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 Picture
時代廣場

“思潮交鋒”系列之二:理念對革命的衝擊

熊璩 本文原刊於《舉目》第3期 一. 引言        本系列開宗明義聲明:“人類的思潮和理念(idea,或作ideal)是主導歷史,決定人類命運的動力。人類的文明史其實就是人類思潮交鋒的歷史軌跡。”(註一)本文期望藉用美國的立國和法國大革命,這兩件人類歷史上偉大的革命運動,來分析“理念”所帶來巨大的的影響。         了解、並詮釋歷史並不像我們看《三國演義》那樣地黑白分明。其實,《三國演義》不是歷史,乃是羅貫中先生根據歷史而編寫的小說。這種手法,近人也常常模仿,只要讀者(或觀眾)知道這是虛構(fiction),也就無妨。          後現代主義的思想家卻認為,沒有所謂客觀的歷史真象,所有對歷史的敘述和詮釋,都是為當權者服務的工具;誰掌握權力,誰就可以解釋(曲解?)歷史。這樣的觀 點其實不無根據。若是為了政治(或某種主義、某種信仰)的立場,人們可以任意詮釋史實,那麼任何的歷史知識都不過是一種人為的架構 (construct),沒有所謂客觀的事實或真理了。在這種環境下受教育的,他們可能成為是非不辨的“凡是派”(凡是權威說的都是真理),或者成為犬儒 主義者(世間都是謊言,何必當真)。這兩者,對當權者可能都不是好事。         譬如,戰後的日本,處心積慮曲解歷史,教育國民,日本當年不是發動戰爭的侵略者。這種做法,只反映出日本國格的狹小,對日本是害多於利的。         其次,讓我們以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兩個人物為例吧。一個是“恐怖統治”(Reign of Terror, 1793-1794)時期的首領,羅伯斯皮爾(Robespierre)。幾個月之間,他將卅萬人關進監獄,將一萬七千人送上斷頭台,在獄中折磨致死的更 有數倍之多。他的不斷革命的極端立場,使他成為文化大革命時代,中國人心目中的英雄人物。另一個是但登(Danton),他是法國大革命的首領,是推翻專 制王朝的大英雄,卻因為反對恐怖統治而被送上斷頭台。也因著他反對恐怖統治的立場,而被中國的革命大眾視為“革命的變節者”,是“人民的敵人”。1989 年三月,在紀念法國大革命兩百周年的“上海國際討論會”中,張志廉(音譯)教授發表論文(註二)指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研究者(五十年來第一次)可以 接觸到新的原始資料,開始認清羅伯斯皮爾給法國所帶來的災害。他們也開始肯定了但登的正面形像,認為他是革命中最有智慧的領袖,他是唯一知道什麼時候該急 進,什麼時候該和緩的領導人物。這是利用歷史為政治服務,而終於得到平反的典型例子。          或許我們會為歷史終得平反而慶幸。但在1997年的一篇《中國對法國大革命的研究》文章(註三)中,作者高易(譯音)更進一步提出,其實重要的還不是平反與否。問題是,歷史的研究是否可脫離政治而獨立?要 不然,一切都還是在為政治(或意識型態)服務,只不過所吹的政治風向改變罷了。這真是一針見血!         對歷史的解釋或許無可避免地會帶有主觀性,文化的隔閡與資料的限制也增加了忠實解讀的困難度,但我們還是應當盡可能地客觀、嚴謹;資料的收集要廣、要全,就是為基督教辯護也不例外,否則難免有 以偏蓋全,或者改竄歷史的嫌疑。在這篇文章中,我們將試圖從多角度來探討法國和美國這兩個運動的重要理念基礎。它們二者雖然有許多相同之處,也有其一定程 度的互動關係,但是它們更有其基本的差異點,使得兩者產生極其不同的結果。今天,我們面臨中國歷史的轉折點,作為歷史的學生,我們或許可以從他山之石中得 到一些寶貴的啟示? 二. 法國大革命的理念基礎及影響 […]

