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宣教運動的再思

莊祖鯤

本文原刊於《舉目》27期

u=573494001,175672102&fm=24&gp=0      在普世華人基督徒熱烈慶祝馬禮遜來華200週年紀念之際,華人教會如何推 動宣教,就成為一個熱門話題。前幾年興起的“福音傳回耶路撒冷”運動,也成為眾所矚目的焦點。有人聽到國內家庭教會已在招募成百上千的農村青年學習阿拉伯 語,就非常興奮地認為,這就是未來中國教會宣教的希望。但是也有人憂心忡忡,認為這些農村青年的知識水平,恐怕無法勝任這種跨越文化的宣教重任,因而認定 這是一個錯誤的宣教策略。

        以上兩種觀點孰是孰非?我們得從宣教歷史的回顧,來尋找答案。

來自基層的莫拉維亞宣教士

        教會歷史上,莫拉維亞宣教士的拓荒精神,是後人所景仰推崇的。莫拉維亞教會是由“敬虔派”的德國貴族親岑多夫(Zinzendorf,1700-60)所建立的。他在1727年收容了一批來自捷克的莫拉維亞難民,並在他的農莊成立了莫拉維亞教會。

        他們在1732年開始差派宣教士到海外宣教,包括西印度群島、格陵蘭、非洲及美洲。雖然他們人數不多,但是在30年之內,卻已差派226位宣教士到10個國 家,是宗教改革時期最活躍的基督教宣教團体。由於莫拉維亞教會認為,向普世傳福音是全体信徒的責任,因此到1930年為止,莫拉維亞教會已經差派了 3,000位宣教士,其宣教士與信徒的比例高達1:20。

         雖然這些莫拉維亞傳教士的精神、愛心和對宣教的生命奉獻,在宣教史上無可匹敵。但是因為莫拉維亞教會的宣教士多半來自中下階層,教育水平不高;他們聖經及神學的根基也較淺,所建立的教會組織較為鬆散,以致於所帶領的信徒屬靈上不夠成熟,多年之後,教會往往就煙消雲散了。

        所以雖然莫拉維亞宣教士的故事是可歌可泣的,但是從宣教的成果來看,莫拉維亞的宣教事工,卻是不能結實百倍的。

菁英份子組成的天主教修會

         在天主教的宣教事工上,耶穌會無疑是最有創意、最有活力的一個團隊。“耶穌會”是由羅耀拉(Ignatius of Loyola)在1540年創立的。他們是有獻身熱忱的精英團体,也有軍人的紀律及組織。他們發展很快,到1556年羅耀拉逝世時,成員已由六人增加至 1,500人,18世紀時甚至高達22,000多人。

        耶穌會在宣教事工上的成功,有賴於許多像利瑪竇這樣的飽學修道士。利瑪竇 (Matteo Ricci,1552-1610)於1580年奉派來華襄助羅明堅(Michel Ruggieri),翌年他們一同進入廣東肇慶。利瑪竇短時間內就學會華語,並以儒服周旋於士大夫之間。他精於天文、曆算、地理和機械之學,因此除了研究 中國文化之外,也因為他精通這些西方科學,吸引了很多達官貴族。他在1601年終於到達北京,明神宗萬曆皇帝極為讚賞他。當利瑪竇於1610年逝世時,已 有數以千計的人受洗,其中不乏官宦及皇室成員。他可以算是基督教在中國宣教的劃時代人物,也是耶穌會傳教士的最佳典範。

         另一位耶穌會宣教士諾俾里(Robert De Nobili,1577-1656)於1605年到達印度,很快就熟悉塔米爾語。他在南印度有50年之久,是最有影響力的宣教士,與利瑪竇齊名。他棄絕當 時宣教士要求印度人“葡萄牙化”的宣教策略,而採用類似利瑪竇的方法,脫去洋袍西履,穿上印度聖人的袈裟,“向印度人做印度人”。由於他精通多種印度方 言,很多印度人,甚至包括一些最高階層的婆羅門族受洗歸主。雖然他一生可能只為近千名印度人施洗,而且其中有一些人後來又放棄了信仰,但是他是第一個成功 地引導婆羅門族信主的宣教士。

         利瑪竇、諾俾里,以及隨後來華的湯若望、南懷仁等修道士,都是滿腹經綸的菁英知識分子。藉著他們,福音才能在中國和印度的堅硬土壤上扎根。

風起雲湧的基督教學生宣教運動

         在基督教圈子裡,19世紀爆炸性成長的宣教運動,所依賴的,乃是成千上萬的大學畢業生投入宣教。其實大學生對宣教的影響,由來已久。例如17世紀德國敬虔派 的哈勒大學的學生,就參與了宣教;18世紀衛斯理兄弟及懷特菲德都出身於牛津大學;西緬(Charles Simeon)在劍橋大學長達54年的事奉,也影響了無數的學生。

         1884年慕迪(D. L. Moody)到英國劍橋大學佈道,有名的“劍橋七傑”蒙召獻身到中國宣教,在英國掀起學生參與宣教的熱潮。而美國方面,1886年在麻州黑門山舉行的靈修 會中,參加的250位學生,有100位在慕迪的呼召下決志獻身海外宣教,被稱為“黑門山百人團”(The Mount Hermon Hundred)。第二年獻身者更達到2,100人,並在1888年正式成立“學生志願宣教運動”(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簡稱SVM)。

         SVM的口號是:“在這一代將福音傳遍世界”。從1891年到1936年,SVM每四年舉行一次宣教大 會。最高潮是在1920年,共有6,890位學生參加,其中2,783位獻身宣教。總計到1936年為止,SVM共差派兩萬名學生到海外宣教。二次大戰 後,美國校際基督徒團契(IVCF),取代SVM成為學生參與宣教的主要推動者。他們每三年舉辦一次的Urbana宣教大會,50年來,鼓舞了數以萬計的 青年投身宣教的大軍,擴展了神的國度。

回顧與前瞻

         總結過去幾百年的宣教經驗,我們發現,跨文化的宣教多半是由知識分子來承擔的。因為跨文化宣教士,必須有優異的語言能力,和豐富的聖經及神學知識,又能對異文化有足夠的理解和掌握。這一切,恐怕只有大專知識青年才具備這種 潛力。即使被稱為“近代宣教之父”的克里威廉,雖然小學沒有畢業,但是他是自學有成的學者。他除了精通希伯來語和希臘語之外,還熟悉38種印度語。他還因 為在植物學的成就,獲得英國皇家科學院的植物學院士榮銜。正因為他的博學,才成為基督教宣教歷史上承先啟後的關鍵人物。

        跨文化宣教是一場不同的屬靈爭戰,選召宣教士需要重質不重量。因此,我認為中國教會要投入跨文化宣教,需要的是基甸的300勇士,人海戰術不會有太多果效。

         問題是中國教會的“300勇士”在哪裡?現在中國國內,以知識分子、中產階級專業人士為主的都市教會正在興起,雖然有零零星星的大專畢業生開始投入宣教,但是我們還沒有看見宣教的熱潮出現。因此我們需要迫切禱告。

         我們求主賜給中國教會的領袖們清楚的異象,及屬靈的智慧,來擬定中國教會未來宣教的策略;我們也求主興起這一代中國的知識青年,願意甘心放下世上的享受,奔跑這條十字架的“宣教之路”。阿們!

作者為三一神學院宣教博士,現在波士頓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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