僕人的畫像

呂沛淵 本文原刊於《舉目》第12期          耶路撒冷會議之後，使徒們差遣代表與保羅和巴拿巴同去，將大會決議信函，帶給安提阿與外邦眾教會。如此一來，外邦教會就可確信：耶路撒冷的使徒們和外邦人的使徒保羅，是齊心傳相同的福音，一致拒絕“割禮派”的錯謬。 第二次宣教之行           加拉太省的教會受到“割禮派”的影響頗深，需要幫助。所以，保羅與巴拿巴計劃“第二次宣教旅程”，從安提阿出發，探望傳過主道的各城。巴拿巴想要再帶馬可同 去，然而，保羅不同意，原因是馬可在上次宣教時半途而廢，離他們而去。二人看法不同，只有分道揚鑣：巴拿巴帶馬可從水路赴賽浦路斯，而保羅沿陸路赴基利家 與加拉太等地。           保羅需要同工，他選了西拉與他同行。西拉原是帶耶路撒冷會議信函至安提阿的代表，熱心外邦宣教。西拉是先知，有勸勉的恩賜 （《徒》15：32），既是耶路撒冷使徒的代表，又與保羅一樣具羅馬公民身份（《徒》16：37）在帝國各省出入方便，真是合適人選。於是，保羅與西拉走 遍基利家與加拉太各地，分送使徒信函，堅固眾教會。 提摩太加入佈道團           保羅與西拉來到路司得時，有一位新同工加入他們， 名叫提摩太。母親是猶太人，父親是希臘人。提摩太受其外祖母羅以與母親友尼基的影響，從小就明白舊約聖經（《提後》1：5；3：15）。很可能，在保羅第 一次宣教旅程時，他們祖孫三代聽到主耶穌的福音，認識了祂就是舊約所見證的彌賽亞。保羅帶領他們信主，加入當地教會。提摩太熱心事奉，在當地與附近的教會 有美好的見證，倍受稱讚。當保羅再次造訪路司得時，就邀請他加入佈道團，訓練他成為福音的接棒人。他也不負眾望，是保羅屬靈的兒子，日後終於成為中流砥柱 的教會領袖。 都是為福音的緣故           猶太人散居世界各地後，與外族人通婚所生的兒女，是否仍是猶太人，這是必須面對的問題。 在路司得的猶太人勢單力薄，無法與希臘外邦文化抗爭，所以容許猶太女子嫁給外邦人。按照猶太傳統律法（直到今日），母親是猶太人，孩子就是猶太人，應接受 割禮。可能因為父親是希臘人的緣故（希臘法律是父親當家作主），提摩太應受割禮但未受割禮。當地的猶太人知道此事。為了避免人們誤會保羅叫猶太人放棄祖宗 的信仰，所以，他給提摩太補行了割禮。           得救是單單因信主耶穌基督，不是因受割禮行律法。所以，保羅不屈從割禮派的要求，要外邦人提多受割 禮（《加》2：3）。保羅給提摩太補行割禮，因為他是猶太人，這與得救與否無關，為了傳福音不讓人誤會。保羅自己在信主之後，仍願遵行猶太律法的潔淨禮 （《徒》21：26）。這顯明保羅的心態：只要不違背福音的真理，甘心作眾人的僕人，為要多得人。他說：“向猶太人，我就作猶太人，為要得猶太人；向律法 以下的人，我雖不在律法以下，還是作律法以下的人，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向沒有律法的人，我就作沒有律法的人，為要得沒有律法的人，其實我在神面前，不是 沒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向軟弱的人，我就作軟弱的人，為要得軟弱的人；向什麼樣的人，我就作什麼樣的人。無論如何，總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 都是為福音的緣故，為要與人同得這福音”（《林前》9：19-23）。 馬其頓的異象           […]

