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乐与敬拜(李长华)

李长华

本文原刊于《举目》32期

      音乐在崇拜中占有重要地位。圣经一直注重诗歌,从以色列人出埃及时唱的“井歌”(《民》21:17)到《诗篇》,都是可唱的赞美诗。

旧约时期,音乐事工是由专业人士负责的。两约之间,崇拜包括了四个主要内容:读律法书,教导,歌唱,祷告。新约时代,保罗明确劝勉初期教会“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地赞美主”(《弗》5:19)。

耶稣在世时,圣经没有很多唱诗的记载。但是当耶稣和门徒的“最后晚餐”结束的时候,圣经说:“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太》26:30)

崇拜音乐的风格和内容,常常反映时代的文化、习惯和世界观,所以不断变化。现根据林慈信牧师的总结(注1),将崇拜圣诗和教会诗歌的发展简述于下:

一、中世纪

中 世纪时,有人将当时流传的圣诗汇集成册,称为安博罗西清唱曲(Ambrosian Chant),以及格里高里清唱曲(Gregorian Chant)。这些清唱圣歌的曲调一般比较沉静单一,现代人会认为太古板。但是吟唱起来能使人专注于从内心颂赞神,与神有灵交。它们流传至今,成为崇拜音 乐历史的一部分,对其后的许多音乐大师,有很深的影响。

二、宗教改革

16世纪宗教改革以后,引发了教会音乐的发展。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写了一些圣诗,其中一首《坚固堡垒》(A Mighty Fortress is Our God,《见生命圣诗》第50首),激励信徒与撒但打属灵争战,并靠主得胜。

巴 赫(J. S. Bach, 1685-1750),这位有名的古典音乐家,近代音乐之父,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他的信仰深受马丁路德的神学影响,在教会以音乐事奉多年,常在作品原稿 的开头写上“J. J.”(意为耶稣帮助我),乐章结束处则注明“S. D. G.”(Soli Deo Gloria,意为唯独归荣耀于神)。他一生写了许多清唱剧(Cantatas),圣乐曲(Oratorios),和颂赞圣诗(Anthems)。

和 他同时代的韩德尔(Handel, 1685-1759),深感于神的荣耀、庄严和权能,在短短的三个星期内,写出了有名的弥赛亚神曲(The Messiah)。他声称写的时候,真是深受圣灵感动。这部大合唱每次演出,都感动无数听众,甚至英皇乔治也在演奏会上情不自禁地肃然起立。

这些音乐大师,以虔诚崇敬的心,认识到神是创造者,配得我们敬拜。所以他们用音乐对神作出回应。他们的作品完全是为荣耀神,奠定了“以神为中心”的崇拜圣乐基础。

三、清教徒

16至17世纪清教徒运动(Puritan Movement, 1558-1660)时期,清教徒认为当时英国教会的崇拜及事工,包含太多传统、仪式等人为的东西,应予改革。清教徒主张吟唱《诗篇》,他们把《诗篇》加上韵律节拍,在教会崇拜中使用。

瓦 兹(Isaac Watts, 1674-1748)是清教徒圣诗的大师,被称为“圣诗之父”。他写了许多取材于《诗篇》的圣诗,如《主治万方》(《诗篇》72篇,见《生命圣诗》第16 首),《普世欢腾》(《诗篇》98篇,见《生命圣诗》第89首)等。他也有许多诗歌引导我们把心思集中在基督的十字架,如《奇妙十架》(见《生命圣诗》第 122首),《主在十架》(见《生命圣诗》第119首)等。

四、大复兴

18世纪约 翰‧卫斯理(John Wesley, 1703-1791),在英国和美国领导了灵性大复兴。他的兄弟查理‧卫斯理(Charles Wesley, 1707-1788),则写了不少激励信徒敬拜景仰神的圣诗,例如《神圣的爱》(见《生命圣诗》第44首),《奇异的爱》(见《生命圣诗》第178首) 等。

同时期,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圣乐作者和深邃的圣诗,如古柏(William Cowper, 1731-1800)的《宝血活泉》(见《生命圣诗》第173首),牛顿(John Newton, 1725-1807)的《奇异恩典》,海柏(Reginald Heber, 1783-1826)的《圣哉三一》(见《生命圣诗》第5首),瓦弗德(William Walford, 1772-1850)的《祷告良辰》(见《生命圣诗》第427首),托普雷(Augustus Toplady, 1740-1778)的《万古磐石》(见《生命圣诗》第190首)等等。教会音乐的蓬勃发扬,和信仰的复兴紧密相联,是灵性复兴的产物。

喜爱现代音乐的信徒,不一定欣赏上述等人圣诗的曲调,但我们一定不能忘记,这些作者的诗词中,所蕴含的以神为中心的丰富内容。我们应当把“以神为中心的崇拜”的传统,留给我们的子孙。这是圣灵赐给普世教会的宝贵礼物。

