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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篇

如入宝山

可安歇 本文原刊于《举目》第1期 一字不识照样读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一位美国传教士在山东内地传福音,并给了我 祖父祖母一本圣经,他们由此蒙恩得救。他们牵着一头小毛驴,在乡间每到一村,就敲响小锣,手持圣经,向团聚来的乡民传讲神的救恩。我小时候在我伯父家看到 过一张旧得发黄的大照片,祖父祖母与父亲、叔父、伯父们及堂兄姊们三代同堂合照,每个人胸前抱着一本圣经,令我肃然起敬。           在我开始上学识 字的时候,我对一件事甚为惊异:我祖母从未上过一天学堂,从未提笔写过一个字,为什么她能从头到尾,朗朗有声地诵读圣经?我郑重其事地问过她。她回答: “我得着神的话语,就当食物吃了。”当时我不懂,只觉得她语出惊人。后来自己识字多了,也能读一些圣经了,就知道那是《耶利米书》15章16节中的话。靠 著圣灵的能力,祖母在追随主,与信徒们共同事奉,每日操练神的话语中,硬是认识了圣经里的每一个字。           祖母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读经祷告。她读经时要出声,一板一眼,抑扬有致。常常地,我早上醒来,就躺在被窝里听她读经,真是享受。她的头微颤著,核桃般皱纹的脸上带着感恩领受的情感,满口里只有五颗牙剩下,发出宣告般的庄严之声。我的圣经启蒙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床上的圣诞夜           文化大革命爆发,红卫兵砸教堂,焚圣经,批斗信徒,全国处在红色恐怖之中。一次当人们在街头呼喊口号,焚烧圣经时,我母亲正从二楼窗口向外看,一个人就向她 挥手要她也交出圣经来烧掉。当时我们家只有那一本宝贵的圣经,邻居们也都知道我们是基督徒。那本圣经已由我父亲用油布包好带到工厂,藏在他的工具箱底下。 就这样,那本圣经保存下来。当红卫兵们开始全国大串连,我就利用那几年闲散在家的时间,学习圣经,积累金句,用的就是那本圣经。           在那极左横行、万马齐喑的漫长日子里,我们却有自己的庆典。每逢圣诞夜,我母亲就备有茶点糖果,摆在床的中央,让我们兄妹们拥被而坐。唱完赞美诗后,我母亲就打开 那本珍藏的圣经,从中抽出一张张纸条一一递给我们,每一纸条上写有一圣经金句。母亲每年根据我们的不同情况,选择一些经节来勉励我们。我们就能轮流读自己 所得的金句,大家分享。有时,窗外北风呼叫,雪花飞舞,我们却沉浸在基督的爱里,饱享因神的话语同在而得的平安与喜乐。 在美国领事馆里           国内实行改革开放后,我得到了机会到加州一所圣经学校学习一年的圣经。但能否得到赴美签証是个未知数,到了美国生活如何也毫无把握。我无学位,有残疾(小儿麻痺症),唯有仰望信实的神。           在北京美国领事馆里等候的三个多小时里,我的手伸在背包里,一直紧紧攥著那本1945年英文版的袖珍《新约全书》,心里不住地祷告:主啊,如果去美国是你的 旨意,那么到了美国你也必提供我的所需,就请你让我今天得到签証,我愿成为一个你使用的器皿,我将我自己当做活祭献在你的面前。           当我得到 签証走出领事馆时,我内心深处清楚感觉到我变了。之前我说我是基督徒,但有很多保留,例如我奉行身残志不残,个人奋斗等,仿佛我仍离神很远,只是依靠自己 的努力。但是此次经过在领事馆里握住圣经等候、祷告的三个小时后,觉得离神近了。从此以后,我不必再靠人智、靠血气拼搏了,我要学会凡事先寻求神的旨意, 完全交托,谦卑顺服。我的眼里含着泪水离开了领事馆。 “我尽父泉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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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我家的门

