嵊州行──中國大陸的聖地之旅

亦文
本文原刊於《舉目》32期

u=2884911505,3114953181&fm=24&gp=0義人的後裔

         每年二、三月,紐西蘭奧克蘭市,是夏末秋初的黃金季節,在中國江南,也是冬去春來的桃李美景。我坐在紐西蘭的辦公室,暗暗思忖:為什麼今年神在這個時節,把我從北半球帶回南半球。

          電話響了,原來是OMF書屋的同工:“這裡有一位西人姐妹,準備到中國旅行,她拿著一張上海地圖,告訴我她會住哪裡,又要去哪裡。我忽然想到你是上海人,又 正好在奧克蘭,也許幫得上忙……”話筒易手,聲音換成英語:“我叫Karen,我的外祖曾去過中國宣教,所以我的母親出生在中國,我想在她有生之年陪她去 看看她從小長大的地方……”

          又是一位中國內地會的後人,不知他們當年的工場在哪裡。

         “那是個小地方,很多人從來沒有聽說 過,”話筒那一頭的聲音開始遲滯,彷彿是為她外祖為之付出青春年月的那個中國地名,並非聞名全球的大都市,而略抱歉疚。按著解放前的羅馬拼音,Karen 發出了兩個漢字的拼音:“Chenghsien,不過現在改叫Shengzhou。”

          “什麼?!”我實在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說的是嵊縣、現在叫嵊州的那個地方嗎?──那是我爸爸的家鄉!”

          這下,輪到Karen吃驚了,居然在奧克蘭能碰到一個不僅聽說過“嵊縣”這個地名,並且還流著嵊縣人血脈的中國人。“我的媽媽怎樣能和你的爸爸見一面呢?我們有很多問題要當面請教。”

          “我在NB教會聚會,3月11日下午是英語証道,你們那天過來是最合適的。”於是,當天下午的華人主日敬拜,全教會的目光都集中在那三位“外國”訪客 上:Karen和她的母親Gladys,及她的父親Ron。Gladys隨身帶來一本文件夾,裝著所有與中國之行有關的資料與照片,如數家珍地向我全家展 示。

          “我想到上海看看父母結婚的三一堂,”──那是今天九江路的基督教兩會辦公樓;“還有我離開中國前,逗留過好幾個月的內地會總 部。”──那是今天新閘路上的兒童醫院;“請看,這是我以前在嵊縣的家,那裡曾有一所男校,我在那兒住到1934年……”Gladys給我看她父母當年的 名片:安德生和安趙氏(William and Ella Anderson),左下角按當時的格式簡單地印了一列豎字:浙江嵊縣內地會。上世紀20年代,完全可以夠得上正式地址了。畢竟,嵊縣那樣的小地方,能有 幾個外國人住呢?

           Gladys又給我們看一張1922年左右拍的照片:“我們住的地方,靠山近水……”我們也從家裡帶來一本中英對照的 《中國嵊州》圖冊,其中一張鳥瞰縣城的跨頁大彩照,和Gladys手裡的那張黑白照完全對應:正前方是山,中間一條大河,江山雖然未改,河的兩岸、山的腳 下80多年前的農舍與田野,卻已變成了高樓大廈。當年的嵊縣,是一個普通的中國城鎮;今日的嵊州,則成了一個沒有個性的現代化城市。

         “旅行社一直向我們強調,嵊縣沒有什麼可看的。我也努力要他們明白,我們不是去觀光,而是去尋根。他們最終為我們安排了一輛專車和一名導遊。但對於教堂、男校,他們沒有任何概念。”

          嵊縣的事,我也同樣沒有概念,大家把目光移向老爸。 “只有去查查《嵊縣誌》。”爸爸沉吟道。然而,即便嵊縣的士紳們編過地方誌,我們能在哪兒找得到呢?

         “你孃孃家(江浙一帶稱姑媽為孃孃)有一本;回國後去借借看。”

搜書的奇遇

          Gladys 和Karen的行程是4月24日到上海,而我則早已定在4月初回國,正好利用這段時間探路、找資料。我的孃孃是安德生教士前往嵊縣宣教那年(1922)出 生的,看到85歲高齡的她,佝僂著背端茶倒水、招待客人,我實在不好意思開口請她為我找縣誌。再坐一會兒就要告辭了,臨行時先去一下洗手間。

          通常我都是去客房的浴室,但是那天,孃孃讓我用她臥室的套間。窗台上平放著一本一寸多厚的黑皮書,封面上的字大到讓人想不看都不行──居然就是《嵊縣誌》!誰會在洗手間裡讀地方誌呢?神的作為簡直不可思議!

