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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篇

圣传与当代中国教会

吕居 本文原刊于《举目》68期          圣传(magisterium) ,肇端于教会历史初期,宏大而悠久,至今不绝。          宗教改革以降,新教世界很少提及圣传,此源于宗教改革时期对天主教的反感与批判——圣传不幸地和天主教捆绑在一起了。这导致新教学者不太愿意提及圣传,新教信徒对圣传比较陌生。           基于笔者对当代中国教会(尤其是家庭教会)的解读,我认为,引入圣传观念,有助于福音派教会奠定大公信仰基础,得以回溯、连通使徒和教父传统,在正统信仰的基础上,达成国度性的合一。并在承袭大公传承的基础上,为圣传开拓新的疆域。 定义           圣传,是一个宏大而复杂的观念,是天主教行政和教导体系的核心概念,通常定义为:圣言启示的解释权,专属教宗及相关的主教团体。在天主教传统里,圣传包括神圣无误 (Infallible Sacred) 和平常可能有误(Fallible Ordinary)两个部分。           宗教改革对于教会的最大影响,就是把教廷专属的释经权威,交还到平信徒手中。圣传观念随之急剧变迁,一方面激发了新教平信徒的创造力,对于近现代西方文明功不可没。另一方面也导致新教内部宗派林立、教义庞杂混乱。          圣传作为教义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权威源泉,略有差别于改教者提出的大旗“五大唯独”(唯独基督、唯独圣经、唯独信心、唯独上帝的荣耀、唯独恩典。参Michael Horton, “Reformation Essentials – Five Pillars of the Reformation,”Modern Reformation, March/April 1994。)“五大唯独”在改教过程中,起了纲领性作用,模塑、定位了近现代福音派教会传统,并在当代教会实践中起著举足轻重的作用。           然而,我们仍然可以追问一个问题:在圣经新约正典形成之前,教会已经经历了三、四个世纪,那时的信徒服膺何种权威?到底是什么样的权威,判定哪个文本该列入正典,哪个文本不具有正典资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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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篇

卫斯理的神学取向 ——卫斯理对当代中国教会的启迪(一)

本文原刊于《举目》杂志67期 吕居       在今日再思卫斯理兄弟(约翰‧卫斯理,1703-1791;查理‧卫斯理, 1707-1788)及其神学,是恰当而必要的,因其对当代中国教会有多重的鉴戒与启迪。       卫斯理兄弟生活在18世纪的英国。当时的英国,与今天的中国类似,都是社会飞速变革的时代。工业化和城镇化,一方面产生了拥有大量财富的新兴资本家族群,另一方面,也把大量矿工与农民,抛在贫困线上挣扎。社会两极分化,道德破产,酗酒、赌博泛滥,弃婴随处可见。底层民众感到绝望无助,怨戾之气浓郁,社会矛盾一触即发。        然而,英国最终避免了法国大革命暴力、流血的大破坏模式,和平实现了制度变革,平顺进入现代化。这种良性的制度变更,卫斯理兄弟功不可没。       法国历史哲学家埃利‧阿莱维(Elie Halevy, 1870-1937。编注),比较英、法两国从专制过渡到民主的过程,他评论道:“如果我们相信经济状况决定人类的历史命运,那么几乎可以肯定,19世纪的英国,比起所有其他国家,更应该爆发政治和宗教革命。”(注1)       当时,无论是英国宪法,还是作为国教的圣公会,都已无力挽回英国社会的暴力趋向。然而,当时一种“不从国教”的信仰力量(Religious Nonconformity),挽救了英国,没有像法国一样,产生类似雅各宾主义的极端暴力专政。阿莱维所谓的非国教信仰力量,就是卫斯理兄弟领导的19世纪英国大复兴!       按照圣经“从果子辨认树之本质”的实效认识论,循道会领导的英国大复兴,既已产生如此宏大而正面的社会效果,必定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并借鉴。本文尝试先探讨卫斯理神学对当代中国教会的意义。   卫斯理与预定论      毋庸置疑,卫斯理遵循的是阿米念神学(Arminianism)。阿米念主义在神学系统的完整性方面,显然比不上加尔文主义(Calvinism)。卫斯理也从不认为自己以系统神学见长。他侧重的是信仰的实践与经验。且在牧会、布道、宣教等事工中,对加尔文主义的逻辑体系提出了质疑。(参:方镇明,《在夹缝中,追求合一》,《举目》59期。http://behold.oc.org/?p=7391。编注)       综观神学历史,基督信仰的核心是他力救赎理论。大公信仰大都侧重上帝在救赎过程中的全能与主动。人是处于堕落与被动境地的救赎对象。奥古斯丁、阿奎那、路德、加尔文等神学家们的观点,莫不如是。       只是,加尔文的预定论,把救恩论中的神性因素绝对化。作为被救赎的人,在救恩实施过程中,没有任何自由与贡献,没有任何能动性与创造力。人,在加尔文神学中,被物化为完全被动的救恩受体。卫斯理认为,这显然与人作为意识主体的存在特点,并不相符。       卫斯理试图修正加尔文主义的极端色彩,还原圣经阐明的、人作为救恩受体的责任与使命。他在 《白白的救恩》的讲章中指出,预定论是危险的教义,损害了基督信仰的完整性(integrity)和可信度(credibility),从根本上否认了救赎、宣道、圣洁、行为、德行、安慰、盼望等诸多信仰要义。他认为:       “(加尔文的双重预定论)所表达的,无非是这样一个信息:基于永恒、不变、不可抗拒的神圣旨意,特定的一部分人类总会得救,而特定的另一部分人类总会沉沦。前一部分人类不可能失落救恩,后一部分人类不可能得到救赎。”       “……对于那些预定得救的人,无论是否有人对他们讲道,他们总会得救的……对于那些预定被弃的灵魂,也同样是毫无意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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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篇