逸岚 本文原刊于《举目》第1期            我们开放家庭组织聚会已有十五年了,我愿意将这些年开放家庭的心得与弟兄姊妹分享。首先我要说的是:            当我们有心服事时,不一定就会万事顺利。但是,我们若亲近神来面对每个困难,就必经历神的祝福满满。 整理屋子成大事           开放家庭首当其冲的挑战,就是整齐的家。当年孩子年幼,以诺五岁,以诗二岁。平常嘛随乱而安,所以星期五整理屋子就成了一件大事,也成了我们夫妻冲突的焦 点。路不转,人转。于是开始训练孩子帮助清扫整理。那时候家是楼上楼下都开放,房子也因此每星期有机会清一次。这是我和孩子一起同工服事的开始。后来当我 心情郁闷压力很大的时候,孩子们就一起为我、为查经班祷告。他们成了我的祷告同伴,直到如今。这是开放家的一个意想不到的祝福。            就这一点,我要特别提醒要开放家庭的弟兄们:开放家常常变成姊妹心中的一个压力,因为我们不愿意把一个乱七八糟的家展示在朋友面前。弟兄们一定要学着体谅。就算不明白太太干嘛那么紧张,也要委屈地配合,早点下班回家分担一些。让家庭服事在幸福快乐的气氛下开始。            姊妹们也得学着放轻松。就算天要塌了,紧张也无用。我后来学会把所有事前能准备的事项都列在一张表上,这么做能使我安定有序,别人也容易插手帮忙。偶尔几次 朋友都进家门了,我还在清厨房,大家也见怪不怪了。很熟的朋友还帮着把饭桌擦擦呢!总而言之,保持喜乐的心最重要。我很感激弟兄姊妹在聚会完常主动地清洗 碗盘,分担了许多体力上的劳苦。做主人的当大方地让大家参与善后的工作,都是自家人嘛,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孩子冲突怎么办?             我们查经班的成员大都是有孩子的家庭,这使得聚会变得比较复杂。最难的是孩子之间的相处,特别是自己的孩子与弟兄姊妹的孩子起冲突时。从这个不愉快的经验 中,我尝到弟兄姊妹的宽容和爱,更学到当自己的孩子欺负人时,不可淡化事件,使他们以为可以在家中做王。也不可一昧地指责自己的孩子,使他们对查经班或教 会反感。有一点很重要:不论孩子之间多不愉快,父母一定要仍是朋友,事情就变得单纯许多,也才会有转机。            我不认为把家庭开放、任人弄乱, 是“爱心”的表现,也不认为心疼物质上的损失是“不属灵”。我做过主日学老师,我认为因爱孩子们的缘故,应当利用机会训练孩子尊重别人的家,例如,不经允 许不可乱拿乱碰;不随便在任何房间吃喝;也不任意进入任何房间;不小心弄坏东西一定要告诉主人,并尽可能的做到修补或复原。做父母的也绝对不能无视于孩子 的不规矩或破坏。而做主人的则拥有最好的机会,可以训练自己的孩子接待朋友。有些你真的很心爱的东西一定要先收起来。凡是共享的玩具要做被弄坏的打算。能 先设下规矩是好的,教会已设计了一些家规可供大家参考。当然最好能有儿童活动,使他们有事做。每次聚会都为孩子们祝福祷告。 人多人少都是好            开放家庭几年之后,我发现每年到了九月都有低潮期,想一走了之。分析低潮的原因有三:           一. 是当我把家打开时,也等于是把自己敞开。平常人保持距离,就是怕别人知道我是谁。可是亲近的相处会使我的缺点、我们家的缺点完全暴露人前,让人论断。我的 自信、个性受到严重的考验。神借着许多事把美丽虚荣的泡泡一个个点破。开放家的头几年,被“修剪”的过程是痛苦的,只有以“苦其心志”自我安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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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区的孩子 --回应《生死攸关论堕胎》

缪进敏 本文原刊于《举目》第1期            我在国内是妇产科医生。有一段时间赴农村做计划生育工作,经我手做过的人工流产近百例。           信主后,我深信堕胎只能在个别特殊情况下采用,绝不能由人随意选择。道理很简单,因为生命是神创造的,人不可杀人。当精子与卵子相结合成为受精卵时,就是新 生命的开始。因为一个受精卵具有父亲的23条染色体和母亲的23条染色体,形成新的22对常染色体和一对性染色体,这就是一个新的生命。           我所指的个别特殊情况,与《进深特刊》第8期中陈佐人牧师的意见大致相同,即危及母亲生命时,应采取堕胎。对因强奸怀的胎,以及产前诊断为畸形儿的案例,不可一刀切。我也赞成文中另一位刘穗生医师的看法:当事人在寻求神 的带领后所做的决定,外人不应该妄加批评。