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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篇

踏上回国之路(三) --不是易路

阮无袂采访 本文原刊于《进深特刊》第8期 林梓,江苏人,美国工商管理学硕士。受美国总公司委派,1997年至1999年期间,在上海工作了两年。现已返美工作。 能适应国内的生活吗?         (记者问):你回国的最大感受是什么?        (林梓)答:是中国变化得非常快。我在1994年离开中国赴美国时,似乎还没有什么人谈论过网络。到1997年我返回中国时,我的不少同学已经在办网络公司了。其实整个社会乃至人们的思维方式,都在迅速变化;今天的中国,已不是十年前的中国,甚至不是两年前的中国。         问:你回国后,在生活方面,能适应吗?         答:刚回国时觉得不太适应,觉得国内“脏、乱、差”,交通拥挤;但中国毕竟是我生活了三十年的祖国,忍一忍就重新适应了。         问:在精神方面呢?         答:在精神方面,适应起来就不容易了。不少国内人“钱”的味道非常重,以赚钱为生活目的,已成了普遍现象。朋友、同事之间聊天,内容总是不离谁开了公司、赚了多少钱。所以坦率地说,我觉得国内真正的生活质量(quality of life)并不高。         道德失落,是国内的另一个大问题。对家庭、婚姻缺乏忠贞,而且不以为耻。很多学成后回国工作的海外学人的家庭,也成了受害者。我在美国有不少朋友、学友,近 几年来被派驻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任分公司的经理或主管。去中国时,是全家兴高采烈一起回去的,其中有些人还是抱着传福音的心去的。但是往往过个 一年半载,太太便一个人哭着回到美国来--丈夫被女祕书、公关小姐、公司里的“清纯”女职员抢跑了。大环境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国内的诱惑也非常多,而这 一点,有志学成回国的海外学人,不可不考虑。         问:那么在信仰方面呢,人们有什么变化?        答:很多人已不再是百分之百的无神论者了。他们相信冥冥中有人主宰命运,“运气”不好时,也会求求、拜拜。人们对基督教比过去多了一些了解,也有一点儿好奇。但许多读不懂圣经的人,都认为圣经太滑稽。 基督徒反而容易适应          问:作为基督徒,要适应国内的这种生活,困不困难?          答:从某一方面讲,反而容易。因为信主的人,有怜悯,更宽容。我知道有一个副县长,找人杀了县长,只因为他想坐县长那个位子。从我们基督徒的角度,这些人追求的都是些不值得的东西,我们更不会和他们去争。          问:你在国内两年多,有没有遇上和你的信仰、价值观起冲突的事件、而且是后果很严重的那一种?你怎么解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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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篇

踏上回国之路(四) --日子如何

谢语嫣采访 本文原刊于《进深特刊》第8期          吴丽芸,上文《不是易路》中被访者林梓之妻。林梓回中国时,她因学业、工作的缘故,有两年独自留在美国。对于林梓回国工作,她有什么感受呢?记者就此采访了她。         (记者)问:你觉得林梓去中国工作过两年后,有什么变化?        (吴丽芸)答:我觉得灵命上退步了。比如后来回美国后,他对聚会不太热心了,不拖他,他不去。直到有一天,他参加了一个只有两个人的查经班,得到了一对一式的帮助,接着又参加了一个退修会,大受感动,才重享和神亲近的快乐。          问:你对有意回中国发展的人,有什么忠告?          答:我丈夫单独回国,对我们的家庭,影响是很大的。我不仅觉得孤独,而且还担心丈夫在国内变心,担心他嘴甜,讨女孩子喜欢。我只好祷告,把他交给神。         所以,我给要回国的人的忠告是:最好夫妻一同回去。至少,夫妻不要分开太久,而且,双方对孤独寂寞要有特别的忍耐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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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选介

