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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篇

從《馬太福音》看耶穌的門徒訓練

陳濟民 本文原刊於《舉目》24期        自早期教會開始,《馬太福音》便被應用在門徒訓練事工上。近代福音書的研究,也注意到這本福音書寫作的目的不僅是要介紹耶穌,也是在提供信徒今世的生活模式。本篇文章的目的,就是要簡單地闡述耶穌培育門生的內容,方法和過程。 一、門徒的事工是普世的宣教        《馬太福音》介紹耶穌基督事工的方法相當特別。他簡單地以一節經文(4:17)記載主耶穌在世所傳的信息之後,立即述說耶穌呼召了2對兄弟做的門生 (4:17-22)。跟著再回頭──仍然是相當簡單地──為我們綜括耶穌在世的言行和果效,告訴我們有釵h人從各地來向耶穌學習(4:23,25)。        馬太好像要我們知道,最初的4個門生只是耶穌眾門生的代表。為什麼馬太給耶穌的門生這麼重要的地位呢?關鍵在4章19節:“來跟從我,我要叫你們得人如得魚一樣。”耶穌要 的門生傳揚天國的福音!        讓人驚奇的是,《馬太福音》為我們介紹了耶穌的教導和神跡(5:1-9:34)以後,再次以同樣的語言,為我們綜括耶穌的事工(9:35)。但是這一次,馬 太告訴我們,耶穌的感受是:“要收的莊稼多,做工的人少。”(9:37)工場的需要之大,連上帝的兒子都做不完!因此,馬太在第10章便記載耶穌選立12 位門生,要他們傳耶穌所傳的信息,而且得到耶穌的授權,能夠做耶穌所做同樣的事工。         當然,耶穌的門生本身沒有這種能耐。當耶穌被出賣的時候,他們都跌倒了(參26:31)。但是,耶穌老早知道,而且與他們約定,在 復活後到加利利見面(26:32)。而《馬太福音》的終結,就是著名的大使 命:“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做我的門徒……”(28:18-20)耶穌基督普世性的王權,是 門生到普世傳福音的基礎。 二、培育的關鍵是對耶穌的認識        倘若耶穌基督普世性的王權是 門生到普世傳福音的基礎,門徒訓練的重點必定是認識耶穌的王權和這王權的內涵。對於這一點,馬太在記載主耶穌的教導時,已經指 出耶穌的教導與當時的聖經權威不一樣之處,就是“ 教訓人好像有權柄的人”(7:29)。當馬太在第8章講到主耶穌的事工時,也同樣告訴我們,主耶穌平靜 風浪以後,“眾人希奇,說:這是怎樣的人?連風和海也听從 了!”(8:27)。《馬太福音》11至16章更是詳細地報導這個重點。         為什麼對耶穌的認識這麼重要?馬太告訴我們,有人可以承認耶穌事工的表現,卻對耶穌有完全不一樣的認識。這些人就是當時的法利賽人,他們不能否認耶穌確實趕鬼 醫病,卻說 是靠鬼王趕鬼(9:14,12:24)!因此,《馬太福音》從11章開始,便讓我們看到在不信的世代中,耶穌要的門生能夠正確地回答:“你 們說我是誰?”(16:15)          更仔細地研讀《馬太福音》,我們又會發現《馬太福音》的耶穌,不僅是一位有絕對權柄的君王,更是為世人死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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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篇

權能佈道的反思

