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聖經看不孕治療(鄭惇方)2017.11.01

鄭惇方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2017.11.01

 

《詩篇》127篇1-5節: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們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勞碌得來的飯,本是枉然;唯有耶和華所親愛的,必叫他安然睡覺。兒女是耶和華所賜的產業;所懷的胎是祂所給的賞賜。少年時所生的兒女好像勇士手中的箭。箭袋充滿的人便為有福;他們在城門口和仇敵說話的時候,必不至於羞愧。

《詩篇》127篇的第1節,提醒基督徒:我們做的一切,不論是工作、事業或是事奉,若不是出於上帝的心意、沒有上帝的帶領,都是徒勞的。因此,我們在努力的同時,應有敬畏上帝的態度。第3節,則告訴我們,兒女是上帝所賜的產業。我們應該珍惜,甚至多多生育。

整篇連貫起來看,筆者深感,生育子女,亦是上帝的工作。即使夫妻兩人同心協力、用盡方法,但若無耶和華賜下兒女、擴建家庭,夫妻兩人仍是枉然勞力。

也許有人覺得,兩人結合、生兒育女,不是自然而然的嗎?其實看看周圍的人,許多人想要孩子時,卻困難重重。

不孕並不是新問題,聖經中的新、舊約,都記載了許多夫婦不孕:亞伯拉罕與撒拉多年不孕,還使用了“代孕”的方式,讓使女夏甲生孩子。最終他們在100歲及90歲的高齡,因上帝的應許,得子以撒(參《創》21:1-3)。

以撒與利百加結婚時,年屆40,兩夫妻也經歷了多年不孕。終於,以撒在60歲時,得了雙胞胎(參《創》25:26)。

祭司撒母耳的母親哈拿,因著“耶和華不使哈拿生育”,經歷了多年的不孕之痛,終於在不斷的祈禱下,生下撒母耳,這位敬虔的後裔。

耶穌的表哥約翰,亦是在撒加利亞夫婦老邁的時候,因著上帝特別的計劃,來到世上,為彌賽亞預備道路。

這些例子,都是當事人祈禱、上帝奇妙介入,產生了後代。

當然,當時未有現代科技作為生育輔助手段,現今卻有了多種技術可選擇。對此,基督徒應該如何看待呢?聖經允許使用這些科技手段嗎?如果使用,是缺乏信心嗎?

 

 

一、聖經的教導

  1. 生育觀

聖經並沒有給“生育”下定義。我們只能從自然法則(Natural Law)中,推斷上帝創造的心意,是經由性行為產生後代。當然,聖經明確指出,婚姻外的性行為並不合上帝的心意(參《來》13:4)。因此可推斷,合法的生育,必須在婚姻關係中,透過繁衍,家庭得以持續地建造和擴張。

因此,嚴格地說,生育必須是:(1)在婚姻關係中。(2)透過夫妻正常的性行為。

天主教認同這一觀點,認為借助任何人工方式生育,皆不是上帝的旨意。甚至,人不應該以人工的方式避孕。

一般而言,基督新教傳統,認同生育應該在婚姻關係中,並由夫妻雙方的精子與卵子結合,產生後代,但可接受以科技的方式體內或體外受精。

  1. 生命的起源

同樣,聖經未明確說明,人的生命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算起。不過,有許多相關的經文,如《耶利米書》1章5節:“我未將你造在腹中,我已曉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別你為聖;我已派你作列國的先知。”還有《詩篇》139章13-16節,從中可看出,上帝已將腹中的胎兒看做生命。因此大部分保守派神學家認為,受精卵即可稱為生命。

二、人工生殖技術

而今有兩種人工生育技術最常使用,即,人工授精,以及試管嬰兒。本文欲對照聖經的生育觀,來分析其倫理問題,供基督徒參考。

  1. 人工授精

人工授精是體外採集男性的精液,經由優化過程,用注射器注入女性體內。女性亦使用排卵藥物,增加排卵的數量等。此一技術,可將受孕率提升至15%,為自然受孕率的3倍。整體過程雖涉及藥物使用,但副作用不大,且手術為非侵入式,價格相對低。對於難以懷孕的夫妻,許多醫生建議先嘗試此方式。

人工授精亦可根據供精子者不同,分為同源人工授精(也稱丈夫精液人工授精),以及異源人工授精(也稱供精人工授精)。同源人工授精,丈夫為供精者,僅是借助醫療技術達成受精的目的,從新教的觀點來看,沒有倫理問題。

而異源人工授精,牽涉非血緣的第三方。對此,聖經未有明確的教導。新教學者如Scott Rae認為,父母理當由卵子與精子的提供者擔任,使得血緣與社會性的角色一致(領養屬例外),因此不贊成異源人工授精(註)。

此原則,同樣適用於借卵生子。

 

 

2.試管嬰兒

試管嬰兒是將精子與卵子取出體外,在實驗室環境中進行體外受精,培養成胚胎,再將分裂成熟的胚胎植入女性體內。整個過程,試管期僅2-6天,平均受孕率約35%。扣除流產及子宮外孕,成功長成胎兒的機率約25-30%。也就是說,選擇試管嬰兒的夫婦,每3-4對中,有一對可抱嬰兒回家。整體費用,美國一次約兩萬美金,台灣則在10-30萬台幣不等。

女性自然排卵的週期,為平均每月排出一顆。然而進行試管嬰兒時,為了提高受孕率,女性需用藥,刺激卵巢產生少則一兩顆、多則數十顆的卵子。這些卵子成熟後,經由手術取出,在實驗室進行授精。最後,有一部分成為成熟胚胎。而後再進行基因檢測。沒有基因問題的健康胚胎,可能就只剩下少數。

(1)減胎

在試管嬰兒的療程中,為了增加懷孕的機率,常會在子宮植入多顆胚胎,產生多胞胎。此時就面臨是否要減胎(去除一些胚胎)問題。這也是許多基督徒對試管嬰兒的首要疑慮。

近年來,這個問題已逐漸緩解,因為許多國家和醫療機構,也希望避免減胎,所以制定了一些規則。例如新加坡法律,規定一次最多植3顆胚胎。國家法律未限定者,醫療機構也可自訂規則,如一次只能植入至多兩顆胚胎。接受試管嬰兒的夫妻,亦可以跟醫生溝通,一次僅植入1-2顆胚胎,避免減胎。

(2)多餘胚胎處理

若是植入胚胎後成功懷孕,多餘的胚胎要如何處理呢?筆者建議,為尊重生命,在促卵階段就跟醫生溝通,以較溫和的方式促卵。醫生會按照病人的荷爾蒙指數及年齡等,估算胚胎成功產生率為多少,以免產生過多胚胎。即使有多的胚胎,也不應該丟棄。

(3)基因異常胚胎

胚胎著床前,會進行染色體診斷,就是從胚胎中取出細胞,檢查基因是否正常。這通常用在有家族遺傳病史或是高齡產婦身上。把基因異常的胚胎過濾掉,也可提高受孕率。許多診所擁有較高的受孕率,也是因為大力推動染色體檢測。不過,這項檢測費用高昂,不是每個患者都負擔得起。

基因檢測出來的異常胚胎,該如何處理?丟棄?或是仍要植入?這是一大難題。不過,就算是自然懷孕,也有同樣的問題。有人認為,基督徒應該完全不做胎兒基因檢測。有人認為,可以做,但無論檢測結果如何,都要生下。去做檢測只是為了先做好心理準備,及尋找配套措施。還有些人認為,基因異常的胚胎或胎兒,存活率也不高,可以選擇棄置或引產。

三、這是信心不足嗎?

基督徒罹患癌症時,求助醫生、進行化療和放療,都被視為理所當然,不會有人說:“你必須對上帝有信心,不應該接受任何治療!”因為,這些治療都沒有明顯違背聖經的原則。

不孕症的治療,則因為牽涉生命的誕生、創造的問題,格外敏感。因此基督徒應當按照聖經原則,小心察驗這些治療項目。在聖經原則以外的,包括模糊地帶,就按照上帝給我們的良心判斷。

使用科技手段輔助生育,的確有很多地方,考驗我們對上帝的信心,如基因異常的胚胎是否植入。不過這些問題,同樣考驗著自然懷孕的夫妻。

筆者希望通過本文,使接受不孕治療的夫婦不再貼上“信心不足”的標籤,而是能行在真理中,並在真理中得自由。

 

註:

Scott B. Rae, “Brave New Families?: The Ethics of the New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 p.2.