《神蹟千里》译后

张玫珊 本文原刊于《进深特刊》第8期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老大的中国正痛苦地要摆脱沉重的历史包袱,进入一个新的时代,竟发生了令举世震惊的庚子年“义和团”事件。根据教会和西方差会的历史记录,于动乱中约有四万九千名中国基督徒、一百八十一名西方宣教士及其子女殉道。在各驻华差会中,以“中国内地会”的损失为最大──牺牲了五十八位宣教士及二十一名孩童。          创立于1865年的“中国内地会”,是英国宣教士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以自己当时仅有的十英镑为第一笔奉献基金而开始的。他在乘船前往中国的途中,曾慨然道:“我若有一千英镑,我愿意为中国完全献给神;我若有一千条生命,我也愿意为了中国完全献给神。”由于痛感远在中国内地省份的数万万百姓没有机会听到福音,他为“中国内地会”的第一个祷告,就是求神预备“二十四位干练、愿意奉献的同工”,以便两人一组,分别去到当时中国内地每一个尚未有宣教士的省份及蒙古,开始拓荒的工作。           时至1900年,“中国内地会”的成员已从当初的戴德生一人,发展为六百多人(另有六百多名中国本地同工),分布于中国十五个省份,仍坚持其创立的宗旨,派遣宣教士深入到内陆、交通不便的边远地区,穿中国衣服、学说中文,长住当地,特别要将基督的福音带给那些原本不容易接触到福音的民众。          《神蹟千里》(One Thousand Miles of Miracle in China)的作者Archibald E. Glover先生(注一),就是这批前仆后继的福音使者之一。他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曾在本国任牧职九年,于1896年离开英国到中国,加入“中国内地会”,被派驻当时的山西省潞安府,协助“剑桥七杰”(注二)之一的司米德(Stanley Smith)于当地宣教站的工作。其妻则于一年后,带着年幼的儿子和襁褓中的女儿,到中国与丈夫团聚。            不料才三年,打着“扶清灭洋”旗号的义和团运动在华北地区迅速蔓延,严重威胁到各地宣教站和西方宣教士的人身安全。Glover先生不得不冒着各种危险,在1900年那格外炎热的夏季,带着重孕在身的妻子举家逃难。           最初的计划是北上到天津沿海地区;然而,历经难以言传的艰辛跋涉,沿途不断遭到群情沸腾之暴民的围堵威胁,好不容易来到直隶省顺德府(今河北省邢台),才知道那一带暴乱的情况更为严重,根本寸步难行,只得再次冒险,经过许多磨难,折回山西潞安。           可是回潞安后不久,愈演愈烈的形势,迫使Glover一家人再次走上逃亡之路。在逃离当时由毓贤(后有“山西屠夫”之称)所管制的山西,经河南、往湖北去的途中,除了担惊受怕、忍饥挨渴、与乞丐为伍,并多次被搜身、夺去一切所有,随时准备受死;甚至有两度遭到暴民私刑,被剥去衣衫,赤身露体,当众受辱……           当Glover先生带着奄奄一息的妻小终于到达了汉口,简直不敢相信他们怎么可能活着走过来:“不可能的事难道竟成了事实?神真已将我们从死亡的闸门中救拔出来,将我们的千里险情化作祂的千里奇蹟?”         《神蹟千里》这段逃难叙事,原由幸存的当事人写于二十世纪初,讲的是当时刚发生于中国的真实情况、真人真事。而今,一个世纪之后,为了要把这本英文记录“还原”到中国当年的处境中,我就想先在心中为这本书搭起一个历史舞台,以入情入境,才好具体拿捏。          翻看有关的历史图文资料时,真像在看旧报纸,深感那个年代实在距我们不远。阅读当初流传下来的各种个人日志信柬杂抄,还有后世学者们《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之类的书,于我仿佛是一小趟“寻根”之旅,从地理形势、到民生经济,从历史传统、到人文风貌……探访了一百多年前的华北,甚至到了鲁西南──我父亲回忆中的故乡。其间印象最为深刻的是──那片古老、贫瘠土地上经常闹饥荒的农民百姓。          Glover先生不辞万里来到中国,为了要将那超越苦难的“福音”传给当时看不见任何盼望的中国百姓,却被卷入一场不由分说的暴乱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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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篇

