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丰智

本文原刊于《举目》29期

          美国的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是与哈佛、史丹佛、普林斯顿等大学齐名的学府，前后出了多位诺贝尔奖得主及五位美国总统。近年的几位白宫主人，及2004年民主、共和两党的总统候选人，全都是耶鲁人，更是使它声名大噪。

           耶鲁是在1701年，由一群来自哈佛的人开始的，为的是要和哈佛一别苗头。其创校的时间，全美排名第三，仅晚于哈佛及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那时，正是清朝康熙皇帝为了敬孔、祭祖等礼仪问题，与罗马天主教皇发生龃龉，中国快要关起对外大门的时候。

           学校最初称为Collegiate School。1716年，老耶鲁先生（Elihu Yale）捐了一大笔钱及书籍给学校，并且把它迁到今天位于康州的纽海汶（New Haven, Connecticut）。两年后，为感念他的贡献，学校改名为Yale College。

          老耶鲁先生是个商人，因与亚洲进行贸易而致富。换句话说，他捐给耶鲁的钱，有一部分来自与中国的茶叶、丝、瓷器等贸易。可是，他大概没料到，日后耶鲁大学会与中国结下那么深厚的关系。

德怀特

          如同许多长春藤大学一样，耶鲁起初是以神学院起家的，它原属于公理会（Congregational Church），目的是培养牧师等神职人员。成立之初，正遇上美国第一次属灵大复兴（The First Great Awakening，1730s-1740s）。这次属灵复兴中的一位关键人物，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1703-1758），就是耶鲁人。

          1795年，爱德华兹的外孙德怀特（Timothy Dwight，1752-1817），出任耶鲁大学的校长，直到1817去世为止，担任校长达廿多年之久。他上任时，属灵复兴的热潮已经消退，耶鲁的师生 已经变得冷漠与世俗化。他出任校长那年，汤姆斯‧佩恩（Thomas Paine）发表了《理性的时代》，教会在属灵的低潮中，又面临理性主义的严重冲击。然而，德怀特给耶鲁再次带来复兴——当然，这不是他独力达到的。

          那时，美国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地区，也正好有第二次属灵大复兴（The Second Great Awakening，1800s-1830s）。1806年，麻州发生了有名的“干草堆祷告会”（Haystack Prayer Meeting），几名默默无闻的学生，因为突来的风雨，躲在干草堆中。他们在分享、交流时，有感于世上许多人仍未听闻福音，而决心奉献自己。这点燃了美 国19世纪轰轰烈烈的宣教热潮。

伯驾

          耶鲁人也感染了这股海外宣教的热诚，不少人去了地球另一面的中国。

          第一位来到“丝绸之国”的耶鲁宣教士伯驾（Peter Parker，1804-1888），可不是一般的牧师，他还是医生。原来，德怀特当校长的重大贡献之一，是把耶鲁从神学院转型为现代化的大学。1810年，耶鲁成立了医学院。

          1831年，伯驾医生自耶鲁医学院毕业，后又到纽约唸神学，取得牧师资格。

          1834年，伯驾在美国长老会的差派下，启程前往中国，在广州“十三洋行”行医。后来又建立中国的第一所西式医院“博济医院”。就这样，伯驾医生开始了“治形体之病，救异教之魂”的使命。

          他本是眼科医生，但广大的需要，使得他变成全科。除了市井小民，他也医治过钦差大臣林则徐与耆善。在鸦片战争期间，他帮林则徐翻译《国际公法》、协助中英交涉，并修改致英王书信。

         1856 年，他出任美国驻华公使，从此身分转为外交官。有趣的是，这位美国医生一辈子只在中国行医，反而不曾在美国给人看过病。他的助手把他治病的情形画下。今 天，这百幅珍贵的画作，默默地在耶鲁大学的Medical History Library，见証着他对中国的付出与贡献。

布朗和容闳

          比伯驾医生稍晚数年，另一位耶鲁毕业生，布朗牧师（Samuel Robbins Brown，1810-1880），于1839年到达中国，在香港的马礼逊学校任教。这学校是郭实腊夫人为纪念1807年抵华的第一位更正教的宣教士而设 的。布朗牧师任教数年后，因妻子健康的缘故，于1847年返美。他们带了三位自愿同行的中国学生随行，其中容闳进了布朗的母校耶鲁，并且于1854年，成 为第一位中国留美的大学毕业生。