作者畢業於台大工管系及Talbot School of Theology基督教教育系,曾任《飛揚》雜誌編輯,目前為《宇宙光》雜誌特約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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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女人的名字(王敏俐)2017.10.30

 

王敏俐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言與思專欄2017.10.30

 

根據聖經《創世記》第2章,上帝在創造女人時,給女人的角色設定,是成為男人的幫助者。如何定義“幫助者”,成為歷世歷代教會中的姊妹,在尋找自己定位時的挑戰與糾結。特別是在這個性別角色模糊的時代,我們所共處的大眾文化中,當代女性在婚姻家庭與事業自我之間的掙扎,常常成為熱播戲劇探討的焦點。

長青美劇《絕望主婦》(Desperate Housewives)中,渴望在貧乏主婦日常中活出滋味的太太媽媽們;前陣子熱播的《我的前半生》中,從主婦逆襲為職場時尚女性的子君;臺劇《荼靡》中如薇選擇家庭或事業的兩種人生版本;在在反映出女性面對自我定位時內心的焦慮。

西蒙波娃對女性的解讀

 《第二性》(法語:Le Deuxième Sexe

早在存在主義盛行的上個世紀,社會學家西蒙波娃(或譯:波伏娃)便在其著作《第二性》中,對女性的身體、心理與宗教社會結構,進行了一回深入的剖析:

“男人的極大幸運在於,他,不論在成年還是在小時候,必須踏上一條極為艱苦的道路,不過這又是一條最可靠的道路;女人的不幸則在於被幾乎不可抗拒的誘惑包圍著;每一種事物都在誘使她走容易走的道路;她不是被要求奮發向上,走自己的路,而是聽說只要滑下去,就可以到達極樂的天堂。當她發覺自己被海市蜃樓愚弄時,已經為時太晚,她的力量在失敗的冒險中已被耗盡。 ”

作為女性,波娃的著作曾經打開我一個全新的視野,來思考自己生命的價值。波娃認為女人並非天生,而是被社會後天形塑出來的一個物種,女人被教育而成女人,使得她們終日圍繞在廚房兒女與家事中,無法發揮生命最大的本色與潛質。反思傳統的婚姻中因為依靠男人的經濟來源而成為弱勢的女人,她認為女人不該像一個弱者般沉浮在婚姻中,而應找尋自己獨立的意義。

 

越洋情書》(Lettres a Nelson Algren

許多人崇尚波娃與沙特之間自由而寬容的愛情,但是從波娃的另一段感情中或許更能窺見這位女性主義始祖的真實面貌。渴望將女人的定義從傳統的第二性解放出來的波娃,在她39歲的那一年愛上了美國小說家納爾遜艾格林。

在波娃與艾格林的愛情故事中,我看到了一個社會學家在進入真實的情感生活之後,理論與現實之間的掙扎與差距。波娃不只一次的在給這位美國情人的書信中自稱為妻子,在渴望真愛與保留自我之間拔河,仿若一個在遙遠距離中思愛成病的小女人。她在《越洋情書》中寫到:

“我們依靠回憶、希望、距離、信件彼此相愛。我們能使這愛情成為幸福的人世間的愛嗎?我們一定要做到。我相信我們會的,然而不容易。納爾遜,我愛你。如果我不能把生命也給你的話,我值得你愛嗎?我試圖向你解釋,我不能把生命全都交給你。你能理解嗎?你不會有絲毫怨恨嗎?永遠不會嗎?你會永遠相信我給予你的真正是愛情?也許我不該這麼提問,這麼尖銳地提出問題使我痛苦。

“但是我無法躲避,我也問自己。我不能對你說謊,不能隱瞞什麼。這兩個月來我心中非常不安,這個問題一直纏繞在我心頭,使我痛苦。既想把自己獻給另一人,但又不願全部給予,這樣做對嗎?我能愛他,對他說我愛他,而在他要求我把全部生命都給他時我又做不到,能這樣嗎?”

教會內姐妹的困惑

在教會之外的世俗社會裡,每個角落都有生活寂寞的事業女強人的嘆息,以及犧牲自我、成全家庭女性的眼淚,這彷彿是在這個追求個人成就的時代,女性不可避免的零和遊戲。但事實上,在崇尚家庭價值的教會內,姊妹同樣有這樣的攪擾與困惑。

筆者在德國完成學業後,因著先生工作的緣故,捨棄了在專業上更多發揮的可能性,陪伴先生去到對他的工作發展較有利的國家。自此在不斷地搬遷中,放下了過去曾經憧憬的道路。也許有人會說筆者“順服”或者“屬靈”,願意順服丈夫作為家裡的頭,但在獨自揣想的暗夜裡,我也曾不只一次的問自己:如果當初我堅持去走一條自己當時想走的路,現在的我又何如?

教會作為基督的身體,作為順服神話語的群體,該如何服事在這個世代中,跌跌撞撞摸索自身價值的女性?一個有心在教會中服事的姊妹或女傳道,她所能觸碰的領域是否僅是兒童與家庭事工?當教會遇到了鋒頭強健又有恩賜的姊妹時,教會感覺到的是否只是男性權威被挑戰,而非鼓勵、引導姊妹,幫助她有更成熟的生命來服事神的子民?是否已經信主的姊妹,作為一個幫助者、一個順服者,就應該在婚姻的道路中全然放下自己的人生計畫?

 

 

魯益師對性別的反思

關於姊妹的角色與定位,筆者至今仍有許多的迷茫,但是我非常欣賞魯益師(C.S.Lewis)在他追念亡妻之作《卿卿如晤》(A Grief Observed)中,他對於性別的反思。魯益師對他的妻子的剖析令人莞爾:

“兩性之間,或隱或現,確實經常劍拔弩張,直到完全的結合使雙方重歸和好。對男人而言,在女人身上看見率真、講義氣,和古道烈腸的性子,便稱之為‘男性化’,是大男人主義作祟。對女人而言,形容一個男人的敏感、細膩、溫柔名‘女性化’,也可視為大女人主義。不過,那些所謂十足的男人和十足的女人所擁有的人性,必定相當貧乏、偏狹、片面,才能使這種隱形的驕矜心理顯明出來。婚姻恰好根治了這毛病。兩個人合起來成:‘完足的人’。‘神按著自己的形像造男造女’,就這樣,看似矛盾,兩性靈肉一致的結合,把眾人帶離了性別的囿限。

“因為在一個好妻子的裡面的確涵括了太多的角色。對我而言,伊無所不是。伊是我的女兒兼母親,我的學生兼老師,我的臣民兼君王。而且無時不刻,把這些角色兼容並蓄了,還是我的同志、朋友、船伴和同胞。伊固然是我的情人,但同時又具備了任何男性朋友(我不乏這類的知交)所能給我的……所羅門稱他的新婦‘妹子’。一個女人能算是個完整的妻嗎?除非,霎那間,在某種特殊的情境裡,她的男人忍不住要呼她一聲‘哥哥’。”

上帝精心的設計

女人,你的名字是什麼,你該如何在現今的世代中,找到自己的定位?當上帝把夏娃帶到亞當面前,亞當驚嘆到: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稱她為女人。

我們深信,上帝為亞當配對了夏娃,是一個精心的設計,而非無目的的偶然行動。藉著夫妻,藉著婚姻中丈夫對妻子的愛,妻子對丈夫的順服,我們從中體會與揣想基督與教會之間合一的奧秘。在上帝眼中,女人的定位與意義,必然超越用律法主義的角度對姊妹的定義與理解,這是我們有限的言語與狹隘的眼光無法企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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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戰爭結束(賀宗寧)2017.10.27

賀宗寧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教會歷史這一週2017.10.27

 

公元1648年(清順治5年)10月24日,威斯特伐利亞和約(Treaty of Westphalia)結束了歐洲30年戰爭。

 

聖塔克魯茲侯爵1625年解救熱內亞 (巴洛克時期西班牙畫家antonio-de-pereda繪)

 

17世紀初的歐洲各國,矛盾重重,勾心鬥角。丹麥、法國、瑞典、荷蘭支持日耳曼新教聯盟,而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羅馬教廷和西班牙則支持天主教聯盟。戰爭一爆發,各國乘機捲入,謀取利益,甚至演變成為全歐洲的國際戰爭。

戰爭的主戰場是在日耳曼領土上,另外還有一些次要的戰區,這場戰事前後持續了30年之久。長期的戰爭使參戰國家財政困難,兵力疲憊。

1643年7月,交戰各方在威斯特伐利亞的奧斯布魯克地和閔斯特兩個城市開始談判議和,1648年10月24日簽訂和約,史稱《威斯特伐利亞和約》。

歐洲的30年戰爭 (1618-48) 起始於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斐迪南二世,以波希米亞國王的身份要在波希米亞境內,實施絕對的羅馬天主教信念。這引起了波希米亞與奧地利信奉新教的貴族群起反抗。

經過5年的戰爭,斐迪南得到了勝利。但在1625年,丹麥國王克里斯田四世看到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被波希米亞戰事牽制,認為是一個絕佳的機會去奪取部份日耳曼的土地,來補償他稍早丟失給瑞典的波羅的海區域的土地。於是出兵攻占神聖羅馬帝國北方的地區。

而在同一時期,瑞典與波蘭也在交戰。1629年,丹麥戰敗,簽訂呂貝克和平條款(Peace of Lübeck),自此,丹麥一蹶不振,不再為軍事強國。

瑞典打贏了與波蘭的戰爭,乘勝追擊,入侵日耳曼地區,並且獲得新教的諸侯支持。他們的共同目標是反對羅馬天主教,也反對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