No Picture
時代廣場

回應《福音派的過去和未來》

陳達 本文原刊於《舉目》第3期         我認為《舉目》第二期22頁所刊登的是一個很有價值的討論會,內容也非常切中時敝。謹從探索真理的立場提出幾點補充意見。         1. 智慧設計(Intelligent Design)不是福音派唯一可採取的立場。智慧設計的立論者希望在達爾文進化論與“青年地球”(Young Earth)創造論之間找到一個新據點。雖然我們也不了解所有的細節,但也有一些基督徒科學家認為進化論在生物科學的研究上是有很多的證據的。智慧設計只 是找到進化論目前沒有解決的難處,但並不就是將來一定不能解決。智慧設計如果要與進化論分庭抗禮,就必須要更加努力,做一些實驗來證實它的正確性或可能 性,甚至幫助生物醫學有特別的突破。         天主教教宗接受了進化論的可能性,但也堅持神在幕後導演。也就是說,進化可以用自然來解釋或了解,有 難處將來可能會有自然的答案,但是神肯定是最終的原因。這種神導進化論(Theistic Evolution)的說法,有一些福音派的基督徒也接受。史丹福大學有一位基督徒教授(William Newsome)說,進化論有點像當年的牛頓力學一樣。如果將來有大發現,最多也像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只是擴充牛頓而已。美國有一個基督徒科學家聯會 (American Scientific Affiliation http://www.asa3.org),大家都可採取不同立場。(編註:基督徒對創造論和進化論一般有三種看法,請見《海外校園》第13期11-19頁《有神論的創造觀》一文)         我認為,生物起源的問題不是福音信仰的主要論題,應該容許有討論的空間。這是一個非常困難的題目,我們也不必因為福音派信徒在神學上和科學上無法反駁進化論而過份苛責他們。         2. 根據Ockenga所寫的一篇文章,基要派是對於自由派在1900至1930間大張聲勢的一個反應。當時自由派不信耶穌的神性,基要派主張歸回基督徒的基 要真理,即是路德、加爾文改教以來所建立的真理。但是他們的態度及作法有偏差,產生了一般人對基要派的反感。福音派自1947年由Ockenga取名“新 福音派”開始,想修正基要派的錯誤。他們跟隨路德、加爾文、Knox 的榜樣,注重信仰道德對社會的影響。福音派在神學上還是接受基要真理,與自由派完全不同。Ockenga也說到福音派與新正統派(Neo- Orthodox)在神學上也有不同。新正統派由巴特領導,不認為聖經是神客觀無誤的啟示,認為人是受到聖經的感動時,在這個情況下,聖經就成為神的話 語。福音派認為,聖經全部是神完全的啟示,它的權威不是建立於人受感動上。(參"Evangelical Roots, A Tribute to Wilbur […]