五、19世纪福音诗歌

19 世纪美国的一些诗歌作者,如盲人女作家克罗斯比(Fanny Crosby, 1820-1915),桑基(Ira Sankey, 1840-1928)等,写了大量福音诗歌。例如Crosby的《有福的确据》(见《生命圣诗》第414首),Sankey的《主是磐石》(见《生命圣 诗》第289首),韩基(Arabella Hankey, 1834-1911)的《喜传福音》(见《生命圣诗》第263首),摩尔(Joseph Mohr, 1792-1848)的《平安夜》(见《生命圣诗》第93首),斯克里文(Joseph Scriven, 1819-1886)的《耶稣恩友》(见《生命圣诗》第433首)。这些诗歌着重个人与基督的关系,属于灵修、鼓励和传福音的性质。曲调则多采自美国建国 期间的民歌和内战前后的歌曲。

19世纪许多年轻信徒,回应慕迪(D. L. Moody)和莫特(John Mott)的呼吁,献身传福音,纷纷到东方作宣教士。于是把这些福音诗歌也带到亚洲、非洲和南美。中国基督徒对这些诗歌甚为喜爱,得到灵性上的滋润和激 励,所以这些诗歌在中国教会保存了下来。20世纪30年代,国内出版了《普天颂赞》,即收集了大量这类优美的传统诗歌。

同时期,国内一些教会、福音团体和传道人,也编印了一些诗歌集,例如《圣徒心声》、《圣徒诗歌》、《灵粮短歌》、《复兴诗歌》、《伯特利诗歌》、《颂主诗集》、《基督徒诗歌》、《晨星诗歌》、《诗歌》等等。

这些诗歌本中,有许多是中国传道人和信徒自己创作的新歌,但仍然受到19世纪福音诗歌的很大影响,以享受与神的灵交、团契为主。

20世纪中期,香港教会和团契,也把福音诗歌收集成《青年圣歌》专集,使用至今。

19 世纪的福音诗歌,绝大多数歌词是指向基督徒,而非像中古时期崇拜圣诗那样,专注于敬拜神。例如《在花园里》(见《青年圣歌综合第一册》第73首),述说信 徒与主耶稣交通的个人宝贵经验,因此不是一首敬拜用的诗歌。但是这些福音诗歌对信徒灵命的提升,促进传福音的热忱,以及对教会的造就所起的作用,是十分巨 大的。

除此之外,这个时期也有一些单纯歌颂、赞美神的圣诗,如包博(Carl Boberg, 1859-1940)的《你真伟大》(见《生命圣诗》第12首),从述说神创造的精博广大,到回顾救主在十字架上成就的赦罪救恩,进而瞻望主再来的荣耀, 作者自内心发出了“你真伟大”的欢呼。配合瑞典民歌的旋律,唱起来真会让我们不由自主地跪下,向伟大的神“谦恭地崇拜、敬奉”。

六、现代诗歌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非洲黑人的爵士乐(Jazz)在美国广为流行,后来在演奏中加上一些摇摆的舞蹈姿势,发展成为“摇滚乐”。到了20世纪60、70年代,美国反文化运动嬉皮士兴起,摇滚音乐吸引并笼罩着年轻的一代。

西方教会也顺应这潮流,用摇滚乐的轻快曲调谱写教会歌曲,配上属灵字眼,称为“福音摇滚乐”。有人为了避免“摇滚”这名称,就称之“福音流行音乐”。加上灵恩派教会倡导“赞美短歌”,于是现代流行的这些诗歌,逐渐在教会和团契中流行起来。

由于这些现代诗歌节奏快,歌词简单,容易上口,所以很受年轻信徒喜爱。许多教会为了迎合会众的胃口,为了吸引青年参加崇拜,就少唱、甚至不唱传统圣诗,而用现代赞美短歌来取代。

这种风气很快传到东南亚各地教会,许多华人作曲家和出版商不断推出新的诗歌,于是传统圣诗逐渐被搁置,被淡忘(注2)。许多年轻或者新信主的基督徒,甚至从未听说教会历史上还有那么多深邃优美的圣诗。这实在十分遗憾并令人担忧!

七、当代中国

20世纪80年代,中国教会有了蓬勃的发展。无数家庭教会像从地平线突然冒出,遍及全国城乡各地。这实在是圣灵的工作。配合这个大的复兴,圣灵也感动一些像吕小敏姊妹那样的肢体,写出、唱出自己心灵与神交通的心声,大量的属灵短歌因此在教会中咏唱。

我在河南的时候,一位弟兄告诉我,像小敏那样能歌会编的歌手,在家庭教会里比比皆是。这说明神要在这个时代,作祂奇妙的工,兴起更多的器皿来,为神国的扩展摆上。

不过这些短歌,多半仍然属于福音诗歌的范畴,着重信徒和神灵交的感受,以及对神的爱慕。在表达正确而有力的真理方面,还远不能和那些历世传唱的传统圣乐媲美。因此我们仍然需要鼓励国内的弟兄姊妹,不要舍弃历代所积累的宝贵财富。