在瑞典軍隊進入日耳曼地區之前,屬於新教陣容的軍隊節節敗退,但1630年,瑞典國王阿道爾夫(Gustavus Adolphus)御駕親征。在與日耳曼新教諸侯的聯盟下,於1631年在布萊登菲爾德(Breitenfeld) 大敗帝國軍隊,並將他們逐出大部份的日耳曼地區。

新教聯軍的優勢一直持續到1634年。那時,西班牙軍隊介入,在諾德林根(Nordlingen)打敗瑞典的主力部隊,將新教勢力趕出巴伐利亞(德國南方)。但是這次哈斯伯格皇家的勝利又引起法國被包圍的恐懼。於是,法國向西班牙(1635)及神聖羅馬帝國(1636)宣戰。

最後,在1643年,法國在河克華(Rocroi)打敗西班牙軍隊,1645年,瑞典在嚴考(Jankao)擊退帝國軍隊。這兩場戰事迫使神聖羅馬帝國的哈斯伯格皇家退讓,於1648年簽訂威斯特伐利亞和約,重新劃定國界,解決大部份的爭端。歐洲,從此由獨立主權的國家取代了以前中央集權的羅馬天主教帝國。

 

三十年戰爭情景之一

 

作為主戰場的日耳曼區域在這30年戰爭中損失慘重。交戰的各方使用僱傭兵,而且經常不給糧餉。這使得這些僱傭兵在農村四處流竄,像“野狼”般到處打家劫舍。

這場戰爭對日耳曼民族來說,代價無比沉重。大約有20%的平民死於這個戰爭,而在主戰場的波羅的海到黑森林的走廊地帶,死亡人數更高達50%。農村的傷亡超過城市。而城市裡的人口,製造業及貿易也都大為消減。這樣的損失對德國來講,一直到二次世界大戰之前都沒有這麼嚴重過。

三十年戰爭處死對手的方式之一

 

但在另一方面,這次的戰爭結束了數百年來歐洲常有的宗教戰爭。1648年以後,宗教問題不再會造成國際上的戰爭。宗教不再是影響國際政局的重要因素。如果說三十年戰爭對歐洲有什麼正面的影響,或許宗教重要性的消失是讓歐洲政局比較穩定的一種貢獻。

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簽約情景

 

和約主要内容

  • 重申1555年的奧古斯堡和平協議,和1635年的布拉格和約繼續有效。哈斯伯格皇室承認新教在神聖羅馬帝國内的合法地位,同時新教諸侯和天主教諸侯在帝國内地位平等。
  • 神聖羅馬帝國内各諸侯邦國可自行訂定官方宗教,除路德宗以外,改革宗(加爾文派)也獲得帝國承認為合法宗教。
  • 神聖羅馬帝國内各諸侯邦國有外交自主權,唯不得對皇帝及皇室宣戰。

此外,另行劃定歐洲各國的國界:

  • 正式承認聯省共和國(荷蘭)和瑞士為獨立國家。
  • 瑞典,法國,普魯士,巴伐利亞,薩克森都擴大了版圖。
  • 哈斯伯格皇室失去大量領地,也削弱了皇朝對神聖羅馬帝國内各邦國的控制,使皇朝陷入中衰。

 

1648年歐洲地圖

 

對當時及後來國際關係的影響

這個和約削弱了哈斯伯格王朝的統治,使日耳曼民族的地區完全成了地理概念。意大利各邦也仍處於四分五裂的狀態。法國得到通向德意志的戰略通道,實力大增,為後來稱霸歐洲打下基礎。瑞典獲得波羅的海和北海沿岸重要港口,成為北歐強國。和約在歐洲大陸建立了一個相對均勢狀態的格局。

但威斯特伐利亞和約所形成的均勢格局並非穩定局面。事實上,各國的興衰更替一直進行著。

雖然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建立的均勢並不鞏固,但和約確定了以平等、主權為基礎的國際關係准則。在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簽訂後長達幾百年的時間裡,外交和談的方式依然是解決各國間矛盾、衝突的基本方法。

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簽訂後,歐洲戰亂頻仍。但如和約所簽訂的那樣,這些戰爭都是在民族國家之間為了各自國家的利益而戰,不再有中世紀般為了某一所謂神聖原則而戰。

而且自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以來,直至20世紀的大多數戰爭中,威斯特伐利亞和約所確定的國際關係原則,對戰爭的進程及結果均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

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簽訂後,為了解決各國間的矛盾和爭端,建立一個相對合理的國際秩序,在這個和約的基礎上,人們又簽訂了許多和約、條約,建立了各種體系和國際組織,包括維也納體系、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和雅爾塔體系等,並建立了聯合國。

但是這些體系和國際組織的基本原則,都沒有超出威斯特伐利亞和約規定的國家主權和平等的範圍。

國際法規則對國際關係的深遠影響

第一、和約確立了國家主權至上的國際基本原則。

教皇使節這次來到威斯特伐利亞僅僅是聽取會議,而此前教皇至少在名義上擁有教會管轄權、絕對領土權、國際執法權和無限戰爭權。而在這次會上,和約的第63條明確承認瑞士為主權獨立國家。和約的第64、65條規定疆域擴大了的帝國選侯、邦君和各邦則享有一定的主權。這些條款事實上是對主權國家的存在及國家享有主權的確認。

第二、和約建立了以國際會議方式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的模式。

和約的簽訂開創了以國際會議的方式解決國際爭端的先例。和約涉及領土劃分及賠款、宗教等複雜問題。通過召開國際會議有效地處理了這些問題。這為以和平方式解決國際爭端提供了範例。自威斯特伐利亞以來,和平商議、協調解決已經成為解決國際爭端的主要模式。

第三 和約對戰俘、人類信仰等人權問題的關注,體現了人類的文明進步。

和約第110條提到了現代意義的戰俘問題,並提出了解決的建議。這也為後世戰爭樹立了規範作用,1785年,普魯士和美國簽訂了世界上第一個内容涉及保護戰俘的雙邊條約,規定應給予戰俘正當待遇,禁止將戰俘囚禁在罪犯的監獄里並禁止使用鐐銬,戰俘必須監禁在合乎衛生的場所,可以像軍隊一樣地生活、飲食和進行體育運動。

19世紀,戰俘的待遇應和本國軍隊的待遇相類似的原則,得到了普遍的承認。保護戰俘的國際公約。在此後的一個多世紀中,戰爭法規則中的人道主義法逐漸成型。

在現代國際法中,“日内瓦條約體系”專門規定了給予戰爭受難者(包括武裝部隊的傷、病員、戰俘和平民等)人道主義待遇和保護的原則。目前,已有近190個國家參加了這一公約。

和約第49條明確承認宗教信仰自由原則,新教教徒因此具有與天主教教徒相同的權利。宗教平等原則成為和約國際保證的一部分。對人權的關注這一原則,也成為近代早期國際關係中一個重要組織部分,為宗教平等原則建立了法律上的保證。

和約對國際法的影響是多方面的,例如和約第123條中規定:“參加協議的所有各方,應有義務保衛和保護本和約的每一項條款,不受任何人的侵犯”;第124條“同本協議有關的每一方都必須站在受害者的一方,向他提供意見和武力,協助他還擊侵害者”。這規定了條約必須遵守,並且對違反者要施以集體處罰,這一點尤其具有重要的意義。它使這些規則真正以“法”的形式出現,並以此影響、規範着國際社會。

總之,和約作為歐洲中世紀與近代史時期之交的第一個多邊條約,是“國際法發展過程中的一塊重要里程碑”,它既是近代國際法的實際源頭,又是國際關係史上的一個里程碑。

 

“教會歷史這一週”已經制作成3-5分鐘的視頻(蘇文峰主講),在橄欖社區網站(http://ocochome.info/)播出,《教會歷史這一周》的頁面短鏈接:http://wp.me/P5KG8P-7dW

或點擊后面網址觀看本期視頻:http://pan.baidu.com/s/1dEMbUy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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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域遇上一顆“白雞蛋”(郭易君)2017.10.26

郭易君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2017.10.26

 

回國一年了,若有人問我:在服事教會過程中,你最懷念的人是誰?我會毫不猶豫地回答,是在哥倫比亞植堂時期,當地教會的長老Ron。

有人說我的性格敢闖敢幹,適合植堂,但事實上並不是如此。開拓教會是個坑,一路上埋藏著各種地雷,若不是上帝的呼召和恩典,最好悠著點兒。

初遇“白雞蛋”

Ron比我大40歲左右,比我父親大10多歲。2011年,我剛到美國讀書時,就認識他了。

當時我去探訪哥倫比亞福音教會,聚會結束後,一個老先生走過來和我握手,說他叫“袁大龍”,我當時還想,這名字好不屬靈啊。後來才知,他這個名字是80年代後期,第一批去哥城交流訪問的大陸學者給他起的。,他一直用著,時刻提醒自己“白雞蛋”(皮膚是白種人,心是黃種人)的本質。

他愛中國人,而且一直默默地、帶著使命感地愛著。

Ron邀請我去參加他們家的國際學生團契,團契每次都有20多個人,Ron和她的愛人Marianne,每隔週就會邀請華人學生去他家裡吃飯,並給大家分享福音。

 

 

加入“異域體驗”

