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會歷史

呂沛淵 本文原刊於《舉目》第11期         福音從耶路撒冷傳開， 許多外邦人歸主加入教會，這對猶太人基督徒來說，是需要面對的難題。連使徒彼得進到外邦人哥尼流家裡，領其全家歸主，在耶路撒冷的教會都引起騷動。他們聽了彼得的見證，不能不承認：“神也賜恩給外邦人，叫他們悔改得生命了”（《徒》11：18）。後來，在安提阿的外邦人大批悔改信主，加入教會。不但如此， 安提阿教會差派保羅與巴拿巴出外宣教，在賽浦路斯與加拉太省各地，建立許多教會。在猶太地的信徒，如何看待外邦人悔改信主呢？ “割禮派”的由來          在耶路撒冷的信徒，認為教會是神子民的團体，所以應在以色列人中向他們傳福音作見證。特別是那些原隨從法利賽教門的人，信主以後，仍是為律法熱心（《徒》 15：5；21：20）。他們承認：既然許多猶太人拒絕主耶穌，所以福音傳向外邦人，外邦人得以進入彌賽亞國度，直到數目添滿。但是，他們堅持這些進教的 外邦人必須受割禮，且遵行摩西律法，才能得救。          然而，在耶路撒冷之外的猶太信徒，並未堅持外邦人信徒必須履行這些條件。彼得並未要哥尼流 全家受割禮，因為他已清楚知道“神所潔淨的，你不可當作不潔”（《徒》10：15）。當保羅與巴拿巴代表安提阿教會，將救助飢荒的捐款送到耶路撒冷時，他 們所帶的同工希臘人提多，是沒有受過割禮的（《加》2：3）。顯然，安提阿教會並未要求外邦人信徒，受割禮或遵行禮儀律法。也未要求後來新建立的外邦教會，必如安提阿母會一樣。         當時有些猶太人，認為只需要明白割禮的屬靈意義，不需在禮儀上受割禮，例如提摩太從小並未受割禮（《徒》 16：1-3）。約瑟夫Josephus在《猶太古史》中，就記載了外邦人進猶太教不需受割禮的例子。然而，大多數的猶太人，甚至包括思想希臘化的人（如 亞歷山大的斐羅Philo），都認為割禮的施行是不可廢除的。在耶路撒冷的猶太信徒，有不少人堅持外邦信徒必須受割禮，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此問題關係 重大，若不是有睿智的領袖溝通疏導，公開討論而定案，則非常可能導致教會分裂成兩大陣營：耶路撒冷與猶太地的教會，安提阿與外邦各地的教會。 在安提阿的爭論          後來，有些從猶太的弟兄來到安提阿，他們是“割禮派”，教訓弟兄們說：你們外邦人若不按摩西的規條受割禮，就不能得救。他們視割禮為得救的必要條件。保羅和巴拿巴清楚明白人得救是藉著相信主耶穌，並非藉著受割禮守律法。這些“律法主義者”所講的，與聖經所說的救恩之路背道而馳。所以，保羅與巴拿巴大大的與他 們爭辯（《徒》15：1-2）。這些割禮派的門徒，不與未受割禮的外邦人來往，自然不與外邦信徒一同吃飯，更不與他們同領聖餐。如此一來，在實際生活上， 猶太信徒與外邦信徒不能同桌共餐，不能同享聖餐主內團契。這給安提阿教會帶來極大的難處。有些人反對“割禮派”的“受割禮才得救”的謬論，但卻不願擴大爭 端，就不與外邦信徒同桌吃飯團契，以息事寧人。 彼得的妥協          當這些耶路撒冷“割禮派”門徒來到安提阿時，彼得正好也在安提阿。原先彼得來到安提阿，與外邦信徒一同吃飯，但是當這些“割禮派”的猶太弟兄來了之後，他就避開退去，與外邦信徒隔開，只和猶太人信徒同桌。原因何 在？彼得是否忘了他在約帕看見的異象？他在該撒利亞進了外邦人哥尼流家，並且與他們一同吃飯。顯然彼得不贊同“割禮派”門徒的講法，然而，這些從耶路撒冷 來的弟兄，被稱為是從雅各那裡來的。其中一人很可能帶了雅各的口信（讓彼得知道耶路撒冷教會情形），或者那人自己加油添醋遊說彼得一番，使得彼得注意此敏 感問題，導致他出此下策，與外邦人隔開。理由是為了在耶路撒冷“割禮派”弟兄們的軟弱良心，遷就他們，怕讓他們跌倒或無事生非。 保羅面責彼得          但是，彼得身為使徒領袖，他的妥協退讓，無論對猶太人或外邦人信徒，都帶來極具破壞性的後果。不僅讓“割禮派”門徒得寸進尺，也讓外邦人信徒低聲下氣。當時 […]