耶稣真的复活了吗?

本文原刊于《举目》66期 吕居          我们处于科学主义盛行的时代。向这时代的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传福音,必须对圣经里的神蹟有所交代。抽去了这些神蹟,基督信仰就蜕化为道德说教,耶稣基督也沦为圣人贤哲。耶稣基督的一些神蹟(比如死里复活),属于信仰的核心教义。如果在这些问题上不能认信,那么很难成为真正的基督徒。        然而,做到这一点很难。近代自由派神学在信仰及实践方面的软弱,可以追溯到其在神蹟问题上的含混、妥协——甚至放弃原则立场,处于被动挨批、被文化精英嘲弄和蔑视的尴尬境地。 对理性时代怀疑主义的简要梳理 ×施氏:让渡于理性         近代自由派神学之父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Daniel Ernst Schleiermacher, 1768 – 1834),在18世纪末期写《论宗教》的副标题是 “对蔑视宗教的有教养者的讲话”(On Religion, Speeches to its Cultured Despiser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就是回应人文理性主义者的围攻、嘲讽。康德之后(1724-1804),理性主义霸权扩张,上帝逐渐被逼退到虚无缥缈的形而上领域,施莱尔马赫想借助“感觉”(Feeling),独辟蹊径,把上帝重新引回人文经验领域。        这一神学转向,几乎影响所有的自由派神学都遵循这一思路。施氏借助“感觉”这一范畴,避开与甚嚣尘上的“理性”直接争锋,在理性霸权的时代,为神学赢得一席之地。        然而,施氏理论的缺点也在于此。他把上帝所创造的世界,悉数让渡于理性,使得信仰和神学始终处于边缘地界。毫不夸张地说,整个自由派神学一直没有摆脱“被有教养者蔑视”的处境。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新教长期缺失系统的自然神学理论。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自由派神学无法对神蹟作出理性可以接受的解释。        重提这一问题,对于今天的中国社会意义重大,因为西学能东渐,主要就是因为中国的社会精英大体接受了西方的科学理性思维。施莱尔马赫在两百多年前所面对的问题,也是今天的中国基督徒所面临的问题。倘若我们无法在这个问题上有所突破,那么基督信仰就无力进入公共领域,也难以摆脱被精英嘲讽、排斥的境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