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宣教士

葛理翰在為蒲樂克（John Pollock）寫的鍾愛華傳作序時指出，鍾愛華的一生經歷4段生涯，就是職棒球員、醫療宣教士、期刊編者以及葛理翰的顧問，而且他的每一段生涯都表現得可圈可點，精采無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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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於《舉目》20期 魏外揚   楊格非，為區域路線的代表。因為他在華57年中，除了開頭五、六年在上海外，以後的歲月都立足於武漢，專心耕耘這個區域的福音禾場。同時對於鄰近的省份，像人口眾多的四川，以及最為排外的湖南，也多次多方前往，嘗試打開福音的通路。由於他來到華中的時間最早，駐留的時間很長，帶來的影響非常之大，因此被稱為“華中的使徒”。遺憾的是有關他的中文著述極少，希望透過這篇略傳，我們對他能有較多的認識。   一、在家鄉的準備 楊格非生在英國威爾斯的斯溫西城（Swansea），才8個月大就失去了母親，由敬虔愛主的姑媽撫養長大。18歲喪父，幸而得到親友的支持，才能完成高等教育。在教會生活方面，因一位主日學老師的用心鼓勵，他不但背誦了許多聖經，而且培養出膽量和口才。十六、七歲時，他已是威爾斯一個頗有名望的講員，經常接受邀請到各禮拜堂講道，人稱他為“那個講道的孩子”。 後來他決志獻身海外宣教，就入神學院接受裝備，並加入著名的倫敦傳道會，等候差派。不過他最初的目標不是中國，而是位於非洲東南方的馬達加斯加島，因他的岳父就是前往該島拓荒的宣教士，他的妻子也出生在那裡。不料此時島上發生動亂，宣教之門暫時關閉，而中國正有急切的需要，因此差會就將他們夫婦改派來中國。 楊格非身材相當矮小，為此在倫敦會舉辦的歡送會上發生一件趣事。與他同往中國而身材高大的韋廉臣（A. Williamson）走在前面，楊格非跟在後面，不料門警以為他是個來湊熱鬧的小孩子，於是將他攔住，不許他進入會場。在楊格非表明身分後，門警才放他通行，卻忍不住在背後質疑說：“他們怎麼派個小孩子到中國去呢？”這位魯莽的門警當然不會料到，這個“小孩子”將會成為中國宣教史上的“小巨人”呢！   二、在上海的學習 經過4個多月的航程，楊格非夫婦與韋廉臣夫婦在1855年9月24日抵達上海。韋廉臣後來離開倫敦會，轉任蘇格蘭聖經會駐中國的代表，並遷往煙台。1850年代的上海，匯集了一批極為優秀的年輕宣教士，他們在此一面學習，一面等候。 在他們中間領袖群倫的，是資深而博學的麥都思（Walter H. Medhurst）牧師。麥都思常這樣禱告：“主啊！求你在中國打開更多門戶，好分散你的眾僕人。”他的禱告留給楊格非深刻的印象，也提醒他要積極尋求將來的方向。 到了1860年代，第二次英法聯軍之役結束，太平天國動亂也漸趨平息，中國門戶果然更加開放，上海宣教士們分散的時機真的來到。有些北上發展，丁韙良從寧波北上京城就是一個例子，楊格非則選擇溯長江而上，去華中開闢新的工場。遺憾的是麥都思已經在1857年離世，來不及看見他的禱告終於實現。 在上海期間，楊格非也像戴德生一樣，常到附近地區遊歷佈道。有一回與同屬倫敦會的慕維廉（William Muirhead）結伴而行，在蘇州被民眾誤認為是太平軍的間諜而遭受攻擊。多年後慕維廉在回憶這件事時，很幽默地指出，楊格非因為假辮子綁得不牢，所以一經暴徒拉扯就脫落，人也得以脫逃，他自己則因為假辮子綁得太牢而受了較多折磨。   三、在武漢的耕耘 1861年6月間，楊格非與偉禮遜（Robert Wilson）一起搭船前往漢口，楊格非在興奮與感恩中發出讚嘆：“這一條美麗而宏偉的河流，已經成為福音使者們的大道！”可惜偉禮遜到漢口後1年多就病逝，使得楊格非單獨挑起拓荒的擔子，幾年後才有新同工來到。 楊格非是一個有眼光有策略的宣教領袖，在漢口、武昌、漢陽三鎮都建立教會後，就開始向周圍城鄉發展。下鄉佈道難免會遇到危險，1876年的孝感之行，就是一次難忘的經歷。這1年過年後，楊格非與馬根濟醫生（John Kenneth Mackenzie）二人，接受一位孝感信徒的邀請前往訪問，不料卻遭到一場幾乎致命的攻擊。 數以百計的群眾一路尾隨，並逐漸由好奇轉為敵視，對他們大聲吼道：“滾回漢口去！殺死洋鬼子！”堅硬的泥塊像驟雨般打在他們身上，使他們血流滿面，幸而在幾名中國信徒的護衛下，才得以脫身。回程途中，馬醫生繼續為人治病，楊格非也繼續對人講道，並不因為遭受迫害而灰心。後來孝感教會十分興旺，成為倫敦會在武漢以外的一大重鎮，可見迫害往往成為教會的種子，古今皆然。 楊格非最看重講道，他在家鄉就以講道著名，到中國後雖轉換語言，仍不減其講道的威力與魅力。無論是知識分子或販夫走卒，都被他響亮的聲音與活潑的手勢所吸引，很少有人因不耐而中途離席。 他也重視文字的力量，因此撰寫許多書刊，並成立名為“漢口聖教書會”的出版社。此外，辦學校、設醫院、培育教會同工等事工一一開展，稱得上是全方位宣教的典範。而楊格非時代創辦的機構，如博學中學、仁濟醫院等，在湖北省現代化過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已為今日歷史學家所肯定。 翻譯聖經也是楊格非投注許多心力的事工。楊格非認為文言文對一般大眾而言過於艱深，而官話又具有地域性的限制，因此他主張採用淺文理這種文體來翻譯聖經。在中國同工的協助下，淺文理的新約譯本在1885年出版，得到很高的評價。後來他又將這個淺文理譯本，轉譯為一種較適合南方人閱讀的官話譯本。1899年愛丁堡大學頒贈博士學位給他，主要原因也是肯定他在聖經中譯方面的卓著貢獻。 