患上忧郁症

林娟 本文原刊于《进深特刊》第8期 打过激素之后         几年前,我需要打一种激素。打针之前,医生说不会有副作用,不料打了以后,我开始有不规则的例假。起初我以为是一时的生理反应,但一两个月过去了,仍有流血现像。这种激素的运作期是三个月,但是半年过去了,流血的现象仍未停止。           这半年中,我就诊过几次。每位医生都安慰我,说这不是什么病,等激素慢慢失效就好了。我流血两个月后去看病,医生说三个月以后会好;我等到四个月以后去看,医生又说六个月以后会好。我问他们有没有办法止血,他们却束手无策,因为激素一旦注入人体,就无法排出。所以后来我干脆不去看病了,因为看了也没有用。          长期的失血使我经常头晕耳鸣,气短神虚,生活和学习上受到很多影响。但更重要的是我在精神上受的折磨。因为血流量时多时少,情形时好时坏。这样无休止地轮回反复,使我几乎不再抱希望。 车外阳光灿烂           有一天,我乘公共汽车去学校,看到车窗外阳光明媚,生机勃勃,想到自己的“不治之症”,眼泪不禁夺眶而出,向主呼求:“主啊,你在两千年前如何治愈那个血漏的妇人,求你也如何医治我。求你的宝血再次遮盖我一切的罪,求你把恩手放在我病痛处,赐给我一个普通女人的健康,使我能过正常的生活。”          以前,虽然也为此事祷告,因为没有信心,所以也没有效。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始。当我对世人的力量绝望时,主就开始完全的医治。从那天的祷告以后,经血日益减少减暗,一个星期不到,就完全没有了。我心中的喜乐和平安真是无法形容,因为奇妙的医治証明了神是真实存在的神。 灰黑色眼镜           身体长期的病痛,再加上移民海外后,受到的种种意想不到的考验,我心灵上也产生了严重的疾病。看到了种族的不平等,两性的不平等,以及阶级的不平等……我不仅在世俗的机构中看到这样的现象,在基督教的历史和现状中也看到这类的现象。          于是,我对日常活动失去兴趣,对将来灰心失望。渐渐地,我开始对生命也失去信心。在人前,我照样上学,照样聚会,照样参加教会内的事奉,但在人后,却连活下去的勇气也没有了。我不仅没有活的勇气,也没有死的勇气,像一个“行尸走肉”般在世上“苟延残喘”。           我去找过心理辅导员,但他们对我祇能表示同情,教我一些放松的技巧,却不能把我从忧郁和焦虑中解放出来。其实去看心理医生之前,我就知道他们是无能为力的,因为我自己就是学心理学的。我给自己的诊断是:“忧郁症(Depression)兼焦虑症(Anxiety)的综合症”,我很详尽地分析过自己的病源和病历,因为我曾写过很多这方面的小论文(Essays),每一篇都得到导师的褒扬。           但是这些知识祇能帮助我了解人性的弱点,却解决不了我的人生问题。心理治疗是有局限性的。严肃的人文学者,常常可能会被这样的“瓶颈”所窒息,恐怕这就是心理学家和哲学家自杀率那么高的原因。 一通电话之后         一天晚上,我打电话给一个朋友倾吐心中的苦闷。她不是基督徒,也从没有为这些事担忧过。她说:“我觉得你自从读了这个专业后,愈来愈悲观了。”她显然觉得神在我身上没有作为。我有心向她传福音,但我那时的精神状况实在不是好的见証。         挂上电话,我想起一个弟兄的祷告。他看到别的弟兄信主后戒了烟,就向神求:“既然都是神的儿女,你赐他能力戒烟,也一定要赐我能力戒烟。”果然,他的烟瘾也戒了。          于是我祷告:“主啊,你说你来是要使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富。你是要我们享受生命,而不是为生命所累。人说基督教是喜乐的宗教,为什么我得不到喜乐?她不是基督徒,你尚使她快乐,求你也一定让我快乐。”         当我放弃对人对己的一切依赖,完全俯伏在主的脚前时,神真的改变我的心怀意念。几乎在一夜之间,神就把我从忧郁和焦虑中释放出来,重新赐喜乐和平安与我。通常情况下,治愈如此严重的忧郁症,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而我的一夜不医而愈,是一个真实的奇蹟。          疾病,不论是生理的还是心理的,就像死亡一样,是一种黑暗势力。所幸我们可以靠着主的名,将这些战胜。我的病得到医治,并不代表我的问题都得解决,但神让我明白,世上有苦难,而人文学科的知识,只能帮助我了解这些苦难的深度和广度;若要解决这些苦难,我只能定睛在祂身上。 作者现居新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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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与信仰