No Picture
時代廣場

思潮交鋒系列之一:心智爭奪戰

熊璩 本文原刊於《舉目》第2期 一. 人的心智(Mind)在哪裏?        一位史丹福大學醫學教授曾告訴我一個他常遇到的問題:身為有名望的科學家,為什麼他竟然會信仰基督教?在多數知識份子的觀念裏,宗教信仰是屬於感性的範圍,是個人生活中 的經驗,是非理性的,甚至是反科學的。忠實的科學從業者與“非理性”的信仰,兩者似乎不很調和。在知識界,基督徒被視為頭腦簡單的人,是與現實脫節的邊緣 人物,甚至被視為是心腸狹窄,自以為義,煽動情緒,甚至製造仇視的狂熱份子。        雖然有58%的受訪者說,基督教在社會的影響力正在降低,《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週刊提到(註一),美國有96%以上的人相信有上帝,且有85%的人認為自己是“基督徒”。這是否表示美國仍然是一個基督教國家?         這兩件表面上截然相反的事例其實並不矛盾。第一,這表示許多人們“基督教”的信仰是遺傳的,是形式的,而且是與生活態度無關的。許多傳統主流教派的教徒(包 括天主教徒)都有二分化的傾向,將信仰與生活分割為兩個互不相關的領域。第二,基督教信仰的世界觀已經與社會的主流思潮脫節,它已不再發生正面的作用,甚 至是已經邊緣化。一個主導美國立國精神的信仰,一個當初設立最高學府的宗教,為什麼會落到如此地步?本文期望能從一個自省的角度來分析。          《美國人口統計雜誌》在1997年作了一個調查,結論說,美國有29%的人口是受到傳統福音派基督教影響的“傳統份子。”他們的平均年齡是52歲,並且人數在 減少中。另外有47%的人是“現代主義者”。他們重視科技和物質上的成就,看重現實,對意識形態和社會問題關心不大。這種人多是商人,政客,軍人和企業人 士,人數也在逐漸減少中。另外有將近四分之一的人口是“文化創新者”(Cultural Creatives),是美國的“新階級”。他們擁有“跨現代”(trans-modernist)的價值觀,對環保,新女性主義,民權,全球問題,和靈 性追求有高度的興趣。這批人主導著美國的潮流,他們追求自我實現,嚮往一個不受階層控制,平等,自主的生活環境。因此,他們雖然渴望靈性的成長,卻拒絕組 織性的宗教(基督教)。這批人年輕,而且數目在不斷地增長中(註二)。         今天幾乎任何有新世紀或東方神秘主義色彩的信仰,只要號稱能達到 (靈性或身体)提升或治療效果的,都會受到歡迎。例如,目前最受美國各大企業歡迎的,就是2000年暢銷書《如何認識上帝》的作者Deepak Chopra。這批大師們融合東西方宗教和科學,大談“靈性”,“量子醫療”,“沉思”,等等。《時代雜誌》推崇Chopra為廿世紀一百名英雄和最有代 表性人物之一。前總統克林頓也稱道他為對美國最有貢獻的人物之一!         這種靈性追求的訴求不是非理性的,但卻是超理性的,因此也是“跨現代”的。它並不講究真理,也不排斥異己,他們的信仰內容兼容並蓄,遠比基督教要親切(user friendly)得多。這些才是迎合後現代社會胃口的靈性追求,是後現代人自我提升與自我實現的工具。 二. 無心(Mindless)的信仰?         1963 年出版的一本書,《基督徒的心智》(The Christian […]

No Picture
時代廣場

福音派運動的過去和未來

熊璩整理 本文原刊於《舉目》第2期        在感恩節後一天,筆者找了幾個關切福音運動前途的朋友,一同談談它的過去和未 來,特別是海內外華人教會的前途。這是一個非正式的座談,只代表參加者個人看法,希望能產生一種拋磚引玉的作用,刺激更多的討論。在場的有陳佐人牧師,錢 錕教授,甘桂翹女士,唐理明先生,張以琳博士,袁偉先生和筆者。這篇文字就是這次座談會資料整理後的結果。 1. 什麼是福音派(Evangelicalism)?它的來源和特質是什麼?          福音派是一個廿世紀的現象。白冰滕(David Bebbington)用提綱法(essentialist)定義它為(註二)一種正統的新教運動,它強調悔改(conversion),聖經,十字架,和社會改革(activism)。         英國眾聖教堂的司徒德牧師(John Stott)用反面法區分它為(註一):         a) 福音派的信仰不是一個新的發明。         b) 福音派的信仰不是一個脫離基督教正統的信仰。         c) 福音派不是基要派的同義詞。         在 1909到1915年間,在美國出版了一系列十二本的軟皮書,叫做“基要真理”(The Fundamentals)。作者都是英美基督教界的權威,包括摩根(Campbell Morgan)。其內容涵蓋聖經的權威性;基督的神性,道成肉身,童女懷孕,受死,復活,和再來;聖靈;罪,拯救和審判;崇拜;普世宣教;和福音佈道。這 是基要主義(Fundamentalism)的萌芽。早年,福音派與基要派的確是同義詞。卡爾亨利博士(Carl Henry)1947年那篇著名的文章,“The Uneasy Conscience of Modern Fundamentalism”就沒有將之作區分。 […]

