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沛淵

本文原刊於《舉目》36期

        奧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於395年成為北非希坡主教時，正是教會歷史上的關鍵時刻；當時教會面臨一些嚴重衝突。他領受任重道遠的托付，靠主恩典持守聖經真理，著書立 說抵擋異端，成為早期教會最重要的神學家。他不但領導了當時的教會，更影響了後世，直到今日。

面對“多納派之爭”

        北非“多納派”（Donatists）與“大公教會”之爭，始於第四世紀初的大逼迫之後，多納派信徒不能接納迦太基主教凱其良（Caecilian）的按 立，因其按立團中有曾經變節的主教。康士坦丁皇帝在314年召開“亞爾列（Arles）會議”以解決紛爭，裁決凱其良合法的主教職位。多納派不服，與大公 教會分開。康士坦丁未能以武力鎮壓住，多納派為繼續生存而奮鬥。347年，皇帝康士坦司（Constans）曾派遣軍隊鎮壓多納派，多人殉道，更加深了雙方的裂痕。

        奧古斯丁出任希坡主教時，多納派勢力仍然強大；面對已經存在80多年的分裂，奧古斯丁仍存復合的希望。雖然當時政府已經採取強 勢，對待異端和異教徒，他反對以政府武力鎮壓多納派。自393年起，他寫了許多文章來規勸多納派領袖。他也促成迦太基主教們多次會議，討論如何採取共同立 場，來對待多納派教會。雖然奧古斯丁多方規勸，但是多納派繼續爭辯，不願歸回大公教會。

        自405年起，政府開始向多納派增加壓力，奧古斯 丁也漸漸改變原先立場，不再堅持反對使用武力，因為規勸已經無效。411年5至6月，皇帝特使在迦太基召開的會議，是多納派最後一次公開申辯。殘存的會議 記錄顯示：多納派拒絕與“不敬虔的”大公教會代表入席同坐。後來，皇帝昂那瑞（Honorius）於412年1月宣布多納派為非法，聖職人員遭放逐，會員 按社會階級處以罰金，沒收教會財產。

       奧古斯丁自393至420年間所寫的《抗多納派文集》流傳至今，他在其中論述反對教會分裂的理由；其中也包含了其“教會論”，“教會紀律”，與“聖禮論”。

《上帝之城》

         在411年之後，“多納派之爭”大体已告結束，奧古斯丁卻面臨了新的挑戰。北方蠻族入侵高盧與西班牙，敲響了西歐的警鐘；410年，西哥特族攻陷羅馬城，震 驚全國。難民湧入北非與東部，人們不禁問道：為何有聖彼得與聖保羅守護的羅馬城，竟然遭此浩劫？異教徒趁機大肆鼓吹：這是因為羅馬帝國離棄古羅馬神明，歸 向基督教信仰，導致神明降禍懲罰。

        奧古斯丁看到問題嚴重，首先鼓勵其門生歐若西（Orosius）寫出一本簡明《世界史》：列舉在康士坦 丁歸主之前的歷史事實，許多天災人禍的發生何等悲慘，遠超過當時蠻族掠劫的災難；當今蠻族帶來的災禍，可說是上帝對帝國境內仍有拜偶像者的刑罰。如此的辯 護，使得異教徒的曲解污衊化為烏有。

        奧古斯丁自413至427年，奮力寫作《上帝之城》，闡明辯護基督信仰。他在書中指明“教會”是真正 永恆之城，是“上帝的國”彰顯在世上。世上的國度與城市都有衰亡的一天，即使“羅馬城”也不能豁免於蠻族所帶來的破壞掠劫。他表明羅馬帝國並非等同於“上 帝的國”，蠻族攻打羅馬帝國，並不一定是“上帝之城”的敵人。西方教會的使命，乃是要帶領感化新當權者（蠻族），使他們悔改信主。

兩座城：“雙城記

        奧古斯丁寫作《上帝之城》的目的，並非只是要為基督信仰辯護，回覆異教徒的攻擊；更是以此為出發點來探討“人類社會與政府”的存在意義，及其與上帝的關係。 所以，他在此書起始，先評析異教徒的宗教哲學與人生哲學。書名《上帝之城》，似乎暗示與伯拉圖所寫的政治對話錄《共和國》（即“人之城”作一鮮明對比。奧 古斯丁指明：人生命的真正目的，乃在今生之後。人要追求的是“認識與敬愛上帝”，人類社會與上帝的團契（即“上帝之城”）只有在歷史終結之後，才能完全實 現。任何屬人的政府所建立的政權，都是暫時的，總是曇花一現。羅馬不是、也不可能會存到永遠。

