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歷史的教訓 ──美國高等學府與基督信仰的脫軌

熊璩
本文原刊於《舉目》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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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七月美國加州的聯邦法庭在爭論:向國旗致敬的誓詞中,是否要刪除“在上帝之下”(Under God)的字眼。這是美國自由主義針對學校發起的挑戰,是學校加深世俗化的又一實例。

        今天你如果訪問美國的大學,你可能還會看到一些與基督教有關的歷史遺跡。但是在校園的生活與課室中間,你或許再也看不到任何基督教世界觀的影響。相反地,你 會看到美國思想最開通、道德也最混亂的一面──這裡有絕對的學術自由,有絕對的言論自由、但也有絕對的“道德自由”。60年代時是如此,今天更是如此。校 園文化可以說是代表著美國最可愛、最有朝氣,同時也是極為醜陋的一面!

        歷史上,西方學術界一向與基督教關係密切。自理性主義的興起始,神 學就被稱作是“科學之母”(the Queen of Science),是知識的基礎。基督教一向注重教育,西方許多一流大學都是基督教開辦的。例如帶來美國第一次大復興的愛德華茲,17歲時以第一名的成績 畢業于耶魯大學,後來擔任普林斯頓大學的第三任校長。他的孫女婿杜外特(Timothy Dwight)亦曾任耶魯大學的校長兼校牧(1886-1899),耶魯大學能有今天的聲譽,他的功不可沒。他還帶領了耶魯大學至少四次的靈性復興(註 一)。

        本著追尋真理的熱情,基督教一向尊重學術自由。那麼,什麼時候起,這種緊密的關係開始解体的呢?原因又是什麼呢?讓我們來看一個有代表性的歷史事件。

一.耶魯大學的教科書風波(註二、三)

        波特校長(Noah Porter, 1871-1886),是杜外特校長的前任。1880年,政治學系系主任孫木勒(William Graham Sumner)教授,選取了斯賓賽(Herbert Spencer)的《社會學研讀》一書,作為社會學的課本。波特校長因該書貶抑基督教而反對使用。這場風波,因《紐約時報》在4月4、5日兩天,用新聞頭 條和社評來報導,而更為轟動。校內教授亦分裂成兩個陣營。

        斯賓賽當年是不可知論者的掌門人。他將基督教與穆罕默德的跟隨者,和南太平洋群島的迷信等量齊觀,認為科學家應當將宗教棄若敝屣,現代的求知者應當接受理性(而非信心)的指導。

        斯賓賽師承孔德(Auguste Comte),是實徵主義(或作實證主義,Positivism)的傳人。孔德的學說認為,一切的知識都要經過成長的三步曲。第一步是神學的(上帝的旨意 是對自然現象的解釋 ──虛構的階段),第二步是形而上學的(哲學對自然現象的解釋 ──抽象的階段),第三步是實徵的(自然法則的解釋 ──科學的階段)。社會學(他把它稱作社會物理)的目的,就在于發現這些自然法則。

        在方法論上,實徵論者先將上帝排除在人類社會之外,然後得出結論:你看,上帝與我們的社會無關,屬于循環論證。因此,儘管當時達爾文的物種進化論,已在北方的大學裡普遍講授,但是實徵論對學術界觀念的影響則更為深刻,是後來科學自然主義的理論基礎。

       “教科書事件”上報後,5月27日,70歲的波特以董事會主席身分,到初創不久的衛斯理學院(Wellesley College,女子名校)致詞,慶祝第二座大樓的開工,他的講題是“基督教學院”。衛斯理學院是由一對虔誠的杜蘭夫婦(Henry & Pauline Durant)開創,其辦校的宗旨是:“這個學院將致力于德育、体育和智育的基督化”。所有的學生都要參加查經班的課外活動。所有的教授(一律女性)除了 專業教學以外,還要帶領查經班。名佈道家慕迪當時也是董事會的成員。這是基督教熱心辦學的又一個例子。

        因聽眾都熟悉耶魯大學的風波,波特致詞時說,基督徒除了對敬虔的操練以外,知性的培養也極為重要。我們在學術界正與“世俗化”的勢力作殊死的爭奪戰。不管是無神論,還是最近流行的不可知論,其實它們與有神論和基督教一樣,都是一種宗教信仰。

        他說,在這個戰場上沒有中立路線。無論是倫理、政治,或是其它的社會學科,我們若不是站在有神的一邊,就是站在與上帝相對的那邊。

        原來,波特在治校的早期就認定,不僅要用奮興會的方式來傳播基督教,更要用學校教育來塑造基督徒的品格。

        他雇用教授的原則是:他不要求教授服從一致的信仰教條,他認為學校應當是超宗派的。他甚至認為,一個有誠懇懷疑心的人,強過傲慢的正統主義者。他主張用個人 信仰的影響力來開導教授,而不贊成用規條來約束,或用權威來壓制。直到“教科書事件”時,他還是不願使用校長的否決權,去禁止使用他所反對的教科書。他代 表著當年基督教人文主義的良心。

        孫木勒教授則是耶魯大學年輕一代的英才,是1863年畢業的校友。他于1872年被任用為政治系主任。他 原是聖公會的牧師,然而到耶魯教學不久後,信仰開始產生變化。他雖然沒有放棄信仰,但是除去了牧師的頭銜。他自己說:“我從來沒有自覺地放下信仰。我好像 把自己的信仰藏在一個抽屜裡,但是當我再把抽屜打開時,裡面卻是空無一物。”