鵬程 本文原刊於《舉目》24期       “上帝的話代表的是一種規範,聖靈代表的是一種自由,二者不可分開,必須是規範中的自由,又是自由中的規範。”──加爾文       收到來自一位姐妹的電郵,她與我分享她去參加的阿根廷權能佈道家安卡羅(Carlos Annacondia)舉辦的權能佈道大會。信中提到:當晚講員只講了大約20分鐘的道,而且信息亂七八糟,只不斷地重複一句話:凡勞苦擔重擔的,上帝說 今天就要給你們平安、喜樂。此外,也有很多人暈倒、哭泣及大喊。而且場面完全失控,還勞煩工作人員將一位失控的婦女帶走……        讀後,我不禁問自己:這叫“聖靈的大能”嗎?裡面顯然問題重重。        首先,被譽為“阿根廷復興之父”的安卡羅,在整個佈道會中,只花了那極短的20分鐘來宣講神的話,不僅不斷重複同樣的內容,更是支離破碎的──他告訴了聽 眾,“凡勞苦擔重擔的可以到耶穌這裡來得平安”(《太》11:28),卻忽略接下去的經節說,“當柔和謙卑、負我(耶穌)的軛、學我的樣式” (11:29-30)。        這幾節經節原本是要告訴我們,我們當學效主耶穌,背負世上許多的苦難和擔子,因為我們曉得在基督裡的軛,永遠不會 過於我們能承受的,我們能不斷從主手中支取力量,勝過苦難,並藉此得著安息(參《林後》1:7)。但如果斷章取義,那麼就只是類似“健康與成功福音”了, 會誤導人忽視現實生活苦難的真實性。在一個時間有限的佈道聚會中,講員不更應把握機會,將十字架赦罪的真義闡明嗎?        第二,會眾失控的情緒和場面,是應該的嗎?我們很難想像,住在我們心中的聖靈,會是這一切失控情緒的主導者。我們應再次反省及禱告,求那真理的聖靈,教導我們有智慧地去辨別諸靈,免得邪靈在我們困惑當中有機可乘,因為聖靈的自由與聖道的次序是不相衝突的。        正如林鴻信博士(現任台灣神學院院長)引加爾文的話說:“上帝的話代表的是一種規範,聖靈代表的是一種自由,二者不可分開,必須是規範中的自由,又是自由中的規範。”這說明了,靈恩要有、也必須有神的話支持。       第三,一個刻意標榜“神醫”的佈道會,有否聖經基礎呢?恐怕沒有,因為這猶如一個表演及示範魔術的娛賓大會。但聖經明說,信道是本於聽道(《羅》10:14﹐17),因此,聚會的中心應該是十字架的信息,而非權能醫治。我們絕不能本末倒置。        巴刻(J. I. Packer)在他的書《重尋聖潔》(Rediscovering Holiness)中,將基督徒的成聖生活,歸納為5項元素: 1. 成聖的條件:藉著基督,因信稱義。 2. 成聖的基礎:與基督同死同復活。 3. 成聖的媒介:聖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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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神學的目的

吳獻章 本文原刊於《舉目》24期         學神學是為了什麼?如何踏入神學研究的領域?讓我們先從孫中山先生的人生觀,來找尋一點靈感和啟發:“從容乎疆場之上,沉潛於仁義之中,窮理於事物始生之處,研幾於心意初動之時。”         對照聖經來看,我們似乎可以由此釐出學神學的目的──“從容乎教會之上,沉潛於經文之中,窮理於神國始生之處,研幾於末世初動之時。” 一、從容乎教會之上         卜仁納(Emil Brunner)說得對:“神學家的職責是駐守教會廚房門口,遍嚐要端出去的菜,以確保會眾不致中毒。”神學離不開教會,神學研究的目的是為了教會信徒的 好處,神學工作的重點是為了傳遞信仰和宣教。神學研究不是為了拓展神學家的學術空間,以提升他們的知名度;也不是藉著舞文弄墨而譁眾取寵、顛倒是非,好為 自己沽名釣譽;更不能付上傷害教會的代價,假藉神學研究的名目,以寫作換取名利,Dan Brown的《達文西密碼》就是這類型的書。這種絆倒人的人,在短暫的世上或許得勢得利,但在永恆裡卻要經受不能解除的苦楚(見《太》18:6)。 二、沉潛於經文之中         范泰爾(C. Van Til)精準地指出:“神學家的工作就是按照上帝的思想來思想(to think God's thoughts after Him)。”而上帝的心意,就是關於祂國度的救贖計畫,乃完全記載在聖經。聖經才是上帝給人的啟示(次經、偽經等,如《猶大福音》……都不是上帝的啟示, 兩約間文獻、教父作品、教會的傳統、猶太傳統等或有其參考價值,但是絕對無法比擬聖經的權威)。        聖經是真理的根源,神學的中心就在聖經,而非人間的哲學理論、政治理想、科學印證;人類的理性不過是辨識真理的工具。