同时,基督徒在遇此不幸时,最重要的是寻求神的带领,而不是先打定主意非要堕胎不可。           另一个特 殊情况是如何看待国内的人工流产。我曾到过穷乡僻壤做计划生育。看着一群面黄肌瘦、衣不蔽体的孩子们,围着怀孕的母亲讨东西吃,实在觉得应该给这位母亲做 人流。我们都知道,中国人口庞大至今天的地步,是政策失误的结果,也是广大农村地区长期贫穷落后的结果和原因。采取堕胎控制人口,应看作是中国历史上特殊 时期的应急的暂时措施,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            可悲的是,因为缺乏正面的价值观教育,这种下下策被看作是处理事情的正常手段,视为理所当然。使从大陆来海外的中国人,因经济有些困难或学业紧张,或怕影响前程,便决定堕胎,心安理得,视之为常事。我认为不能这么做,这就与不能因穷去偷东西的道理是一样的。           我的老二是意外怀孕得来的,那时尚允许每家有二个孩子。当时我一人在穷山区工作,夫妇被迫分居两地。平时吃的东西很贫乏,全靠从上海带去的咸肉,咸鱼。吃完 后,便只能吃辣椒伴饭。因我无奶水,老大生下后,只能放在上海母亲家。怀老二时,正值家中处境悲惨。父亲在这运动中被迫害致死,母亲患胃癌晚期,婆母患了 肺癌。若老二生下,就只能随我住在山区,我本身就严重营养不足,哪会有奶水给她?当时又买不到奶粉,更无鲜奶,她将无法生存。           我面临二个选择:或堕胎,或生下后送人。我选择了后者。母亲设法找到一位上海郊区妇女。说定我生产后,不论男女,她马上领走。          产后,母亲与那位农村妇女坐在我的床边,等待婴孩从育婴室送出来。护士把婴孩放在我伸出的手臂上。就在那接触的一刹那,我好像受到电击,我的心一阵痉挛。我紧紧地抱着孩子,这是我的血和肉啊!我要把她送走的决心,在一刹那间烟消云散。 “我不送”,我对母亲说,“我要这个孩子。”            “但是……”母亲试图与我讲理。           “不!”我的嗓音几乎近于尖叫,“我不送,我能够养她,我带她走。”           母亲红着眼睛,把那位搞糊涂的妇女拉出病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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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粒棋子 --美国校园团契(海外校园杂志)“新”同工

李秀全 林静芝 本文原刊于《举目》第1期    参与事奉三十八年,我们深感自己这一代是蒙神特别恩怜的一代,因为我们有幸成为“跨世纪”的人,可以经历时代的变迁,见证世纪的交替。 从Urbana 说起         在跨世纪之际,全美国发生了许多大事,其中“尔班那宣教大会(Urbana ’00)”的召开,是其中深具历史意义及影响力的事件之一。          廿 七年前,我们夫妇也有幸地参加了这样的聚会,在一万六千人《你真伟大》的歌声中、在震撼人心的信息中、在迫切为全世界的代祷声中、在数千青年流泪献身的感 人场面中,神打开我们的视野,看到全世界对福音的需要,摸到“神爱世人”的心意,从此普世宣教的使命感在我们夫妇心中滋生。         1974年初,我们回到台湾,与校园团契同工分享这次我们受到的强大的冲击。于是1975年3月,我们举办了宣教展览及特会。两个晚上,新楼礼堂,座无虚席,闻者动心。我们的学生事工,就此开始迈向普世宣教。        此后,从1979年起,台湾校园团契每三年举办一次青年宣教大会(The Taiwan Urbana),二十多年来,已有数千优秀青年献身,在海内外参与福音事工。 神棋盘上的一粒棋子         复活主于升天前所颁布的大使命:“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太》28:19);一而再地在我们心中回响。诚如使徒保罗所说的:“我故此没有违背那 从天上来的异象……”(《徒》26:19),对我们夫妇而言,Urbana 所带给我们的感动与异象,二十多年来,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更加强烈地呼唤我们去投身,成为我们往后事奉生涯的方向、内容、动力。         