        人離開上帝，就是恐懼與自戀的犧牲品，受帝國主義式的霸權與野心所驅使，淪為虛空的虛空。奧古斯丁認為：地上的政府都是由“自戀情結”的私慾起始，追求壯觀華麗的權力與物質享受。因此，所有政權的 根源，都是本於權力鬥爭，所以大多數是以暴力與不公義起家的。政府若不行公義，則與大型黑社會集團無異。

        然而，這並非說“人的城”（地上 的政府社團）是全然邪惡，都不施行公義或不能維持秩序。暫時局部的公義，仍是公義；即使黑社會幫派，也必須有某種形式的秩序。羅馬政府與其它政權，奴隸制 度與貧富階級，是因為人的罪性造成的結果；但是它們作為節制罪惡與維持治安的工具，仍是有功效的。換言之，在上帝的護理掌管之下，“人的城”有其角色意 義；基督徒在其中有權利（自由民權）義務（納糧上稅），秉公參與政治，從事正義戰爭。

兩種愛：“雙愛記

        在人間社會中，世人為“愛己”而活（“自戀”尋求地上的名利）；神的兒女蒙恩得救，他們為“愛神”而活。基督徒團体乃是“上帝之城”在歷史中的雛形。“教 會”並非完美，裡面有披著羊皮的狼，外面仍有尚未歸家的迷羊。“有形教會”是聖徒與罪人混合的團体；然而，教會正是上帝施恩的所在，他的救恩使得罪人從 “自戀”轉變成“愛神”，從“錯誤導向的愛”歸正為“向上帝的愛”。所以，有形的教會預表與指向“蒙救贖的子民團体”，即“選民團体”才是真正的“上帝之 城”。

        所以，奧古斯丁的《上帝之城》是記述“雙城記”，也是“雙愛記”。歷史的意義，不在於外在世界的變化興替，乃在於內在進行的救贖歷 程。“人的城”雖繁華一時，最終必傾覆滅亡；“神的城”雖被人忽略，必至終完全實現彰顯，因為是上帝經營建造的（《來》11：16）。歷史的中心是主基督 的救贖，所以，基督的道成肉身降世，是歷史的中心：基督的再來，是歷史的終結。奧古斯丁的《上帝之城》，闡明聖經“直線前進的歷史觀”（有中心，有終 點），糾正了希臘哲學“輪迴式的歷史觀”（沒中心，無終點）的錯謬。其影響深遠，所以到了第七世紀，羅馬政府史家，放棄以羅馬建國為起始的紀元，改以“主 前B.C.”與“主後A.D.”作為歷史紀元的分水嶺。

伯拉糾派之爭

        所謂“伯拉糾派”（Pelagians），是因伯拉糾（Pelagius）而得名。伯拉糾是來自英國的信徒，主張禁慾修道，於390年來到羅馬，吸引了一批跟隨者，其 中最著名的是柯里提（Coelestius）。伯拉糾呼召所有信徒，採取嚴格標準，追求過完全聖潔的生活，因為人有此能力。他認為任何人與生俱來，都有自 由意志；人的自由意志，並不受犯罪墮落的捆綁；罪人仍能夠運用其自由的意志，悔改信主，追求完全聖潔。

       伯拉糾與柯里提於410年，隨難民潮從羅馬 來到北非的希坡與迦太基，傳播其論調。一年之後，伯拉糾赴巴勒斯坦，柯里提留在迦太基帶領門徒，並申請按立聖職成為牧者。然而，他的論點已經引起懷疑，當 時來自米蘭的保林納（Paulinus）熟悉其底細，向迦太基主教奧熱流（Aurelius）提出警告。

        奧熱流召開當地會議，由保林納提 出控訴，說明“伯拉糾派”的基本論點如下：(1) 亞當被造時是會朽壞的，不論他有沒有犯罪，都會死；(2) 亞當犯罪只傷害了自己，不影響全人類；(3) 每一嬰孩出生時的狀態，與當初亞當未犯罪前一樣；(4) 全人類並未因亞當的罪與死而滅亡，我們也並未藉著基督復活而復活；(5) 律法也領人進入天國，如同福音一樣；(6) 世上有從不犯罪的人，在主基督未來之前的舊約時期，就已經有些人是從未犯罪的。