沒有“沉潛於經文之中”所產生的神學著作,尤其是教義性著作,往往會“以人當作上帝”,取代了“上帝成為人”。         沒有以聖經為惟一根基的神學,還可以荒謬、迷惑到將“上帝”讀為“世人的完美投射(God is the projection of human perfection)”(費爾巴哈,L. Feuerbach的觀點);或天主教神學家拉納(Kar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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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講道事奉的再思

郭明昌 本文原刊於《舉目》24期 講道有什麼用?        最近遇見一位很灰心的牧師,他難過地說:“講道有什麼用?”我花了很多時間用心預備講道,但大部分的信徒都是右耳進、左耳出,根本沒幾個人是用心的!而且最近有一些人離開了教會,他們去找一些節目精采的、熱鬧的、服務項目更多的教會去了,唉,……“講道有什麼用?” 講道者的責任       《阿摩司書》8章11-12節說:“主耶和華說,‘日子將到,我必命饑荒降在地上。人飢餓非因無餅,乾渴非因無水,乃因不聽耶和華的話。’他們必飄流,從這海 到那海,從北邊到東邊,往來奔跑,尋求耶和華的話,卻尋不著。”在此處的“不聽”,根據下文所說的,“他們……尋求耶和華的話,卻尋不著。”正確的意思應 該不是“不聽”,而是“沒得聽”。若講道者已盡了本分,按時分糧,而信徒“不聽”的話,責任就落在他們的身上;當年主耶穌在世傳講信息的時候,也曾為那些 不聽的人感慨說:“……向他們吹笛,他們不跳舞;向他們舉哀,他們不捶胸。”因此,一個講道者需要在乎的是羊群有沒有“得聽”神的話,過於他們“聽”或 “不聽”。 講道者的信息 有否講對道?        每一篇講章都應該有一個“中心信息”,這個信息是怎麼來的呢?講 道者首先要瞭解並掌握羊群的景況,對於聖靈的感動十分敏銳,才能按時分糧。若是我們知道自己是神的器皿,是神使用我們藉著“講道”來向祂的兒女們“傳信 息”,那麼我們應該會有一個“領受”的“中心信息”。想想看,若是講道者只是為了“應付講道”、為了“盡義務”,那不是十分的可惜嗎?         我們能不能很清楚的問自己,“我今天講道的使命是什麼?”“是我自己決定要講這個的,還是神要我向祂的子民傳講這篇信息呢?”若是講道者能確信自己真的在傳講祂的旨意,是不是會“理直”且“氣更壯”呢! 有否將道講對?         當講道者從神領受了一個清楚的“信息”之後,再來就是要思想如何把這個信息說得清楚、講得明白,最重要的是如何按照正意分解真理的道。         我們所傳講的“道”,是否忠於“聖經”的“正意”?我會不會加添很多自己的想法?會不會容讓自己“過度的想像”或是“自以為是”而導致對經文的解釋產生偏差 呢?熟讀聖經當然是講道者不可或缺、必要的條件。筆者曾看過一些傳道者因著不了解聖經各卷書的背景、特性……,閉門造車,而講出一些讓人哭笑不得的講章!        道要講得“對”,與講道者所受到的訓練是否完備有密切的關係,而更關鍵的是講道者必須要多在膝蓋上下功夫!海外神學院院長曾霖芳牧師最強調的是講道者要 “悟”道。但要怎麼“悟”呢?曾牧師強調要“少應酬、多禱告、熟讀聖經、反覆默想,聖靈必定會親自領我們進入一切的真理!”但這並非叫傳道者不用去關心探 訪信徒,只管讀經禱告就可以了;講道者必須時常留意羊群的景況,切勿只是翻閱註釋書、抄襲現成的大綱就走上講台!求主幫助我們細心牧養、用心預備,使我們 得蒙那位呼召我們的主喜悅! 透過講道事奉來牧養 講道應該是“讀經示範”         講道者會因為過去所接受的訓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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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現在變聰明了呀