          這 本1989年版的《嵊縣誌》第536頁記載:“清同治八年(1869)三月,上海基督教內地會(譯註:此稱法有誤,內地會直到1887年才將總部從杭州移 到上海),派英籍牧師來嵊傳教,先在縣城北直街設立‘英國中華內地會耶穌堂’。……民國五年,縣城孝子坊建福音堂,成為當時嵊[縣]、新[昌]兩縣基督徒 活動的主要場所。堂內曾辦過‘三育小學’。”

          從縣誌裡附的簡易地圖來看,北直街是貫穿全城的大街。教堂和男校的“遺址”看樣子在“孝子坊”。有路名,總能找得到。 除了“最後一個外國傳教士謝樂門” 外,縣誌中沒有提到任何人名。

          安德生夫婦的故事仍以英文為載体,塵封在西方:

         安 德生(William A. Anderson, 1891-1972)出生於紐西蘭南島奧塔哥(Otago)附近的一個農場。自第一次世界大戰退伍後,安德生於他30歲生日那天(1921年7月19日) 被內地會接受為宣教士。當時紐西蘭人加入內地會,通常都在澳洲受裝備,安德生是第一位從墨爾本聖經學院(Melbourne Bible Institute)結業赴華的宣教士。1922年,他被分派到嵊縣,並在當年9月號的內地會月刊《億萬華民》(China’s Millions)上刊登了一篇以《投入事工》(Beginning Work)為題的文章。有意思的是,同期月刊的封面上刊登了一幅六名新宣教士的合影及見証,其中一位便是安德生未來的妻子趙寬愛(Ella Salisbury, 1894-1942),她是那批宣教士中唯一一位紐西蘭人,而紐西蘭的Salisbury氏是一個很有宣教負擔的家族。到中國後,趙寬愛被分派到溫州。四 年後,兩個紐西蘭人在山東芝罘的宣教士子弟學校重逢,並於1926年12月8日在上海聖公會三一堂結婚,一同回到嵊縣、新昌一帶服事;他們的兩個女 兒,Ruth和Gladys都出生在上海內地會位於吳淞路的前總部附屬醫院。但是等Gladys四年後回到上海時,該總部早已於1931年遷至新閘路。

          因著撫養幼女、學習新方言和適應新環境,本來身体就不健壯的“安趙氏”的健康開始亮起紅燈,先動了大手術,然後又出現嚴重的頭痛,專家的診斷是“神經失常” (nervous breakdown),必須轉到精神病院作專門護理,除了返回故國外,沒有其它療法。訂完船票後,安德生才獲知,精神病患者必須由護士陪同才能旅行。安德 生不得不等到受過正規護士訓練的妻妹專程趕到上海後,才重新安排行程。又有消息說,紐西蘭的海關不會允許安趙氏這樣的精神病人入境,安德生不得不再次取消 行程,聯絡遠在紐西蘭的親友向政府部門做出特殊請求,直到收到確認電報後,才再度買票、打包。

           這次的船期剛巧是聖誕節,當所有的行李都運 到碼頭後,船長居然要求安趙氏必須由兩名專業護士隨行才能上船,一個白天護理,一個晚上護理。時近子夜,第二天上午十點便要開船,哪裡去找願意去紐西蘭的 護士呢?傷心欲絕的安德生惟有打電話到內地會總部醫院求助。當時醫院正好有一位等待回國述職的護士,願意接受這個少於12小時的緊急通知,將1934年的 聖誕前夜都用來整理行囊。當一行六人於聖誕那天彙集在船頭上時,每個人心頭都充滿了對神極度的感恩。(註)

          在上海的賓館裡見到Gladys母女,他鄉遇故知,不亦悅乎?我和她們分享了我的新發現,對這次尋根之旅充滿自信,尚不知成就諸事的乃是耶和華的靈。

 

 

u=319920882,1677950423&fm=24&gp=0教堂與佛堂

 

