即使佩林在兩年州長任期內,從沒有使用權力,推行宗教右派重視的法案。

        如此看來,政治左派對她的猛烈攻擊,說明了文化戰爭並不是因為宗教右派的進攻性而產生的,只是表現了時刻存在著的兩種世界觀的交鋒而已。

從歷史的角度看

        用比較歷史性的眼光來看,黨派政治與文化戰爭,本身就是不可分割的,是民主制度的必然產物,而不是以Patrick Buchanan為代表的“宗教右派”的新作。

        從美國立國以來,兩年一度的眾、參議院選舉,四年一度的總統大選,都讓全國選民不斷對政府過去幾年的政績,包括個人表現和施政綱領,做出綜合評估。政黨政 治,就突出了施政理念在這個評估中的作用。因為政黨本身是一個以施政理念為核心的團体,同一個政黨的人,必然認同一些基本的政治理念,所以選舉是意識形態 的較量。

         這種意識形態的較量,雖然在大選的前後,顯得突出,但是,即使沒有大選,也從未消失。不管是否使用“文化戰爭”這個詞,文化戰爭這一事實,早在美國第二任總統選舉的時候,隨著黨派的出現,就已經出現了。

        觀美國歷史可知,黨派之間理念的差別,並非一成不變,而是隨著歷史的發展、國家在國際舞台上的定位、政府的權力與個人自由之間的平衡、社會公義的表現等等而改變。

        比如,在國際事務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美國對世界上的動亂和糾紛,基本上是抱事不關己的態度,除非是美國的安危直接受到影響。但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以後,共和黨和民主黨的不同觀點更為顯著。是隔岸觀火,還是主動出擊,成為兩黨的主要區別。

       “珍珠港事件”為羅斯福解決了這一難題,美國理所當然地加入了戰團,並且成為決定勝負的角色,也因此登上了超級大國的寶座。

        在此後的40年,從與共產主義國家爭霸,到面對伊斯蘭教極端分子的恐怖主義威脅,是當“鴿派”還是“鷹派”,成為兩黨在國際政策方面爭論的焦點。

        美國國內的政治,也在經歷不斷的改變。南北戰爭不但保住聯盟,解放了黑奴,而且,也改變了美國人對國家的觀念──United States從一個複數詞,變成單數詞了。羅斯福總統的新政,更是大大地提升了聯邦政府的經濟政策對市場經濟的影響力。因此,兩黨在經濟政策上的差異,即 表達了他們對政府權力與個人自由之間的平衡、社會公義的定義和方針,這兩方面的差異。

         可見,這些意識形態上的爭論,從來沒有停止過。而且因為當權者及其支持者的利益,還有各方的意氣用事,爭論屢屢升級。第二任總統亞當斯和他的副總統,即第三任總統杰弗遜,同為開國元勛,並因撰寫《獨立宣 言》密切合作過,卻因政見不同而產生個人恩怨,多年形同陌路,直到晚年,才恢復書信來往。杰弗遜的副總統安倫波(Aaron Burr),更與華盛頓的助手漢米爾頓(Alexander Hamilton),用決鬥的方式,解決他們的黨爭,以致一個身敗,一個名裂(註1)。

        文化戰爭這一概念,也許來自近30年崛起的保守派,但意識形態上的爭鬥,也就是實質上的文化戰爭,卻確實由來已久。

未婚先孕反映的

        今天的文化戰爭,是歷史上文化戰爭的延續,只是焦點有所改變。在美國的歷史上,道德上的立場,原不是基督徒參與文化戰爭的焦點,主要原因是,在很長的時間 內,基督教文化和道德觀,是社會默認的文化和道德觀,只受過個別挑戰而已。但1963年最高法院判定,在公立學校中,校方帶領學生禱告屬於違憲,基督教的 道德觀自此受到大規模的衝擊。與60年代反戰運動一同興起的嬉皮士,和隨之而來的各種反傳統的風潮,包括電影、電視、音樂等提倡的性解放,再加上1973 年最高法院判定人工流產合法化,更使認同基督教道德觀念的傳統家庭模式,受到極強烈的衝擊。

        在《選》文和《葉》文中,作者多次提到“石蕊 試驗”,意即觀察、測試選舉中的候選人,對同性戀和墮胎持何種立場。這個“試驗”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最高法院的法官,以及聯邦大法官,都是由總統提名,高 院法官更是任職終身。近年來,最高法院常以一票或三票之差,改變美國法律對生命和家庭的一貫尊重、支持,這使得基督徒不得不格外重視未來的總統在這方面的 立場。

        有趣的是,這些政治上的傾向,與美國教會及其會眾的神學取向也有相當程度的關係。通常,在神學思想上比較偏向自由派的教會,較為支 持民主黨。這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們看重教會服務社會的責任,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們對聖經中啟示的道德標準的詮譯,並不是從神本的角度,而 是從人本的角度。