进入新世纪,我们夫妇回头数算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发现神的带领是奇妙的。在三十八年的事奉中,神分成三个阶段把我们放在不同的事奉岗位上:         第一个阶段,是十四年的学生工作。神让我们把“青年的热忱与干劲”,投在大学生、中学生身上,带领他们信主,造就他们跟随主、事奉主。其中十二年,我们是在台湾校园团契担任全职同工,两年在新加坡进修神学,并参与华语学生事工。         第二个阶段,是十八年的教会工作。神让我们把“中年的智慧与爱心”,放在美国波士顿教会。这间教会的特点是,除了看重“本地宣教”,也推动“海外宣教”。身为主任牧师,我们带领着弟兄姊妹在宣教的事工上一同努力、一同学习。感谢主,教会不但忠心地、认真地以祷告及金钱支持宣教事工,也差派宣教士在世界各地宣教。         我们夫妇到南美及泰北“短宣”后,深感神的呼召,再度向神献身,愿意前往落后地区宣教。经过多年的等候与预备,终于1994年11月20日的上午,接受全教会的差派,成为“宣教士”。         第三个阶段,是六年海外宣教工作。神让我们把“中年以后的全部生命”,献在普世宣教的工场上。感谢主,过去六年在海外宣道协会事奉,在泰北、缅甸、柬埔寨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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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伤痕的三月

郑期英 本文原刊于《进深特刊》第7期         1981年8月29日下午,我参加美国宾州兰开斯特城、加略山独立教会的一个纪念礼拜,纪念这个教会所差派、不久前在哥伦比亚为主殉道的年轻宣教士--契斯特.毕特曼(Chest A. Bitterman)。他是威克里夫圣经翻译团(Wycliffe Bible Translators)的会员,那年3月7日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被一群自称M-19运动的恐怖份子绑架,四十八天后遇害。         毕特曼生于美国兰开斯特城,是年仅廿八岁。他是家中八个兄弟姊妹中的老大,父母均是虔诚爱主的基督徒。小毕特曼在五岁时,第一次听到父亲讲述耶稣基督的故事,因而接受主。以后,他的父母开始把基督和福音带入他整个的生命中。         从父母身上,毕特曼承继了许多美德,如独立、进取、好学、关心别人等。特别是,从很小开始,毕特曼即显出惊人的记忆力,他可以很快地背诵从唱片中听来的一首长诗或故事,此为他日后献身圣经翻译的重要条件。         高中毕业后,他进入南卡罗来纳州哥伦比亚圣经学院。透过威克里夫的出版刊物、影片以及和一些团员的接触,毕特曼对圣经翻译的工作十分有负担。         威克里夫圣经翻译团的主要工作,是到世界各地的偏远地区,到少数民族中,把圣经翻译成当地人的语言,让他们也能读神的话。在申请加入威克里夫圣经翻译团的信中,毕特曼写到:“我看不出有任何服事,比翻译圣经更能遵行主的大使命……也许神要引导我,将我的生命埋葬在威克里夫圣经翻译工作上。”          1979年夏,毕特曼和他的妻子布兰黛--一位和他有同样心志的女士,带着他们一岁半的女儿以及尚未出生的老二,来到哥伦比亚,开始在卡族印第安人(Carijona Indians)中工作。在此之前,他们在哥斯达黎加接受了西班牙语以及丛林求生技能训练。卡族人在波哥大南方的丛林中,靠近亚马逊河。当时在卡族人中间的工作,已开展得很好。毕特曼也觅得一个地方,预备建房子,把妻子和两个女儿从波哥大接来同住。但是他突然感觉腹部疼痛,于是赶回波哥大接受X光照射,医生说必须接受膀胱手术,手术日期定于1月22日。        当时,哥伦比亚恐怖活动日益增加,毕特曼曾说:“为了把神的话传给哥伦比亚的少数民族,即使牺牲生命亦在所不惜。”1月19日清晨六点半,有一个人假装警察来敲办公室的门。门开后,六个持枪的武装人士进来,把屋内所有大人小孩叫醒,带到起居室,命令母亲和孩子们坐在长椅上,男人们则面伏于地,手脚綑绑。他们主要目的是找夏令语言学会的主任惠勒,由于找不到惠勒,他们决定带走一个人,也许因为毕特曼流畅的西班牙语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他们命令毕特曼和妻女告别,然后带走了他。         