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愛斯托得

談妮

本文原刊於《舉目》24期

       17歲的女兒,即將到離家3000哩外的大學就讀──不論是人文、自然、氣候、生活或是同儕,都將大異於她自幼成長的環境。為人父母的,此時除了殷殷囑咐之外,就是為她禱告了。

       禱告什麼呢?第一是室友,其次是團契,再是屬靈同伴,然後則是一位合適的導師(mentor)。

       如此禱告是因為幾年前,我有機會一讀斯托得(John Stott)的傳記,The Making of a Leader(註1)。這本書僅照時間順序記載了斯托得的上半生,可是卻足以讓讀者瞭解,一個人的人際背景,會給他的生命帶來什麼影響。

誰是斯托得

       斯托得在1921年生於倫敦,畢業於劍橋三一學院(同時以法文系和神學系的第一名畢業),至今健在。他對福音派的影響力,既深且遠。葛里翰牧師稱他為“當今 世界上最令人尊敬的傳道人”(the most respected clergyman in the world today)。著名基督教傳記作家鮑樂基(John Pollock),則稱他為“福音派中最具影響力的神學領袖”(in effect the theological leader of world evangelicalism)。

        2004年11月30日的《紐約時報》 (The New York Times)上,也發表了一篇題為〈誰是斯托得〉(Who is John Stott)的短文,說斯托得的文風親切(他已經出版40多本書籍)、自然而富教養,態度謙卑、善作自我批評,實則自信、喜樂且樂觀積極。在他,信心與理性不是對立的,他以身作則,實踐出了對聖經“經過認真思考後的忠貞”(thoughtful allegiance)。

       讀斯托得傳記,最令我震撼的,是斯托得在整個成長過程中,不論是父母、保姆、學校、團契到教會,甚至是整個社會環境,似乎都有一個彼此銜接、合作的默契,為這個有天份的男孩,奠築了神學研究及聖經教導的堅實根基。而他,也以最大的誠意作最正面的回應。

      我既驚異於斯托得天性上的樸實純良,更讚嘆在基督教文明的薰陶下,不僅是當時的教會,且在整個英國社會中,都處處自然流露出對個人的關懷和生活教導,並願意不計代價,長期投資時間、心力在一個小孩子身上,作他的導師與朋友。

童年的關懷

      第一個影響斯托得的,自然是他的雙親。斯托得的父親是醫師,診所就在自家的樓下。除了日常的耳濡目染外,父親還會在聖誕夜帶斯托得去探訪那些因病住院、無法回家團圓的病人。父親的性格與信念,都對斯托得造成潛在及長期的影響。

       斯托得的母親則與丈夫一樣,具堅強的性格與高標準的行事原則。她固定地帶兒女參加教會的聚會,並建立他們的禱告以及每日讀經的習慣。

       保姆Nanny Golden是敬虔的基督徒,她教給幼年斯托得與姐姐們許多詩歌。即使在結婚辭職多年後,她仍關心著孩子們的靈性狀況。

      在基督教寄宿學校Oakley Hall,斯托得對基督教的信仰有了更多、更廣的認識。在斯托得11歲那年,一位年輕的劍橋三一學院畢業生,Robert Bickersteth,成了斯托得的導師,影響了斯托得的一生。

      在整整兩年的相處中,他引導斯托得對自然、歷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甚至利用私人假期,帶領斯托得等孩子到野地觀察鳥類,記錄日誌。他對斯托得的指導,也一 直延伸至成年。這些興趣的培養與訓練,成為斯托得一生難得的經驗與不可磨滅的寶貴記憶,並且培養了他的自我節制、專注、愉悅平衡與領導能力。

青春的成長

      另一位對斯托得有長期影響的人,是E. J. H. Nash,也是畢業於劍橋三一學院。1932年,他加入聖經公會,被呼召在英國的公立學校中傳福音。但是在靈性上仍沒有找到歸宿。