第一次去他家,我就被他們家裡的裝飾深深地吸引了,莫大的房子,美得讓人心動,每一個細節都很精心。當然這些都是Marianne的功勞,Ron主要的任務是和大家分享基督的好消息。

大家一起吃喝狂侃,對許多中國學生來說,這種場合是社交場合,聽福音只是附屬品,在異國他鄉,能近距離地進入一個外國人的生活,是個不一樣的異域體驗。

整個聚會非常放鬆,大家有坐著的,有半躺著的,有站著的,情緒都很嗨。

聚會結束之後,Ron邀請我可否幫助他,今後來帶領福音信息之後的中文小組分享,因為有許多華人學生的口語不好,他們更樂意用中文交流信仰問題。我當時就答應了,對於一個剛剛來美國讀書的神學生,這是一個很好的服事機會。

不一樣的“老頭”

剛開始一起配搭時,我非常謹慎,一是因為Ron信主時間長、年長,二是人家是土著,服事國際學生20多年了,而我是才剛30出頭的小夥子,也沒有太多的服事經驗。

在國內文化和教會環境中,我們比較尊重屬靈長輩,常會很小小心地處理和長輩們的關係。但在慢慢地與Ron交往過程中,我發現他雖然年“長”,卻像個大男孩。

Ron經常帶著中國學生一起去“Hiking”(耍,冒險),爬山、涉水、漂流、滑雪……反正什麽都玩兒,我也有時去湊湊熱鬧。我發現他和國內的“老頭”不一樣。一起交流得多了,玩兒得多了,我慢慢地也就忘了他的年齡,甚至以為他和我同齡。

在我們的圈子裡,誰有了需要,第一個想到的是找Ron和Marianne。許多學生需要找免費出租車了,第一個想到的是他們,他們也心甘樂意地被人“揩油”。

我女兒出生的時候,和我們在醫院的是他們;我的第二個孩子流產了,第一個來我們家安慰的是他們;我兒子出生,第一個去醫院看望的還是他們;一次次地來我們家送有機農產品的是他們;給我女兒一次次買衣服的也是他們……

在美國生活的5年中,我們雖然離開了父母,卻在美國接受著如同父母般的愛。

 

 

過譽的擡舉

和Ron一起服事,Ron在我面前像個“學生”,他非常謙卑,很擡舉我,我常常無地自容。

當時,我有機會去美南的一些華人教會講道,經常有人會說:“這個傳道人這麽年輕”,也有人對我說:“你和我兒子一樣大,我兒子也叫Joshua”。

我常笑著回應:“我的確很年輕,但也到了耶穌釘十字架的年齡了。”

一方面,我尊重年長的人;另一方面,我也暗示著對方,其實服事主是呼召,不能因為年輕就輕看——我特別喜歡保羅對提摩太的勸勉:不要讓人小看你年輕。(參《提前》4:12)

如此,若因為我在“言語、行為、愛心、信心和清潔上”成為了信徒的榜樣,而不為人小看,這就是我配得的,不是恩典。

但事實上,我在言語上常常急躁,行為上多有不完全,愛心上很虧欠,信心上也是一瓶子不滿半瓶子晃蕩,清潔上,又常常面對內心中情慾與聖靈的爭戰,這樣一個人,若是不被人小看,甚至重看,那就一定不是我配得的,就是恩典!

開始植堂

2014年初正式開始植堂之後,Ron和我配搭。

說實話我的英語口語,雖然大家都能聽懂,但是常常“詞不達意”或者“有了上句沒下句”。團隊當中有幾個不會講中文的人,對我來說,還真是挑戰。每週三用英文帶領查經,是我最頭疼的,我就怕自己用錯詞,但偏偏越擔心用錯,越是容易出錯。

一開始我緊張得那叫一個汗。後來發現,Ron從沒有因為我用錯了詞匯,或者講錯了話而有責怪之意。他總是笑笑,鼓勵我,而且認真地聽,用心做筆記,還和我們一起操練。

有一次,Ron的太太Marianne誇獎Ron回家之後為她做了頓可口的飯菜,說是對查經的回應,我聽了很感動,想想一個這麽大歲數的人,心對主的道還是這麼柔軟,真是不容易啊。

堅持原則的愛和尊重

在後來植堂的過程中,無論大事小事,Ron都謙卑地和我討論,並聽從我的意見,這讓我很有被愛的感覺,也實在地體會到,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不是控制,而是愛和尊重。

我從小就是一個非常有權力慾的人,後來上帝召我當牧者,但是我性格中有控制慾,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因子,在出國前帶領教會的過程中,也有許多人提醒過我關於這個問題,但是我卻沒有深切地對付過。

我們當時剛植堂的教會,也就是二三十人吧,我是牧師,他是長老,還有幾名執事。在幾乎所有的問題上,我們兩個都一起討論,而且一般做決定時,Ron都是讓我來做,但出了問題,從來都是和我一起擔當。

Ron從來不控制人,也從來不催促人信主,他曾經給一個朋友傳福音十幾年,但從來沒有因為他還不信主,而催促他,而是等候,對朋友充滿忍耐和愛。

Ron雖然很溫和,但是在原則問題上卻很堅持。

2015年,我神學院畢業,教會開始給我支付薪水每月3000美金,後來因為原有場地無法滿足教會需要,我們換了場地,房租漲了1倍,教會的財務一下子陷入了赤字。

作為牧者,我很少過問財務,我的時間主要用在預備講章,禱告和牧養上。當我知道教會財務不足時,我向Ron提出來兩個解決方案,一是停止對我的薪水供應,二是停止每週日的免費午餐供應。

沒有想到,Ron長老非常堅決地拒絕了,他的理由很簡單,說這不是出於信心。我禱告了很久,同意了他的意見。但是我的心裡卻很受鼓勵,一方面是因為他在乎我們牧者的處境和利益,二是他持守教會建堂之初祝福華人學生的異象。

我常常想,遇見這樣的長老實在是我一生的福分。

這些天,女兒生病,我在家陪她,翻出來許多以前的照片,看到Ron,很想念他,若不是因為使命,我們要彼此分開,能陪一些人到老,該是多麽美的事情。感謝主,我們有那更美的家鄉。

 

 

作者為80後牧師,現在北京植堂建立教會。2011年畢業於哥倫比亞國際大學神學院,在讀神學時參與植堂,2016年回國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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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憐憫的器皿(邱清萍)2017.10.25

 

邱清萍

本文原刊於《舉目》84期和官網2017.10.25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只要我們留意,溫情就在四方。

在IKEA傢俱店門口的兒童遊樂場,一個小女孩忽然向一個蹦跳著的小男孩招手,要他停下來,然後她彎了腰,幫他把散開的鞋帶綁好。兩人腼腆對笑了一下,就跑開了。那女孩的祖母說小女孩才5歲,剛學會綁自己的鞋帶。

大風雪中,一個女人開車回家。途中她留意到有一部車子緊跟其後,還來不及決定怎麼辦,她就聽見爆胎的聲音,她只好把車停在路邊。後面的車也停下來。一個男人走了出來,幫她把後備胎換上了,然後告訴她:“我本來在兩哩路之前,就要進城了。但我看到你的輪胎有問題,不放心才跟著你走了一段路,好了,現在沒事了。”

充滿憐憫的上帝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因為創造我們的主是一位充滿憐憫的上帝,祂的形像在我們裡面,使我們對別人的需要生發憐恤之情。

在聖經中,“憐憫”一詞常與“慈悲”、“仁慈”、“忠誠”及“恩典”等詞互用或連用。耶穌在《路加福音》6章36節說:“你們要慈悲,像你們的父慈悲一樣。”舊約多處也指出上帝是滿有恩慈憐憫的上帝(《申》4:31;《詩》51:1、103:8)。

到了新約,憐憫常與“恩典”連在一起。保羅說:“上帝既有豐富的憐憫……當我們死在過犯中的時候,便叫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你們得救是本乎恩)……要將祂極豐富的恩典,顯給後來的世代看……我們原是祂的工作,要叫我們行善。”(參《弗》2:4-10)

憐憫與恩典是一物的兩面。恩典是不配得的好處卻得著了,憐憫卻是該得的懲罰或該承受的痛苦卻免除了。我們不配得上帝的饒恕與赦罪,但在耶穌基督的救恩裡卻得著了,這是恩典。我們要承擔人類共有的苦難,要因我們的罪承受懲罰,卻因上帝的憐憫解除了。

 

 

蒙憐憫的器皿 

我們愛,因為上帝先愛我們。我們憐憫人,因為上帝先憐憫我們。這是保羅在《羅馬書》第9章23-24節所指出的,上帝揀選以色列人,是要他們成為萬國的祝福。可是他們竟以作上帝的選民而自傲,任意犯罪,看不起外邦人。上帝就興起教會,使凡信基督耶穌的,無論是以色列人或外邦人,都成為蒙憐憫的器皿。祂也要我們把這憐憫分享出去,白白得來的,也要白白的捨去。

我們的憐憫若出自“先蒙憐憫”的出發點,就有了豐富的資源,而且不會有“可憐”別人的雜質。我們憐恤人不是因為“我有你無”、“我強你弱”、“我優勝你劣敗”、“我幸運你倒霉”,乃是因為我們曾經蒙了上帝的憐憫,也經歷過從別人而來的愛心。

主耶穌“憐憫”的比喻

耶穌在《路加福音》第10章25-27節以“愛神愛人”總括上帝對人的要求,然後用比喻來闡明仁慈與憐憫是實踐“愛人如己”最具體的表現。以下3個比喻都出現在《路加福音》,這3個比喻第一個特點是,都用了對比的手法,對比通常強調兩者鮮明的差異;第二個特點是以諷刺點出問題的核心;第三個特點是比喻的結果是使我們置身別人的位置,設想假如我是他,我會有什麼感受?