周非比 本文原刊於《舉目》24期       “師母,我好想您呀!我是湘玲!”電話那一端傳過來清脆迫切的聲音。 “湘玲,妳在哪裡啊?” “我在歐洲。聽說您生病了,還住了幾天醫院,我早就想打電話給您……今天我下班早,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打給您了……”她一口氣說下去。        我抬頭看牆上的時鐘,下午5點10分。換算一下,正是湘玲她們的午夜時分,湘玲還說是今天下班比平時早!唉!這一群偷渡的孩子,他們以為外國的月亮比中國的亮,外國遍地是黃金,誰知比在自己的家鄉更苦。        “湘玲,妳還在車衣嗎?”“不,車衣太辛苦了,工資又少,我現在在中國餐廳打工。” 哇,餐廳工作時間長,体力消耗大,遇著刻薄吝嗇的老闆、難伺候的客人,更是受盡閒氣。但有什麼辦法呢?偷渡客一開始就債務纏身,只好“自賣為奴”,多苦的工作也得做。        這個倔強的湘玲,她在餐館能做什麼呢?她可能得一直站在滿池的熱水前,被池水蒸得一身是汗,不停地去洗那永洗不完的碗盤;她可能站在油鍋前,不停的把雲吞﹑春捲往裡面投,突然地喳一聲,若不快快躲,還可能燙到手……         不待我開口,湘玲又說:“師母啊!我現在變得聰明了呀!說來難相信,我在餐館當跑堂呢。本來大家都說我幹不了這種工的,若能在廚房洗洗碗,或打打雜,就算神 保祐了。但是,那種工豈不比車衣還辛苦?所以,我就聽了您的話,‘要常常禱告’,求神賜聰明智慧。喔!真的,正如您常說‘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現 在,我真的變聰明了呀!”         聽到我在電話中的笑聲,她又接著說:“真的,沒騙您,我常禱告,求神給我好記性。結果我竟然會背不少種的菜名、點心及酒的名,而且是法文的,還可以接受客人點菜呢。” 我的眼睛不知何時已蒙上一層淚。 歐洲四月天         記得那是四月的末梢,空氣中還有一種涼滋滋的味道。主日的下午,刮著風,下著雨,然而一群來自溫州的中國人卻歡聚在一起。他們唱詩一首又一首,他們禱告,又分享主恩。濃鬱的溫馨在那窄小的樓房中,沸騰著,擴散著。         我是被邀請來作主日講台之講員的。在美國,我已多年沒在主日崇拜中講道,因為不少教會是不容許女傳道上講台的,尤其主日崇拜。然而在極缺少受過神學教育之傳道人的歐洲,女傳道,不只主日崇拜可講道、領聖餐、領散會之祝禱外,為人按手禱告、主持婚喪喜慶,也非她莫屬。         我才踏進聚會場地,立刻有人要我去為人按手禱告:“師母快來,一個被鬼附的女人,需要您為她趕鬼。”        為人趕鬼?傳道40多年來,聽過也看過“趕鬼”,可自己從來也沒有經歷過。猶記少女時代,也曾跟教會的傳道人或長老一起去趕過鬼。有的成功趕出,有的反惹鬼嘲笑……         教會裡一般信徒,總以為牧師、傳道人是萬能博士,身懷18般武藝,樣樣精通,卻不知每一位傳道人的恩賜不相同,有的人從神領受的是奉差遣去作使徒,去傳福音,去設立教會;有的是極有愛心、耐心,適於牧會;有的是作教師,因肯花功夫研經、讀書,善於教導。         如今我又要被拿鴨子上架,唯有默默地禱告:“主啊!幫助我,就像每次我經高山深谷都有你同在,都有你成為我的力量……”         突有一隻手拉了我一下,有人在我耳邊說:“師母,別怕,她不是被鬼附的,她是受驚、受傷過頭。”雖然聲音很輕,無疑給了我一顆定心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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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憶戴教士