      1938 年2月13日,Nash在Rugby中學對學生進行一場演講,他所選用的經文是彼拉多的問題:“我怎樣對待那被稱為基督的耶穌呢?”這對當時還是中學生的 斯托得而言,是個全新的觀念。他原以為神已經做了所有的事,人只能默許。然而,Nash堅持,每個人都必須對神作出回應,不能保持一個中立的立場。要不是 像彼拉多一樣軟弱無力地反對基督,要不就是要接受祂,並且跟隨祂。

       在聚會之後,斯托得去找Nash問問題。Nash顯然有屬靈上的透視力,他邀請斯托得一起坐車兜風,回答他的問題,並解釋救贖之道。但Nash也很智慧,並沒有要求斯托得立即做什麼決定。

       當天晚上,斯托得回應了《啟示錄》3:20中耶穌的呼召,在睡覺前作了個信心的實驗──“開門”的禱告。雖然當時沒有特別的感覺或經歷,神的救贖與主權,卻清楚地在他以後的生活中顯示出來。

      至少有5年的時間,Nash每日為斯托得禱告,每週寫一封信給他,包括如何讀經與禱告,如何操練每日與主同行的生活。還給他屬靈書籍,和他討論教義與神學、 屬靈原則在倫理與道德上的應用,並幫助他辨別及發展恩賜,甚至安排他在假期中,去一個小教會做助理宣教士,使他有機會講道。斯托得後來亦成為Nash的重 要同工、左右手。

重要的同儕

      在高中時期,斯托得不僅在學校中課業優良,是學生會的主席,在信仰上也經歷了極大的轉折,而且開始感受到神對他一生的呼召。

      他的同儕對他亦頗具意義。例如John Richard Bridger是高他一年的學長,全能運動員。他早斯托得兩年信主,常在週日午餐後邀請斯托得談話,帶領他。後來,他訓練斯托得接替他成為學生領袖。

      受這樣環境的影響,斯托得也試著帶領小他幾個月的Philip Tompson信主,與晚他幾個月重生的Peter Melly每週一起讀聖經,甚至教導對方如何在生活上堅固信仰,在生命上成長。

       因此,在1939年進入大學之前,斯托得已經知道自己不僅是一名領袖,而且逐漸在聚會中扮演教師與牧師的角色。

      在劍橋,學者Patrick Duff是斯托得的導師──他後來在學術界獲得很高的成就與榮譽。在斯托得的父親強烈反對斯托得讀神學時,Duff助了斯托得一臂之力。

      長斯托得兩歲的宣教士之子,博士生Oliver Barclay,則是斯托得的屬靈密友。Barclay被稱為是劍橋團契(CICCU,Cambridge Inter-Collegiate Christian Union,始於1876)最棒的主席之一。他們一起參加禱告會與詩班,一起吃飯、散步,討論教會或國家與戰爭的問題,進入了過去Nash及基督徒營會所 不曾涵蓋的屬靈範圍。

      John Sheldon則是Nash委託斯托得照顧的學生。斯托得找到了他,並開始了一對一的查經。後來兩人成為一生的好友。

我心有憾事

      許多人在成長時,常會經歷獨自摸索的徬徨與孤單。此時如果有一個更有經驗、智慧的人,願意花時間觀察、瞭解,並適時給予客觀、公平的評估和指導,那該多好!

      我過去不但未曾聽聞所在大學具導師制度,而且幾乎與所有的任課老師都保持著一定的距離,也不記得與教會的哪位輔導牧者,建立過真正生命的關係,更遑論能得到長期、個別性的指導。

      反觀司托得所處的環境,彷彿人人都有一個共識,就是以造就他人為樂,人人純真而無私,並帶出良性循環。大戰期間的英國,其實在物資上極其窮乏,但是有人卻因為神,而顯得富裕慷慨,也因此使多人蒙福,並澤被後代──甚至跨種族與國籍,福澤我輩。

註:
1. “John Stott, the making of a leader: a biography: the early years”; by Timothy Dudley-Smith; Published: 1999 Inter Varsity Press, Downer Grove, Ill.

作者來自台灣,現居洛杉磯,為本刊特約諮詢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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