在好撒瑪利亞人(《路》10:30-37)的故事裡,耶穌要回答律法師“誰是我的鄰舍”的問題。祭司和利未人在“愛鄰如己”的憐憫行動上無疑很失敗,他們是宗教領袖,雖然看見路人被搶奪的慘狀,卻故意避開,抄另一條路走了。對比之下,撒瑪利亞人也看到同樣的需要,“卻動了慈心”,而且停下來為那人包裹傷口,甚至花錢請店主照顧他。兩者的差異非常鮮明,不能不使人側目忖思:問題出在哪裡?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為什麼有些人會“動心”,有些人不會?很諷刺的是,祭司和利未人應是最懂仁義道德的人,但他們卻行不出來;而被輕看的撒瑪利亞人反而行了出來。

難怪《雅各書》說,在上帝面前,真正的虔誠是照顧在患難中的人。(參《雅》1:26)心動和行動才能發出真憐憫,宗教若只使人知道卻不動心,能說卻不能行,這只會引來笑柄。誰是我的鄰舍?耶穌指出更重要的問題是:“我是誰的鄰舍?我是否是那在患難中(被打傷)之人的鄰舍呢?”我們若自問也需要別人的憐憫,如饒恕、幫助、安慰等,對人有憐憫之情就不難了。

失羊、失錢與浪子的比喻(《路》15章)是耶穌在法利賽人和文士批評祂與稅吏和罪人吃飯後說的。失主要別人一起為他失而復得歡喜、慶賀。但是在浪子的故事裡,浪子的哥哥卻不喜悅,原因是他不懂憐憫,他看見爸爸為不肖子擺設筵席,卻對他這個乖兒子毫無表示,感到憤憤不平。

父親對浪子無條件的寬容和擁抱,是憐憫的極致。這就是天父對世人寬厚的恩慈,與哥哥要靠自己的好行為來換取報酬成了鮮明的對比,這對比也一定刺痛了法利賽人和文士自以為義的心,他們若夠聰明,必然看見自己就是那心胸狹隘的哥哥,若能謙卑一點,他們也一定能看到,自己更是那需要憐憫的浪子。

 

 

財主與拉撒路的比喻刻畫了一個“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社會貧富懸殊的故事,對比也很深刻。財主穿紫色袍和細麻布衣服,而拉撒路連遮蓋身體的衣服都沒有,只見他“渾身生瘡”,還有狗來舔他的瘡。財主天天奢華宴樂,而拉撒路則在他門口討飯。

財主的問題不在他對拉撒路做了什麼,而是他沒有做什麼。他毫無憐憫之心,每天出入對拉撒路竟然不屑一顧,連剩飯都不肯給,拉撒路只能從掃出來的食物零碎撿一點充飢。他們死後的光景也是強烈的對比,不過是反過來,拉撒路得安慰,而財主卻在痛苦中哀求亞伯拉罕的憐憫。

也許這比喻是要一些“財主們”設身處地站在拉撒路的位置,感受一下不蒙憐恤的苦楚,趁還有機會,憐恤身邊的人。

憐憫不只是個人的事,也是社會公義的問題。在舊約先知的責備中,憐憫與公義常連在一起。以賽亞先知責備以色列人企圖以祭物和禮儀掩飾他們的惡行,他要他們“學習行善、尋求公平、解救受欺壓的,給孤兒伸寃,為寡婦辨屈”(參《賽》1:12-17)。

什麼是“行善”呢?彌迦先知言簡意賅地宣告:“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祂向你所要的是甚麼?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彌》6:8)

基督徒的憐憫也要伸展到社會的層面,為受欺壓的群體伸張公義,改變現狀。過去十多年,柬埔寨人口販賣的情況有很明顯的改善,特別是未成年少女的受害者,從2004年30%(佔被販賣人口的比例)減到2015年的2%。柬埔寨政府也留意到這是一些基督徒機構攜手合作,打擊販賣份子和組織的結果(註1)。

這些基督徒機構服務的內容包括了:改善法制、訓練執法人員、搶救女孩、捸捕犯法者、輔導醫治受害者、提供未成年少女教育及職訓、帶領她們信主及過教會生活等,通過這些事工,同工們成為“蒙憐憫的器皿”,將上帝的愛具體實際地分享給孩子們。

筆者所參予帶領的“基督豐榮團契”恰好是參與事工的機構之一,在過去7年,我們一群同工透過“女兒之家”(Pleroma Home For Girls),為身心受傷的女孩們裹傷、治療、輔導與教導、提供教育及職訓,以上帝的愛及各種資源幫助她們重建尊貴蒙愛的生命。(註2)

 

培養憐恤人的生命

 

耶穌在八福(《太》5:3-12)裡為我們勾劃出一個憐恤人的生命是如何培養的。首先是“虛心”,一個深切體會到自己的貧乏與不足的人必然會謙虛,而且會為自己的罪過與軟弱而“哀慟”,憂傷痛悔,自覺需要別人的體恤與諒解。這樣的人對別人困難的處境能感同身受,生發“溫柔”的同情。謙卑加上溫柔就會產生“飢渴慕義”的動力,會去追求跨越自我局限的能力,也願意“憐恤”陷於困境的人。生命經過這樣一個轉化的過程,所激發出來的憐憫才不會有優越感,或以可憐輕視的態度去施捨,更不會傷害受憐憫得幫助的人。

耶穌說:“憐恤人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也必蒙憐恤”。(《太》5:7)

註:

1.參閱Christianity Today, June 2017。

2.可上網www.ficfellowship.org點擊“柬埔寨事工”有關文章。

作者是美國中國信徒佈道會的事工專員,專職講道與寫作。她曾與一群女教牧創辦“基督豐榮團契”,擔任首屆義務會長,現為董事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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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自我表達(劉同蘇)2017.10.23

劉同蘇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言與思”專欄2017.10.23

 

如果歌即是人,如果道即是人,如果上帝就是一個人,那麼,實在而鮮活的個性就永遠不會消失。

你一發聲就是西藏

扎西平措以《阿媽的手》獲得了第二季《中國新歌聲》劉歡組的冠軍。扎西的聲線浸透了西藏的風味,他一開口,清麗的高原氣息就直撲到面前。

細究起來,倒說不好是哪一種發聲技巧使他的歌更為西藏。只能說,他這個人就是西藏,一個活生生的、個性化的西藏。他一舉手,揮的是西藏;一投足,踏的是西藏;一抖嗓子,唱的是西藏。他渾身上下都是西藏,因為西藏就在他的生命之中;他就是主體的西藏,整個人渾然波湧著西藏的律動。

實際上,西藏不就是由這樣一些主體生命構成的嗎?離開了這些主體生命,那兒只是空氣稀薄輻射強烈的一片高原。西藏是主體生命的一種形態,從而,西藏是活出來的。主體生命都是個性的,所以,西藏必須是由一個一個活生生的個人承載著的。

扎西歌中的西藏風味並不來自一般性的藏族符號。此歌中,微笑的雪蓮花兒,點頭的青稞穗兒,當然也是西藏,但那只是泛泛的大眾眼中的西藏,僅僅作為個性生命展開的背景。那長夜牦牛帳中的陪伴,溫暖爐火中彌漫著的糍粑清香,漸漸地把我們帶入了個人的生活場景。

主角是那隻手,阿媽的手。牛糞上蒙著勞作留下的塵土,無盡的勞作漸漸地磨礪掉了那手的掌紋,多少勤勞歲月的風霜才將這手蹂躪得如此粗糙?正是這雙每夜不停勞作的手,阿媽的手,撰寫了扎西人生的每一步,創造了扎西燦爛輝煌的人生。

整首歌未提西藏,卻讓我們見到了西藏,活的西藏,在扎西生命裡活著的西藏。扎西唱的是“我”,同時,卻也是西藏,因為西藏正活在他裡面。導師那英說,扎西的風格是“誠懇、自然”。

誠都是主體的,如果你外在表現出了一個東西,裡面卻沒有那個東西,那算是誠嗎?扎西不是來考察西藏的,扎西就是西藏,外在的考察從來不能進入西藏的真我,只有我裡面活著的西藏,才能通達真我。這就是誠的西藏。

自然就是本我。若西藏沒有成為我的生命,我的一舉一動又怎麼會有西藏在裡面呢?與扎西對唱的嘉賓譚維維評價道,扎西歌唱的律動是當下的,它使人的心顫動。只有活的,才是當下的;只有活的,才能顫動人心。這就是震撼人心的西藏,在一個人裡面活著的西藏。