在淺文理版新約聖經的序言中，楊格非向中國人推薦聖經的價值：“聖書所載之道，極其長闊高深，有威權可定人之本分，有智慧可解人之疑惑，有光耀可破人之蒙昧，有勸慰可釋人之愁煩，有應許可起人之奮勉。深語之，雖賢哲莫能窮；淺語之，雖愚魯亦可及。至於萬有之原、生死之理、善惡之報、肉身靈魂之別、天堂地獄之分，並救靈魂之法，此書記之詳明。”句句珠璣，特抄錄於此。   四、對湖南的期待 雖立足於武漢，以湖北為優先，但楊格非也期待福音能普及中國全地，特別是與湖北為鄰的四川、湖南兩省。1868年，楊格非與老友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結伴完成一次壯遊，溯長江過三峽而入四川，轉由陜西漢中回到武漢，路程8千里，歷時5個月，實地考察風土民情，作為擬定宣教策略的參考。途經成都時，楊格非得了重病而奄奄一息，但他並不灰心，反倒表示：“若我死在這裡，就葬我在這裡，只要我的墳墓能激動別人來此宣教，則我死也甘心。” 湖南是當時排外、反教最激烈的一省，因此期待湖南人能改變態度，接受宣教士定居傳道，一直是楊格非心頭的懸念。從1879年到1904年之間，楊格非前後11次進入湖南，親身體驗到當地官員和民眾對傳教士態度的轉變。從以糞便、石塊相待，到以轎子、錦旗迎送，其間真有天壤之別。 1897年他第三次率同工前往湖南佈道時，又被阻擋而無法進衡州城，只好在城外為13名決志者施洗。遙望城樓，無限感慨，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4月6日，正好是我被按立為牧師42週年的日子，我將永遠記得這一天。”直到1901年4月間，第七次去湖南時，他才感受到空前的善意，因而用充滿感恩的心情，在報告中寫下“湖南之門已開”（Hunan is open）這一句期待已久的話。   五、對中國的深情 楊格非在中國50多年，中間僅回英國3次，而且每次都是因為自己或家人的健康出現嚴重的問題，才不得不回去休養。1905年是他來華的50週年，同工們為他舉辦盛大的感恩禮拜，這位華中使徒說出他對中國的深情：“如果上帝再給我50年，我仍將都給中國。” 他的兩個兒子回英國讀書，後來都在美國就業，父子見面的機會屈指可數。其中有一次，竟然間隔25年才見面，深藏的親情也在陌生感中凍結，那真是一個令人情何以堪的場面。楊格非兩次喪偶，幸有女兒回到中國，與同為宣教士的女婿和他作伴，才使他得享親情的慰藉。 1911年11月楊格非在武昌起義的槍砲聲中告別中國，回到英國後住進養老院，1912年7月26日離世。不論在中國或英國，對他的紀念並未立刻消逝。1931年是他的百歲冥誕，倫敦會在漢口新建一間禮拜堂，命名為“格非紀念堂”，就是今日位於黃石路上的“榮光堂”。1963年，在他去世50多年後，他的故鄉斯溫西城特闢一座紀念花園，由市長與楊格非的一個牧師外孫一起剪綵，當地人都以本鄉出了一位偉大的宣教士為榮。   參考資料： Noel Gibbard, Griffith John: Apostle to Central China (Bryntir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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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輔道拿起聖經，向筆者讀了《腓立比書》1章20-21節，這是他喜愛的經文：“照著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沒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膽，無論是生是死，總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顯大。因我活著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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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在華宣教策略，向來有兩條路線的說法，就是以“內地會”戴德生為代表的大眾路線，也就是以最快的方法，在最短時間內，讓最多中國人信主，一切只為搶救靈魂，其餘皆無關緊要。 另一條是以“廣學會”李提摩太為代表的精英路線，也就是透過教育、出版等長期性的經營，贏得中國的知識份子，改變他們的世界觀，為接受福音鋪路。丁韙良所選擇的，當然也是這種由上而下的宣教路線，而且表現得可圈可點，成就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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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際關係，顧名思義就是指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親情、友情、愛情都是我們重要的人際關係。 另有人認為，“個人與個人”之間或“個人與團体”之間相互影響的行為，叫做人際關係。例如：我們和家人、和親戚、和朋友、和師長、和同學、或者和我們所屬的社團，因為有交往、溝通、互動，所以就形成了人際關係。 人際關係亦有人界定為“人與人之間，在一段過程中，彼此藉由思想、感情、行為，所表現的吸引、排拒、合作、競爭、領導、服從等互動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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