枯季

小凡 本文原刊于《进深特刊》第8期          据说严冬的时候,树木脱去了叶子,会暗暗积蓄内里的养分,攒足了劲往地底下扎根,预备在来年春天的时候,托出一片更茂盛的新绿。         从外表上看,那是生命的枯季,光秃的枝桠上担著一两只寒鸦,指向天空的树干斑斑驳驳打着褐色的结,树下是一片正在腐化的落叶。这是一幅难堪的景像,犹如一个没落家族遗下的房屋废墟,梁架虽在,繁华尽逝。然而,树木虽无从躲避地站在那里,承受这丑陋和剥夺所致的难堪,在它体内生生不息的是那生命的汁浆,正从地的深处不断地涌流上来,预备一个华翠阜丰的奇蹟。 自然界的四季毕竟容易理解。人们都晓得“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树木枯了,有再绿的时候,但对于信仰和生命的枯季,却不容易有这样的信心。         十多年前,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小城里,一次看似偶然的遭遇使我得以认识主,并决志跟随祂。我与一同信主的几个朋友,曾经欢快地享受过“与主的蜜月”。在和融的爱中,我们一同经历过祷告蒙应允的神蹟奇事,圣灵充满的喜乐,一同体验过服事主耶稣的力上加力。          然后,不约而同地,我们各自走入信仰的困境。似乎慈爱的天父缩回了祂那施恩的手,祷告久久不见“效果”,而外在的艰难却日甚一日。首先是M的毕业分配:在良久祷告后,M确信主对他已有特别预备,因此决定顺服,不靠自己的努力去四处忙乱托人联系,一副“姜太公钓鱼”的宁静态度。不料他的工作分配一挫再挫,最后竟像给人当皮球踢似地扔到了边远的地区做行政杂务。这对诗人气质、文采飞扬的M不啻是当头一棒。而他于惊骇之后鼓足余勇“跳巢”的努力以失败告终。另一位朋友S在工作单位也飞来横祸,不得不远调,辗转几家公司之后终于有了较稳定的收入,且与纯情的女子H缔结良缘。不想,S忽然之间身染重疾,数月后竟与爱妻H生死诀别。H在长途电话的另一端泣不成声,我亦泪下如雨。而我自己,则在历经一连串的挫折之后漂洋过海,倍尝留学生活的艰辛。         去年回国探亲,友人们相聚,眉宇间却都很沉静。M说,环境的艰难已不再左右他,因为信仰已变得“简单朴素”;而H搂着早熟的儿子在灯下娓娓叙说S弥留之际,在主怀里全然顺服和安息的情形。她说:“那是主得胜的见証。”她又给我看墓碑的照片,碑上写着“主必再来”。           生命外在的枯季,孕育了信仰内在的强韧和丰盛。这当中,经历了多少挣扎的苦泪和欲罢不能的徬徨!但就在这干枯死寂的幽谷经历中,耶稣基督的苦难在心灵深处得到认同:主是那“常经忧患”的人子。           我相信复活,不是因为亲眼看见,而是因为经历到主耶稣复活的能力在我心中,不断将那因环境困苦而濒于死亡的信仰救活过来。在生命的枯季,复活的主以祂的活水在我们心中注满清流,使我们“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诗篇》1:3) 作者来自大陆,赴澳留学,现居墨尔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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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篇