       相反,神學思想比較保守的教會,通常與經濟和國防上的保守派一起,組成了共和黨的核心。這些保守派較不容易被各種新潮風氣左右,更恪守如自由經濟、堅固國防等等已被歷史証實有效的傳統。反對墮胎和同性戀,反對法官以個人的政治意志左右司法,是他們聯手的重要原因。

         美國有一句俗語,“Rising water raises all boats”,類似於中文的“水漲船高”,常用來反映市場經濟所帶來的好處:當整個經濟狀況提升的時候,所有的人都得到益處。其實在社會道德層面,也同樣 合適──當整個社會的道德水準上升或下降的時候,民眾個人的道德操守也會受到很大影響──即使他們並不認同新的社會道德標準。

         佩林女兒的 未婚先孕,就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例子。為什麼一個被描繪成“宗教右派的化身”的家庭,也出現這樣的未婚先孕呢?其實,這種情況在保守的基督徒家庭中,並非罕 見。筆者就見過一位保守的浸信會執事的女兒,與教會裡另外一位年輕人提前成為父母。所幸的是,最後他們在雙方父母的鼓勵下成婚。

        對這樣的木已成舟的年輕人,不再過多地指責,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筆者也看到,在教會青年團契裡面,有一些初信的信徒,未婚同居。他們沒有懷孕,也只是因為更懂得 如何避孕而已。而身為他們屬靈輔導的師長,對於婚前性行為不敢直接批評,更不用說按照聖經的標準稱之為淫亂了。究其原因,多數的青年團契,負有吸引教會以 外的人來參加教會活動的重任,因此就很強調包容性。

        這樣一來,教會的包容性增加了,但是聖潔性呢?

        美國兒科學會最近發表了對青春期女性懷孕的調查報告,調查發現,經常看色情電視劇的青年,懷孕率比甚少看類似電視劇的青年高出兩倍之多(註2)。可見,社會風氣和文化,是婚前性行為和未婚先孕的重要因素。

        在2004年11月份《今日基督教》雜誌上,也發表了題為《被攻擊之下的女兒們》的文章,分析現今生長在基督教家庭的女孩子,為何跟沒有信仰的同齡人一樣, 不能做到婚前守貞,反而越來越早地踏上“性成熟”的道路,其中重要的原因,是他們在學校裡面感受到了壓力──社會風氣對婚姻以外的性行為相當接受,甚至認 為那就是正常的,進而批評婚前守貞是腐朽、陳舊的思想,以致有守貞想法的孩子甚感自己落伍。

        可見,在道德方面的戰爭,並非由保守派基督徒所挑起的。現今的社會,已經很明確地向聖經──基督教的道德觀,發起了宣戰:“不要用你們陳舊、腐敗、可唾棄的道德觀,來毒害孩子!”

        實際上,這個宣戰,並不局限在婚姻、性行為、墮胎上,而是全面地針對神所定的道德規範。無神論者四大金剛之一,Christopher Hitchens就說過:“我不是一個無神論者,我是一個反神論者。”Hitchens代表的,絕對不是他一個人的觀點,而是一群以人本主義思想為目的 “社會精英”的世界觀。他們不僅自己拒絕接受神的規範,而且要整個社會拒絕來自神的規範,並以此為自己的使命。

        這些人已經占據了大部分的傳媒、公立學校和高等學府,以及不少的司法崗位。基督教文化在這些地位上的劣勢,使下一代人處在極度危險之中。最近在加州通過的反對同性戀婚姻的第八號提 案,其投票結果的民意調查分析,就很清楚地顯示出這個危險──雖然,這個法案以多數票通過了,但是,支持者的比例,與投票者的年齡成正比,與投票者的學歷 成反比。

        由此可以看出,在《選》文和《葉》文所提到的巴拿研究所的民意調查中,當今青年對基督教會的負面看法,並非因為基督徒是一群墨守陳規、假冒為善的封建衛道士,而是因為,反神論者已經在爭奪下一代的文化戰爭中,攻取了一個重要堡壘。

        在如此強大的挑戰面前,我們要問的是:我們是要退卻、妥協,還是反擊?只有正確回答了這個問題,我們才能分析,福音派基督徒應怎樣看待所謂的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間的文化戰爭。

註:
1. Joseph J. Ellis, Founding Brothers: The Revolutionary Generati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00), chapter one.
2. Does Watching Sex on Television Predict Teen Pregnancy? Findings From a National Longitudinal Survey of Youth, Pediatrics, Nov. 2008, pp.1047-1054

作者生長於廣州,現住波特蘭市,任內科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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