        孫木勒之所以成為科學的自然主義的信奉者,是受到斯賓賽、達爾文和郝胥黎等人的影響。他在1881年致信校方:“大約在四、五年前,我從工作中逐漸認識到,就像自然科學的革新,科學的方法也將要把社會學從獨斷的教條和困惑中解救出來。”

        其實波特校長自己也在研究生課程中,使用過斯賓賽的一本書,所以他的反對並非只是針對斯賓賽。他在1879年12月寫信給孫木勒,表示這本《社會學研讀》的 書,格調不夠高,是“宣傳單”的水平。因為斯賓賽在書中只接受物質的元素和法則,作科學理論的根據。波特說,這使得全書缺乏說服力。波特的論點是:無論是 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都是建立在一組前提假設上面的。而孫木勒沒有經過嚴謹的批判性的思考,就接受了斯賓賽那本書的前提(就是孔德的實徵論),將社會科 學的基礎建立在有神的架構之外,這種自我設限的學術態度是不公正的。

        耶魯人雖然對事情的見報相當懊惱,但是在彬彬君子的校風傳統下,這個爭端還是在私下處理。幾經波折,終于在曖昧的情況下得到解決(詳情見註)。波特能夠洞識學術界的偏頗,雖然不能力挽將要來到的狂瀾,但也不愧是個有眼光的領袖。

二,歷史的教訓

        這雖然只是一個很小的風波,但是卻觸及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歷史轉折處。一百廿多年以後再來回顧這個風波,我們想提出幾個觀察和分析:

        第一,此事件突顯了19世紀中、後期宗教信仰對一般人的重要性、人與上帝的關係是人們生活的中心。當時因為社會主流的和諧性強(基督信仰的普及),基督教的影響還能夠維繫大局。

        而兩代以後,“學術自由”的神聖性已變得不容置疑,這種教科書的爭論也就不再發生了。今天的人們甚至無法想像,這種爭論會發生在校園(同樣地,在1880年代的人們也無法想像,一個缺乏基督教影響的世俗化社會)。幾十年之間,社會風氣所產生的巨變幾乎是不可思議。

        第二,它突顯了當年基督教的信仰,與前衛的思想界的裂痕。譬如當年在英國的最高學府,作教授的條件之一,就是宣誓接受英國國教的教條。制度式的基督教的信仰 往往缺乏活力,有形式而缺乏實際。在輿論界與學術界,基督教的信仰逐漸被認為是壓抑性的勢力,是愚民的工具。尼采在當年之所以提出上帝已死,就是因為他看 到這種學術界與教條的脫節,生活現實與口號不符的荒謬現象。從人們生活的實際來看,上帝的存在與否與我們毫無差別。正因如此,他所提出的學說才會在廿世 紀,產生如此巨大的震撼。

         第三,自從19世紀以來,還有其它類似孔德實徵論的,或是反基督教的學說出現(達爾文、馬克思、佛洛伊德、尼采 等等)。這些理論好像都能自圓其說,也都是建立在19世紀人類對自己的自信心和樂觀心態之上。但是,這些人本的理論,經過了廿世紀的實驗和戰爭的洗禮,都 證明了不能給人類帶來答案。

        第四,學術的絕對自由所代表的開放精神,的確給人類社會帶來了進步。它也促進了人本的自由主義的抬頭,人的選 擇性(而非選擇的對象)成為神聖無上的權利。在一個沒有真理的社會,人的意志好像是脫韁之馬,個人的喜好(preference)可以是人類選擇的最高原 則。這是1880年當時,尊重真理的人所無法想像的。

        其實,當人們脫離了宗教的枷鎖以後,並沒有爭取到自由,只是進入了一個自設的牢籠,成為自己慾望和野心的奴僕。當人們喪失了為之而死的對象時,他們也失去了為之而生的目的。人生不再尊貴,變得只要“有利可圖”。

        第五,科學自然主義的信仰,以及學校的世俗化,是理性主義絕對化以後必然的後果。基督教不能單從防衛性的角度來維護信仰,不能僅僅從教條主義的立場來批判潮流,也不能僅僅用制裁的方式來禁止異己。

        基督徒應當主動地與主流對話,坦率地指出人文信仰的獨斷性、狹窄性和不容忍性,指出當人們不再承認有權威的同時,往往自己成為新的權威。我們需要更多思想客觀、對文化感覺敏銳的基督徒知識份子。

        第六,基督徒因為要在世,又要不屬世,就永遠面臨這兩者間的張力。他所面對的,一方面是如何使基督的信仰成為文化的動力,包括道德與價值的重整、對自由的尊 重、對真理虛心的接納、對異己的容忍,和對社會的改造。另一方面是對上帝的絕對敬畏、對耶穌基督的唯一性的深刻認知。基督徒的使命是在整合這兩者間的張 力,取得在基督裡的和諧。

        我們應當在生命中顯出信仰的活力,在行為上活出基督信仰的實際。我們若是不能活出一個有生命力的信仰,我們就無法把一個可以叫人信服的信仰傳遞給別人。

        廿一世紀開始至今,人類社會一直動盪不安,我們被經濟危機、信任危機、環保危機、恐怖暴力危機所困擾。但願人類可以學得更謙卑,更認識自己的限度,也能夠正視實徵思想的限度,開始尋求那位全智、全愛的上帝。

註:
一、Marena Fisher,“Timothy Dwight: The Freeing of a Reputation”, The Yale Standard, pp 10-19, April 2002.
二、Burtin J. Bledstein,“Noah Porter versus William Graham Sumner”, Church History (September 1974).
三、 George M. Marsden,“The Soul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From Protestant Establishment to Established Nonbelief”,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pril, 1994.或參考:“God and Man at Yale (1880)”,First Things 42, pp. 39-42, April,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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