 

 

一個人的上帝

上帝是生命,所以,上帝在一個人的生命中直接彰顯了祂的本相;上帝是主體,因此,上帝只在一個人的自我裡面全然表達了祂的自我。這就是三位一體的奧秘;這就是上帝啟示的本質。

主體就是自我,就是以終極態度支配自己並使“我”化外的生命形態。唯無限,才終極。無限上帝的本性就是自有永有的自在。自在的上帝是一切自我的淵源,是每一主體的本體,是所有終極的終極。

沒有上帝,就沒有自我,因為不達到無限的高度,又怎麼可能以終極態度面對自己與環境呢?反過來,沒有自我,也無法接納上帝。自我只從自我行過,不打開自己的終極之地,又如何可能容得下終極之物呢?信仰的悖論就在於此:不接納上帝,就不能成為自我;不用自我接納,所接納的就不是上帝。

生命都是當下的,誰的生命不活在當下呢?當下性是活著的標誌。作為終極的永恆恰恰存在當下裡面;若當下可以躲到永恆之外,永恆又怎麼稱得上覆蓋一切的終極呢?當永恆流過當下,當下就被永恆化,這就是永生。永生就是以自我形式存身於時間裡面的永恆。永恆成為時間的終極,就是永恆成為了時間的自我,永恆以終極態度把時間內的有形物凝聚為一個整體,就出現了有自我的個體。

時間性的有形物都是有限的,所以,它們具有數量性的差別;數量性的差別可以被量化而通分,由此,他們能夠被更大的數量所吞沒。無限以終極效應聚合了有限形體,使其成為一個終極性的個性存在。這就是個人可以永生的緣由。無限是至上的,於是,具有無限終極性的形體便不被更大的形體吞沒。永恆是不可解構的,所以,內有永恆整體性的個性就不可分解,從而不被通分。寓於當下的永恆,才是活的永恆。承載永恆的當下,方可成為不滅的個人。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地有恩典有真理。”(《約》1:14)上帝以一個人作為自己的全然表現,這就是完全恩典,完全真理。恩典與真理都在這個肉身的個人裡面完全了,就別在這個人之外去找恩典與真理了。

在耶穌裡面,無限與有限水乳交融地交織為一體,道的終極不可解構地滲透於肉身之中,於是,這便成就了天上地下獨一無二的個性。“個”的不滅,在於終極的超越;但是,若終極只是純粹的終極,則“個”又消失在無“個”的抽象理念裡面。終極的超越正發生在肉身中,超越不是抽離或居上,而是個體內指向無限的生命運動。

活的無限不過是肉身內在地趨向於無限的生命運動。單論肉身,就是可通分的數量差異;若肉身中有終極性的生命運動,形體差別就因著內在的永恆而形成豐富多彩的個性。耶穌是至上的個性,上帝並不是以抽象的普遍理念演繹出了諸般的同質單子,而是以自我的個性創造了世間多彩的個性。接受這位作為一個人的上帝,領略這位全然個性的上帝,不但是信仰的前提,也是自我個性存在的基礎。

 

 

我活著,就是基督

這個世代的最大問題就是:我活著,不是基督,也就是說,我沒有活在基督裡面,或者說,我與基督的關係裡面恰恰沒有我。基督是一個生命;沒有活在基督裡面的,就不具有與基督的真實關係。生命都是主體性的;不以“我”活在基督裡面,與基督同一的生命關係就沒有建立。

今天到處都在談論歷史的基督,理念的基督,就是少有活在我裡面的基督。基督就是一個“我”,這個上帝的“我”要見我的“我”。凡把基督作為理念的,就只得關於基督的理念。凡以理念接受基督的,所接受的“基督”就只是一個理念。

“我”和“我”都是終極,有限的理念怎麼可能成為“我”與“我”會面的媒介呢?當然,在罪性裡的老“我”都是有限的,每一次我與基督的會面,都是一次重生,基督的無限之“我”進入我的有限之“我”,於是,在我的罪之老“我”被破碎的同時,基督的“我”成為了我的新“我”;這就是十字架與復活。

十字架與復活不過是以“我”之破碎而達到“我”之復活的自我超越,而這一超越無非是基督之“我”的恩典。“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喪掉生命;凡為我喪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路》9:24)基督恩典的就是祂的“我”,不用我的“我”接著,就盛不下那恩典。只要我還留著些自我,來到基督面前的就不是真正的“我”,因為作為終極的自我應當是我的整體。

十字架都是“我”的;一個客觀的十字架只能釘死別人。十字架的本質就是捨“我”,而那罪的“我”一捨,基督的“我”就在我的終極境地出現了。理念的基督都是別人的基督,只有“我”——“我”會面的基督是臨在我的基督。

自我是生命的終極,卻不是抽象的人格。能從具象(即肉身)中抽離出來的,既不是生命,也不是終極。誰的生命活在肉身之外呢?只能在具象之外存在的人格,已經受限於具象而不成其為終極了。

終極恰恰是對當下形體的支配。“我”恰恰就在我的肉身之中,肉身在環境中的活動才是終極生命的實在內容。唯有挾著全部我的具象,來到基督面前的“我”才是實在的生命。若我把房子、汽車、職業、家庭都藏在老我裡面,只帶著大腦與嘴唇去會見基督,那個所謂的“我”是支配我全部存在的終極嗎?

拼命學習基督,卻沒見生命改變,這不是這個時代的通病嗎?癥結就是:如果不以終極態度將我的具象存在一樣一樣地帶到基督面前,基督就不會實在地成為我的終極。基督就是以肉身中之“我”彰顯的上帝,由此,不以肉身中的“我”,也學不到基督。保羅說的“披戴基督”,並不是留著自己的肉身,然後,在外邊再包裹一層自己以外的基督,而是讓基督成為自己的終極去支配自己的全部具象存在。

當代的教會為什麼不冷不熱地沒有力量?因為我們依靠的就是不鹹不淡的中性理念。我們用系統的神學理念取代了那在具象肉身中活潑躍動的實在生命。我們讓大腦拼命地向著基督衝鋒,卻固執地把具象的肉身留在世界裡面,結果只能無奈地在這種自我分裂之中陷入挫折、痛苦和悔恨。

為什麼當代教會平板灰色毫無生氣?因為我們只用普遍的神學理念聚合了眾人的大腦,那與具象不可分割的個性卻遺忘在每個人的世俗生活那邊。如果“我”都沒有經過十字架而復活在基督身體裡面,教會怎麼可能多彩且活潑呢?

我們喪失的是活在“我”裡面的基督;我們缺少的是見證著基督的“我”。以“我”,才能見到基督的“我”。挾著當下的具象生活,會見基督的“我”,才真正是終極性的主體生命。復興的希望只能是那位作為一個人的上帝,可不作為一個人,誰又能見到作為一個人的上帝呢?

 

作者現在美國北加州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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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婦人”艾偉德(Gladys Aylward)(賀宗寧)2017.10.20

賀宗寧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教會歷史這一週2017.10.20

 

公元1932年(民國21年)10月15日,“小婦人”艾偉德(Gladys Aylward)出發前往中國傳福音。在出發前,宣教機構都告訴她,她不合適去中國宣教。但是她在中國不但傳了福音,而且在戰亂中救出了上百的孤兒。她的故事後來被艾倫∙伯傑斯(Alan Burgess)寫成小說《小婦人》,並改編拍成好萊塢的電影,由英格麗褒曼主演的《六福客棧》 (Inn of the Sixth Happiness)。

蒙召與起行赴中國

艾偉德在1902年出生於倫敦北部的埃德蒙頓,她的父親是個郵差。她在十幾歲時就到附近人家當女傭。後來她感受到去中國宣教的呼召,中國內地會接受她進入3個月的先期訓練班。但由於她中文的進度緩慢,無法繼續接受訓練。

後來,她被介紹去倫敦照顧一對從中國返國養老的宣教士榮赫鵬(Francis Younghusband)夫婦。榮赫鵬是個作家,寫過不少介紹東方的書,在他的家裡亦有很多藏書。通過與這對夫婦的交談和閱讀,艾偉德學到許多國際知識,特別是關於中國的知識。

1930年初,在一次聚會中,艾偉德聽說有一位原來在中國山西的老宣教士珍妮∙勞森(Jeannie Lawson)已經73歲了,要退休,但因無人接替,一直退不下來,但一時又難以找到合適的人選。艾偉德聽到這個消息非常高興,立即寫信給勞森女士說:“那人就是我”。幾個月後,勞森回信歡迎她去,並且告訴她,只要到達中國天津,就會有人接她到勞森宣教的山西陽城。

艾偉德探詢旅行去中國的走法。得知從歐洲去遙遠的中國有兩條路:一是直接坐船到天津,這樣走快捷方便,但費用要高得多。另一條路是走陸路,比較省錢,但會很艱苦,那就是坐火車東行,經過東歐,再穿越西伯利亞後,進入中國。艾偉德選擇了第二條路。