          后来布朗牧师重回远东。这次他去了日本，对日本作出很杰出的贡献。中国人对他并不熟悉，可是他所带领的学生容闳，却对中国有长远的影响。

           容闳自耶鲁大学毕业后，回到中国，在1863年秋天，被人介绍给曾国藩。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可是，他自认生平有“三耻”，其中之一是“天文算学，毫无所知”。他也认为，应该了解西方的情况，“驭夷之道，贵识夷情”。

           当容闳被推荐给曾国藩时，正是中国刚经历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耻辱，在恭亲王的带领下，开始“自强运动”的时候。曾国藩命容闳出国采购机器。

           1870年，一群百姓误信“传教士挖中国弃婴的眼睛制药”的谣言，攻击教堂，杀害西人，发生了“天津教案”。

          曾国藩时任直隶总督负责处理，容闳奉命担任翻译。他趁机进言派遣幼童到美国留学。于是，曾国藩和李鸿章决定，奏请慈禧太后进行“中华创始之举，古今未有之事”——访选各省聪颖幼童，每年30名，四年共120名，分批搭船赴洋，在外国留学，计划15年学成后，分批回国。

留美幼童

           第一批“留美幼童”，于1872年，起程赴美，前往康州首府哈特福（Hartford）。容闳选择康州，就是希望这些幼童在完成中学教育后，也能到他的母校耶鲁就读。

          可惜，一些守旧的清朝官员认为，留美幼童“腹少儒书，德行未坚……实易沾其恶习……他们纵能学成归国，非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 再加上有些幼童信主，成为基督徒，江南道监察御史李士彬得知后，也上奏“出洋学生，原不准流为异教。闻近来多入耶稣教门，其寄回家信有‘入教恨晚，死不易 忘’等语”。他恳请将幼童全数撤回。

          耶鲁大学校长波特（Noah Porter），听说清廷想要终止这个计划，特地上书写信，以期挽回。李鸿章也有意让幼童完成学业再回国。可是，事与愿违，1881年，这些留美幼童，终 于被全数召回。他们中多数人，连中学都尚未完成。可是仍然有24位进了耶鲁，其中包括了对中国铁道建设贡献卓著的詹天佑。

          这些留美幼童回 国后，参与了交通、通讯、海关、外交及现代警察制度的建设，也有些人在中法战争、甲午海战捐躯。幼童中的唐绍仪，成为民国的第一任内阁总理。梁诚则在20 世纪初，成为中国驻美公使。经由他的努力与交涉，美国退回“庚子赔款”。清华大学就是用这笔“庚子赔款”建立的。而清华最初的四位校长中，竟有三位是耶鲁 的毕业生——原来中国顶尖学府和耶鲁大学，还有这么一丝渊源。

          当今中美双方的最高领导人，又都分别毕业于清华与耶鲁，也是一个有趣的对比。

          留美幼童在康州时，耶鲁大学聘请了威廉先生（Samuel Wells Williams），教授中国语言及中国历史。这是全美的首例，也激发了耶鲁师生对中国的关心。当时正值国会审理“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耶鲁人努力积极游说国会不要通过。可惜的是，没有成功。1882年“排华法案”通过，一直到1943年二次大战中美同盟才废除。

裴好仁

          继伯驾医生和布朗牧师之后，耶鲁人前仆后继，响应“属天的呼召”，去到遥远的中国。特别是1886年，在布道家慕迪（D. L. Moody, 1837-1899）的影响下，美国产生了“学生自愿运动”（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在此后50年中，有25,000人献上自己年轻的生命，成为海外的宣教士，其中有三分之一选择去了中国。

           在这宣教浪 潮中，耶鲁人当然是不会缺席的。其中，1892年毕业的裴好仁（Horace Pitkin，1869-1900），赴河北保定宣教。1897年，当他们夫妇抵达之际，正是中国多事之秋。中国经历了甲午战败、割让台湾 （1894-1895），“百日维新”以“戊戌政变”的方式收场（1897）。同年两名德国教士在山东被杀，德国进占胶州湾，英、法、日、俄等国，也纷纷 效法，开始“瓜分中国”。

           接连的败战及不平等条约的耻辱，使中国人有着难以言喻的伤痛和激烈情绪。加上对外的无知和猜忌，国人当时甚至将北方的旱灾，都归咎于“洋鬼子”：“天无雨，地干旱，全是教堂止住天！”

