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警钟为谁鸣 ──重建教会和宣教的基础

林慈信

本文原刊于《举目》27期
满怀盼望

       放眼望去,现今的教会似乎满有盼望,世界也颇乐观。

       今(2007)年,是马礼逊来华两百周年纪念。中国已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正紧锣密鼓地迎接2008年北京奥运会到来;西方福音派超大型教会,如雨后春笋 般地出现;有创意的天才们,用音乐、戏剧、影音、艺术、舞蹈等全新的方式敬拜;“新兴教会”(Emergent/Emerging Church)用创新的手法打动21世纪的年轻人,建立群体生活,进入贫穷和需要的人群中。福音派神学院招收的学生也在破记录,使得学校,教授和教会显得 捉襟见肘。

      教会的短宣队伍,每年(特别在暑假期间)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学生和成年人。大型宣教大会,如尔班拿(如今已不在伊利诺大学 Champaign-Urbana校区举行),使人想起从1886年开始的学生海外宣教志愿运动(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虽然有科伦拜恩高中(1999年4月),“9.11”(2001年),和维州理工大学(2007年4月16日)等挫 败,年轻人似乎已准备好,要以无私的奉献精神,关怀的群体精神,和顽强的决心,着手对付这个破碎世界的问题。志工在卡特里娜飓风后涌入路易士安娜和密西西 比。21世纪的成年人将重建他们父母的世代所遗留下来的全球混乱。

       教会似乎生机勃勃──但是她是否健康?

警钟长鸣

       然而,也有一些值得担心的“警示”。

       麦道卫(Josh McDowell,《铁証待判》的作者),在2005年的统计告诉我们,美国福音派教会中,91%的青少年,不相信宇宙中有绝对真理。新纪元的观念,继续侵蚀著“基督徒辅导”(Christian counseling)这个行业(请参考下列网站: http://www.pamweb.org/http://cwipp.org/ );也在不知不觉间,借着扭曲、半真半假的“真理”,如《达芬奇密码》之类所夸示的,挑战着基督徒。

       福音派超大型教会,吸引著成千上万的人。福音派和灵恩派领袖,却继续在羞辱中跌倒。福音派出版社发行如巴刻所写的《认识神》这样坚实的畅销书,和傅兰姆 (John Frame)的得奖作品《神论》(The Doctrine of God),但是他们有些也出版近乎异端的书,如《神的敞开性》(The Openness of God),作者是宾诺克(Clark Pinnock),他在书中断言神不知道所有未来的事。

       福音派虽然有很多教材,也有很多敬虔的信徒与领袖,但西方教会仍沉睡在对圣经的无知中,满足于主日讲台简短的摇篮曲和趣闻轶事,告诉人们“最重要的乃是人际关系”。我曾在电视智力竞赛节目中看到,有两队参加竞赛的大学生,无法回答任何一条关于圣经的问题。

      福音派各宗派(浸信会、改革宗、时代论、卫斯理,跨宗派,新/半福音派)的神学院,也许非常兴旺,但是有些很有天赋的福音派神学家,不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如香港),却一个接一个地接受邀请,在新福音派和非基督新教的学校中任教;自由派出版社欢迎福音派神学教授的手稿;许多所谓主流的教会与宗派,接纳同性恋者 成为会员、牧师和主教。

      葛理翰(Billy Graham)牧师对成千上万的人传讲福音,却曾在一次电视访谈中认为神在最后审判时会接受非基督教的追随者(注)。2006-2007年,美国圣公会也 正经历长老会在1930年代的历史,除了这次有点不同:如今是非洲主教指派宣教士来向美国教会传福音。我们正在目睹另一波的背道,以及福音派教会从主流宗 派的出走。

      短宣队伍年年继续出征,铺设道路,搭建房屋,和年轻人、穷人建立友谊;当他们带着影片回来报告时,教会也备受激励。我们的年轻人在卡特里娜和维州理工大学的余波后继续拥抱、流泪、彼此激励、安慰与付出。他们也继续在尔班拿签下志愿卡,成为外国宣教士去事奉,靠着主的旨意。