淩勵立 本文原刊於《舉目》第10期          讀了《舉目》第七期新開欄目“教會史話”第一篇〈及至時候滿足〉，我心裡有一種說不出的激動。特別是結論裡的幾句話：“教會歷史在這兩次‘時候滿足’之間，見證三一真神對失喪世人之救恩大愛……”我感到這新欄的出現並非偶然，而是擔負著一個歷史使命，要見證神的救恩大愛。         我不很瞭解教會歷史，僅以一鱗半爪，追記我在少年時期見到過的教會歷史裡的兩位重要人物－－宋尚節和趙世光，以及在二十世紀二十和三十年代，中國的宗教大復興。 敢說敢罵的宋博士         那是一個世界性的兵荒馬亂的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戰又爆發了，在中國主要是抗日戰爭。1931年的九一八，1932年的一二八，1937年的七七和八一三，還有1941年的珍珠港襲擊和太平洋戰爭，真是戰事不斷。         與此同時，中國的大復興也進行得轟轟烈烈，許多全國知名的領袖人物四出佈道和奮興。在上海，我聆聽過宋尚節、趙世光、倪柝聲、賈玉銘、王明道、周志禹、竺規身、錢團運等許多傳道人的講道，印象最深刻的是宋尚節和趙世光。人們一般稱呼宋尚節為奮興家，趙世光為佈道家。         1931年我十一歲時，蒙恩得救，在西藏路慕爾堂見到了宋尚節。         當時沒有人稱宋尚節為牧師，大家稱他宋博士。我原以為他是神學博士，後來知道他是留學美國的化學博士。為了實現十八歲赴美留學時定意終身事奉主作傳道的願望，1927年畢業回國經太平洋時，竟把化學博士文憑和一切榮譽獎章、獎狀拋進大洋。         他回到故鄉福建省興化不久，即在全國四出佈道。根據宋博士著述的《我的見證》（註），1930到1940年的十年中，他多次在上海佈道、奮興、培靈，其中提 到1931年6月在慕爾堂開靈修會八天。慕爾堂是上海最大的教堂，當時聽眾擠得水泄不通，過道裡都站滿了人。我被擠在人堆裡。那熱火朝天的場面，至今歷歷 在目。其實我聽他講道是聽不大懂的，因為他說的是福建土話，絕大多數聽眾都聽不懂，每次有人翻譯。他穿著十分樸素，長布大褂，頭髮蓬蓬鬆鬆的，一點看不出 是一位留洋的博士。他講道常常像演戲，在臺上跳來跳去，做手勢。因為他的土話別人聽不懂，有時連翻譯都聽不懂或理解錯，他就急了，想各種辦法形像化。         他講些甚麼呢？我聽到他常在責備人，而且責備的往往是教會裡的領袖人物或牧師。他聲嘶力竭地指出他們的種種錯誤或罪惡，呼籲他們必需認罪悔改。那樣重視教會領袖人物的靈命和道德品質，敢說敢罵，毫不留情，我記得的只有這位宋尚節博士。          後來我看了他著述的《我的見證》，知道他對傳道人的要求。這裡用他自己的話略提幾項：“今日教會的中西領袖，自己沒有生命不要說他，根本不信聖經，妄信人格 化基督，對人宣傳社會福音”；“傳道人必需先受靈洗得了生命才去作工”；他說神要他“起來！去奮興全國不冷不熱的教會，免得耶穌再來的時候被撇下。快傳報 主必快來的消息”。 樸實謙和的品德          宋尚節對自己在靈命上的嚴格要求使我感動。他于1901年出生在福建農村一個貧苦家庭，父親是美以美會直轄下的一位虔誠宣教士。