心漁 本文原刊於《舉目》第12期          我認識了許多天使般的人物，有老、有少，有古人、有今人。其中一些人我有幸與他們相處幾年，而有些人只是短短幾天，還有些人是從書本中認識的，他們的生命塑造了我的事奉觀。現為大家略介紹其中三位。 藹宜          我這人有個毛病，就是一搬家，就疏于與朋友聯絡。其實，這也算是人之常情。搬遠了，聯絡多半隨著時空的距離而減少。         然而，譪宜在這方面可叫我開了眼界。譪宜是一所大教會傳道人，負責教會初中、高中、大專、社青團契，外加媽媽團契、大陸事工……老實說，在那個教會與她同工 一年多，我還是搞不太清楚她究竟負責哪些事工，只知道她滿腦子傳福音，三句不離宣教。精力充沛是她的特徵，宣教是她衷心所愛，看見有人經歷神是她的樂事。          由於老公工作原因，我們由加（加拿大）西搬到加東。我心裡想，和譪宜的友誼大概到此得劃下休止符。藹宜的忙碌可是有名的，教會有好些人說，教會聘到譪宜真蒙福，一人抵三人用。然而，出乎我的預料，我與譪宜之間的友誼並沒有受到影響，反倒更深刻。          過去八年多，譪宜恆切關懷著我靈命的成長。由於加東的渥太華的屬靈資源沒加西的溫哥華多，她每隔一陣子就一箱箱地寄包裹給我。拆她的包裹是我最快樂的時光， 因為我知道裡面有靈糧，諸如﹕書籍、錄音帶、錄影帶、貼紙……，有的給大人，有的給孩子，她關心我們全家人的成長。我知道她待己很節省，但是，凡只要對我 靈性成長有益的，她總是竭力供應，八年多沒停過。更稱奇的是，每當我心靈受傷，甚至說也說不出口時，她的電話總是即時而到。每次我們一齊禱告後，我心裡的 陰霾亦是一掃而光。而我不過是她羽翼之下，她所關心的人之一。          譪宜很愛禱告，喜歡在主的面前傾心吐意。她手上事奉多，但親近主的時間絕對 不少。有一次她帶著我禱告，向上帝獻上讚美、感恩，還記得閉眼禱告時大約下午三點多，天還很亮。剛開始時乾澀得難以開口，但是漸漸在禱告中感受到上帝的 愛，不僅禱告不覺枯燥，更有一份甘美從心底油然而生。當敬拜告一段落，張開眼，天已黑了。現在回想起那次的体驗，心中還有絲絲甜蜜的餘味。          我深知，她充滿精力、活潑事奉的秘訣，在於每日肯花許多時間親近主。在親近主、讚美主當中，她享受上帝大愛的甘甜，而這份甘美的關係成為她事奉的動力。每日 親近主，竭力向主表明心中愛意，是事奉絕不可少的一環。也惟有這樣子定意以行動愛慕上帝，才能摸著上帝的心意事奉。這道理淺顯易懂，卻常受人忽略，尤其是 服事擔子繁重的人，更容易頭腦認知這項道理，卻仍身陷“不顧彈盡源絕，人仍衝鋒陷陣”的事奉型態中。 施伯母           第一次見到施伯母，是以逃之夭夭收場。事情是這樣的﹕我在教會遇見她，早聽說她是牧師的丈母娘，來探訪女兒。我對她微笑，打個招呼，沒想到她眉開眼笑回應我，並且熱情 地拉著我的手，操著濃濃鄉音的國語，說﹕“來﹗我背聖經給你聽﹗”她不是背一節，也不是背幾節，而是背出一整篇。其實我當時聖經也看過幾遍，但她鄉音好 重，我聽不出她在背甚麼，更別提搞清楚出處。          這下可慘了！要是她背完後考問我經文內容，該怎麼辦？一身冷汗直流。終於她背完了，咧著嘴對我笑，我只有乾笑以對。接下來，她又開始哇啦哇啦地講一堆話，可能是在分享這段經文的內容，而我只有繼續乾笑的份兒。好不容易等她鬆了握住我的手，我立即落荒而逃。           沒多久，我們搬到溫哥華，碰巧是施伯母住的城市。我們禮貌性地拜訪她，沒想到因而拓展了我的眼界。雖然我和施伯母參加的是不同的教會，再加上我工作忙碌，接 觸並不算頻繁。然而每次碰面，她總是精神抖擻地分享上帝的話語與上帝的作為。雖仍時有聽不懂的地方，但次次見面都大有收穫。 […]

