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歷史 ──讀《撒母耳記》反思中國史傳文化

嚴行

本文原刊於《舉目》31期

         如果熟悉中國史書,那麼,讀舊約《撒母耳記》,一定會由衷驚歎:它與中國的史書,寫法非常相似。例如敘述大衛從淫亂犯罪到受到“四倍報”的過程,結構、敘事方式甚至語言風格,都與中國的史書《左傳》中,《秦晉崤之戰》一篇,有異曲同工之妙。

          然而,深入比較之後會發現,這相似,不過是“形似”,僅是表現手法的類同。它們內涵的巨大差異,分明顯出兩者之間的“神異”。掩卷回想,二者的“相似”雖讓人驚歎,而二者的“不似”,卻更令人深思。

差異何分明

         《左傳》具有中國史書的一貫精神:注重於歷史事件的精確紀錄。所以,時間、地點、人物,這些歷史事件的要素,都非常清楚,成為可以查考的歷史實據。因而《左傳》的史料價值很高。例如:秦晉兩國崤山大戰的前因後果,事發過程和事後餘波種種,都記敘得清晰明瞭。

          同是歷史書,《撒母耳記》似乎並不看重這些對歷史而言至關重要的內容。在《撒母耳記》中,押沙龍在哪一年殺害暗嫩,又在哪一年謀反,不詳。瑪哈念的地點是個謎。總之留有許多疑點。

          為什麼會有這樣分明的差異?

          根本原因在於:《左傳》是屬世的,描述的是人的歷史;《撒母耳記》是屬靈的,記載的是上帝在歷史中的作為。所以,《撒母耳記》並不把記敘的著眼點放在《左傳》特別精心記錄的方面。時間,地點,這些從人類歷史角度看特別重要的資料,並不是《撒母耳記》關注的內容。

         《左傳》表現了人類在時間(歷史)與空間(社會)中的活動,是一個由時空二維所組成的平面結構。《撒母耳記》比《左傳》多出了一維:上帝的維度。這是一條超越於人類時空的神聖維度。由於這一維度的存在,《撒母耳記》形成了三維立体結構。

          在這一結構中,最重要的不是人間的二維,而是上帝的這一維度。因為這一維度,決定著人類歷史的二維空間。上帝是歷史的主宰,歷史是上帝啟示自身的場所。
          屬世與屬靈,二維與三維,構成了兩種全然不同的歷史書。

           當揭開兩種歷史書相似背後的不似之後,也使人分明看到了中國史籍及文化的嚴重缺陷——《撒母耳記》中,人的歷史,是神的救贖史,捨此,人類的歷史過程本身沒有意義。這一核心內容,在中國歷史書及文化中,恰恰是空白。

          在《撒母耳記》中,我們看到了,撒母耳從出生到死去,掃羅從被揀選到滅亡,大衛從一個英俊少年,最後到了“蓋被不覺暖”的垂垂老人……芸芸眾生在歷史這個大舞台上,出場,退場,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

         而在這種人世無常的變化中,上帝是不變的、永恆的。上帝不變的公義,給人以善惡是非的標準;上帝嚴明的律令,給人以規範;上帝恆久的愛,也給人以盼望與信心。如果沒有上帝的這一維度,則人類的歷史,只能是無意義、無目的的活動,只能是空洞、混亂、盲目的鬧劇。

          在中國的歷史中,我們看到的就是這樣的情況。沒有上帝之光照耀的中國史籍,呈現的就是“明晃晃幾頁史書,亂紛紛萬馬逐鹿”。結果呢?“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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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是史傳文學最發達的國家,這是中國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獨有的特色。但這些史書,由於沒有上帝的維度,所記敘的那一卷卷時間、地點、人物都非常詳盡準確的歷史,不過是一冊冊蒼黃反復的糊塗賬,就像《紅樓夢》中說的那樣,“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

          歷史是我們文化中最豐厚的寶藏,中國人至今仍以我們擁有漫漫三千年文明史而自豪。光是官方認可的正史,就有24史之多,至於野史、雜說、演義,就更是數不勝數。

          中國的政治家,也往往是深通歷史的人物,比如曾國藩、毛澤東。國內的電影、電視劇中,歷史戲也占很大比重。幾部歷史大戲,都成為熱播的節目,極受觀眾喜愛。
          這現象遺憾地顯示了中國歷史資源的最後出路:變成談資,成了茶餘飯後開心解悶的話題而已。就像《三國演義》開篇那首〈西江月〉所言,“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