四天后,这群自称为M-19运动的恐怖份子宣称,夏令语言学会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有关系,要求学会一百多名工作人员及眷属,在2月19日下午六点以前撤出哥伦比亚,否则将杀害毕特曼。但是对威克里夫圣经翻译团而言,向世界上一些被遗忘的人民传福音是他们的使命,他们坚信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机会用自己的语言读神的话。更何况,若这次接受他们的条件,将危害到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宣教士,因此拒绝妥协。         恐怖份子也要求雷根总统干预,催促夏令语言学会人员撤出,但为美国大使馆拒绝。因为学会纯为一私人机构,与美国政府毫无关系。哥伦比亚政府亦宣称夏令语言学会是一私人组织,因此任何的磋商必须与哥伦比亚政府接触。         毕特曼被绑架的消息传到兰开斯特家中,他的父亲起初相当震怒,尔后就迅速镇定下来。他说:“我真想载一船的枪去救我的儿子,可是当我开始读《腓立比书》‘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我的愤怒和沮丧就消失了,我开始为契斯特和绑匪们祷告,希望契斯特能带领绑匪们归主。”老毕特曼夫妇赞同威克里夫圣经翻译团不妥协的决定。        翻译团也发出十四万封信,要求人们为毕特曼和他家庭祷告。一所大学的学生写信给美加一百八十八所基督教大学,请他们为此事祷告。有的基督徒也组成守望祷告会,随时随刻为毕特曼代祷。         尽管谣言四起,还要面对炸弹的威胁,毕特曼的妻子仍留在波哥大等候丈夫的消息。一月廿四日,毕特曼写了一张条子说:“他们对我很好,我们谈话,我们争论,但我们彼此尊重,虽然我们的观点南辕北辙。”后来,他也获准得到一本西班牙圣经。几星期后,他写给妻子的信中提到:“我继续发现许多使我快乐的事,特别是从圣经中,我爱你,像以往一样。”         日子在期待、失望,再一次的期待、失望中过去。两个小女孩常问她母亲:“妈咪,爹地真的要和那些坏人走吗?什么时候再回来和我们一起玩?”2月19日前几天的一个晚上,布兰黛向神祷告说:“主啊!感谢你拣选契斯特,我们知道你从来没有做错事。”         2月19日,“不撤走就杀死毕特曼”的期限终于来到,绑匪又将期限延至2月21日。二天过去了,最后的期限是3月7日。威克里夫圣经翻译团的创建者,八十四岁的卡麦隆.汤生向绑匪提出,拿他一个年龄和毕特曼相仿的儿子,和毕特曼交换,因为他的儿子还是单身,但未为绑匪接受。3月7日早晨,一位妇人跑来告诉布兰黛,在波哥大郊外一辆车子中,发现了毕特曼的尸体,他真的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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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上归国之路》专访之一:走上去,就不那么难

本刊记者 蔡 越 本文原刊于《进深特刊》第7期         陈国光,来自北京,美国电子工程师,并在神学院进修过三年。1993年,他抱着传福音的目的回中国工作。回顾这几年,他有很多心里话,要和有共同志向者交流。 为什么需要海外学人回去?        (记者)问:为什么您认为,中国现在需要大量海外学人基督徒回国传福音?难道中国国内缺少传道人吗?         (陈国光)答:中国确实缺少能在知识份子阶层传福音的人。           以我这几年来在中国教会的经历,看到国内大部份的传道人,自身受教育程度都不高,所以传起福音来,基本上是在基层,无法大面积地进入知识份子阶层。          而全国唯一一所能公开培养神学研究生(硕士学位)的“金陵神学院”每届的毕业生还不到十位。这就是说,中国有上千万的知识份子,每年却只能培养出不到十位的神学研究生去喂养他们。这种情况下,持有纯正信仰、具有相当装备的海外学人回国传福音或做牧养工作,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急需的。          