他九歲親見故鄉興化空前未有的大奮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十二歲開始他就幫父親做二三千信徒的牧師（人們叫他 “小牧師”），此後，一直殷勤傳道服事。他追憶時稱自己為沒有生命的糊塗熱心，用傳道來抬高自己。          1919年他赴美留學半工半讀。在1927年的一個晚上，他痛哭流涕，把一生所犯大大小小的罪認清，徹底悔改，二十六歲時才清楚得到重生經歷。          我深受感動的是，他竟勇敢地將二十六歲前那麼漫長的基督徒生活和工作否定。他嚮往的是真實的新生命，得到後才有平安喜樂。他這種苦苦追求，得到了神的悅納，神使用他成了那時代的奮興家。         […]

鄭期英 本文原刊於《舉目》第7期 從冷至熱        在人類歷史上，常由于一個人對上帝的敬虔和順服，對神話語的絕對遵守，因而帶來整個社會的改革、國家的富強。約翰衛斯理是個典型的例子。         約翰衛斯理生于1703年英國北部的一個小鎮，父親是英國國教的牧師，母親非常虔誠，治家很嚴，從小就教導孩子們養成服從、禮讓和守秩序的習慣。雖然家境清 苦，約翰衛斯理和弟弟查理衛斯理都完成了牛津大學的學業。1725年，他決心獻身教牧工作，1728年被按立為英國國教的牧師。以後幾年曾在牛津任教，間 或幫助父親牧養教會。          1735年，他應美洲喬治亞州總督的邀請，遠赴美洲，在印第安人中間工作。後因效果不彰，乃于1737年底回英國。 在赴美洲的船上，一小群莫拉維亞弟兄會信徒的言行，帶給約翰衛斯理很大的震撼。他非常羨慕他們面對死亡亦不畏懼的勇氣，而他當時已傳道多年，但在靈性上仍 是不冷不熱。          從美洲回來不久，約翰衛斯理認識一位莫拉維亞弟兄會的年輕傳道人彼得波勒，他向衛斯理談“因信得救”的道理，這是衛斯理前所 未聞的。因此衛斯理心中疑慮不安，深覺自己的信仰沒有根基。有一天晚上，他去參加聚會，會中有人宣讀馬丁路德為《羅馬書》所寫的序文。神的靈在他心中動 工，他確信自己已因信得救，基督已洗淨他一切的罪，並拯救他脫離罪與死的律。從此，衛斯理到處宣講“因信得救”的道理。 走出貴族        “因信得救”的道理在英國國教中失傳已久，因此國教的牧師們都反對衛斯理，拒絕他在教堂內講道。而衛斯理本人濃厚的英國國教背景，卻讓他很看重形式和規範，認 為不在教堂內講道是不合体統的。但有一次，大學時代的老友懷特腓德（George Whitefield）因事他往，邀衛斯理代替他向一群礦工露天佈道，起初衛斯理無法接受，後來漸漸明白，真正的信仰不該受外在形式的束縛，救人靈魂才是 最重要的；而且教會應走出貴族圈子，深入民間。         從此，露天佈道和衛斯理所領導的復興運動，產生了密不可分的關係。他一生，所走的路程共約 二十五萬英哩，講道約四萬次。他深入社會的每個角落，特別是貧民和礦工中間，向他們傳福音。“循道運動”成為了十八世紀歐洲影響最大的教派（即今日的衛理 公會）。這不僅造成靈性上的大復興，也促成整個社會的大革新。         原來衛斯理時代的英國，是一個動亂、黑暗和大變遷的時代。工業革命方興未 艾，社會結構動搖，人們廉價出賣勞力，工作時間很長，工作環境惡劣，社會問題十分嚴重。而政治上，雖然封建制度已近崩潰，但貴族仍掌握特權，人民備受壓 榨，生活困苦，勞工階層常藉酒消愁。當時的教會徒具形式，成為貴族的工具，根本無法承擔救人靈魂、扭轉社會風氣的使命。         衛斯理的出現，宛如當年施洗約翰一般。他毫不隱諱地指出英國的罪惡，大膽宣稱英國當時是一個背叛神、違反誡命的國家，號召全國上下痛切悔改。千萬人響應他，聽他講論福音的真理，接受他的譴責，在神面前悔改認罪、歸信基督。 功不可沒         […]