钱包沉甸甸

星学 本文原刊于《进深特刊》第8期          记得初来教会时,崇拜的仪式令人耳目一新。然教俺“不耐”的是“奉献”一项:在中国开会都是上班时,照有钱拿,算是“有偿休息”;到海外,却于休息日听报告(讲道),还得“自掏腰包”。转寻思,那是信徒在交的“教会会费”吧。既然小的是“党外人士”,恐不用“坏钞”。不过瞧着他人往袋里掷得有声,转到自个儿跟前却缩手转脑,甚是难堪。但闻那牧师有话:“未谙其义者毋需奉献”,如获赦令,稍稍心安。          看官抑或有知,俺们这代人端端的可怜,少小吃糠咽菜,勒紧腰带,“艰苦朴素”得连双粗线袜子都“新三年,旧三代,缝缝补补又三年”,粮票使得都是半两面值的,真个是“一个铜板掰成两片花”,“五分钱攥得出汗”。及至年纪老大出国留学,又吃“二遍苦”,必修“餐馆打工课”,吃鸟气受洋罪,那血汗钱来的好生不易,依旧囊中羞涩,没得“脱贫”,一分钱看得比磨磐还大,所以每挨到“解囊”、“出血”之事,难以“仗义疏财”。可是,来教会又生怕被哂“蹭饭”。“人穷志不穷”,俺“时刻准备着”被揶揄时抽身便走。无奈那福音引人“不能自拔”。天长了,觉得七尺汉子,又非无业,来白听白吃,不好意思。便也投些碎银,算是奉献,略略心安。           及至俺信了主,才渐次明白奉献的内涵。原来自个挣的金银,都是神赐的,无论是受雇还是自雇,皆是在为神做工。那奉献仅仅是些许回馈,以表寸草心。上帝是万有的,哪里会缺帑币,不过是看俺等心地,是否知恩感念,饮水思源。故《旧约》设定十分之一奉献,《新约》强调“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捐得乐意”;“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玛》3:10)。应了“千金散去还复来”,且越发丰富。           当然,奉献是为得更丰盛的生命,并非旨在换取上帝在金钱上的加倍祝福。即使是为神做事,也不能“急功近利”。就像敝教会的查经班开办许久,眼瞅许多“客官”来光顾免费晚餐,却迟迟没有决志表示,“小二”们有时不免暗地嘀咕:咋地光来吃却不信呢?可是想想耶稣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并不曾提及餐后有几多归信了祂。以前也有个传道人讲过一句话“人家来吃你的,是看得起你”,确是意味深长。细思忖,慕道的新移民寒窗苦读,打工维生之际,能来“聚义”,所花的时间、车油费,亦是沉甸甸的,已算献给主了。俺等不必过虑,你栽种,他浇灌,皆算不得甚,“惟有神叫他生长”(《林前》3:6)。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一切均在上帝的计画中,休得操之过急,只顾与神同工,去做便是了。由此“超脱”、“升华”,俺便奉献得心甘情愿,从容自然,只嫌不够,有待更多。 作者来自山东,曾留学德、英、美等国,现住加拿大多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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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篇