 

          嵊 州實在不是個旅遊城,所以旅行社只派了一名新畢業的辦公室小姐充當導遊,嵊州之行將是她第一次的“實際工作經驗”!到達嵊州,已近正午。大家決定先找地方 吃飯。我們在主幹道北直街邊的一家飯店停下,下車後才發現是自助餐,便步行到馬路對面的“國際大酒店”用餐。當時只是覺得賓館的衛生較“與國際接軌”,沒 想到神在這樣的細節上也有祂的美意。

           在侍應林立、水陸俱陳的中國式用餐中,我和導遊交替盤問服務員們:

         “孝子坊在哪兒?”“不知道。”

        “哪兒有教會學校?”“不知道。”

        “哪兒有教堂?”“不知道。”

         和中國其它城市的餐飲業一樣,嵊州城的服務員都是外鄉人,也剛剛開始熟悉自己的“第二家鄉”;她們不是乾脆不知道,就是七嘴八舌,莫衷一是。還是自己想辦法吧:“哪兒有賣地圖?”答案仍是:“不知道。”

         記得Gladys說她的家靠山近水,“哪兒有山?”“我們這兒有好幾座山,您說的是哪一座?”“嵊”字從山從乘,“乘”字古義為四,在這個“四山相合”的地方找山,實在是自討無趣。“那河在哪兒?”“我們這兒有好幾條河,您說的是哪一條?”我沒轍了,不知還能問什麼。

         Gladys早已翻開了她的文件夾,Karen也打開了《中國嵊州》圖冊,試圖向女孩子們解釋她們要去的地方,但這些新舊交錯的照片只能把她們看得眼花撩亂。Gladys提起她小時候常在家裡聽到廟裡的鐘聲;這下,女孩子們終於知道了:“噢,城隍廟──”

          欲找教堂,先找佛堂吧。有一個服務員建議我們到最高層鳥瞰一下全城,也許會對周遭的環境有個總体的認識。等候觀光電梯的時候,Karen告訴我:“我們昨晚 禱告時,曾求神為我們預備一個地方,可以讓我們鳥瞰全城。如果神沒有帶領我們到這家用餐,賓館大概不會允許我們隨便乘到他們的最高層。”

           路 上,Karen將她的“登高情結”娓娓道來──Gladys家裡珍藏著一本戴德生的兒媳戴存義師母所著的《戴德生和內地會:聖工的成長》(Hudson Taylor and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The Growth of a Work of God),其中記錄了一件官方《嵊縣誌》所忽略的“小事”,發生在戴德生1868年第一次孤身途經嵊縣的時候:

          “……站在嵊縣主要廟宇的 台階上,他(戴德生)俯瞰腳下灰色屋頂所組成的縣城,除此之外,他大致數了一下,約有30多個村鎮散落在縣城周圍。所有這些房屋裡面的男女老少不論生死, 都處於與神隔絕的狀態,憂心如焚的他意識到這意味著什麼。面對身邊圍觀的人群,他花了很長時間向他們竭盡心力地傳講福音。當他筋疲力盡、聲音嘶啞後,便爬到山上,繼續在禱告中向神傾心吐意……”

          “如今,這些禱告都已蒙應允。”戴師母這句話,是指數年後,戴德生再訪嵊縣時,發現因著當地一位儒生的轉變信主,這片土地上開始不斷有人歸向耶穌。今天,我與Gladys母女再訪嵊縣,離戴師母說這句話已近90年(該書初版於1918),我們還能找到嵊縣的教會嗎?

          憑著職業天性,導遊在沒有地圖的情況下,把整車人帶到了城隍廟。明清時期,城隍廟通常是一個縣城的主要廟宇,想必這就是當年戴德生鳥瞰全城、露天佈道的地方 了,但是Gladys馬上認出這不是她幼年的住所。既然教堂在廟的附近,那麼我們就沿著山路一邊開一邊找吧。“我記得我和姐姐可以步行到河邊,我那時才不 到四歲,所以路不可能太長,但是我們卻離河邊越來越遠了,而且路也絕對沒有這麼寬……我敢肯定我們走錯了……這樣開下去是絕對找不到的──”老人的聲音開 始焦灼起來。