No Picture
時代廣場

回應一:淺論基要派與福音派運動

王偉成 本文原刊於《舉目》第2期       “要為從前一次交付聖徒的真道,竭力的爭辯。”(《猶》3)“你們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負一軛,義和不義有甚麼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甚麼相通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甚麼相干呢?”(《林後》6:14,15)在廿世紀初 北美教會在科學主義、達爾文進化論與人文主義的文化衝擊下,各教會飽受新派神學的入侵與侵蝕。按統計1920年時,新派勢力控制了全國半數的神學院與出版 機構,更控制了全國三分之一的教會講台(註1),可見當時北美教會面對新派神學侵害的危機與嚴重性。許多忠心愛主神的僕人與弟兄姊妹,為了保守教會信仰的純正,不得不站出來,為真道(純正基要教義)竭力爭辯,護教救教,最後不得已而脫離新派所敗壞的教會,而另立教會。如J. Gresham Machem(梅欽)脫離長老會與普林斯頓神學院的教職,而建立了“信正長老會”(Orthodox Presbyterian Church)與“韋敏斯德神學院”(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註2)。因此,我們要從當時文化的危機,信仰的危機與基要派運動的護教救教的角度,看它的“分離主義”(Separatism),鬥 抗性(Militant)與反文化傾向(Anti-Culture)。         當時基要主義運動力挽狂瀾,對抗新派神學,高舉“五點基本教義”(Five Points of Fundamentalism):         1. 聖經無誤(Verbal Inerrancy of Scripture)         2. 基督童貞女所生(The Virgin Birth of Christ)         3. 基督的代贖(The Substitution […]

No Picture
時代廣場

回應二:談與行

劉傳章 本文原刊於《舉目》第2期 引言        “福音派運動的過去與未來”座談會的記錄,經《舉目》主筆轉來邀約筆者對此文作一回應。筆者欣然答應,因為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與教會的生活,教導,信仰,前途有著息息相關的意義與作用。         華人教會在信仰的路程上雖也走了漫長的一段路,但要與西方教會兩千年歷史來比較或抗衡實在是自不量力,也是不公平的。華人教會兩百年的歷史中,所傳的信息大 多是“信耶穌,得永生”。這並不是說華人教會的前途黯淡;其實我們已在這短程的歷史中,看見華人教會在信仰與神學的大趨勢中,向前邁步。         福音派運動也是一個神學運動,在華人教會中產生的影響力並不明顯,華人教會一向都是跟在西方教會的後面,能給福音派對華人教會作一整全的定位也不是易事。相 反的,基要派在華人教會卻留下深遠的影響,從座談者的言論中也可感覺到。在整個的信仰轉變和神學省思的過程中,華人教會也有她的一段辛酸史。 反神學        華人教會的反神學思潮,並非全源於基要派的“不注重學術與理性思考”,也是現實環境因素使然。舉例來說:中國人一向崇拜皇帝,對當權者百依百順,只要是皇上 說的,就是聖旨,豈敢不聽,不順,不效法?而基督徒也相仿。在中國教會歷史中有幾位被神重用的神僕,幾乎都是沒有讀過神學的。如宋尚節,王明道,倪柝聲 等。當華人信徒看到這些沒有讀神學的人都被神大大使用,而讀了神學的人,有名的(等於被神重用),出色的在哪裏?六十年代在臺灣反神學的浪潮特高,理由就 是不讀神學反被神用,讀了神學失去靈力。所以,當時的質疑就是﹕“為什麼要讀神學?”當然倪氏的子弟反神學是基於對神學的誤解,以為凡是知識都是人的東 西,不屬靈。這與聖經的教導有直接的抵觸。彼得與保羅都是屬靈的偉人,他們竭盡所能,引人認識神,也不在認識神的知識上讓步。彼得說:“你們卻要在我們主 救主耶穌基督的恩典和知識上有長進。”(《彼後》3:18)保羅說:“使我認識耶穌基督,曉得祂復活的大能……”(《腓》3:10)。華人也常用“知識是 叫人自高自大,唯有愛心能造就人”(《林前》8:1)來反對理性,知識、思考的尋求。保羅與彼得雖然教育背景不同,但他們都不是反智,反理的人。華人教會 在六十年代以前反神學是沒有聖經根據的。 讀神學         七一年在臺灣成立了中華福音神學院,七五年在香港成立了中國神學研究院,以徵收大學畢業生為號召,以提高神學教育的水平,因而喚起了華人教會對神學的重視和另眼相待。其實在這兩所學校成立之前,港臺都有大學畢業生讀神學院,只是沒有造成風氣。         七十年代以後,華人信徒留學北美的人數有增無減,拿到博士學位的人也大有人在。筆者在六十年代在香港讀神學,教授中沒有一位是有博士學位的,只有院長是榮譽 博士。而如今,沒有博士學位,就很難躋身於於神學院的教授群。這是華人教會可賀可喜的好現象。相對來說,從事教牧事工的牧者,擁有博士學位的人數愈來愈 多。當然,博士學位本身並不能使教會成長,生命才能使生命成長。但至少教牧學者不再是“無知的小民”,不知天下大事的守舊派。          西方的神學家幾乎都是牧者,至少也做過幾年牧師;而華人教會今天的現象是教神學的,所謂“教牧師”的,大部分沒有牧養過教會,有的甚至是從牧會中“溜”掉的。今天常 聽到一些人抱怨在教會“吃不飽”,牧師的餵養不夠,但許多有知識,有學問,能言善道的學者又不牧養教會,誠為可惜。        “學而優則仕”是古時讀書人的心志。今天的神學飽學之士豈不應“仕”永生神的教會嗎? 談神學         […]