豐源等 本文原刊於《舉目》第7期         編者按：本刊舉目第六期〈不再缺席──關于中國基督徒社會 參與的思考〉（迦恩著），登出後得到了強烈的反響。美國麻州某主日學讀書小組的羅俊民、邊士英、吳德惠、周維中、汪德勝、杜書萃、戴豐源、徐理強等人，深 感傳統華人基督徒對社會關懷及參與的態度冷漠，而且普遍地欠缺基督徒的使命感，聯名寫下了這篇〈談社會參與的必備心態〉，盼藉此引發弟兄姐妹們更多的反 思，並歡迎回應。 世外桃源和河中駝鳥         二十世紀已經過去，一個新的世紀已經來臨，不管我們喜不喜歡，願不願意，神將我們投 入此時此刻，給我們時代的使命。回顧二十世紀，人類在科技方面有非常顯著的進步，但災禍也是前所未有的：第一及第二次世界大戰，共產主義的興起與衰落，種 族衝突與宗教仇恨所帶來的戰爭，貧窮國家與富裕國家之間愈來愈大的鴻溝，等等。         面對這一切，我們基督徒可以如駝鳥，埋首于沙堆之中，卻無法逃避現實，遁身于世外桃源。我們只能活在這個時代當中，沒有其它選擇，但是我們可以選擇我們對這個時代的態度：是去參與改變，或是去咒詛遠離。         從每天媒体的報導，我們知道這個世界上，仍有許多的人生活在苦難當中。而身為基督徒的我們，是有責任以愛心並實際行動，來關懷那些需要幫助的人。在《路加福 音》第四章裡，耶穌引用了《以賽亞書》的一段話，來說明祂在世上的工作。“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祂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 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報告神悅納人的禧年。”我們相信主耶穌給我們的大使命是去普天下傳福音給萬民聽(《太》28:19)，也相信祂要 我們愛鄰舍如同自己(《路》10：27-28，《太》25：31-46)，去實踐這個福音的內容。 西方教會的社會改革參與史         在十八與十九世紀，英國有不少信仰純正的基督徒，不但廣傳福音，並且推動社會改革，從消滅黑奴制度到改良童工、奴工制度。他們主持社會公義，也成為社會的良 心。但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發生了很大的轉變，福音派逐漸拋棄了社會責任。斯托得(John Stott)在《當代基督教與社會》一書中分析其原因，歸納如下：         第一是要與自由派神學爭戰。福音派基督徒忙著維護基要信仰，無暇顧及社會關懷。         第二是對社會福音的反感。自由派神學家那時所發明的社會福音，將上帝的國世俗化、政治化。福音派的反應，就是專注傳福音，與社會、政治一刀兩斷。         第三是兩次的世界大戰暴露了人性的邪惡，令許多人悲觀、失望。從前的社會改革似乎都失敗了，人類與社會似乎已無藥可救。加上“前千禧年說”的興起，認為現今世代必定會腐敗下去，從事社會改革是徒勞無功的，只有等耶穌再來。         第四是基督教在中上階級中廣傳，形成保守派。他們看重維持現狀，保護既得利益，對于被壓迫的人的痛苦毫不同情，或根本不關心，只關心靈魂得救。對未來的世界感興趣，對于現今不公平的社會制度，或者表示事不關己，或者還予以默許。         1940年中期以後，情況才開始有轉變。1966年美國的世界宣教大會，通過“惠敦宣言”（Wheaton Declaration），其中強調，“向萬民傳福音的基本要務”，是將“用言語為耶穌基督作見證”和“福音的社會行動”結為一体，並鼓勵“所有福音派人 […]

