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廣場

亞裔新生代基督徒的走向

本文原刊於《舉目》71期。 臨風 美國人口增長速度最快的族裔不是西裔、非裔,乃是亞裔。 2012年,美國亞裔大約1900萬,占美國人口的5%強。據估計,到了2050年,亞裔將超過4千萬,占9%的人口。不過在美國社會,亞裔以及亞裔文化一向失聲,在基督教界也不例外。猶太裔人口在美國只占1-2%,但是猶太人以及猶太文化的影響力卻到處可見。 亞裔種族複雜,按地區可歸為三大類:東亞、東南亞和南亞。其中英語流利的占64%。有83%的人屬6個人種:華人、菲律賓人、印度人、越南人、韓國人和日本人。總的來說,美國亞裔新移民多,所受的教育及收入,都超過其他族群。近年來,失聲的亞裔,開始改變在美國社會的影響力。 在亞裔中,有42%的人自稱是基督徒,包括22%新教徒,19%天主教徒。這遠低於美國基督徒的統計數字(75%),分配也並不均勻。大多數菲律賓人自認是天主教徒,而韓國人自稱為新教徒的最多。據估計,全美有7,123間亞裔教會(主要使用語言非英語),其中韓國教會有4,000間,華人教會有1,200間。雖然這個數字並不一定準確,但是其比例可以作為參考。 亞裔領導的“多族群教會”興起 亞裔移民的下一代很少留在原來的亞裔教會,成年後多數選擇多族群、多文化的新型教會,例如Mosaic,Newsong,等等。這類新型教會沒有傳統教會“文化戰爭”的包袱,與文化接軌良好,充滿活力。近年來有更多亞裔領導的新型教會出現。他們更能滿足亞裔下一代的需要。這批領袖都是三、四十歲的亞裔新生代。 例如:著名的Francis Chan與他在北加州所開拓的新事工、“今日基督教”機構《領導》雜誌編輯Skye Jethani(印度移民第二代)。2014年10月號《今日基督教》雜誌中(“Asian Americans, Silent No More”),韓裔作者Helen Lee介紹了好幾位有影響力的領袖:包括芝加哥的Peter Hong牧師、David Choi牧師、三一神學院的Peter Cha教授,西雅圖的Eugene Cho、加州灣區的Steve Quen,等等。這是個非常可喜的新氣象。 這個新氣象反映了近年來大學校園裡大批亞裔歸主的現象。許多名校(哈佛、普林斯頓、柏克萊加大、斯坦福、德州大,等等)的基督徒團契,有越來越多的亞裔學生歸主。就以美國校園團契(InterVarsity)主辦,三年一度的“爾班拿宣教大會”(Urbana Conference ,或譯為“厄巴納宣教大會”)為例,2012年大會在16,000位參加者中,有將近40%是亞裔學生,遠超過2009年的24%。 對此,波士頓華人佈道會的陳卓明牧師向《今日基督教》的自由作家Tim Stafford說(參“The Tiger in the Acadmey,” 2006-4-1, Christianity Today.): “如果有人問我,華人移民相信什麼宗教,我要說‘財富’,這就是他們的生活和夢想。他們希望得到錢財上的安全感。這也是為什麼他們要受教育——不是任何一種教育,而是能賺錢的教育。 他們認為,只要有錢就會快樂,金錢是人生的答案。可是,當人們有錢,生活舒適以後,他們的下一代開始感覺人生缺少了什麼。下一代亞裔美國人正在尋找金錢不能滿足的人生目的。許多人正在尋找上帝,這不是基督徒父母給他們的影響,這些尋找的人並非出身於基督教家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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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舉目》70期—編者的話

談 妮 原文刊於《舉目》70期 為主作見證的方式有很多,其中有一個重要的基本原則,就是只要我們彼此相愛,必能顯出屬基督的品格和氣質(參《約》13:35)。 彼此相愛,說易行難。華欣點出,這其實是違背人墮落的本性的;陸加幫助我們從接納性格的差異,來實踐捨己;劉志遠分析,面對教會的多元化,要改變態度達成對話;史畢德‧理亞斯提出,衝突可按照類型來分別解決;一勤則以清新的故事,說明彼此相愛也可以很簡單。 如果我們無法彼此相愛呢?臨風整理了一個血淚斑斑的案例:虛榮心、權力慾、濫用權威,使得神學正統,又能與當代文化接軌的馬可‧德斯寇,喪失了基督門徒當有的愛與恩典。愛理、嫣然、大貓,則反映出大齡單身信徒所需要的愛與接納。 臨近聖誕,鐘德民提醒我們,這是焦點在上帝之愛的季節;小橘燈說,吸引人跟隨基督的不是物質;小剛則提出許多見證:最能說服家人接受福音的,還是我們的彼此相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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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篇