No Picture
時代廣場

設計或巧合 --智慧設計論學者在貝勒大學的攻防戰

錢錕 本文原刊於《舉目》第1期          “太初有‘粒子’。萬物是藉著粒子造的。只要憑機遇,還原氣体的分子相碰就可以演進出生命。基因會突變,加上自然選擇就能進化出世上一切生物,包括人類。所以,粒子就是‘神’,”這是廿一世紀初,很多後現代知識份子的信仰!          但是,就在這新達爾文主義最猖獗的時候,在美國思想界,以加州大學法律系名教授詹腓力(Phillip Johnson,著有《審判達爾文》等暢銷書,註1)為首,興起了一個“智慧設計”運動(Intelligent Design,或設計論Design Theory,簡稱ID)。參與者大多數為大學教授及科研工作者。他們認為新達爾文的世界觀太近幻想,並不科學。他們從宇宙學、物理學、生物學、遺傳學、 發育生物學、古生物學、歷史、哲學等領域,看到宇宙和生命的奇妙,認定這一切必定是精心的設計,而非偶然巧合而來。         例如,生化學教授貝希 (Michael Behe)在他《達爾文的黑匣子--生化理論對進化論的挑戰》(Darwin's Black Box-the biochemical challenge to Evolution, 註2)一書中,提出生物体內有很多非常複雜而又不能簡化的系統(Irreducible Complexity),正如一架複雜的波音747客機不可能隨機逐步進化而來,必須由智慧設計而且順序組合而來。         在這一群新思想家中有 一位很突出的青年人物,威廉甸布斯基(William Dembski)。他擁有伊利諾大學及芝加哥大學的哲學及數學博士學位,並分別在麻省理工學院、芝加哥大學、普林斯頓大學作數學、物理學、及電腦方面的博 士後研究。甸布斯基最有分量的著作《設計的推論》(Design Inference),經過七十名學者兩年的審閱,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成為近年來劍橋哲學專著系列中最暢銷的一本。他認為,從科學及邏輯出發可以斷定 一件傢俱是有人設計。同樣雖然不一定能找到誰是設計者,通過認出生物有“一定的複雜性”(Specified Complexity),也可以推斷出必定是由智慧設計。         正當他準備用數學方法,去研究生物訊息DNA的來由時,他受德州的基督教貝勒 (Baylor)大學校長的邀請,到貝勒建立一個高水準的學術中心,研究科學與基督教的對話。甸布斯基命名該中心為“波蘭尼”(Polanyi […]