1932年,她將幫傭所省下來的錢購買了一張火車票,動身前往中國山西的陽城。她經由荷蘭,德國,東歐與西伯利亞到達海參威。蘇聯的警察要拘捕她,但她卻躲過了搜捕,逃上一艘日本船,到達日本。在日本,她得到英國領事的幫助,又再搭上另外一艘船抵達中國天津。

艾偉德來華的路線

福音基地八福客棧

在天津宣教中心等待一些時日後,艾偉德隨著一位路姓基督徒商人,坐火車再轉汽車到達山西澤州的內地會宣教站。“劍橋七傑”之一司安仁(Stanley Peregrine Smith)的夫人接待了她,幫助她了解山西的情況,並為她換上了旗袍。休息幾天之後,艾偉德坐上騾車,再改乘轎子,經過兩天的行程,終於到達了陽城。

陽城是一座山中小城,教堂位於城東門外大道上,運貨的騾隊來來往往,非常熱鬧。教堂是租來的民居,據當地人說“鬧過鬼”,所以租金相當便宜,一年只一英鎊。73歲的珍妮∙勞森是蘇格蘭人,已經在中國宣教50年。

艾偉德先將髒亂的房屋、院子打掃乾淨,然後協助珍妮,藉閒置的房屋院落開了一間客棧,接待來往的騾夫住宿,取名叫“八福客棧”。八福之名取自主耶穌的登山寶訓中所論及的八種福氣。這樣,既可將此客棧作為向當地人傳福音的據點,也可以接待八方來客,藉他們把福音傳向四面八方;而且還可以為宣教籌措些經費。

八福客棧剛辦起來時,生意慘淡,根本沒人來住宿。因為當地人對“洋鬼子”很仇視,不願與她們交往。艾偉德只好站在大門口,招徠過往的騾隊,想方設法把他們拉進來。剛開始時收效甚微,還經常受到騾夫們的嘲笑。

但漸漸地,也有一些騾夫下車進來看的。當他們看到客棧整潔,飯菜可口,而且收費便宜時,也就動心了。偶而有人住宿後,她們更是竭誠招待,晚上還給旅客們講聖經故事聽。隨著日久天長,客棧的人氣愈來愈旺,生意也愈來愈好。不久,客棧常常爆滿。

起初,艾偉德以還不流利的中文講聖經故事給騾夫們聽,這些習慣了聚賭喧鬧的騾夫們哪有心思聽她,常常取笑她。然而艾偉德不灰心,慢慢地騾夫們受到感召,一個又一個的信了主。最後騾夫們自己定了公約,客店旅客不准吸煙、飲酒、賭博與喧嘩,以免影響艾姑娘說故事。

當騾夫們聽了福音後,生活發生了明顯的改變,不再抽煙、喝酒、賭博;也不再講髒話,或唱黃色小調,而改唱聖歌了,這事一時成為街談巷議的話題。當地村民們也不厭其煩地一遍又一遍的聽聖經故事,漸漸地,各鄉鎮都有人相信耶穌基督,進而形成教會。以開騾馬店、講故事、唱歌傳道的方式宣教,正是艾偉德與眾不同的地方。

艾偉德到陽城一年多後,珍妮∙勞森不幸去世,八福客棧整個擔子就落在了艾偉德身上。此時,澤州的司安仁夫人看到她的需要,特地差派一位中國助手來協助她。艾偉德在陽城所做的一切大得人心,影響力漸增,以致有一天陽城的縣長也光臨八福客棧。

 

 

宣導“天足運動”的福音使者

當時正在推行“天足運動”,明令婦女放腳,把纏裹的小腳放開來。縣長決定派人下鄉挨戶檢查,以改正多年之陋習。他覺得艾偉德是最合適的人選,並可以現身說法,示範天足的好處,故委派她擔當此任,並應許發給她薪水,提供騾子作為交通工具,還派兩個衛兵保護她。

艾偉德經過考慮,覺得這是上帝賜給她的機會,就接受了,附帶條件是不能限制她傳講福音。就這樣,她以官使身份,周遊各村鎮間,進入家家戶戶,幫助婦女放腳,也藉機把基督福音傳給她們,使多人歸主。

這樣一來,艾偉德在陽城一帶成了家喻戶曉的人物,有一天,陽城監獄的一個囚犯突然發狂,揮刀砍死了好幾個同獄中人,獄卒們不敢上前,無人能夠制服他。情急之下,典獄官派人找艾偉德,看她能否藉著上帝的大能,化解危機。

艾偉德壯著膽子,跨過地上的尸首,走近這個殺紅了眼的兇徒,用溫柔的話勸他放下屠刀,並保證不再加罪。那兇徒竟然垂下頭來,將手中的刀交給艾偉德,讓獄卒把他押走,一場騷亂就這樣平息下來。典獄官非常感激她,此後允許她到獄中向囚犯傳福音,並且聽從她的建議改善監獄的環境。

 

八福客棧

 

陽城縣長信主

艾偉德所做的這些事對當地人影響很大,譽她為“福星”。連縣長也宴請這位35歲的英國女士,請她坐在首位。席間,縣長頗為好奇地詢問艾偉德,說以她的能力,即使要宣教,為何不選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而要待在這窮鄉僻壤,對騾夫和囚犯說故事。

艾偉德沉靜地回答說:“請從這窗口望出去,那許多身背重擔的苦力;再望過去那田野的農夫,茅屋內的女人;還有那些赤身露體、饑餓的孩子們。這些窮苦、憂傷、饑餓的人,絕不是上帝的意思,上帝要每一個中國人都充滿希望和快樂。”

縣長被她的話深深地感動,以致於站起來當眾鄭重宣佈:“儒家的教導存在我頭腦裡,但我看出基督活在艾偉德的心裡。從今以後,我要作個基督徒。”艾偉德馬上恭喜他做出這關乎永生的決定。

收留孤兒

有一天,艾偉德走在大街上,忽然看見路旁有個婦人在賣一個骨瘦如柴,滿身膿瘡的小女孩。那婦女看見艾偉德,就請求她把孩子買下,否則這孩子必死無疑。艾偉德動了憐憫之心,搜遍全身,把僅有的九毛錢給了她。於是艾偉德把小女孩領回八福客棧,並給她取名叫“九毛”(Nine Pence),學名叫“美恩”。

在艾偉德的愛心照顧下,九毛恢復了健康,慢慢成為艾偉德的小助手。不久,九毛在門口看見一個可憐的8歲小男孩,艾偉德又收留了他,取名叫“少少”。此後她再收養了一個孤兒“寶寶”,和一個8歲的女孩“蘭香”。

1936年,艾偉德歸化為中國籍,正式取中文名為“艾偉德”,成為首位入籍中國的西方宣教士。從此後她不再是“洋鬼子”,她可以驕傲地說:“我是中國人”。1937年7月蘆溝橋事變,中日戰爭爆發。不久,陽城也受到了日軍的轟炸。

有一次,一顆炸彈擊中了八福客棧,艾偉德被壓在瓦礫堆下,一時失去了知覺。等她被救出時,發現只受了點輕傷,其他人則安全無恙。為避開戰火,艾偉德帶著她的孤兒們,和幾個基督徒一起,疏散到地處山區的北柴莊。在一個窯洞裡,她用僅有的一些急救藥品救助傷員。直到日軍離去後,她和難民們才返回陽城。

 

 

澤州宣教站的事奉

1939年2月,艾偉德得悉日軍暫時撤離澤州,回大城市過冬去了。她乃專程前往澤州去看望內地會的同工們。此時,司安仁夫人已經離世,戴維斯夫婦(David & Jean Davis)負責宣教站工作。他們是英國人,宣稱保持中立,才得以平安。

有一天夜裡,幾個酒醉的留守日本兵,突然闖入宣教站,狂喊亂叫耍酒瘋。艾偉德與他們交涉,被一個士兵用槍托擊中,當場昏倒在地。醒來時,戴維斯夫婦在旁照顧,她才無大礙。不久,有兩位年長的宣教士要回國,須由戴維斯送他們到煙臺等船。臨行前,他們囑咐艾偉德代為看守宣教站,並向她申明差會嚴守中立之政策。

暫住澤州期間,艾偉德接受了美國《時代》(Time)雜誌記者的訪問。《時代》創辦人魯斯是美國長老會宣教士路思義的兒子,他出生在中國,非常支持和同情中國的抗日戰爭。採訪中,艾偉德回答說:“我代表的宣教團體是中立的,但我恨惡日軍的暴行,也不能緘默不言。當然,我是中國人,也會把所知道的日軍行蹤,報告中國方面。我雖然鼻子很高,但心是中國人的,不能無視日軍的暴行。”

艾偉德的這番話通過《時代》雜誌報導後,激怒了日本軍方,遂下令清鄉日軍,四處張貼告示“懸賞捉拿小婦人艾偉德”。

攜孤兒大逃亡

當時澤州的宣教士收留了200多名孤兒,這也是艾偉德主要的看守任務之一。1940年初,出於安全考慮,她派自己的助理晉本光,轉移100多名孤兒到西安。現在,艾偉德知道自己和宣教站處於險境,經權衡利弊後,她決定帶領剩下的100名孤兒逃往陽城。