高維理——隱藏的事,必被揭露

本文原刊於《舉目》67期 臨風 編者註:      據《今日基督教》2014年2月28日的報導,遍及全美各州及20餘國,擁有超過250萬名學員之“真善美講座” (Basic Seminar)的 [培基教育機構] (Institute in Basic Life Principles,簡稱IBLP)創辦人高維理 (Bill Gothard,1934- ), 因被控對34名婦女性騷擾,而被暫停總裁(president)與董事(board member)的職位。(後於2014年3月6日宣佈辭職)。       一生未婚的高維理, 1961年自惠頓學院(Wheaton College)獲基督教教育碩士( M.A. in Christian Education)畢業後,即開始從事青年工作。服事的對象涵蓋了芝加哥市內的幫派份子、在學青年男女,和教會的青年團契。約在1965年,他開始在惠頓學院教授“青少年期基本衝突”。這門使用聖經原則為內容的教材非常實用、成功,逐漸發展成一門專門講座。      在1974-1976年間,每場參加講座的人數,竟多過27,000學員。因此,於1987年,這個“青少年期基本衝突講座” (Basic Youth Conflict Seminar)正式更名,改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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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廣場

藉著陽光,我看見了一切 ——回顧護教大師魯益師

本文原刊於《舉目》66期 臨風         魯益師( C.S.Lewis )已逝50年,其影響力和作品暢銷度歷久不衰。這與有心人士整理、出版他遺作有關(註1)。“渴慕神”福音機構的約翰.派博牧師(John Stephen Pipe,編註)說,對他一生影響最大的兩人之一,就是魯益師。2013年“渴慕神”年會的主題,即紀念魯益師(註2)。  淋漓盡致         魯益師在牛津大學莫德林學院,從事教學工作29年。1942年,牛津成立了“蘇格拉底學社”。魯益師一直任學社的主席,直到1954年離開牛津,轉往劍橋大學任教。        魯益師是公認的熱愛真理。“蘇格拉底學社”在他的帶領下,成為探討、辯論基督教信仰的一流論壇,是當時牛津最受歡迎的社團。這亦讓我們窺見,魯益師與各種思潮對話的能耐和胸襟。        魯益師護教的風格與路線,與傳統方式不同,他更接近阿奎納、奧古斯丁和伊索。有趣的是,雖然福音界受他的影響至鉅,許多尋求真理的人從他的著作裡得到啟發,突破信仰的瓶頸,皈依基督,然而,他的神學思想與福音界並不十分契合。例如,他對“聖經權威性”的解讀,對“救贖論”的看法,以及對“煉獄”的態度,都與福音派有相當距離。鐘馬田甚至懷疑他不是基督徒(註3)!         魯益師對基督教的貢獻,確實不在神學上,而是在文化對話和護教上。華人基督徒可能都讀過魯益師說理式的《返璞歸真》和他寓言式的《納尼亞傳奇》。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文體出於同一位作家,令人納悶;而這正是魯益師特殊之處。        巴刻出身牛津,早就知悉魯益師是牛津最有口才的教師。他稱一生受到魯益師的影響極大。1998年,巴刻寫的紀念魯益師百年誕辰的長文中,提到自《返璞歸真》和《地獄來鴻》所受的啟發(註3)。         巴刻特別提到,1945年他在牛津剛信主的時候,讀到魯益師在1933年寫的《朝聖者的退後》(仿《天路歷程》),讓他對西方智識界有了清楚的瞭解。他對這本書愛不釋手,屢屢重讀。         《朝聖者的退後》是1931年底魯益師信主後寫的第一本書,副題是:“對基督教、理性和浪漫主義一個寓言式的辯護”。在第三版的序言裡,魯益師說:“所有精彩的寓言,目的都不是隱藏,而是顯露真理(真實),藉著幻想把內在的世界具體化地表現出來。”從這第一本書,我們就可以看見他後來的寫作方向。         直到今天,他的護教作品還是被福音界視為典範,是競相模仿的對象。例如,紐約救贖主教會凱勒牧師,和英國賴特牧師(N.T. Wright)的護教著作,就是受到他的影響(註4)。然而,這些都遠不如魯益師的來得生動、活潑和通俗。更沒有人能夠像魯益師一樣,把寓言故事發揮得如此淋漓盡致,充分傳達了基督教的信息,被孩子與成年人共同喜愛。 年代勢利眼         面對英國神學家的批評,魯益師有一次解釋:“……要麼是高度情緒化的奮興式信仰,要麼就是精英文化中神職人員艱深的論述。這些表達方式,與一般人脫節。我所做的工作就是‘翻譯’,把基督教的教義用一般人所能瞭解的語言表達出來。”(註5)         所謂“一般人”,就是那些受到現代思潮影響的人。現代人總認為:凡是“舊的”,就是過時的。凡是“新的”,不論是新科技,或新想法,都是好的。對這種“年代勢利眼”(chronological snobbery),魯益師深不以為然,認為那是智識上的懶惰(這也是現今流行文化的問題)。魯益師質問:流行的商品在貨架上能擺多久?真正可貴的,是含金量(不變的價值)!         魯益師早期學習上喜歡走捷徑、追潮流,幸得好友歐文.巴菲爾特(Owen […]