          1900年7月1日，“义和团”攻击保定的教堂。裴好仁牧师被砍头，其他外籍宣教士并中国基督徒共两百多人被杀。

           这样的事，在当时并非个别事件，在山西最为惨烈。在“庚子之乱”中，天主教及基督教共有超过23,000人，因为信仰，在那个混乱的夏天被屠杀。

           当时，裴好仁师母正好带着刚出生的儿子返美，不在保定。在紧急时裴牧师托人传话，希望儿子在25岁时，也能献身中国。听说他日后果然继承父亲的遗志。

         “义和团”攻击保定教堂的事件发生时，冯玉祥正好在保定当兵，亲睹经过。宣教士从容就义、临危互助，让他印象深刻。事件过后，1913年冯玉祥在北京担任京卫 军团长时，常常到崇文门的教堂听牧师讲道，1915年受洗成为基督徒。他常请宣教士与传道人，到他的军队中传道。有一段时期，他的部队有多达5,000人 领圣餐，使他有“基督将军”之称。

雅礼与胡美

            裴好仁牧师的遇害，震撼了一向平静的耶鲁校园。学校在校园内的Woolsey Rotunda，立碑纪念这位殉道者。还有一些人，不满足于只用一块冰冷的碑文，来埋葬这轰轰烈烈的事件，决定用实际的行动来延续裴好仁牧师的使命，与对中国的热爱。

         就在那年冬天，他们成立了“耶鲁海外宣教差会”（Yale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四位发起人中的两位，德士敦（Lawrence Thurston）和席比义（Warren Seabury），很快前往中国，也很快在1903和1907捐躯在神州大陆。他们的名牌，加入了耶鲁人在Woolsey Rotunda的行列。“耶鲁海外宣教差会”，就是日后的“耶鲁在中国”（Yale in China），及今天的“雅礼协会”（Yale-China Association），只不过如今它已不再是教会机构，而是纯文化与教育的组织。

           那时，“耶鲁海外宣教差会”除了差派宣教士到中国，还决定在中国建立学校。他们选择了反教情绪一贯高涨的湖南省城长沙，在那儿成立了“雅礼中学”，创立了“湘雅医院”，进而设立“湘雅医学专门学校”，也就是日后的“湘雅医学院”。

         “庚子之乱”并没有吓退耶鲁人，也没有浇熄他们宣教的热诚，与对中国的挚爱，“耶鲁海外宣教差会”的呼喊，使得许多的人甘冒“帝国主义侵华先锋”的嫌疑，把他们的青春奉献在那陌生又怀有敌意的地方。

          1897年毕业于耶鲁的胡美医师（H. Hume，1876-1957），是第三代的宣教士。他原本在印度医疗传道，一封“中国更需要你”的信件，在1905年把他带到长沙。湘雅医学院在他和其他人的努力下茁壮，与北方的协和医学院并有“北协和、南湘雅”的美名。

          “新中国”成立后，雅礼协会于1951年，随着其它西方的宣教机构，黯然地离开中国。然而，他们对中国热盼的心没有平息，转而支持香港的新亚书院（日后与崇基学院及联合书院，合并成中文大学），继续为中国人尽力。

博得恩

         在耶鲁众多赴华的宣教士中，威廉·博得恩（William Borden，1887-1913）是很特殊的一位。他家境极其富有，1904年高中的毕业礼物，是一年的环球旅行。然而，金钱没有拦阻他对永恒事物的追寻。1909年耶鲁毕业后，他加入“中国内地会”，立志把上帝的福音，传给中国西北的回教徒。1912年他出发前往中国，途中在埃及停留，学习回教文化。 一场突如其来的病，结束了他的生命，年仅25岁，他至终没有踏上中国的土地。

          比起其他的宣教士，他好像没能交出漂亮的成绩单。然而，上帝看的不是我们完成多少，而是我们愿意献上多少。“短而热切的生命”，在上帝眼中，和“长而丰收的生命”，同样地宝贵。天国的“投资报酬率”，原是不同于这世界的。

          博得恩“壮志未酬”的事蹟，激励了更多的人献身中华。“中国内地会”在甘肃兰州，盖了一座记念他的医院，来继续他服事中国的心愿。博得恩的母亲，在他遗留的 圣经上，发现“No Reserves, No Retreats, No Regrets.”——“没有保留、没有后退、没有后悔”的题字，正是他和许多耶鲁人及其他宣教士，对热爱中国心志的见証。

作者来自台湾，从事航太研究工作，现居加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