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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馬牽到水邊——試析護教的切入點

臨風 本文原刊於《舉目》55期             基督教鼓勵人求真,而不是盲 信。基督教的護教學(Apologetics)就是借助說理,替信仰辯護,去除人們的誤解,釐清反面的論點,並用人可理解的方式,說明基督教為什麼是可信 的、真實的、不自相抵觸的,而且是與人有益的,是人類所需要的。護教不同於宣教,主要面對的是經驗主義、理性主義(科學主義)、相對主義和其它各種無神 論。          “護教學”(apologetics,或“護教”)這個詞,是從希臘字“口頭的防衛”(apologia)來的。它的名詞形態和動詞 形態(apologeomai),在新約裡出現了17次。使徒保羅和路加都曾用過這個字,“分訴”自己的信仰。以名詞形態出現、與“護教”意思最接近的 是:        “只要心裡尊主基督為聖。有人問你們心中盼望的緣由,就要常作準備,以溫柔敬畏的心‘回答’(give an answer)各人。” (《彼前》3:15) 護教學分類         文字護教的歷史,與基督教本身一樣久遠──從使徒保羅(《徒》17)、《丟格那妥書》(Epistle to Diognetus,二世紀)、俄利根、奧古斯丁以降,經過亞奎那、帕斯卡,一直到近代的各種學派。        不過,我們需要認識,護教學有它的限度。首先,聖經的寫作背景,我們所知有限。再者,人的有限,導致人對無限上帝的認知有限。因此,從理性出發的護教,必然有局限性。         然而,理性也是必要的,我們不能拒絕理性與邏輯,要求人“盲信”。任何宗教信仰都是一種“世界觀”,而盲目的世界觀是沒有道德力量的,更不要說知性的力量了。護教的功用,不在“證明”基督教的信仰是絕對真理,而在提出有力的理由,說明基督教的信仰是可信的。        要給護教學分類也是很不容易的。根據Faith Has Its Reasons這本書(Kenneth Boa & Robert Bowman,Navpress ,2001),護教學一般可分作4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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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爆炸槍擊案顯示了什麼?

臨風 本文原刊於《舉目》51期         7月22日,一向平靜的挪威,遭受到不可思議的恐怖攻擊。首先,首都奧斯陸市中心的挪威政府辦公大樓附近發生爆炸,幾條街外的玻璃都震破。爆炸案發生後不久,又有一個穿著警服的人,在奧斯陸近郊的小島,向參加營會的人開槍。 至截稿,這兩件暴行已造成了76人的死亡。是挪威二戰後最大的傷亡事件。         案發後,人們第一個猜想是:這是基地組織幹的!結果發現,嫌犯是位金髮碧眼、土生土長的挪威人,32歲,名叫佈雷維克(Anders Behring Breivik)。他並非精神失常,他為這次行動已經準備了9年,並寫下了1500多頁的宣言:《2083:歐洲人的獨立宣言》。         佈雷維克屬於一個極端右派的組織。這個組織對歐洲日益增多的穆斯林移民極端反感,反對歐洲的“多元文化政策”(multiculturalism),反移民,不惜以“殉道”改變現狀。         佈雷維克認為,拯救歐洲是他神聖的使命。他估計,2083年,歐洲的穆斯林將超過全歐人口的50%。因此他要以極端行動,喚醒歐洲人起來對抗伊斯蘭教的擴張。他的日記一直寫到行動的那一天:“員警或許會誤解,以為我是個恐怖分子。真好笑!”        在《2083》中,嫌犯多次引用近年反穆斯林的名著、言論,例如,Bruce Bawer的《當歐洲沉沈睡時,激進的伊斯蘭教徒如何從內部毀滅西方》。這些著作很可能為他提供了理論基礎。他也承認自己是拉登的崇拜者,他要學習拉登的做法,還希望其他白種人向拉登學習。         媒體上稱他為“原教旨主義的基督徒”,可是我無法想像基督徒會做出這種暴行。雖然他對歐洲的基督教文化背景極感興趣,但在他2011年6月11日的日記裡寫到:        “今天是我長久以來第一次禱告。我向上帝解釋,除非祂希望看見馬克思主義與伊斯蘭教聯合——如果那樣,伊斯蘭教肯定會接管歐洲,在未來100年之內徹底消滅歐洲基督教的勢力。否則,祂必須確保,保護歐洲基督教勢力的戰士可以得勝。”        這話能證明他是真正的基督徒?