           中國卷軼浩繁的史冊,可以讓我們清清楚楚地考查出某朝、某代、某人、某事。但是,這一大堆歷史陳年舊帳,給了我們什麼教益呢?有,但很不夠。中國歷史長期停滯在封建社會階段,一次次重蹈覆轍。人們看不到更新的光明,看不到希望。

           從中國歷代知識分子的詩詞文章中,我們分明感受到他們深深的迷惘,和他們的痛苦與困惑。蘇東坡最著名的豪放詞《念奴嬌》,以“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 物”的氣勢開場,最後,卻以“人生如夢,一樽還酹江月”終結。曹操的代表作《短歌行》,亦慨然發問:“對酒當歌,人生幾何”?浪漫詩人李白,在《春夜宴桃 李園序》中,沉重地歎息:“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生若夢,為歡幾何?”毛澤東在《讀史》一詞中,也有如此的感歎:“人世難逢開 口笑,上疆場彼此彎弓月。流遍了,郊原血。一篇讀罷頭飛雪,但記得斑斑點點,幾行陳跡。五帝三皇神聖事,騙了無涯過客。”

          這都是中國最重要的文化人物的心聲,是具有典型意義的聲音。在他們如出一轍的喟歎中,我們聽到了一種缺失,一種空茫,一種由於缺乏永恒所賦予的定力而必然的虛無。

          結果是,歷史越豐富,越讓我們感到無意義。我們看到的只是空幻,我們獲得的只有感歎。這歷史,從來不曾啟示我們以出路;這歷史,將來也不能給未來以路標。它就像一個跳不出去的怪圈,周而復始地循環。

          每一個開國之帝,都像秦始皇一樣,巴望自己的王朝能二世、三世、四世……無盡無休地延續下去,都想避免前朝的命運。但這些願望都一一落空。必然爛掉的命運,想逃也逃不掉。

歷史的本質

         《撒母耳記》讓人們看到的,則是另一種歷史,一種真正透出意義的歷史。它藉歷史向人們展示上帝的作為,讓人們通過歷史去認識上帝。結果是,中國的歷史,連給中 國以經驗、教訓都不可能。而《撒母耳記》中,僅其記載的大衛的一生,就能給全世界以影響,令一代又一代人通過大衛的這段歷史去認識上帝,獲得意義。

        《撒母耳記》也讓我們看到,上帝的啟示是在歷史中展現的。上帝決定性與權威性的作為,上帝的憐憫與恩典,使大衛和以色列民,認識上帝是救贖主、創造主、賜福主。永生的上帝進入了人類歷史,伴隨著歷史啟示了自己的心意,人則藉各樣的際遇,回應著上帝。

           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由於啟示是在歷史中進行的,所以啟示中就有歷史。基督徒對上帝的信仰,也是建立在歷史時空中的。舊約展示了以色列民族的歷史;新約中 四福音書,是記述耶穌生平的傳記;《使徒行傳》記載保羅等使徒的傳道歷程……這些都是史傳体裁。我們正是通過這些史傳篇章的閱讀領會,來認識上帝,認識主 耶穌基督。

          中國的史籍浩如煙海,有被魯迅稱為“史家之絕唱”的《史記》,有志在以史為鏡的《資治通鑒》,但都不能從歷史的解讀中,找到人們賴以依存的精神支柱。結果,權謀、詭詐、策術,倒成了後人的文化遺產。

          更何況,對世界而言,其實從來不存在絕對客觀的歷史。所以,單純尋求所謂的“歷史真實”,一開始就是沒有意義的。由此而言,從《左傳》到二十四史,真是“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從歎息到歎息而已。

         《撒母耳記》將人的歷史,與上帝的永恒結合起來,給人以方向,讓人在歷史中看到意義,看到真正的價值,也看到上帝的大能、恩典與憐憫。這正是中國史籍及文化中最缺乏的。

          基督徒對上帝的信仰中,包括了對歷史的神學解釋。上帝的意志,上帝的憐憫與救贖,上帝的引導,才是歷史的本質。《撒母耳記》突出展示了這一點。讀《撒母耳記》,回看中國歷史文化,啟迪良多。

作者來自中國,長期從事文學理論與文化研究工作。目前在加拿大多倫多華人福音堂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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