No Picture
時代廣場

“思潮交鋒”系列,緒論:基督徒的文化使命

熊璩 本文原刊於《舉目》第1期 一. 思潮的交鋒            人類的思潮和理念(idea)是主導歷史,決定人類命運的動力。人類的文明史其實就是人類思潮交鋒的歷史軌跡。達爾文自然進化論的理念就是一個例子,它的影響不僅限於生物科學,即使在物理科學、心理學、社會科學、人類價值觀,甚至在政治的制度和潮流上,都是非常深遠的。           基督徒思想家,監獄事工創辦人寇爾森(Charles Colson)指出:“真的基督信仰不僅是個人與耶穌基督的關係……它也不僅是相信一組關於上帝的教條。真正的基督信仰是一套了解,透視所有真實 (reality)的思維方式,它是一種世界觀。”(註1)換句話說,基督信仰不祇是一個私人靈修,或是感性的、經驗層次的投入。它建築在非常深厚、廣 大、和諧,而且完整的理論基礎上。這個信仰影響了我們思想、行為的每一個層次。不但如此,它也與人類的社會和文化的脈膊息息相關的。我們的信仰主導著我們 的思維方式,和生活態度。            寇爾森並認為控制歷史走向的,基本上就是兩種世界觀。一種是自然主義的世界觀,一種是聖經所傳達的神本的世界 觀。寇爾森的這種觀點雖然似乎很難理解,卻包含至理。或許有人認為推動人類文明前進的是權力意志,有人認為是經濟分配,有人認為是人類的貪心加上一隻不能 看見的手,有人認為是愛心。但在這些理念的背後,卻還有更深一層的主導思想,這種思想賦予了人生命的意義和活力。這種主導思想就是寇爾森所謂世界觀的層 次。            已故的《世界文明史》鉅著的作者威爾杜蘭也曾說:“這時代最大的問題不是共產主義與個人主義的對立,不是歐洲與美洲的對立,也不是東方與西方的對立,它乃是人類是否可以離開上帝而生活。”           代表自然主義世界觀最貼切的,莫過於已故的天文學家卡爾塞根(Carl Sagan)。他在美國大眾廣播台“宇宙”節目的開場白便是:“這個宇宙是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他並說:“從最深層的意義而言,我們都是這宇宙的兒 女。”自然主義事實上是一個排它的,獨斷的前提假設,它甚至神聖化了自然,拒絕了任何其它真理的可能性。由自然主義延伸的各種思想便深深影響著人類的觀念 和行為。            聖經《創世記》第一章說:“起初神創造天地。”又說:“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男造女。”這種從上帝賦予的高貴品質與地位,給 了人類清晰的道德秩序,也給予在生活中掙扎的人類肯定的目的感,並且給與人類以恩典和愛為出發點的生命泉源。在歷史上,這種神本的世界觀便成為帶動人類文 明的另一種動力。這兩種世界觀的消長就決定了人類文明的走向。            雖然並不是每一個基督徒都能完全遵照這種神本的世界觀而生活,但每一個基督徒都應該認清楚這個分野,否則我們就會永遠活在一個分裂的價值系統底下而不自知。 二. 基督徒的文化使命            我們都很熟悉耶穌基督吩咐門徒的大使命:要到普天下去,使萬民作祂的門徒。這使命不是去作社會改革家,而是去改變人心。許多以社會改革,文化建設為第一職責的信徒,最後都走到失望之途。           […]