顯然不能! 西歐的“多元文化政策”         近數十年來,歐洲的“原住民”人口持續下降,歐洲的穆斯林人口卻快速增長。僅此一點,歐洲人已經感受到很大的威脅。況且,歐洲的穆斯林大多數是外來移民,他們自成社區,保留著自己的文化、語言和宗教。         他們遵守伊斯蘭教法(Sharia)。這個教法指導著穆斯林的生活與信仰,卻常常不符合歐洲的文化、法律、習俗,造成許多矛盾。再加上穆斯林青年常常鬧事 (例如2005年夏天,法國青少年暴動),甚至進行恐怖活動(2005年英倫地下鐵爆炸案,2010年瑞典斯德哥爾摩市中心自殺炸彈案,等等)。         英國首相卡梅倫說過:“在政府推動的多元文化理念下,我們鼓勵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按照自己的方式過不同的生活,使得他們彼此分開,並且脫離主流。我們並沒有 提供一個社會的願景,讓他們產生歸屬感。我們一直容忍這些隔離的社區採取不同的行為方式,而那些方式是完全與我們的價值觀相衝突的。”         同樣地,法國總統薩科齊,在討論“多元文化政策”的電視訪問中說:“我的答案肯定是:是的,它(多元文化政策)失敗了。當然,我們都當尊重差異,但是,我們 不要社會中有不同的社區平行共存……你如果來到法國,你就該融入一個共同的社區,就是這個國家所代表的社區。如果你不接受這個條件,你在法國就不受歡 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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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創作與偶像崇拜的爭議

臨風 本文原刊於《舉目》49期        新聞報導(2010年12月28日),丹麥與瑞典政府逮捕了5名伊斯蘭恐怖嫌疑犯,這些人計劃去一家報館“殺死所有的人”。這是2005年“卡通大戰”的餘波──伊斯蘭教徒認為,當年該報紙的漫畫 “侮辱”了默罕默德。         對伊斯蘭教徒來說,默罕默德的聖像是不可以畫的。2001年阿富汗的神學士,炸毀有文化與藝術價值的大佛像,也是因為大佛像是“偶像”。這些我們看來有點不可思議的行為,在人類文明史上其實並不罕見。 到底爭執些什麼?         當初摩西頒佈的十誡中,第一和第二誡是這樣說的: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麼形像,彷彿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 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他,因為我耶和華你的神是忌邪的神。”(《出》20:3-5)         上帝是靈, 因此祂吩咐人,單用心靈和真實來敬拜祂,不要去敬拜任何有形的圖像。        或許有些非信徒會說,上帝怎麼這樣“自我中心”、要人單單敬拜祂?其實,人類本性深植著“敬拜”的需求,所以人才拜金、追星、崇拜領袖、愛國、自戀……人類的創造者知道,我們若不以祂(也就是真理的代表和實化)為中心,我們的人生就會脫序,墮落。        人類“敬拜”的需求,很容易投射到具體的人和物上。當以色列人等待摩西下山的時候,就以“金牛犢”為上帝的代用品來敬拜;之後,摩西舉銅蛇,作為醫治以色列 人的記號,以色列人又膜拜這條銅蛇,直到猶大王希西家登基,“他廢去邱壇,毀壞柱像,砍下木偶,打碎摩西所造的銅蛇,因為到那時以色列人仍向銅蛇燒香。” (《列下》18:4)可見,人傾向“偶像崇拜”。         歷史上用藝術作品來表達信仰,也常引起爭執,因為藝術品中的聖像很容易被當作敬拜的對 象,成為實質上的偶像崇拜。例如,幾年前新聞報導,某處的聖母像很靈驗,可治病,甚至會流淚。於是,無數信徒從世界各地趕去膜拜。還有一次在新墨西哥州, 我親眼目睹某個天主堂外擺著一堆拐杖。據說,都是向聖母像禱告的瘸子痊癒後留下的。         這種對著聖像“求神拜佛”的信仰方式,其實已經偏離正統,有點像民間宗教了。         因此,在基督教歷史上不乏有心之士提出呼籲,要信徒不要落入對聖像的偶像崇拜當中。例如,1870年11月13日,英國19世紀最著名的“講道王子”司布 真,在“都城會幕”教堂的主日講題,就是“除滅偶像”(Iconoclast)。他嚴厲批評有些教會(包括英國正教)使用“聖水”、“聖壇鈴鐺”、“盒 子”(筆者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但既然與英國正教有關,很可能是聖餐用的器皿)等等,那些都屬於偶像崇拜!         