事奉篇

靈命成熟的量尺——真愛

本文原刊於《舉目》65期 臨風        好東西總有膺品,連靈命的成熟度也不例外。分辨真假不容易,本文即討論靈命成熟的真假。        在保羅的時代,哥林多地處交通要衝,是新興的商業大城。到該城的,多是滿懷壯志,想要開創出一番局面的尋夢者。他們相信,只要努力就可以實現夢想。人們津津樂道的,也是白手起家的故事。        使徒保羅建立的哥林多教會,就處在這樣的文化環境裡。保羅在那裡生活過一段時間,所以對他們非常瞭解。從保羅的書信中,我們知道,那裡藏龍臥虎。        現在很多人都以為,保羅的《哥林多前書》第13章,是溫馨的“愛章”,是婚禮上用來勉勵新人的。然而保羅當年卻是抱著沉重的心情,以此勸勉哥林多人。因他深知,哥林多教會問題重重。許多人自以為成熟了,實際上不過  是“嬰孩”,只能“餵奶”。 將恩賜表現視為成熟        哥林多教會裡,才華出眾的人比比皆是。他們不但能說方言,而且“能說萬人的方言”。有人是一流的溝通專家,能言善道,具“先知講道之能”;有人學識豐富,廣受尊敬,具備了“各樣的知識”;有人領導能力很強,信心滿滿,“能夠移山”……(參《林前》13:1-2)        對這樣有才幹、有恩賜、有成就的人,一般人都認為,他們肯定能為上帝所用,他們所做的肯定是聖靈的工作,他們的屬靈生命肯定成熟。可是,保羅的評價是,這一切都“算不得什麼”(參《林前》13:2)。為什麼呢?        因為保羅看到了他們的內心。他們沒有因上帝愛的觸碰而改變。他們的動機不單純,他們發揮才幹不是出於愛,不過是仰仗恩賜,為自己鋪陳,為自己打知名度、加分。保羅深知,有恩賜固然是好事,卻不代表內心的改變、品格的改變,反而容易滋生驕傲。        愛德華茲曾說:“不少壞人都擁有屬靈的恩賜。”有時恩賜越大,成就越高,內心的問題暴露得越多。屬靈的恩賜,就像是人穿戴著光鮮的首飾,不見得是上帝恩典在生命中的改造。我們容易讚嘆光鮮的首飾,不容易欣賞無華的品格。隱藏在恩賜背後的,往往是嫉妒、虛榮、無耐心、自憐、憤慨、自以為高人一等的情緒。        發揮恩賜容易,改變本相困難。用恩賜替代品格,就像以膺品代替真貨。這是保羅所擔心的。 將善行視為成熟        還有一類人,在行善上表現不錯。他們在教會付出很多,在社區熱心助人,幾乎做到“將所有的周濟窮人”,或是“捨己身叫人焚燒”(參《林前》13:3)。人都喜歡把自己刻劃成英雄,甚至是“救世主”。人願意為此而犧牲。這是人在追求生存意義時所有的傾向。        可是,這種犧牲是否真是為了別人的好處,還是為了滿足自己內心的需求?在這點上,人往往缺乏自覺。自我導向的犧牲並不真實,帶來的負面影響可以是巨大的。        這樣的犧牲與善行,顯然不代表聖靈的工作。因此,保羅的評價是“無益”(參《林前》13:3)。為什麼無益?因為保羅察覺出他們背後的動機。他知道,他們的善行不過是種手段。他們的善行不是出於愛人的心,而是做給人看,是自我形象塑造工程,讓自己感覺有價值,得到愉悅感,並不造就人。        保羅‧米勒很形象地比喻過人的“自義”——自義的人就像一棟房子,在地下室裡藏了隻臭鼬。無論你在房子裡如何噴灑香水,都無法消除那股臭味。        同樣地,自我膨脹而做的善行,不就像是灑上香水的房子?而那個“我”卻躲在地下室裡臭不可聞、蠢蠢欲動?        可見,好行為並非成熟的標記,也不是衡量愛心的標準。有時,需要像保羅這樣有屬靈分辨能力的人,才看得出來這中間的不同。所以他才會說:“……全律法都包在‘愛人如己’這一句話之內了。”(《加》5: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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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識真相 --意識型態與事實,哪一個更真實?