莊祖鯤 本文原刊於《舉目》第12期 引 言        所謂的“後現代主義”，從某個角度來說， 是對自十八世紀“啟蒙運動”以來，壟斷世界主流思想的“現代主義”或“理性主義”的一種反彈。現代主義是以“理性”掛帥的，強調真理的絕對性，而且認為只有透過客觀的、理性的探討，才能確認何為真理。然而後現代主義者卻對這些基本觀念提出質疑，甚至全盤否定。後現代的思想家認為，所有的“真理”都是相對 的，即便是科學，也無法排除科學研究者主觀好惡的影響。因此他們否定真理的絕對性，強調多元主義，肯定以主觀的、感性的途徑探索真理的必要性。           所以，後現代思想幾乎完全顛覆了許多兩百年來人們視為理所當然的觀念，難怪許多人都覺得“亂了套了”。但是從正面的意義來看，後現代思想將人類由“泛科學主 義”的窠臼中解脫出來，使人類在真理的探索方面，不再自我設限于所謂的“純理性探討”。因此，對後現代的人來說，科學與信仰並不是對立的。而想要以科學去 否定（或證明）信仰，乃是荒謬的舉動。           然而同時，後現代思想對教會及信徒也的確產生了很大的衝擊。我將在舉目雜誌中，從不同的角度和層面，以一系列的文章，來探討後現代思想對信徒與教會所產生的影響，及我們應當如何去面對這些挑戰。 基督教釋經學的演變          “釋經學”（Hermeneutics）一詞最早出現于古希臘文獻中，它的字根是希耳米（Hermes），他是希臘神話中專門向人傳遞神諭的神袛。他不但宣告 神諭，而且還負責解說。保羅在路司得宣教時，就因他所行的神蹟，及他講道的口才，而被當地人誤認為是希耳米下凡，以致于引發了一場騷動（《徒》 14:11-12）。所以釋經學最初的意思就是“解釋”。           在歐洲，為了詮釋、考證古代文獻，就發展出這種“詮釋學”(又稱“釋義學”)， 相當于中國的“訓詁學”。但是用在研究聖經時，通常我們稱之為“釋經學”。在西方中古世紀，“釋經學”是詮釋學的主流。直到近代，詮釋學才開始應用在文學 及哲學上，並且因為後現代主義思潮的推波助瀾，使得詮釋學成為當今最熱門的“顯學”之一。          基督教的釋經學，特別是在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運動之後，強調對原文聖經的研究及解釋。而當時“唯獨聖經”（sola scriptura）的口號，更表明聖經是基督徒信仰及神學唯一的基礎與準繩。因此，聖經的“文本”（text），成為釋經學的核心關注所在。所以傳統上，釋經學是解釋聖經經文的工具，提供尋求及確定經文意義的方法。同時，傳統的釋經學強調，應該以各種途徑，去尋求明白“作者原意”（author's intention）。因此著重文字、語法、字源、語文及相關歷史的研究。           但是十九世紀之後，被稱為“近代詮釋學之父”及“自由神學之 父”的士來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將詮釋學帶入一個新的領域。他不僅從文本去尋求理解，更嘗試去重建作者的“創造”過程。因此他用了不少心理學的分析，來 探索作者的寫作心理。對他而言，釋經學不僅是研究“文本”，而是研究文本與讀者間的互動關係；其關注的不僅是解釋的方法，更是解釋的本質。換句話說，他使 詮釋學具有“認識論”（Epistemology）的意義了。之後的狄爾泰（Wilhelm Dilthey）、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維根斯坦（Ludwi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