他也反對“教會”這個詞,認為應當叫做“聚會所”。他認為那些高舉教堂建築、講台、聖壇、座位、椅墊、桌子、燭台、風琴、杯、盤等,也都是偶像崇拜!         他甚至還反對基督徒把一些日子定為聖日來慶祝。他說:“這些東西,聖經上都沒有。凡是聖經上沒有的,都是人為的,都是人憑著自己的意思,在用私意崇拜,所以都是偶像崇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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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篇

團隊同工的機能障礙

臨風 本文原刊於《舉目》42期 藍奇歐尼的五種機能障礙            機能有障礙的組織比比皆是,包括宗教性的組織。公司裡的領導班子,或是宗教組織裡的同工,離心離德、士氣低落的所在多有。員工或是會眾,有無力感、缺乏動力的,更是普遍。            在暢銷書《團隊運作的五個機能障礙》(註1)中,作者派屈克‧藍奇歐尼(Patrick Lencioni)開宗明義地說:“不是財務是否健全,不是策略是否正確,也不是科技是否先進,企業團隊的同心協力才是終極的競爭利器——因為同心協力是 如此的有力,又是如此的少見。”            藍奇歐尼講到一位朋友創業,從零開始,把公司經營到年收入超過十億美元。這位過來人說:“如果你能夠使組織裡所有的人,都朝著同一個方向前進,那你就能在任何行業、任何市場、任何時候、面對任何競爭對手時,都占據絕對的優勢。”           無論是在企業,還是在各種組織中,同心協力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它不但能夠凝聚員工的向心力,更能讓員工自動自發地,用高度的能量和熱情,為同一個目標努力。這種主動性所發揮的創造性力量,是巨大無比的。           成功的團隊與機能障礙的團隊之間的差異,對教會和福音機構的影響尤為明顯。因為教會和福音機構沒有產品作衡量的標準,也不能用財務上的數字作指標。其事工是否有成效,完全取決於人際間的溝通,和同工的效率。            一般情形下,機能運轉出了毛病,往往不只是溝通技術的問題,而是出在管理方式上。藍奇歐尼身為輔導企業的專家,有多年指導CEO的經驗。他在書中列出了五個機能失調的因素(他的經驗不但適用於企業界,更適用於基督教組織。本文著重在教會和福音機構的應用。註2): 因素一:缺乏信任            如果夫妻、父子間都會產生誤解,需要培養互信,何況同工呢?信任是絕對不能強求、也不是天經地義就有的,乃是要下功夫去贏取的。一個不能互信、彼此猜忌的團隊,絕對無法順利地運轉。            人或許有個錯覺:在基督裡同工,哪會互相不信任?我倒要問問,這一年來,你所在的機構,曾否刻意建立同工間的互信?            一般人總是把信任與領導者的品格,及其是否勝任工作相聯繫。的確,有品格的人容易獲得他人的信任;勝任工作的人,也容易獲得他人的信任。但是,這兩點雖然重要,卻未必一定能產生信任。            在藍奇歐尼的觀念裡,要達到相互的信任,人(特別是領導)必須要肯暴露自己的弱點。這是何等革命性的想法!世俗的智慧都是儘量顯現自己的強悍,暴露對方的弱 點。但是,在團隊問題上,人人能夠暴露自我弱點的團隊,反而是最偉大的團隊。這樣,隊友才不會勾心鬥角,才能坦誠分享心底的想法。           例如,一個教會為了建堂貸款,引起了很大的爭執。一派的人認為,將來教會人數多了,金錢奉獻自然會增加。而且,雖然貸款債務重了些,但是我們應當對上帝有信心。更何況,為了上帝的事,我們本來就應當加倍投入。           另一派人則認為,我們是上帝的管家,上帝的家要量入為出,欠債不符合聖經。我們應當禁食禱告,讓上帝先給我們足夠的金錢。           這兩派的意見完全相反,而且都理直氣壯,認為自己的一方代表上帝的旨意。雙方的差異成為死結。           這時,若教會領袖說,我就是屬靈的權柄,你們必須聽我的,那麼,縱然這位領導年高德劭,全智全能,眾人也十分尊敬他,但是這種做法能夠激起同工的信任,大家會捐棄前嫌、全力以赴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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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從佩林效應看文化戰爭》