臨風 本文原刊於《舉目》第1期         幾週前,一個史坦福大學的學生來向我要資料。他的老師要他寫一篇短文,證明某大公司對雇用黑人不夠用心。教授的根據是,此公司前任總裁曾經發表過一段談話,他為自己公司所雇用黑人的人數不夠,而感到關切。這位同學 希望能得到現任總裁對雇用黑人努力不夠的更多證據,以回應教授的要求。          正巧筆者也在該公司服務,因此對該段談話的背景非常清楚。該公司對雇用黑人與女性非常積極,雖然沒有強制的指標,卻是有清楚的期望指標。雇用的表現,甚且會影響一個主管的考績。該公司並有計劃地向黑人大學和黑人學生推行 獎勵辦法,鼓勵他們來申請。前任總裁該段談話的目的就是在表示,儘管如此,公司能夠雇用得到的黑人還是有限,他還是不夠滿意。他並不是在承認自己公司在雇 用黑人上不夠盡力。         該公司現任總裁本身就是女性,對打破所謂“數位鴻溝”(Digital Divide)不遺餘力,不但身体力行,還鼓勵全公司積極參與,縮短貧富差距。         這位史坦福教授所反映的是美國學界一個非常普遍的現象。今天學界最流行的是自由主義(主張人權的絕對與神聖,反對任何形式的先驗道德)的意識型態。這種意識 型態的一個立場便是認為,女性、黑人與西班牙語系人是受到壓制的族類。以為以往的課堂過份注重白人男人的作品,古典著作的閱讀應當多讀女性與少數民族的作 品。有些學校的古典閱讀甚至沒有莎士比亞、托爾斯泰,或任何男性作家。         這種意識型態的另一個表現便是認為,黑人人權普遍受到歧視。高科技 公司黑人雇員不足,就證明這些公司歧視黑人。這種看法不但在學院,而且也在社會上流行。傑克森牧師(Rev. Jessie Jackson)的“彩虹陣線”就是典型的代表。他們難道不知道理工學院裏的黑人學生少得可憐嗎?只要有一個畢業生,他就會成為眾公司競相爭取的對象!         用意識型態的立場來抹煞,或扭曲事實(甚至歷史)是人類社會常見的現象,尤其當我們可以方便地找到“罪首”的時候。不論我們具有“前進”,還是“保守”的意識型態,不論面對的問題是環保,是平權,是減稅,是墮胎,是同性戀,是靈恩派的信仰,是基要派,是佛教徒,是政治上的異己,是競爭的對手,讓我們警惕自己 不受非理性的衝動,以“意識型態”加上“客觀了解事實真象”,並基督徒体諒人的愛心,作為我們理性思考的依據。這樣,我們或能免於受偏見和盲目的熱情所迷 惑,使這個世界變得更為合理。 本文原刊于《舉目》第一期,200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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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下之城 ──基督徒與世俗政治