時代廣場

從美國學校的信仰自由談起 --政教分離政策的困惑

化外人 本文原刊於《進深特刊》第8期         “在德國,他們先來對付共產黨人,我沒有出聲,因為我不是共產黨。然後他們對付猶太人,我也沒有出聲,因為我不是猶太人。然後他們來對付貿易工會,我又沒有出聲,因為我不是工會份子。然後他們來對付天主教徒,我還是沒有出聲,因為我是新教徒。最後,他們來對付我,到那時,已經沒有人敢出聲了。” --Martin Niemoller(二次大戰前德國的宗教領袖,因反對希特勒的猶太政策和對德國教會的控制,被希氏親自下令送進集中營。)        “宗教信仰的自由”和“表達的自由”,是美國立國以來賦予人民的基本權利。可是在美國歷史上,對這兩個自由的解釋與應用卻充滿了矛盾。正如公立學校宗教信仰的爭執,已經日趨嚴重,成了“文化戰爭”的中心戰場。        例一,今年(2000)6月19日,美國最高法院判決,德州學生在足球比賽前的禱告是違憲的。原來,Santa Fe市的校區有個慣例,每逢校際足球比賽前,由學生投票公推一位同學致詞,內容不拘。一次,有一位牧師的女兒被選出。她選擇做了一個簡短的禱告,求上帝看顧每一個球員,並給予他們好的運動精神。雖然她並沒有要台下人必須和她一同禱告,但這就是整個風暴的開始。最高法院判決,凡是學校贊助的活動,學生可以講論任何題目,包括反宗教的言論,但就是不能禱告或傳教!這是自1963年最高法院曾判決,公立學校當局不得在校內安排禱告與讀聖經以來最嚴厲的判決。         例二,6月5日的美國《時代》雜誌報導,密西西比州一間中學的“基督徒運動員團契”,在哥倫拜慘案週年前一個禮拜,舉行大會。在話劇節目中演耶穌受難,一位飾演耶穌的學生無意中說了一句,如果有人要槍殺,一定第一個殺他,因為他飾演耶穌。這本是一句玩笑話,哪曉得竟觸動了全体同學。學生們流淚擁抱,排著五十人的長隊,爭先上台承認自己所犯的過錯,並請求原諒。甚至校長也上去承認自己是基督徒。她雖然告訴同學可以自由離去。但全校六百七十個學生中竟然有四百五十位自動留在体育館。而且原計劃九十分鐘的聚會,一共在炎熱的体育館中進行了五個小時。這個火種點燃了當地基督徒復興之火,也帶來了“公民自由組織”的法律行動,控告校長違憲。          例三,5月15日出版的《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雜誌中,專欄作家John Leo評論在麻州特夫特大學(Tufts University)校園發生的一件事(《今日基督教》雜誌在六月號也有報導):一個學生公審團,在事先沒有通知校園團契的情況下,開會判決取消校內的“基督徒校園團契”的社團資格,且該決議得到了校方認可。判決的理由是,校園團契歧視同性戀者。因為校園團契不容許一個同性戀者明年進入領導圈。這位同性戀者是個雙性人,她並不認為她的生活方式與聖經真理有任何抵觸。校園團契雖然接納她,也支持同性戀者的權益,並且反對“同性戀恐怖症”,但不能同意她對聖經的立場與解釋,因此不能讓她站在領導地位。校園團契竟因此失去了社團資格,可見校方的決定實質上是在控制並干預宗教信仰的內容。          因為政治和宗教都指導人們的社會行為與價值觀,二者是可能起衝突的。那些來質問耶穌該不該交稅給該撒的人,所提出的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其實錢幣上該撒像的反面是提比留斯的母親,她被視為和平的女神。下面還註有“最高祭司”的字眼,代表對皇帝的敬拜,政治實際上已經侵入了宗教的範圍。(註)         美國開國元勛亞當斯(John Adams)曾說:“美國的憲法是為有道德和宗教信仰的人設立的,它在任何其他人中都無法推行。”在當時,政教分離的原意並不是表示在政治的運作上不需要宗教的道德規範。政教分離一方面保護宗教信仰的獨立性,一方面防止宗教因企圖控制政治而受到政治的污染。美國憲法的精神不同於法國大革命,它不是要建立一個人本的國度,而是要建立一個尊重上帝,和在上帝前人人平等的國度。法國有名的政治學家及歷史學家托克維爾(Tocqueville)曾將美國的成功歸功於它的宗教性,並稱它是一個具有“教會心靈”的國家。          無論在社會還是在學校,我們絕對支持政教分離的原則,因為這原則公平,且符合基督的教導。我們不能接受官定的宗教,不論它是基督教,回教,還是新紀元信仰。我們更反對政府或是學校規定什麼是政治上正確的信仰。學生自發的信仰表現,只要不是強加於他人,或是用來歧視他人,攻擊他人,都當受到尊重。          此外,政教分離不等於是非不分和沒有道德標準。容忍異己是一個美德,也是在一個多元社會中必須有的態度。但是沒有道德原則的容忍是缺乏勇氣的表現,本文開頭Martin Niemoller的警言,便是歷史的教訓。        從美國這面鏡子,我們看出,一個合理的憲法應當保護那些善良,對社會願做貢獻的人的信仰自由。同樣地,一個合理的政權不應當干涉教會,或控制教會的運作和信仰內涵。違背這個原則的政府是信不過自己的百姓,也不尊重人民。這樣的政權,能獲得的人們自發性的貢獻是極其有限的,其社會上道德的維繫力也是非常薄弱的。□ 註:參Charles Colson,“Kingdom in Conflict”, Zondervan Book, […]