臨風 本文原刊於《舉目》36期         感謝林偉雄弟兄的愛護和熱心,不厭其煩地回應我的文章,可見他求真心切,這是很可貴的。我對《從佩林效應看文化戰爭》所要傳達的精神大体同意,僅作幾個簡單的澄清:         第一,我並沒有要攻擊保守的價值,只是不贊同“宗教右派”的做法。其實, 聖經所注重的道德觀,不限於墮胎與同性戀,不要只選擇狹窄的道德議題作戰場,而讓對方占據道德的高地。“宗教右派”有意避開某些道德議題(例如華爾街的貪 婪、艾滋病、貧富不均),並非是因著信仰,乃是為了將就政黨的立場和利益。華理克在公眾論壇上的聲音,就比道布森(James Dobson)有力,因為他身体力行,正視更廣闊的道德議題,同時也並沒有在“石蕊試驗”議題上讓步。         第二,巴拿研究所的發現,請不要忽 視。年輕一代(包括教會內)道德水平的下降,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但是單單定罪年輕人離開上帝,而不去正視教會中做法的偏差,並不能說服他們,改變他們 的觀念。如果年輕人認為基督教偽善、狹窄、自以為義,我們就應當反省,以免失去道德的高地。佔據道德高地的方式很多,主動關心社會中的不公、罪惡和仇恨, 也是其中之一。恨惡罪惡與以行動表現愛罪人,這兩者是不衝突的。         第三,選總統,不只是看總統候選人信仰保守與否,也要看他是否可信賴、有才幹(改教者馬丁•路德也是如此認為)。黨派與信仰立場,不是簡單的等號關係。基督徒不要被政治野心家愚弄,隨便貼標簽。         第四,民主政治中的對話是持續的、公開的,公眾論壇不是Hitchens等人的專利。基督徒應當積極參與對話,而不是逃避。但是,對話必須有共同語言,不能 自說自話。這不是妥協與否的問題,而是溝通技巧的問題。我建議大家多參考紐約《救贖主長老教會》牧師Tim Keller的對話方式。(例如,他在Google總部作的演講: http://www.youtube.com/watch?v=Kxup3OS5ZhQ ,2008年3月5日 )         編按:福音派基督徒需要面對來自當今多元文化的嚴峻挑戰。如何立足於嚴謹的聖經立場,以溫柔敬畏的心來從事這場“文化戰爭”,著實考驗著我們的智慧。歡迎讀者來稿,提供更多成熟的看法,與我們的讀者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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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葉知秋──文化戰爭結束了嗎?

臨風 本文原刊於《舉目》34期 候選人的訪談             今(2008)年8月16日,暢銷書《標竿人生》與《標竿教會》的作者,美國馬鞍峰教會的牧師華理克(Rick Warren),各用了一個小時的時間,在他教會的公民論壇節目中訪問了兩位總統候選人,奧巴馬和麥凱恩,以瞭解他們的基本信念和價值。這次訪談對全美國 進行現場轉播,內容非常精彩。            本次對話的意義十分重大。首先,這是美國歷史上第一次總統候選人在教會裡面廣泛討論競選的議題。它肯定了信 仰與政治間互動的重要性,顯明“價值”的議題,並不是任何一黨的專利。華理克牧師可能是目前基督教界最具有聲望,又能夠被雙方接受的訪問者,可見他近年來 所做的許多關懷全球的努力,已經受到廣泛的肯定。華理克在這次訪談中的表現可圈可點,樹立了他在基督教界的領導地位。           其次,他所提出的議 題不但包括了保守人士所關心的社會價值的範圍(反墮胎、反同性戀婚姻,等等),還包括了解決貧困、孤兒、疾病(艾滋病)、教育、暴力、奴役、經濟、環境、 全球化、能源危機,等等的議題。這反映出福音派思考方式的突破,似乎象徵著“文化戰爭”(註1)的結束,和一個嶄新時代的來臨。            作為牧師,他特別問了一些個人性的問題,也更讓人感到親切。例如,華理克牧師問到他們個人道德上最大的失敗(而不是可以自豪的)是什麼。奧巴馬講到自己青少年時 期吸毒和飲酒的往事,認為自己的錯誤是只關心一己,不考慮他人。麥凱恩則認為,他個人道德上最大的失敗就是第一次婚姻的失敗。他雖然沒有講述細節,但他向 來並不諱言這次婚姻失敗他所應負的責任。           我無法想像任何其他國家的領導候選人,會當眾承認自己道德上的缺失。當年小布希和克林頓總統,在 競選時,都極力掩飾自己年輕時的荒唐。如今這兩位候選人,卻能擺脫對形象的掛慮,真實地面對選民,讓人耳目一新。