李臻怡 本文原刊於《舉目》24期        最初認識戴佩貞(Nelvi Taponen)教士是1995年秋。在後來4年的時間裡,我越來越了解她的為人和生平,更有心寫她的傳記。特別是她於1999年夏天離世後,我的心情更為迫切。但每次提起筆來,因為有太多要說,反而不知從何說起了。        如果從她1908年出生在芬蘭卡列利亞(現在俄國)說起,講她16歲時放下驕傲的心,真正信主,並立志傳道,23歲到中國;再講她奇蹟般地速成漢語,後來赴 雲南少數民族聚居地傳道,患嚴重虐疾,缺醫少藥,卻又在一位外國牧師抹油禱告間痊癒,從此更願將第二次生命獻給主,其中的故事也是精彩的。         或者著重講她從30歲到70歲近40年在台灣新竹苗栗一帶傳道植堂,成為芬蘭海外宣教會無人不知的女傳道,被人尊稱為戴教士也是很有寫頭的。        也可以把焦點聚在她退休後,回到芬蘭的Jyuaskyla市,又在當地海外華人中傳道11年,信主受洗的旅芬華人從無到有,由少變多。且有一位來自上海的弟兄,受她關懷,在芬蘭攻讀神學碩士,後來在瑞典哥德堡華人教會被按立為牧師。其中的故事,也很有講頭。        如果要倒敘,可以從她葬禮時由華人和芬蘭人一起抬棺,追述到她病重住院期間,絡驛不絕的華人去平常少有華人影子的醫院探望,連護士都知道有這麼一位終身沒有成家的老太太,有著最多的探訪人次。護士們只要一看到華人到來,就主動指路,帶到她的病房……         以上種種寫法,都能成文,卻總不適意。一則感到不能敘盡我對她的思念和崇敬,二則海外宣教史上,遠至戴德生,近到《海外校園》曾介紹過的曼徹斯特的道格拉斯老人(編按:請見第46期35頁),或多或少都有如此經歷。戴教士在他們中,可能也顯得平凡了。        但記憶中的戴教士卻是如此親切,特別是在她離世兩周年之際,我的腦海裡不能抹去她慈愛的笑容和朗朗的話語:“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兒子賜給我們。”這時 彷彿電話又響了,聽筒裡是她的聲音:“平安,李弟兄,是戴佩貞哪!你有沒有時間到寒舍來?……對了,我們很久沒有聚會了,你看別的人有空嗎?我們可以一起 讀經禱告啊!……”        我到芬蘭的第三天,還不是“李弟兄”(即尚未信主),也是她召集聚會,帶著一點洋腔洋調說:“歡迎,歡迎。”第一次遇見這麼一位會講中文、卻三句不離“神”的芬蘭老太太,年輕的我率性而為,打斷她的話頭,問道“你們信教,我們不信,不是很自由嗎?”       “我們信的不是教,是活生生的主。”她回答這句話,直到今天,在我信主5年後,仍然回響不絕。因為每次回味,都發現這句話是那麼基要、那麼正確,如果我們信的 不是主而是教,那麼容易陷入儀式、戒規、階層等刻板的“教導”、“教義”中,捨本求末,忘了愛的源頭,救恩的施予者:神,沒有聖靈充滿的活潑。        戴教士一生宣教,但沒有上過神學院,沒有神學學位,但她的信仰純正基要,也証明了神是活的,愛每一個人,神學知識也不是單單上幾年神學院就能培養完全的。沒有真正與神生命上的連接,我們什麼都不能。        另一個証明是在戴教士去世後,我擔心團契會因此萎縮。然而,恰恰相反,不斷有人挑起團契的大樑,組織各種活動。這一點與戴教士堅持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的傳道原則密切相關。        她懸此金句於牆上,更是身体力行。每次聚會,儘管都有她的苦勞功勞,她卻歸功於神,每次華人受洗,儘管每個弟兄姐妹都知道有她的一份功績,她上台演講,卻總是歸榮耀於主。閉口不談自己。        如此榮神,更是益人,團契因此不是某人的團契,而是主親自帶領的團契。那些人走茶涼,或因人際糾紛、人事更改而引起的分裂或散伙,這裡都沒有。         她病重期間,我去看她。她正給同室病友傳道,大家送給她的花,她又分送給病區裡幾乎每個病人。我又一次被感動了。因為先前只以為她愛華人愛得深,現在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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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誰同坐?