No Picture
時代廣場

從澳洲的“Sorry Day”想起

頌恩 本文原刊於《進深特刊》第7期         1998年5月26日,澳洲各地許多主張白人與土著和睦共處的民間團体,發起舉辦一年一度的“National Sorry Day”活動,為過去澳洲政府強制拆散土著家庭,把成千上萬土著兒童從他們父母身邊帶走一事,向土著同胞公開誠懇致歉,並希望藉此能減輕土著民族在心靈上受到的創傷,以促成民族和解。         長期以來,澳洲土著一直生活在內陸叢林地區,過著原始社會的生活。自英國殖民時代起,澳洲就有人主張要根本改變土著的落後面貌,必須對土著後代強制實施教育。所以直至七十年代以前,澳洲政府一直斷斷續續地執行這種將現在稱為“被偷走的一代”的土著兒童強行搶走,進行集中教養的政策。儘管當初這樣做的動機,或許是出於好意,澳洲政府也曾為此付出了大量人力物力,希望把土著兒童帶離他們落後的土著社區,讓他們接受教育,成為新的一代。後來,從他們中間也確實培養出一批出眾的人才。但是這種違反人道的做法,使土著民族在心靈上受到極大的創傷,也造成了土著和白人間長期不和,以及情緒上的尖銳對立。          從教會的歷史上看,這類教訓其實也不少。1842年英國強迫清政府簽訂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時,英國政府中有些基督徒就認為那是基督教傳入中國的好機會,於是“傳教自由”便寫入了條約之中。1858年英國政府與清政府簽訂的“天津條約”以及其它西方國家與清政府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中,也有類似的條文。這些條約為西方宣教士進入中國敞開了大門,卻深深地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也使中國人習慣於將基督教的信仰與受屈辱的歷史聯繫起來,對基督教產生很多的偏見。在當時看似“熱心”的舉動,卻為日後中國的福音工作留下了許多的阻礙。          筆者寫此文的目的,並不是要貶低西方宣教士的功績。事實上,西方的宣教士們在中國的福音事工上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有些人甚至為此獻出了生命。只是當我和澳洲人民一起紀念澳洲土著的這段苦難歷史時,想起中國教會成長過程中所經歷的艱辛,我体會到人的血氣不能成就神的義,福音事工不能仰賴任何強制的手段,而要用合乎聖經真理的方法,依靠神的能力,用信心等候神。正如先知以賽亞所說:“神的道路高過我們的道路,神的意念高過我們的意念。”(《賽》55:9) 註:本文有關中國教會歷史部份的內容,參考滕近輝牧師著作《時代的挑戰》第12-14頁,香港宣道書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