问:除了高学历以外,您觉得海外学人的留洋经历,对他们回国传福音,有什么大的帮助吗?          答:有很大的帮助。以我自身的经验来说,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在海外期间,系统地学习了神学知识,奠定了我一生事奉的基础,可应付多种挑战。          其次,我学到了西方和华人教会事奉的经验,包括教会管理和行政方面的。中国教会因人数增长太快,在这方面相当弱,无法面对需要。          再者,我学到了如何利用文字传福音。在海外,文字事奉的成绩非常突出,有大量优秀的福音刊物在传福音的事工上影响甚大,例如《海外校园》及中国学人培训材料就是其中之一。我可根据需要,充分利用这些资源。          以上这几方面,都是我在国内没有条件学到的。 回国前的六大准备         问:您刚才提到,海外学人回国前,要先拥有“相当的装备”,是指哪些方面?         答:我是指回去前,需有适当的训练和筹备:         首先,需有清晰的异象和使命感。这点是最重要的。如果没有特别清晰的呼召,知道神叫你回去服事众多灵魂,你回去之后坚持不了多久,就会被各种打击击倒。         其次,最好系统地学习神学知识,比如解经学、系统神学、讲道法、教会历史、宗教比较……如果没有条件,至少要学习圣经知识和中国教会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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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上归国之路》专访之二:情浓爱更浓

--访舍弃北美生活回中国农村去传福音的陈弘、林芳夫妇 天婴 本文原刊于《进深特刊》第7期 “是自己的手,甘心放下世上的享受; 是自己的脚,甘心到苦难的道路上来奔走! ‘选中’这条不自由的道路,并非出于无奈, 相反地,却是大胆地使用了自己的自由! 所以,宁肯叫泪水一行行地向内心涌流, 遥望着各各他的山顶, 就是至死--也绝不后退!” 《献给无名的传道者》 陈弘、林芳夫妇简介﹕          陈弘﹕来自中国,在中国获数学硕士学位。1994年8月来加拿大,1998年4月获得数学博士学位。1999年秋天,回中国农村全时间传福音。        林芳﹕来自中国,在中国获英国文学学士学位。1995年来加拿大,就读计算机专业。1999年秋天,随丈夫回中国农村全时间传福音。 为什么学数学?         问﹕陈弘,我知道你是从中国出来的,我想你过去从乡下到大学,上研究生,又拼命出国,你肯定有一个理想。能不能谈一下你那个时候的想法。         陈弘﹕小时候因为家里苦,我唯一的心志就是好好读书,出人头地。因家里实在太穷,我也没有人去问读什么专业好,所以自己看来看去就选了数学,心想数学不必花钱,只要有一张纸一支笔就可以学。我当时报大学的时候,全部报数学系,一方面是因为家里穷,另一方面我也确实喜欢数学。当时想只要上了大学,我就可以离家远远的。        问﹕那你在中国的时候,有没有经历过成功的喜悦呢?        陈弘﹕有啊,我读研究生的时候,以及在科学院数学计算中心的时候,在研究数学的人当中,我还是算比较好的。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就在国外发表过几篇文章。当时觉得自己的价值就在数学上了。特别是我在计算中心时,第一年就发表了好几篇文章。搞数学,特别是如果你能静得下来,钻得进去,再能搞一些发明创造,也是一种享受。大多数研究数学的人并不是要钱多,也不太重视成名,主要是喜欢,我就是属于这一类。        到加拿大以后,很多人转去学电脑了,我不转,我想别人掏钱让我搞我喜欢的数学,我为什么不搞呢?但那种喜乐和信主的喜乐相差太远了,就好比人猛喝一顿美酒,好舒服,等喝完了,醒过来也就是那么回事儿了,是暂时的快乐。 出国时怎么想?         问:你们是在国内结婚的,当陈弘决定出国时,像我们很多人一样,你们一定有一个设想。可不可以谈谈你们当时的想法。         林芳:刚来加拿大的时候,觉得国外没有想像中的好,我们想毕业了以后就回去,到国内大学当个数学教师就得了。可是待了几年以后呢,慢慢地发现这儿的优点了,就又不想回去了。不过自打陈弘一信主,甚至还没信主呢,他就跟我说﹕“如果真有神,咱们就回中国,在中国时,咱们谁都没有听过福音,如果有神,我们就回中国传福音。”等他信主以后,他真的就要回中国了,可是我已经觉得加拿大挺好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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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满罂粟花的土地 --牧人之家的故事