        柯里提當場並未否認這些立場，只是迴避作答。所以，迦太基會議定罪這些看法，否決其按立申請。奧古斯丁當時並未參加會議，乃是從會議報告得知柯里提的“伯拉糾派”理論。他開始寫文章，評析伯拉糾的“道德主義”以 及柯里提的“六點”。當伯拉糾在巴勒斯坦傳播其教訓時，引起當地教父耶柔米的反對，但是伯拉糾得到耶路撒冷主教約翰的保護。約在415年，奧古斯丁已經清 楚明白：伯拉糾與柯里提的教訓，已經形成“伯拉糾派”系統，此系統是明顯否認了“救恩福音的根基：“唯獨恩典”。

“自由”或“由自”？

        按照“伯拉糾派”的解釋：亞當後裔人類沒有罪性，從古至今是有從不犯罪的人，人犯罪是自我選擇效法亞當，人悔改是自我選擇聽從基督，人追求完美道德生活也是自我選擇；人的理性意志從始至終，都是自由的；人犯罪只是學壞了，人自己有能力選擇重新做人，恩典不過在旁協助罷了。

        “伯拉糾派”在出發點上，沒有分清“自由意志”（free will）與“‘由自’意志”（free agency）的不同，將二者混為一談，導致混亂。聖經啟示我們，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被賦予“選擇”的能力：人按照自己的善惡判斷與傾向喜好，作抉擇 來生活行事。因此，人要為自己的選擇負道德責任，向人負責並向神交帳。人是“選擇由自己”的free agent（自由的受造物），就此而言，人永遠都是有“‘由自’意志”的。犯罪之前的亞當，墮落之後的世人，今天的我們，天家的聖徒，都是“由自”的。

        論到“自由意志”（free will），這是指人心的意志抉擇，可以選擇良善不犯罪，或選擇邪惡犯罪。當人犯罪墮落成為罪奴，失去真理中的自由，則罪人被罪捆綁、死在罪中，所以罪人 的意志失去了“真自由”，不可能抉擇向善，也就是失去了真正的“自由意志”。奧古斯丁根據聖經，從人與罪的關係（人有無可能犯罪），人的意志是否自由，將 人的狀態分為四階段：

         (1) 被造時：亞當夏娃犯罪墮落之前，意志是自由的──人可能犯罪

         (2) 墮落後：全人類被罪捆綁有罪性，意志失去自由──人不可能不犯罪

         (3) 得救後：在基督裡成為新造的人，意志重獲自由──人可能不犯罪

         (4) 得榮時：在天家裡完全成為聖潔，意志是徹底自由──人不可能再犯罪

       所以，墮落之後，罪人所擁有的只是“‘由自’意志”，而不再有“‘自由’意志”。

結論

        奧古斯丁在當時寫了許多文章，合成《抗伯拉糾派文集》，幫助教會領袖認清“伯拉糾派”的根本錯誤是“天助自助，神人合作”，並指出他們是從人的有限且有罪的 理性，來錯解人性與恩典。“伯拉糾派”的錯誤是如此嚴重，違反聖經的福音真理。所以主後431年的“以弗所大公會議”，一致通過定罪“伯拉糾派”為異端。

        教會史家夏福（Philip Schaff）在其名著《基督教會史》（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中，提出對“伯拉糾派”的中肯評論：

       如果人性沒有敗壞，則我們的天性就有足夠能力，行一切的良善，我們也不需要“救贖主”在我們裡面創造新的意志與新的生命，我們只需要“改良者與提升者”；救 恩就只是人的工作。伯拉糾派的系統，追根究柢，不容有“救贖，贖罪，重生，新造”等觀念。它以“我們自己的道德努力，來成全我們的天然能力”取代了這些基 要真理，最多不過是加上神的恩典，作為有價值的幫助支持。雖然伯拉糾及其門生，在傳統上仍然持守教會“三位一体”與“基督位格”的教義，這是不幸中的大 幸，但這只是他們前後矛盾的組合。他們的系統，在邏輯上必然導致“理性主義的基督論。”（卷三，頁815）

作者現在北加州灣區《聖經歸正教會》（ http://www.biblerc.org/ ）牧會，並在《基督工人神學院》兼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