      教会的问题很严重,该是敲警钟的时候了。

当前危机

       靠着主的恩典,我从1976年开始处理一些问题。1984年,我发表了一篇敲警钟的文章,谈到北美土生华裔在华人教会的需要;1989年,我呼吁教会要以建 立在圣经真理上的护教,回应海外求学的中国知识分子;1997年,我呼吁教会认识后现代的问题﹔2002年,我提醒跨文化事奉机构,要为在中国事奉的专业 人士,建造更坚实的真理基础。

       现在是敲另一个警钟的时候了。这次,教会要面对的,是自身存在的问题。这是我从1985年以来(当时我正参 加由世界华人福音事工联络中心在香港所主办的华人文化与福音研讨会),就开始意识到的问题:在教会和宣教都成长的表象下,福音派教会本身的根基正在毁坏 ──不少教会已失去认信,失去对圣经真理的信仰;福音派教会正在成为非福音派教会。从这个观点来看,我们正在重新经历1900-1910年代的往事。

追踪昔今

       让我们看看历史。1907年可以作为我们比较“昔与今”的一个标竿。

       儒家的科举制度在1905年被废止了,在文化思想上为中国留下一个真空。1907年,宣教团体庆祝马礼逊来华100周年;基督教来华百年宣教大会(第三届全国基督教宣教士大会)在中国召开。宣教士觉得,中国这头睡狮,就快要醒过来了。

      在北京,极端保守的慈禧太后,会在1908年过世。1909年,美国宣道会商人慕特(John R. Mott),会到美国、英国和欧洲,为1910年代爱丁堡世界宣教大会建立后援。然后在1911年,孙中山所组织和募款的革命将推翻满清政权。

      这些年代,是以英国、欧洲和北美为根据地的宣教运动成长的日子。中国宣教士的力量,在学生海外宣教运动(1883年)兴起后持续增长。基督教青年会(YMCA)的会员,也大幅增长。1926年,西方宣教士人数达到高峰,有8,000人前往中国。

      从1900至1920年,中国新教教会的会友也在增加。1907年,宣教士的代表人物如李提摩太,已经在中国事奉了35年,深刻地影响着19世纪末的中国历史。

      紧接着,更有新一波的自由派宣教士代表人物,如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赛珍珠(Pearl Buck)、史诺(Edgar Snow),会在中国历史中留下脚印。

      然而,中国和西方教会在数量和外展上增加的同时,教会的根基也在朽坏。简单地说,主流教会正在放弃信仰。

      1870 年代(紧接着南北战争,1861-65之后),美国大城市的社会力量正在释放:移民从南方涌入,包括新获自由的奴隶和非新教的欧洲人;德国的大学为美国教 授提供新的观念,如达尔文的演化论,圣经批判学,自由派的神论、人论和救赎论(保守派阵营这边,美国的福音派首次接触时代论,始于1870年代的长老会) 等。

       1880年代,长老会教会对纽约协和神学院(由长老会中同情敌手的人,在1841成立)一个教授的自由派思想,进行了判决。

       到了20世纪的黎明,带着自由派观念(如不相信童贞女和基督复活)的宣教士,已经开始航向中国;李提摩太从一个热心宣教的神学院学生(1860年代,威尔斯),也变成一个普救论者──他所盼望的是一个世界性的宗教,能同时包容基督教和中国哲学。

      到了1920年代,教会不再有对自由派的审判,而是由一个运动(“奥本主张”,Auburn Affirmation)所代表──称童贞女怀孕生子和基督复活的教义,是“非基要”的──也就是说,不必相信这些真理,也能成为基督徒。

      到1929年,最重要的长老会学校,普林斯顿神学院,强迫优秀的新约教授梅钦(J. Gresham Machen)离职。另外,在1925年,保守派人士在德州成立了达拉斯神学院。

腐由何生?

       为何在短短几十年内,教会竟有如此大的转变?在1880年,学生志愿宣教运动才刚组织起来,且福音派长老会可以向一个自由派的神学教授抗议其观点,然而在 1910年,李提摩太已经开始宣讲普救论;而在1920年代,自由派神学已经控制了长老会总会?这给我们怎样的警讯?教会是否在沉睡?我的看法是:

       (1) 教会的平信徒必须有敬虔的基础,但是光有敬虔,在教义上不警觉,会导致背道(自由主义),或容许这样的信仰产生。

       (2) 宣教运动不能只建立在热情上,而要建立在不变的圣经真理上。否则,世界的需要和机会(如1900年正在醒来的巨人,中国),会席卷宣教士的心志,转移他们对福音绝对性的注意力和宣讲。