小羊 本文原刊於《舉目》24期 居然成行       在回國的飛機上,從航空雜誌上看到一篇介紹澳門的文章,才知道馬禮遜一家的墓,完好地保存在那裡。回到家後,從書架上找出《馬禮遜回憶錄》開始讀。        馬禮遜卒於1834年,離鴉片戰爭爆發僅6年。稟承父志的兒子馬儒翰,雖然英年早逝,卻還是死在了鴉片戰爭和南京條約簽訂之後(1843年)。        由這兩個年份,令我想起美國漢學家費正清說的一句話:“做中國人的朋友的關鍵,是得死的是時候。”費氏的感慨很尖刻,也很深刻。         馬禮遜死在鴉片戰爭之前,中國人在感情上比較容易接受他為朋友。而他的兒子,死在鴉片戰爭之後,卻很容易被視作是中國人的敵人。更要命的是,馬儒翰的語言天賦,使他成了當時唯一能勝任中英談判的譯員。這一參與,變成他短暫一生的致命之處。        想到馬氏父子的死,就很想去看看他們的墓地。彼時,正和台灣的朋友接洽赴台之事。香港的文友,鄧弟兄夫婦,忽然寫email來邀請我到香港去,分享文字事奉 的心得。我在回信中順便提到一謁馬禮遜墓的想法。鄧弟兄告訴我,從香港坐船到澳門只需一小時,一個下午就能滿足我的心願。 台灣訪史         到了台北,不論是校園團契還是宇宙光出版社,都在談論2007年紀念基督教入華200周年、也就是馬禮遜入華200周年的事。         我有幸拜訪了教會史專家查時傑和魏外揚老師。見到史學家,尤其是主內的史學家,我忍不住問出了心中的疑惑:“您如何看待馬儒翰涉入南京條約的簽訂?”         查老師沒有直接回答,而是推薦我先去看蘇精所著、介紹馬禮遜和他身邊之人的新書《中國開門》。魏老師回答時,則謹慎地斟酌著字句:“從事外交工作並不等同於侵略。很多人只定睛在傳教士負面的言行,而我們要做的工作,就是把傳教士積極那面的事實擺出來給大家看。” 我心深處,其實也知道,這樣的問題遠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清楚的。我之所以還是問,是因為這是200年來中國人一直在問的問題,是因為這是200年來西方赴華 傳教士一直面臨的敵意、華人基督徒一直面臨的尷尬。所以我企盼主內的史學家能壓縮出一份快餐式的回答,以應對國人的質問。然而,歷史的困惑,永遠沒有簡化 的標準答案。一字不慎,回答者便也成了“漢奸”,或“帝國主義的走狗”。 四座墳墓        回程時住在香港鄧弟兄夫婦家,鄧弟兄特意從網上下載了好幾篇關於墓園的介紹。其中一篇是魏外揚老師原載於《中信》的文章〈墓園故事多〉,較諸其它文更為詳實。         坐渡船由港赴澳。登岸後,計程車把我們帶到墓園。墓園在馬禮遜小教堂後面,綠樹蔥鬱,靜謐無聲。因為事先讀了魏老師的文章,很快找到了馬氏一家的4座墳墓。        從墓碑看過去,最早去世的,是馬禮遜的長子、只活了一天的雅各(他夭折於1811年)。因為實際上把他埋在了郊外,所以墓園中只立了一塊令人心酸的小石碑。 10年後,馬禮遜的前妻瑪麗去世。因為無處下葬,當時雇用馬禮遜的東印度公司,買了這塊地,作為旅澳西人的墓園。13年後,馬禮遜去世,葬在他前妻的左 側。9年後,馬禮遜的次子馬儒翰去世,葬在右側。        馬禮遜臨終前,勸慰圍床哭泣的華人信徒說:“百年後當結實萬倍。”果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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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篇

教會史話18:火窯獅穴

呂沛淵 本文原刊於《舉目》24期         教會在第二世紀後半期,遭到羅馬皇帝馬可‧奧熱流(Marcus Aurelius,161-180年在任)的血腥逼迫。其中最著名的是於177年在高盧的逼迫。所幸的是,奧熱流之子柯木都 (Commodus,180-192年)繼位後,逼迫減少。他對宗教事務較無興趣。他的妻子瑪奇雅(Marcia)對基督教具有好感(據說她是基督徒,與 羅馬教會領袖有來往),因而影響他採取比較寬容的立場。總之,他上任後釋放了一些基督徒出獄。 瑟維如的逼迫        柯木都是庸君,於193年被暗殺身亡。此後開始了“軍人皇帝”時期,政局不穩,在半個世紀之內更換了八位皇帝。第一位是賽普提‧瑟維如(Septimius Severus,193-211年)。他在202年下令,禁止人民改信猶太教或基督教。