真正的導遊

          終於,我們停止繼續盤山而上,Karen看到一處“革命烈 士陵園”,也許再次登高俯視,可以找到我們要去的地方。於是,從老到少,拾階而上,等到爬到最高點,發現看到的只是四周擋住視線的青松翠柏。我們仍不由自 主地沿著石子路走下去,幻想著禮拜堂會神奇地顯現在小樹林中。然而一圈下來,什麼也沒找到。我們四人在一塊石牆前彙集時,都已完全放棄希望。“鹿山公 園”,我看著石牆上的字想,拍照留念吧,也算是個交待,至少我們到過了戴德生當年的禱告山。

         “也許我們可以找到幾個和我同齡的老人,他們中間或者有人記得些陳年往事。”“媽咪,和你同齡的老人,這個時候都在睡午覺呢,誰會像你這樣跑到公園來戶外活動呢?”

          我耳朵聽著Gladys母女倆的對話,眼睛看到一個20來歲的姑娘從我們面前走過。那姑娘看到兩個外國人,自然而然地放慢腳步,頻頻回首。導遊小姐徑直走上 去問:“你知道這裡哪兒有教堂嗎?”沒想到這個姑娘回答說:“我知道啊,我以前一直跟媽媽上教堂的。”“你能帶我們去嗎?”更沒想到的是,那姑娘一口答 應。

          按小沈姑娘的引導,司機把車開回城區,停在一片老屋的入口,我們開始下車步行,從臨街的小鋪子和閑坐的老人們面前穿梭而過。後來 Gladys告訴我,當她一踏上那條中國鄉鎮典型的窄街時,便知道找對地方了;唯一使她不能完全確認的是這條小巷比她記憶中的窄小許多,但是她很快發現, 所有的事物都比她四歲女童眼中的那個老家“縮水”了一大圈。

         “看!”我抬頭看到屋頂上的十字架,“一定是這家了!”

          Gladys的腳跨進門檻的瞬間,脫口而出:“就是這裡!”院子、木屋、庭樹、陽台、水井、粉牆、黑瓦,70多年了,除了草坪被鋪成水泥地外,一點沒變。

少小離家老大回

          小 沈姑娘一進院便用當地話大聲通報,屋裡很快跑出一位中年人,是當地教會的長老。他請我們進屋坐,從牆上拿下一些歷史照片,和Gladys文件夾裡的非常類 似。不可能錯了。其中有一張我們則是第一次看到,那是嵊縣最後一位內地會宣教士謝樂門(W. K. Shannon)夫婦,1950年底離華返紐時與會眾們拍的集体照。

           長老指著照片中那個洋娃娃似的小女孩告訴我們,謝牧師的女兒也曾於 2000年和2006年兩度故地重遊。但那張照片場地開闊,顯然不是在這個院子裡拍的。Gladys 回憶道:“那時候,媽媽常帶著我們走到麥斐參(Alexander and Margaret McPherson)家去玩。從我家到麥家是上坡路,這張照片應該是在麥家拍的。”

          “你說的地方,我們叫上教堂,這裡是下教堂。上教堂的房子1980年按政府指令拆遷走了,我們這裡也快搬了,去年差點遭火燒,周圍的房子都著了,就是這裡不著。”誰使曠野中的荊棘燒而不著呢?誰使火窯中的但以理鬚髮不傷呢?

        屋裡不知何時又多出幾個婦女。一時,普通話、上海話、嵊縣話、紐式英語交錯縱橫,誰都不知道誰在說什麼。“77年前,我們一家都住在這個院子裡,還有人記得這些事嗎?”

         “哦,老太太77歲了!”嵊縣人驚訝地彼此相顧,“您要見更老的長老?我們有,我們有──”

          幾個人跑出去,跑回來時多了兩名長者。有人指點我們:“這位楊長老,就是照片裡這個穿黑衣服的男孩子;謝牧師走那年,他15歲。”如此算來,楊長老今年也有72歲了,是在Gladys返紐後的第二年出生的。“我可不可以看看院子裡的井,我們以前曾在裡面冰過西瓜。”

          “我可不可以看看二樓的陽台,我小時候在那裡騎過腳踏車。”