本文原刊于《举目》61期 臨風            住在美國的人,或許對2012年這次大選中的互相攻訐、國會中黨派的激烈鬥爭,感到十分厭煩。許多基督徒也懷疑,參與政治活動(多數是烏煙瘴氣的),是不是在浪費時間? 在一個多元化的世俗社會裡,基督徒如何看待政治參與?進一步地,如何有效地在政治、文化和社會的議題上,發揮更大的影響力?筆者期望對此做些宏觀上的剖析。 歷史教訓           有些福音派的信徒認為,參與政治是分心,沖淡了基督徒最重要的使命──保守信仰的純正和廣傳福音。對此,凱勒牧師不甚贊同。他在《人的城市》(Michael Gerson & Peter Wehner, City of Man, 2010)的序言裡,舉了2個例子:            一個是1930年代的德國。以路德宗為主的德國教會,除了馬丁‧尼莫拉,迪特里希‧朋霍費爾等少數例外,沒有站出來反對納粹主義。因為路德宗神學中“兩個國度”的理念,使得很多人認為,基督徒不應當干預政治或社會公義。因而戰後德國的路德宗教會,失去了人心。            第二個例子,是南非白人的種族隔離政策。南非教會主要建立在荷蘭神學家亞伯拉罕‧凱伯所倡導的改革宗神學上。雖然凱伯神學認為,基督徒應當改變政治,然而有歐洲血統的南非白人認為,自己是“上帝的選民”,利用改革宗神學,主張“隔離就是力量﹗”。結果在南非黑人掌權以後,荷蘭改革宗教會受到很大的虧損,最後只好認錯、懺悔、道歉。             我們必須瞭解基督耶穌如何看待政治參與﹗ 政府、教會、個人           首先,需要分清楚的是,政府、教會、個人,這三者有不同的角色和使命。政治就是“眾人的事”,藉著政府的機制來推行。政府所關心的是社會的秩序、公正、倫理、富裕。教會關懷的是個人與上帝的關係,包括人心靈的和身體的福祉。教會給個人提供道德規範,使個人有所依憑,在參與公民職責時,能夠深思熟慮。教會可以對公正、自由、人權提出看法,但是不該對特別黨派或是特殊立法置喙,因為牽涉許多專業知識和特殊利益,那是超越教會的能耐的。            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人在道德上自主,不受任何政黨制約,直接向上帝負責。個人的道德責任與政府的道德責任並不等同。個人的社會責任,容許他超越教會直接關心的議題,或是黨派利益的考量。            我們必須認清,上帝對待多元化的世俗國家(政府)的方式,與舊約裡面對待以色列人的方式是不同的,不可混淆。政治並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參與政治是個人文化使命的一部分。更重要的,人是有限的,會犯錯的,也是帶偏見和有盲點的。這就是為什麼人要謙卑,從上帝、教會和聖經的教訓來反思自己的言行。 左派vs.右派            很多基督徒喜歡簡單的二分法,要麼不涉及政治,像耶穌時代以色列的愛色尼派離群索居;要麼積極參政,“為上帝把國家奪回”。其實,參政與否,如何參政,是與文化情境息息相關的,不能簡單用“自由派”、“保守派”來切割。             以美國而言,福音派一般在墮胎、同性戀婚姻等與“性”有關的議題上,採取保守的立場。不過在金融政策、環境保護、擁槍自由、工會、社會關懷等上面,卻採取自由、放任的立場。這種分野,與聖經的原則並不相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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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惠與真理

本文原刊于《舉目》60期 臨風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約》1:14)        “恩典”,也可譯作“恩惠”,或是“恩慈”,“慈悲”,“赦免”。 馬丁路德與墨蘭頓           說到16世紀的馬丁路德,我們會由衷地敬佩。區區小民,為了堅持真理,竟敢拗上當時的宗教權威和政治權威——在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查理五世前,路德發出豪 語,不肯收回對聖經的立場:“我站在這裡,別無選擇,求上帝幫助我,阿們。”(Here I stand. I can do no other. God help me. Amen.)           路德是捍衛真理的鬥士。因他對真理的勇敢、執著,整個人類歷史得以改觀。對此,我們耳熟能詳。           不過,路德性情激烈。他勇往直前的鬥士作風,如果沒有一個充滿恩惠、性情溫和、善於牽針引線的協助者,改教可能會大受影響。他這位親密的朋友,也是最得力的同工,就是墨蘭頓(Philipp Melanchthon, 1497-1560)。          墨蘭頓也是德國人,哲學教授、語言學家、人類學家和新拉丁語詩人,也是改教運動的大力擁護者。他把路德的神學整理、系統化,並且不厭其煩地為之辯護,並教導 他人,爭取受教育者的瞭解和支持,因此被譽為“德國的老師”。他的神學立場和路德雖然還是有些張力,但是他們彼此始終真心相知、相惜,互補、互諒。          路德自言:“我生下來就是為了爭戰,與黨派和魔鬼奮鬥。因此我的書充滿了風暴與爭戰的味道。我必須挪開殘枝朽木,披荊斬棘,像個粗野的山林工人,開闢道路預 備一切。而墨蘭頓安靜地走著,愉快地耕種、栽植、播種、澆灌,都照著上帝給他的豐富。”因此墨蘭頓以“安靜的改教家”聞名(註1)。他不是路德那種衝鋒陷 陣的領袖,但能協助路德抹平教會中的爭端。           我們可以說,路德的真理加上墨蘭頓的恩惠,是一個完美的結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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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與信仰