這給人感受到,訪問者與答問者都比那些以 “衛道”自居的人士,更具有基督徒的風範。            可是,從華理克的問話裡,我們也不難聽出,在基督教界內部還是暗流洶湧。有人認為,教會是傳福音的場所,不應該討論政治問題。又有人認為,唯一重要的,就是文化戰爭的“石蕊試驗”(即“試金石”之意)。候選人如果通不過,就得“付出代價”(道布森博士語),對之大加撻伐。 華理克的頓悟            在 2004年總統選舉的時候,華理克牧師曾經考慮利用自己的影響力,作為接續法威爾(Jerry Falwell)牧師和道布森(James Dobson)博士的接班人,推動“宗教右派”(註2)的政治主張。他當時雖然沒有正式出面支持小布希,但是他並沒有隱瞞自己的偏好。在投票前兩週,他送 電郵給幾十萬個牧師,列出一個“不可妥協”的立場清單,作為基督徒投票的考慮,包括墮胎、幹細胞研究、同性戀婚姻、安樂死、克隆人等幾項。他當時也積極爭 取對共和黨內部的影響。           但是逐漸地,他体會到自己並不適合作宗教右派的積極分子,因為他從來就不認為政治是解決問題最有效的方式。他後來說:“從歷史紀錄來看,政府機構解決問題的能力素來有限,這是我做牧師而不從政的原因。四年來,我的價值觀沒有絲毫改變,但是我的議題範圍擴大了。”(註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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眺望廢墟之外 ──“9.11”災難的啟示

臨風 本文原刊於《舉目》第4期 “9.11”大屠殺         面對世貿大樓的殘跡,我們好像站在人類文明的廢墟上,不知道明天將會如何。“9.11”的大屠殺並不只是對美國金融和權力的象徵的攻擊,乃是對整個人類文明的侮蔑。它藐視人的生命和自由,一舉謀殺了數千無辜的生命,奪去了無數家庭的幸福。         這些恐怖組織及其同情者,假宗教之名敵視異己,散佈仇恨,用最殘忍、最邪惡的行為,來對付他們所謂的“上帝的敵人”。這次死難的人中,包括了六十多個國家的國民,其中來自中國的,至少有51名(註)。無論我們站在什麼政治立場,這種反人性和反文明的暴行,都是不能容忍的。         蕭條的經濟還可以復蘇,倒塌的高樓還可以再蓋,但受創的心並不容易平復,我們失去的純真可能再也找不回來。 “9.11”事件的背後         這樣一件似乎黑白分明的事件,在全世界居然引起了非常不同的反應。以華人為例,台灣無論是政府或是民眾,都站在絕對支持美國的立場。大陸的中國社會調查事務 所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則顯示,大陸98%的受訪者認為美國人民值得同情,中國應在美國需要幫助時施以援手。該調查結果更顯示,73%的人認為美國政府的霸 權政策,是導致恐怖活動的主因,是咎由自取。         從國際政治的角度來分析和研究這次慘案的緣由,不論是從以阿矛盾或是從霸權角度來討論,報章雜誌已經有許多精闢的言論,姑不贅述。我們只提出幾點觀察:         第一, 美國猶太裔人口只佔2-3%,但他們的政治捐款卻在40-60%之譜,深深左右了美國政客的立場。猶裔美國人應當認清,以色列強硬的對阿政策(國際輿論認 為以色列是用“政府支持的恐怖活動”來打擊巴勒斯坦人),並不合乎其自身利益。但願這次事件也能影響美國的對外政策,使它在維護國際社會秩序上更能代表正 義。         第二,美國是今天世界上唯一的超級霸國,是自由與民主的象徵,是西方文化的傳播者和代表人。它一舉一動都是國際輿論的焦點,是其他各國愛恨交集的對象。         作為“霸主”,美國確有應當自我反省的地方。但美國也有許多顯著的優點。單從事件後美國網站的對話,我們就不能不佩服美國社會的開通、自省,和對不同意見的容忍和尊重。而閱讀華人網站,我們能看到同樣的表現嗎?          第三.近數十年來回教在各地復興。他們最流行的口號便是:“伊斯蘭就是答案。”(Islam is the solution)這場復興運動不但是宗教現象,也是文化運動,且是與政治結合的。是針對回教社會在現代化過程中,受到西方“腐蝕”(犯罪、色情、家庭問 題)的反彈。         這場有著知識份子、學生和專業人士的廣泛支持,從下層建築(infrastructure)到政治、法律、文化,它的影響深遠廣大。         這個運動要現代化,但是不要西化,認為美國所代表的西方文明(包括民主政体),就是不信派(infidel),甚至是“大撒但”。這是許多回教國家反美情緒的理論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