梅浬       Peter和Ruth家里有三个孩子和一只小白鼠,小白鼠是男孩Jashwa的最爱。       第一次和Ruth分享,是在他们美国洛杉矶的家里:“我们刚来美国不久,女儿肚子疼,疼得厉害。我向神祷告:神哪,我们需要十块钱,好带女儿去看病。神没有 为我们预备十块钱,下午却有一个医生来敲我家的门,不仅替女儿看了病,还送了药。有时候,神用自己的方式回应我们的祷告。”Ruth说,“我们只要顺从他 的旨意。”      Peter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宣教士。1984年,受山地民族布道协会的差派,往泰国北部山区宣教,1987年,新婚的妻子Ruth也随同前往。      泰北山地,处于声名狼藉的“金三角”地带,居住着沦为难民的云南国民党军残部,以及阿卡族、胡拉族、佤族等少数民族。Peter蓄著满下巴胡子进了山,以符合当地的审美习俗。      他去传福音的地方,是一个座落在山腰的小村。村庄的边缘,有几簇低矮的茶树,小村因此唤作“茶房”。衣衫褴褛的村民们常常身背竹篓,在亚热带灼人的阳光下, 采摘那些还未及老去的叶芽。这有限的几丛茶树,是他们一项重要的收入来源。日子在贫困和无望里消磨著,迷信、荒淫和愚昧在开遍罂粟花的山野呈蓬勃蔓莚。       终于,教堂建起来了,是一间简陋的木板屋。每天清晨七点始,Peter和Ruth领着村民们做一个小时的晨祷和灵修,尔后和他们一起劳作,在烈日下开垦山间 荒地,种植山米和豆子。山土贫瘠,也没有机械和水利。插种后的田地任凭天生天养,收获的季节只有很少的果实,远远填不饱一年的肚子。晚上,教会里有诗歌和 查经,经历了一天的辛劳,年老的会众早已在昏暗的烛光里呼呼睡去。为了抵挡疲倦,Ruth在中间穿插游戏和故事的节目。寒冷而寂静的山地夜晚,有云南语的 赞美诗唱起来。       很快,Peter学会了养猪。人住在楼上,猪圈在楼下。那是一个帮助山民脱贫的计划。猪群一天天长大,大家心里有了喜悦的盼望。复活节,村民们决定宰杀一头黑猪,来庆贺耶稣复活。篝火的光里,肉香四溢,山间空洞贫乏的日子里有了歌声和憧憬--关于天国的憧憬。      村里几十个孩子一字排开地坐好了,为了庆贺节日,他们要剃头洗澡。剃头的任务自然也落在Peter和Ruth身上。这剃刀下去,黑发飞扬,Ruth至今还保留着一口气剃几十个光头的手艺,那种手艺是不会忘记的。      耶稣受难、耶稣复活的故事,在山风呼啸的黑夜,渐渐地渗入山民们的心田,丰收的期盼也融入了敬拜和祷告。      节日过去,山地最炎热的季节到了。四、五月间,白天的气温到了摄氏38~42度,处于昏蒙状态。Ruth怀孕了,饥饿一直缠绕着她,按著当地的习惯,每天只 有早晚两顿,主食是山米、豆子和羊齿类的野菜。饥肠辘辘地昏睡在床上,一次次回想家乡鸡的美味。终于在一天午后,看见Peter手拿一袋热乎乎的炸鸡进 来。Ruth当即挺身坐起--家乡鸡的味道多香啊……她伸手去接,Peter的手却是空的。“家乡鸡在哪里?”Peter笑起来:“山地小村哪有家乡鸡的 影子,又做白日梦!”       这时候,园子里的两只竹丝鸡开始下蛋,Ruth每天可以食用一个鸡蛋,另一个鸡蛋则要留下来给村民孵养小鸡。她每拿起一颗微温的鸡蛋,心里充满了感恩:神在这样荒蛮的山野,也看顾了有身孕的妇人。然而想起周围贫困的山民,独自食用这样一枚鸡蛋,心里交集了不安与内疚。      更坏的事情接踵而至:因为炎热的天气和肮脏的环境,猪圈里起了瘟疫,病猪一只只地被抬出去,埋在土坑里。接下来是人,与猪圈仅一墙之隔的屋子,Peter不 断地拉稀,腹泻,面色青灰,消毒药剂已经失效,最后请来有经验的山民放血。刀子进去,暗褐色的血流出来,点点滴滴流净之后,腹泻止住了,虽然身体还是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