圣 乐指挥家唐真姊妹说得好:“对我来说,没有人带领这一代年轻人在敬拜中颂唱《先贤之信》这样的圣诗,是很痛心的(笔者注:此诗收集在《生命圣诗》221 首,19世纪Frederick Faber所作)。我理解年轻人需要‘他们的’音乐,但为什么许多教会几乎彻底抛弃‘传统’圣诗,或只是象征性地在成人主日崇拜,用上一两首‘点缀’一 下?归根到底,我们敬拜时,神是我们的唯一听众。如果我们只是根据我们的喜好来选择音乐,那么我们的敬拜就成了取悦自己,而非讨神的喜悦。”(注3)

我完全理解这位指挥家的忧虑。年轻一代在现代音乐的环境里长大,自然更习惯于那样的音乐。可是教会的牧长等带领者,有责任保持教会优良的传统。

现代崇拜诗歌中,也有不少很好的作品。特别是近来,有更多以圣经经文谱写的赞美诗,以赞美敬拜神为中心,有些诗歌对医治破碎心灵很有效。上个世纪50年代葛培理布道大会所唱的一些“当代诗歌”,在传福音的事工中就起了震撼的作用。

小敏的诗歌一在家庭教会传唱,立时抓住了弟兄姊妹的心,掀动了爱主、追求主的热忱,这明显是圣灵的工作。不过也有一些现代崇拜诗歌,歌词内容过于肤浅,有些短诗只是简单重复一两句话,以制造一种情绪上的振奋狂热,或一种“灵里的高潮”,把情绪置于真理之上。

保罗教导我们,“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林前》14:15)。用悟性就是要我们明白所唱诗歌的内涵,那么诗歌的歌词,就应当符合圣经,扎实而正确。有些诗歌时常把“我”或者“我的崇拜”当作中心,力图表现自我,这就挪移了神为中心的地位(注1)。

有 些现代诗歌所用的字眼和曲调,太像世俗的流行曲。有的诗歌用一种很轻浮的曲调来表达神的圣洁,把神的庄严和神圣性扭曲了。像这样的诗歌,我们不应当采用。 唐佑之牧师强调,崇拜既为敬拜神,应以神为中心,诗歌音乐应当让我们享受神的同在,而不是享受人情绪的感受和满足(注4)。

一位第一次来到教会参加崇拜的朋友说,他最喜欢也最得益处的,是教会里的唱诗,给人一种安稳宁静的感觉,使心灵得到舒解,和社会上或者电视、广播里那些嘈杂喧闹的歌相比,宛如两个不同的世界──据我所知,不少人就是由于想听宁静优美的音乐唱诗,开始来教会的。

让我们用圣诗去影响世界,而不要一味迁就、追随世界的潮流,让世界改造教会!

注:

1. 林慈信,《崇拜音乐──传统或现代?》,《21世纪基督徒装备100课》,2005年8月,614-622页。
2. 王永信,《教会音乐今昔谈》,《大使命双月刊》53期,2004年12月,1-3页。
3. 唐真,《圣诗与现代短歌不同》,同上,63页。
4. 唐佑之,《论今代教会音乐》,同上,4-6页。

其它参考文献:
1. 李建安,《从“敬拜赞美”看后现代主义对教会的影响》,《大使命双月刊》53期,2004年12月,8页。
2. 王露茜,《谈敬拜与教会音乐教育》,同上,11页。
3. 谢林芳兰,《圣乐飘飘处处闻──论会众的唱诗》,同上,14页。
4. 赖建鹏,《敬拜的真谛》,《生命季刊》22期,2002年6月,11页。
5. 陈慕川,《也谈今日的教会音乐》,同上,14页。
6. 杨钟禄,《唱诗,赞美与敬拜》,《金灯台》2002年11月号,4页。

作者现住马里兰州,在教会负责音乐崇拜部。

1 Comment

  1. 在下基本上是同意作者的大纲,但是过分简化了。特别是:六、现代诗歌 - 其实从1960年代末到1970年中的嬉皮士运动的福音摇滚,根本对华人教会乃至全世界圣乐影响甚少。这段时期是反战的校园民歌对后世的敬拜赞美产生了巨大影响。60年代末的Bill Gaither家庭重唱,到70年初由Tom Coomes 开始的“耶稣再临”敬拜乐团 (Maranatha Singers), 带起了当代敬拜赞美整个风潮。台湾的天韵,韩国的河用仁教士的万国敬拜,到澳大利亚的Hillsong Worship 都是这一波的产物。美国本土的歌手,在格莱美和圣鸽奖的推动,大量的杰出歌者这个时代崭露头角: Sandy Patti, Amy Grant, Michael W Smith, Michael Card, Steve Green…. etc. 今天很可惜华人教会对整个当代的声乐发展不够深入了解,所以也不清楚这个潮流怎么影响今天的后现代起的光怪陆离的当代worship. 我盼望能够有华人从事圣乐工作的对这些能有更深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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