關於禁止改信猶太教,這並非初次。但是,根據史家所知,這是第一位 羅馬皇帝正式頒佈諭令,禁止人民歸信主基督。        此禁令頒佈時,正值帝國境內某些地區爆發逼迫。在埃及的逼迫極為嚴重,使得許多人認為這是敵 基督來到的徵兆。著名的教父俄利根(Origen)的父親利歐耐德(Leonidus),就是此時在亞歷山大為主殉道。俄利根在當時是青少年,決心上街與 父親一同殉道,但是其母將他的衣服藏起來,使他無法出門殉道。        在北非的迦太基,逼迫也非常嚴重。《帕琵佳與菲麗琪殉道記》 (Martyrdom of Perpetua and Felicitas)書中記載:兩位基督徒女士在迦太基殉道。帕氏是主母,是自由人,而菲氏是奴隸。她們不僅寧死不屈,為主作忠心見證;更是彼此相愛,手 牽手站在競技場中。她們見證主的愛打破了階級制度,萬世流芳。        當地的教父特土良(Tertullion)在數年之前,已經寫成其名著《護 教書》(Apologeticus),極力抗議羅馬政府逼迫基督徒的作法。他說:“‘陰謀’此詞不應加在我們身上,反而應加在那些圖謀醞釀仇恨在良民身上 的人,那些流無辜人的血,用愚昧藉口來仇恨基督徒的人。他們將所有天災人禍都歸咎到基督徒身上。如果台伯河水位漲升氾濫成災,如果尼羅河水位過低無法澆灌 田地,如果天空無雨久旱,如果地震或飢荒或瘟疫來臨,立刻就有人揚聲呼叫:‘將基督徒餵獅子!’” 暫時的平靜         賽普提瑟維如之後,逼迫風潮漸退,直到皇帝德修(Decius,249-251)之時。此間約有四五十年,教會在羅馬帝國全境所受的逼迫較少。有些皇帝對基督教會採取比較寬容的政策,可能是因為他們從帝國東部崛起,所以比較願意善待從東部興起的宗教。         皇帝亞歷山大‧瑟維如(Alexander Severus,222-235)的母親曾受過俄利根的教誨,所以他也對基督教頗具好感。他將基督的像列在其供奉的萬神廟堂中,也承認基督徒團体為社團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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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篇

解開千古聖誕日期之謎

新民 本文原刊於《舉目》24期         西方世界按照第4世紀羅馬帝國的約定俗成,在12月25日慶祝聖誕節。如今的公元年歷,是按照第6世紀一位天主教神父估算的耶穌誕生年,作為公元元年。但是耶穌到底在何年何月何日何時誕生,卻一直缺乏精確的解答。        直到上世紀末期,恩尼斯‧馬丁(Ernest L. Martin)博士,對公元分界線前後的那段剪不斷理還亂的歷史,重新進行了深入細致的研究,再加上驚人吻合的天文學證據,對這個問題提供了新的合理的解 答(詳見其著作The Star That Astonished the World)。        馬丁博士的解答,不僅澄清了對聖誕歷史的重要誤解,而且幫助我們更加深刻認識天啟神諭的救恩計劃,如何按部就班、有條不紊地實現在人類歷史里。本文把馬丁博士有關論著的要點提煉出來,與各位讀者分享。 4BC之前還是之後?        雖然教會歷史初期的大多數聖經學者,都認為耶穌誕生在公元前4年(4BC)之後、公元後一年(AD1)之前,但我們現在通常听到的是,耶穌可能誕生在公元前4至7年之間。         這種說法主要是基於猶太歷史學家約瑟夫的有關記載,推算出大希律王(King Herod the Great)死於4BC的春天。按照聖經《馬太福音》第2章,大希律王死前不久,從來訪的東方博士那里得知猶太新王誕生,便殺害伯利恆城里兩歲以內的嬰 孩。故而推知,耶穌可能誕生在大希律死前的兩三年間,即4BC至7BC年間。        然而,對於大希律去世的日子與當時其它可考歷史事件的關聯, 約瑟夫沒有特別清楚記明;加上某些前後自相出入的記載,給研究公元交界期、史稱“黑暗十年”(6BC至AD4),帶來許多麻煩。約瑟夫只是記載,大希律死 於某個月蝕之後不久,安葬在逾越節之前。葬禮之後,繼位的兒子亞基老匆匆前往該撒利亞乘船,去羅馬接受亞古士督的正式加冕。那個月蝕之夜前的白天,大希律 還燒死了兩個猶太祭司,他們的罪名是唆使猶太年輕人在聖殿東門,搗毀希律所安置的一個金鷹像。那個神秘的月蝕日子到底在哪一天,就成為解破大希律去世日期 的關鍵之一了。         