       (3) 神学院和宣教团体,必须坚持为他们所征召的宣教士,提供一个稳固的教义基础,以及持续的圣经教义教育。

      今天的华人教会,当以史为鉴。否则,就会走1907年西方教会的老路。她会进入一个时代,如同1940年代的福音派,不认得2010年代所谓的“福音派教 会”的面貌。2010年代的福音派教会的认信,会类似于1960年代的自由派教会,以致于“福音派”这个标签变得毫无意义。

       目前多方面的迹象显示:教会正在朝着不信的方向前进,情况不很乐观。

该怎么办?

      对此,我们有能做的吗?有的,“只”需要教会奉献心、血、汗和泪:

      (1) 平信徒必须急起直追,以圣经教义、护教学、伦理学来装备自己,加强、深化对圣经的基本认识。

      (2) 会众必须要求牧师和讲员,深信圣经的每个字(指原本),是神所默示的,且圣经是无误的,是前后一致的,其教导是绝对真理。教会领袖(长老、执事、退修会计划者等),必须警觉,是否有自由派的思想,侵入教会的讲台。

      (3) 牧师必须以充满圣经教义的解经来布道,而不该满足于“心灵鸡汤”式的讲道。真理的应用是重要的,但若没有圣经真理的正确解释,何来应用?

      (4) 宣教大会可以恢复成解经培灵大会(如同1870年代一样),要恢复圣经的讲解,和关于人的失丧的福音的教导。  

      (5) 需要强化目前的悔改运动,以及为北美教会的祷告。我们不只需要呼吁:“美国,转向真神!”同时要高喊:“美国的教会,转向真神!”

      (6) 福音派教会和神学院,必须把对世界苦难的回应,建立在神不只是“爱的上帝”(这正是布什总统在2007年4月16日所作的),而且也是“掌权的上帝”的基础上。耶稣基督仍坐在祂的宝座上。从这个荣耀的角度,我们在穷人和苦难的人当中,忠心地宣讲神的国。

      (7) 对那些重要的、在思想上针对教会的挑战,福音派思想家要提供坚固、合乎圣经的答案。比如《达芬奇密码》带来的挑战:教会有否压制真理(例如压制诺斯底主义)?异端的书卷(如《多马福音》)是否真是圣经的另一个选择(甚至更好的选择)?耶稣真的结过婚吗?

      还有世俗心理学带来的挑战:难道人最重要的不是“自尊”(self-esteem)吗?我们不该爱自己吗?

      以及,教会圈子里的挑战:我们是否应该赞成按立先知和使徒?今天神在圣经以外,还有新的启示吗?文化(哲学)是不是神对人类的启示?老子是不是先知?我们是不是应该放弃圣经是绝对真理的宣称?

      我们是否还在沉睡?若是如此,有一天第三世界的教会,要回来对北美传讲福音。实际上,他们已经开始这样做了。

注:1997年6月1日接受Robert Schuller访问时表示。参见: http://www.cuttingedge.org/news/n1141.cfm

读者若对此议题有兴趣,可参考以下书目:
1. David Wells, God in the Wasteland: The Reality of Truth in a World of Fading Dreams.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4).(中译:《孤独的神──后现代的福音派信仰危机》,天道,2003)
2. Mark Noll, The Scandal of the Evangelical.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5).
3. J. I. Packer, Truth and Power. InterVarsity Press (1999).
4. Peter Jones, Pagans in the Pews. Regal Books (October 2001). http://www.spirit-wars.com/ , www.cwipp.org.
5. John M. Frame, The Doctrine of God (cf. chapters on the problem of evil, and free will). P & R (2002). www.frame-poythress.org.
6. Francis Schaeffer, How Should We Then Live? Crossway Books (1983).(video also available)(中译:《前车可鉴》,宣道出版社,1997)
7. Josh McDowell, Beyond Beliefs to Convictions. Tyndale (2002).
8. Derrell Bock, Breaking the DaVinci Code. Thomas Nelson (2006).

作者为中华展望( http://samling.ccim.org/ , China Horizon: http://www.chinahorizon.org/ ,神学与护教出版训练机构)的负责人。现居美国洛杉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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