自負與自盲

臨風 本文原刊於《舉目》58期         有位老貢生很自負,總以為文章是自己的好,到處示人。有次拿給一位 行家看。這位行家知道他的習性,看完後稱讚說:“閣下文章高明,有雙錘擊鼓之妙,當焚香拜讀。”老貢生欣欣然地走了。旁邊有人聽得雲裡霧裡,就問行家說, 你這段話究竟何所指?他哈哈一笑,說,“雙錘擊鼓”就是“不通、不通”的意思,至於“焚香拜讀”嗎,那是因為太臭了! 作者為本刊特約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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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廣場

世界觀的“使徒”寇爾森

臨風 本文原刊於《舉目》57期        2012年4月21日,監獄事工創辦人查理斯.寇爾森(Charles Colson,朋友暱稱Chuck Colson, 1931-2012),因腦溢血辭世,讓世界頓失一盞明燈。         寇爾森早年在白宮作總統的特別助理,因為做事不擇手段,被冠以“尼克森總統的刀斧手”,後因“水門案”入獄。入獄前,他因魯益士的《返璞歸真》信主。出獄後,他開創並投入受刑人事工逾35年,直到去世。 世界觀的大師         寇爾森不僅在全世界創辦“監獄事工”,還寫作:從《重生》開始,他前後寫了不下30本書,共計銷售2,500萬本以上!他每天的“中斷點” (Breakpoint)廣播節目,有1200家電台轉播,並且內容同步貼在網上。聽眾每天至少有800萬人。此外,他還開展了“百夫長查經計劃”,以及 “寇爾森世界觀中心”等等活動。         一個人精力有限,他怎麼可能這麼多產呢?一個原因,是他吸收了一批非常優秀的代筆高手。其中有些寫手,後來也成為名作家或評論家。然而他一切作品都是以第一人稱敘述,我相信主要的思路還是他的,寇爾森是這些作品的靈魂。         寇爾森工作的主軸,那就是體現“世界觀對人類的影響”。他深知“理念”對人的重要性。他強調:“理念(觀念)極其重要,它會發生作用。”這“理念”(idea),就是“世界觀”背後的思想。         他整個事工的目的,是要推動“基督教的世界觀”。世界觀之爭是大問題。從近年“巴拿研究所”的民調看出,並非上教堂的基督徒就有“基督教的世界觀”。往往,不是人擁有世界觀,而是世界觀擁有人,因為世界觀已經內化了。         那麼,什麼是世界觀呢?簡言之,世界觀就是個人對所處世界的全視野的認知和信念。這種認知和信念,決定了人的選擇、行動和價值。        世界觀影響我們的價值判斷。讓筆者印象最深刻的,是2000年讀到的寇爾森《世界觀的故事》裡面的一個故事。寇爾森是講故事的高手,這個故事讓我真正意識到世界觀對人的影響:         1996年的時侯,有一批東正教徒受到寇爾森監獄事工的影響,在保加利亞的一所監獄,修建了教堂和醫院。寇爾森應邀前去參加醫院的開幕式。沒想到,司法部長也來參加盛會。當時,保加利亞還是馬克思主義體制,司法部長則是忠實的馬克思主義信徒。         司法部長對監獄事工為這所醫院所提供的大量捐助,誠摯地表示了感謝。        寇爾森在致詞時說,犯罪是個道德問題,監獄事工協助修建的醫院,只能醫治身體。人還需要道德上的更新,教堂就是為醫治心靈而準備的。        這些話,讓那位馬克思主義的信徒非常困惑,也非常不安。第二天,他邀請寇爾森到他的辦公室。他坐在桌首,抽著煙,開門見山地問:“寇爾森先生,你昨天說,犯罪是個道德的問題,那是什麼意思?你是說,那是個社會學的問題嗎?”         “不,犯罪是個人選擇去做錯事,所以是個人道德上的失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