馬丁博士根據多方面證據,提出新的看法,相當有說服力──大希律當在公元前一年(1BC)的元月底前後去世。因此,耶穌誕生可能在1BC與4BC之間。        天文學家告訴我們,主前1至7年,巴勒斯坦地只有4次可觀察的月蝕︰1BC/1/10(月全蝕),4BC/3/13(月偏蝕),5BC/9/15(月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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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的王國時期(上) ──從大衛至所羅門

陳慶真 本文原刊於《舉目》24期 一、大衛王真有其人嗎?         公元1996年,以色列國的5756年,舉世的猶太人及基督徒慶祝聖城的3,000週年。3,000年前,大衛由迦南的耶布斯人手中攻取了耶路撒冷城,正 式成為以色列王國的京城。就在這前夕,《時代週刊》1995年12月18日號,以封面標題“聖經故事真實嗎?”來為這大慶典暖身,並以最新的考古發現,證 明大衛王確有其人。(註1)         猶太人相信大衛王在公元前1004年立國。如此算來,公元1996年除了是以色列立國3,000年,也正是耶 穌降生2,000年。耶穌的家譜,無論從父系或母系追溯上去,都是大衛的子孫。當年天使對馬利亞的話也說:“祂要為大,稱為至高者的兒子,主神要把祂祖大 衛的位給祂。”(《路》1:32)。這位偉大的大衛君王,在舊約和新約的篇幅中,共出現1,048次之多。他是舊約62章書中的主角,是73首《詩篇》的 作者,更是世世代代猶太人心目中引以為傲的精神堡壘,及不朽的君王偶像。以他為藝術主題的作品,從梵蒂岡的西斯汀教堂、佛羅倫斯的巴格普、巴黎的羅浮宮, 其展示遍及全世界的藝術博物館。更因聖經冠他以“合神心意的人”為美名,導致無論是猶太人,或受西方基督教文化影響的家庭,似乎每家都有一個取名為“大 衛”的兒子,我們家也不例外。         我們能想像大衛王這樣一位西方歷史文化中的英雄人物,聖經中栩栩如生的君王,會被某些聖經評論家懷疑為虛構的傳奇人物嗎?事實上,他們的質疑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歷史及考古家一直未發現王國時期的鄰國,對以色列國有具体的官方的文件記載。就連以色列特拉維夫大 學的考古學學會會長芬克斯坦(I. Finkelstein)也曾透露他的懷疑,認為當年的聯合王國是否僅是一個微不足道的“部落小國”而已。(註2)這種對自己國家歷史記載唱出的異調,不 免令聖經學者感到困惑。的確,如果聖經記載並非虛構,為何長遠以來缺乏考古的證據?         事實上考古學與其他科學一樣,有其本身的限制。以色列 “聯合王國”時期的建築文化,大多集中在希伯崙至耶路撒冷之間。這些城市,特別是耶路撒冷城,雖名為“和平之城”(Jerusalem,City of Peace),自古以降卻一直在烽火戰爭中喘息殘存。三千年的戰火焚燒,地中海岸曠野的風沙,早已淹埋了當年王國的風華。考古家雖曾在聖殿山南端牆角下, 掘出被鑒定為所羅門王時代的遺物,然而在絕大部份的地層上,代而興起的是一座座金壁輝煌的回教清真寺。考古家的小鐵鑿,無力撥動這塊宗教和政治敏感土地上 的一粒小石子。         再者,以色列人的宗教信仰是沒有石彫偶像,不像迦南地及鄰近國家的多神敬拜,考古家可由廢墟神廟出土的神像中,對其文化窺 見端倪。除此以外,當時以色列的一般溝通文件及文字記載,多半寫在草紙上(papyrus scrolls,《耶》36:2),而鄰近民族卻刻畫在碎瓦片(Ostraca)上。草紙文件在當時雖是較高度文明的象徵,但卻經不起人為的破壞及歲月的 磨損。舊約聖經《耶利米書》36章23節就記載了約雅敬王用文士的刀,將耶利米的書卷割破,扔在火盆中、燒盡全書的事。再因地中海岸濕度高,日照強,三千 年下來,雖然刻劃在瓦片上的字跡仍可辨認,留在草紙上的筆跡卻腐爛模糊了。這種種因素,使得“聯合王國”的考古難上加難。         奇怪的是,當以色列的“自家人”對“聯合王國”的記載提出質疑的時候,一向對聖經持中立態度的“外人”──《時代週刊》,竟然在1995年的專欄報導中,以大篇幅的記載承認大衛王是一個歷史上活生生的人物。實是因新近在考古學上的證據確鑿,令人不容置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