逃亡路上,遭到日軍飛機的低空掃射,她只覺得肩頭上好像被猛擊一拳,就摔下馬來,後來才發現是中了槍彈。到陽城後,面對日軍的步步進逼,形勢十分嚴峻。為了孩子們的安全,她和同工們商量後做出驚人的決定:由她親自帶領100個孩子,遠走陝西扶風,因那裡有他們的基地。因此才有了“千里大遷移”的壯舉。

從陽城到西安大約有480公里的山路。臨行前艾偉德去向縣長告別。縣長好心地提醒她,日軍到處懸賞捉拿她,路上千萬要小心。當艾偉德說到她要帶100名孤兒一起去時,縣長嚇壞了,勸她千萬別做傻事。但艾偉德堅持說,這100個孩子都是上帝賜給她的,一個也不能丟下。縣長見無法阻止她,就關照說:“路上要有足夠的口糧呵。我派幾個人,扛上幾袋小米,送你們一程;但只能到黃河為止,剩下的路就靠你獨自支撐了,我只有為你禱告”。

很快,這支特殊的隊伍就踏上了征程。100個孩子中,最大的是16歲的女孩素蘭,最小的只有4歲;其中還有艾偉德收養的四個孩子。隊伍前後由成年人壓陣,小孩子們互相攙扶著,最小的孩子,由幾個成人用籮筐擔著,而艾偉德則前後招呼著,還不停地抱著疲累的孩子趕路。為避開日軍,她們不敢走大路,只能在當地人帶領下在崇山峻嶺間踽踽而行。小孩子們一路上吃喝拉撒穿用,都需要照顧,其艱難超過人的極限。

經過12天艱難跋涉後,他們到了黃河邊上,但沒有船無法渡過。他們在黃河邊足足等了三天,糧食也快告罄。艾偉德焦急萬分,只能不住地禱告。到第四天,終於盼到一只國軍的船從對岸駛過來,靠著這條大木船,100多人分三批渡過了黃河,進入到國軍的防區,總算脫離了險境。

 

艾偉德與孤兒們在崇山峻嶺間踽踽而行

 

後來在軍人的幫助下,他們搭上了開往西安運貨的火車,中途因橋樑被炸毀,只好下車,餘下的路要徒步走向西安。他們必須徒步穿過以險峻著稱的崤山。那段山徑蜿蜒於高山絕谷之中,需要像古代士兵那樣,攀山越嶺往前行。

攀行半個多月,面對重重山巒,體力已經到了極限。有一次他們癱倒在地,再也走不動了。艾偉德心力交瘁,看著癱軟在地哭泣著的孩子們,她放聲大哭,孩子們也跟著她哭,一時哭聲震天。但哭過之後,還是要掙扎著往前走。當時只有一個信念:一定要走出去,一個也不能掉隊。終於有一天,有大片密集的房屋出現在他們的面前,經對照地圖艾偉德確認說:到潼關了,我們有救了!

安抵西安一個孩子也不少

潼關是陝西的東大門,距西安大約135公里之遙,到達這裡,意味著他們已經穿過崤山之險。在潼關,他們再次扒上了運煤的火車,中間又轉乘幾輛汽車,經歷千辛萬苦,總算抵達西安。

在宋美齡創辦的一所孤兒院裡,艾偉德把孩子們集合起來點名,結果發現100個孩子一個都不少時,她突然就昏過去了。待她醒來時,發現自己躺在西安浸信會的醫院裡,醫生告訴她:你腦部受傷,患有肺炎,還得了傷寒,肩上還有一顆子彈,又發著高燒,加上營養不良,你的病情很重。而艾偉德卻喃喃地呼喚:“我的孩子們在哪裡?……我有一百個孩子。”

直到聽說孩子們都好之後,才安下心來。在當時的條件下,她能夠活下來堪稱是一個神蹟。她在醫院裡治療了一年之後才出院,那時100個孩子都已經去了最終目的地—-陝西扶風。

1942年初,艾偉德開始在郿縣的難民營工作,那裡距扶風和西安不遠,她可以經常有機會去看望孩子們。不久,她又在西北各地從事宣教活動。

自傳《我的心在中國》

1944年至1945年期間,她在甘肅蘭州和四川成都服務窮人和痲瘋病人,甚至傳福音到喜馬拉雅山麓。直到1948年,她的身體又累垮了,醫生勸她回英國休養並探望父母,然而離家已經17年的艾偉德此時竟一文不名,連路費都要靠醫生為她籌措。

1949年春,47歲的艾偉德終於回到了闊別已久的英國。雖然經過多年戰亂,其父母和兄姐都還健在。在家中,她享受到久別重逢的天倫之樂,但她心裡卻時時牽掛著那多災多難的中國,因為中國已經成了她的祖國。

在此期間,她寫下了自傳《我的心在中國》。倫敦一位名叫萊德伍德(Hugh Redwood)的新聞記者採訪她之後寫了一篇專訪;之後英國廣播公司的作家艾倫∙伯傑斯(Alan Burgess)又以她的事蹟為底本,出版了傳記小說《小婦人》(The Small Woman),此書不但成為暢銷書,而且英國BBC廣播電臺還將之改編成廣播劇,連續播出。這使得艾偉德成為英國家喻戶曉的英雄人物。

1957年,更有美國二十世紀福克斯公司與艾偉德簽約,根據她在陽城的傳奇故事改編成電影《六福客棧》(The Inn of the Sixth Happiness,這裡將“八福”“改成了“六福”),由著名影星英格麗褒曼主演,更使艾偉德揚名全世界。她的事蹟感動了歐美無數青年人獻身宣教,也讓更多的人了解中國。

但艾偉德並不喜歡這許多名譽,她只把自己看為一個普普通通的宣教士。她更不喜歡那部把“八福客棧”改為“六福客棧”的電影,因把她的經歷改成面目全非的、英雄加美人的愛情電影。為此她感到既氣憤又羞愧,從來不看這部電影。

生命尾聲在台灣的事奉

1957年,艾偉德決定重回中國,但因為政治原因而被拒絕入境,只好進入香港,在那裡從事難民救助工作。後因她的中國護照在香港的居留簽證期限已到,她又轉往臺灣。當她坐船離開香港時,遙望大陸,不禁淚流滿面,久久難以抑制。

到臺灣後,艾偉德延續其過去的慈幼工作。1959年,艾偉德與世界展望會合作,在臺北木柵創辦“艾偉德孤兒院”。同年,美國展望會邀請艾偉德到美國作旅行佈道,美國聽眾這才驚奇地發現,她並不是電影中那位美麗的女星,而是一位矮小蒼老的小婦人。

不久,她又應邀到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地巡迴佈道與演講。後來,她再次回英國時,英國BBC 再次為她製作出一個電視節目“This Is Your Life”。其後坎特伯雷大主教會見了她;伊麗莎白女王也邀請她到白金漢宮相敘。她自然不會錯過這千載難逢的機會,請求女王幫助在臺灣的孤兒們。

1962年艾偉德另覓新址在北投創立了“艾偉德兒童之家”,同時她也積極參與歐美及臺灣各地的奮興佈道工作。由於早年與宋美齡相識,艾偉德到臺灣後,常常參加她所組織的婦女祈禱會,一同為中國禱告。她常以自己的經歷鼓勵青年人說:“不要擔心你所受的教育,上帝不要你呈驗畢業文憑,只要你對蒙召的事,凡事忠心。”

棺木頭部朝向中國

1969年12月,臺灣島籠罩在寒流侵襲之下,氣溫濕冷,使艾偉德感染A2型流行性感冒,並引起肺炎併發症。1970年元旦傍晚6點,好友史可梅女士(Kathleen Langton-Smith)請基督教診所滕華寧醫生(Dr. HeikkiTenhunen, 1932-1994)為她診治,但終因病情嚴重,於1月3日夜間在家中辭世,享年68歲。

她去世的時候,要求把自己埋葬在中國,但在當時的條件下,只能安葬於臺灣。當時許多人都願意捐獻土地給她做墓地,最後由艾偉德的生前好友,基督書院(Christ’s College)院長賈嘉美牧師(Rev. James R. Graham Ⅲ, 1898-1982),提供該校校園內的一塊土地,作為艾偉德的墓園。該墓園位於基督書院內禮拜堂的西邊,環境幽靜,面對淡水河出海口,朝向中國大陸。

賈嘉美牧師說:“艾偉德生前常來基督書院講道,基督書院捐贈這處園地,是表示對艾偉德的敬愛。”1970年1月24日下午2時,艾偉德追思禮拜在臺北市立殯儀館景行廳舉辦,蔣中正總統題頒輓聯“弘道遺愛”(此四字亦刻在墓碑上),蔣夫人亦贈一十字架花圈。

參加追思禮拜的約有一千餘人,將會場擠的水泄不通。下午三時半在書院禮堂舉行安葬禮拜,由美國駐臺海軍軍中牧師馬立德(Rev. Lowell Malliett)作祝福禱告,隨後蓋棺安葬。遵艾偉德遺囑,下葬時頭部朝向中國大陸,以示她心對那片土地的眷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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