          托老太太的福,我們甚至爬上閣樓,“參觀”了Gladys當年躲迷藏的小黑屋。

          禮拜堂與住宅相連,穿過一道門就是,仍然保持著1918年9月號內地會月刊《億萬華民》(China’s Millions)上刊登的那張照片的格局。照片旁邊是麥斐參教士所寫的文章,開篇引用了戴德生於1868年2月22日的日記,也就是他從鹿山回來後寫的:

           “從台州經天台縣、新昌縣和嵊縣回來,整條路線幾乎都被村鎮所覆蓋……嵊縣是一個重要的大鎮,極其需要一名宣教士。”

          因 為莊稼多,做工的人少,等到第二年7月,內地會才有能力在嵊縣成立福音點。1916年前,嵊縣一直是紹興府母會的支站(outstation),成為獨立 福音中心兩年後,嵊縣人有了自己的禮拜堂,並於1918年2月21日舉行了獻堂儀式。這一天正好是戴德生那篇日記寫成後的50周年,整整一個禧年!

          因為會眾的人數已增加到700多人,做禮拜的正廳擴建出一大片,門外還裝了擴音器。90年前建的禮拜堂顯得有點古舊,左邊的柱上貼著“弟兄”,右邊的柱上貼著“姐妹”,仍然保持著男左女右、坐不連席的鄉風。

           我 和Karen一個忙著拍照,一個忙著攝影,Gladys則和楊長老忙著“敘舊”,他們竟然在沒有翻譯的情況下,找到了共同語言,空曠的禮拜堂裡迴響起兩位 老人用嵊縣話合唱“耶穌愛我我知道”的童謠──這是我第一次聽Gladys使用中文。一點都不錯,正是因為耶穌的愛,才把一個紐西蘭家庭和一群中國人聯繫 在了一起。

從700到3000

          長老們堅持要我們去參觀一下建在河邊的新教堂,“我 們嵊縣人近一百年沒建堂了,弟兄姐妹的積極性都很高。我們新蓋的教堂可坐3000人,還附設老人院,可以說是全浙江省最大最漂亮的教堂。”等我們親眼看到 那座新教堂時,不得不承認那位長老的介紹還是自謙了一點,豈止是浙江省,即便在全國範圍內,這座歐陸風情的城堡式教堂也是數一數二的。

          嵊州只是一個1995年底才被國務院批准為縣級市的小城鎮啊,神真是為嵊縣人行了大事!嵊州人既然造了這座3000人的大教堂,勢必有信心可以把整個聖殿坐滿,不僅僅是這一代人,而是世世代代。

          面對這座壯觀得令人難以置信的大教堂,Gladys激動地讓我轉告長老們:“我的父母曾在這裡撒種,今天你們在這裡收割。”在過去的一個多世紀中,為嵊縣流 淚代求的豈止是戴德生、麥斐參、安德生、謝樂門和他們的妻子?但栽種的、澆灌的和收割的都不算什麼,使一粒麥種改變整個地貌的乃是創始成終的神。如果戴存 義師母在場,她必然大聲歡呼:“如今,這些禱告都已蒙應允”!

           最後,我們圍立在教堂頂層的一個類似塔樓的亭子裡。先是Gladys用英文禱告,再是楊長老用當地話代表嵊州教會禱告。坐上麵包車,向眾人揮手告別,望著他們依依不捨的神情,我說:“今天的事將成為他們一整年的話 題。”Karen接口說:“今天的事也將成為我們一整年的話題。”

          確實,我和Gladys母女一先一後從上海回到奧克蘭後,不論是見面, 還是通郵件,嵊州之行都是我們的主要話題:如果我不是碰巧二、三月份在奧克蘭,便不可能結識Gladys母女;如果我不是碰巧比她們早兩週到上海,便不可 能預查縣誌;如果我們不是碰巧在那家賓館用餐,便不可能被誤導到城隍廟;如果我們不碰巧爬上鹿山,便不可能去到戴德生當年佈道與禱告的地方;如果小沈姑娘 不是碰巧在公園正門的石牆前走過,便不可能為我們帶路,也就不可能有這一篇遊記……聚集、分散、歸來、開赴、禱告、尋求、等候、奔走、我們起來、我們坐 下,有什麼神不知道?又有什麼不在神的旨意當中?

作者是上海人,現旅居紐西蘭。

註:摘自安德生晚年的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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