陳慶真 本文原刊於《舉目》第3期 傷痛難癒合         在海外的華人，特別是居住在美國東部及中西部的，多少會在生活及工作中接觸到猶太人或猶裔美國人。相處久了，發現他們極大多數不信基督教。他們至多承認耶穌是個好老師，但絕非他們舊約聖經（猶太人稱之為Torah）所預言的“彌賽亞”（救世主）。         我不免納悶：耶穌不是猶太人嗎？耶穌的門徒不也全是猶太人嗎？新約的作者，除路加醫生外，不也是清一色的猶太人嗎？甚至早期教會的成員，也大都為猶太人。那麼，為什麼連我們這些被猶太人視為“外邦人”（Gentiles）的，都相信耶穌基督是彌賽亞，是真神的兒子，而猶太人卻反而拒絕呢？猶太人不原是橄欖樹上的“好枝子”嗎？（參《羅》11:17-24）         十九世紀末開始，歐洲各國的排猶運動，導致大量猶太人移入美國，集中居住在東部的紐約、 波士頓、費城及中西部的芝加哥、聖路易等大城。他們的入遷逐漸破壞了原本以基督徒為主，天主教徒為副的宗教平衡，遂引起社會上的反猶思想。及至目前，斷斷 續續反猶的活動，已自檯面轉入地下。猶太人和其他族裔的移民一樣，在凡事“Politically Correct政治正確”的粉飾之下，享有表面上的平等。         筆者的同事，百分之六十就屬猶裔。朝夕相處十多年，又同是移居美國的少數民族，惺惺相惜之餘，慢慢体會到，他們對基督教的誤解、排斥，與整個民族難以癒合的傷痛有關。 民族的苦難         先天上，以色列民有其可驕傲的本錢，因他們確實是神的選民。只是外表喬裝的驕傲，常是為了掩飾內在的不安全。猶太民族缺乏安全感，有其歷史的背景。上帝應許 他們的產業，只不過是一方小小的巴勒斯坦。他們夢寐以求的，也只是在這塊地上建立家園，像其他民族一樣，子子孫孫安居樂業。然而連這點願望，也是苛求。         也許是“天之將降大任於斯民族”吧，以色列民族在過去十九個世紀中所受的苦難，絕非“苦其心智，勞其筋骨”所能形容。他們顛沛流離，四處逃散，忍受欺凌壓迫，多少次面臨種族滅絕的厄運。         長期為奴的羞辱，塑造就了強烈內聚力的民族性。自從由巴比倫回歸，他們就將安全感緊繫在傳統教條與律法的恪守上。即使是早期教會的猶太信徒，也是如此。因此 保羅在致各教會的書信中，循循向猶太信徒解釋“因信稱義”的道理，俾使各族裔的基督徒在恩典下得以愛心相待，和諧相處。         早在公元七十年， 從羅馬提多將軍的鐵蹄下，猶太民族開始了他們近兩千年的流亡。被放逐驅散到各地的猶太人，在異國的統治下，再度胼手胝足重建家園。秉著他們克勤克儉的民族 性，以及祖先在巴比倫習得的經商本事，漸漸在異邦定居下來，甚至聚有財富。猶太人集居在自己的社區，鮮與外界混雜，對當政者採取消極抵抗，拒絕臣服的態 度。財富遭至眼紅，隔離帶來猜忌。於是中傷他們的謠言，漸漸在民間流傳。         公元三百年後，基督教成為羅馬國教。西方各“蠻”族也逐漸歸化為 基督教國家。散居各地的猶太人，由先前對當地政權消極抵抗，拒絕臣服演變為敵對的立場。在各地政府眼中，猶太民族是一群食古不化，有錢勢、不合流的眼中 釘。十一世紀至十四世紀之間，由英國東部到法國，猶太人被誣告“殺嬰魔”，說他們將外族的嬰兒殺害後，喝他們的血，並將肉做成猶太人的無酵麵球 （Matzoh Ball，猶太人逾越節食物），歐洲社會史上稱之為“血誣案”（Blood Libel）。十四世紀歐洲黑死病流行時，民間又傳此病源自猶太人放毒於井水中。這一類的中傷，猶太人有口難辯。在他們眼中，逼迫他們的多屬信奉基督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