发生在五十岁以后

缪进敏 本文原刊于《进深特刊》第8期         我自幼多病,出生体重不足三斤,在保温箱中度过在世上的第一个月。未成熟的出生给我留下了一些生理上的畸形和一个虚弱的体质。十八岁时,正当全国大饥荒时期,我患上了难以治疗的支气管内膜结核。虽结核感染万幸得以治愈,却就此遗留下了支气管扩张症和轻度哮喘。好像老天嫌我病得还不够多,到我怀第一胎时,又得了一种罕见的病:特发性妊娠性黄疸。            当时,我大学毕业不久,在贵州省一个铁厂的医务室当医生。此时正值文革高潮,上面一声令下,“知识份子成堆的地方要打碎”,医务室便首当其冲,只准留一个知识份子工作,其它知识份子都去当工人。铁厂无轻工作,于是我被发配去做男工做的重体力劳动。当时深度黄疸,天天腹泻,下身常流血,却得不到丝毫怜悯,几乎母子双亡。我的肝脏肿大到肚脐水平。以后十多年肝功能一直不正常,给我留下了持久不断的疲劳感。          我是在芬兰相信耶稣的。但因总是感到很疲乏,极少参加教会活动。甚至每周日做一次礼拜对我也是一个负担,因为我下班以后的时间多数是在床上度过的。1992年我有机会在美国田纳西州的一个华人教会参加一次礼拜,讲道是用中英双语。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中文讲道。我的心深深地被讲道的内容打动,这是在听芬语讲道,然后又被翻成破碎的英文时,从未经历到的。从那时起,神给了我一个异象:在赫尔辛基要有一个华人教会。           二年后,华人基督徒团契成立,我做了负责人。这对我来说,实在是一件勉为其难的事,甚至有点荒唐--一个老躺在床上闭目养神,动一动就喊吃力的人,竟然除了全天上班外,还要搞什么教会活动。           但是在神一切都是可能的。我在团契事奉已有五年多,每一年都感到比前一年精力充沛些。以前认得我的人,再见到我,都不免惊讶我越老、越忙,还越健康。翻看以往日记,我完全地从疲乏中解脱出来,是在1996年夏天。从那个夏天起,上班回来后,我再也不需要躺在床上了。           只有曾经处于持续疲倦状态的人才能完全体会我的巨大喜乐,我的丈夫也从独自一人承担全部家务的苦境中解放出来。我开始有精力从事各种业余爱好,生活就此变得丰富多彩,真有重新做人的感觉。我的一个以前看来是不可能的梦想竟然也实现了。在1998年,我成了英国曼彻斯特一个写作学校的学生,从事业余英文写作。我把我的经历写成了英文,不久,一本英国妇女杂志通知我,将于2000年9月发表此文,我竟可以用我的文章向英国人传福音了!          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的一个池旁,耶稣对一个病了三十八年的人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我好像就是那个起来走的瘫子。我在五十岁后学会骑自行车、游泳和滑雪。在夏天我常先走45分钟的路,再坐地铁去上班。我整个人改变了:从一个不爱动的人变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人。          所有认识我的人,都说这是奇蹟。我则明明白白地告诉大家,这是“神蹟”。           回首这五十年的生活轨迹,再展望未来,我心中没有惧怕。也许未来我还会遭受什么病痛与灾难,但我明确地知道应当一无挂虑。因为“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腓立比书》4:7) 作者来自上海,现在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医学遗传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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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与信仰

“玩股”第一次

巫恩霓 本文原刊于《进深特刊》第8期         最近许多人都去投资买股票什么的,我虽然一点没有经验,可听人这样说,我也想试一试。          有一天,我终于下决心走进了証卷公司的门,先存进了两千元。第二天一早,我打电话去问証卷公司某一股票价格,那人说一百九十元一股。我一听楞住了,昨天才一百七十元呀。我犹豫了一下没买,心里还懊悔,早知今天涨了这么多,昨天真是该买。我问她,价格还会跌下来吗?她说,反正股票有涨有跌,属正常,她也无法预料。她问我买不买?我想干脆等它再跌下再买。          过了一个小时,我又打电话问她。她说已涨到二百了,我一听更慌了,一个小时前真该买,现在看来不但不跌,还一个劲上涨,“在什么情况下会下跌?”我紧张地问她。“谁知道?”那人都不耐烦了。于是我又放下电话,和家人商量。谁知大家都没经验,不仅没有主意,反而笑我,说我总共才二千元,何必搞得这么紧张?要知道,我怕它亏啊!二千元对我来说,并非小数,它是我一个多月起早贪黑、头昏脑涨才挣得的,足够付二个月的房钱呢。这钱投进去吧,不知会遭到什么命运;不投进去吧,又不大甘心。不说了,还是再打电话吧。结果还是不跌。于是我一狠心,咬牙买下了。比早上贵不少,比昨天贵更多。          我后悔没有早一点买。现在既然买了,我就希望它涨价。涨吧,像昨天到今天这样猛涨吧!我让我先生随时查看电脑,把价格情况告诉我。整个一天,我工作心不在焉,打电话,等电话。电话一响,我心惊肉跳。股票价格每分每秒都在变,我的心竟然也跟着一起一伏,惨哪!          我在我公司的工作是需要精神高度集中的。虽然我做熟练了,可是边工作边打电话,还是难免会出差错啊!我一看同事们,一个个看起来是那么平静,只有我心中像翻船一样慌乱。到了下午,我打电话问我先生,他说当天市场成交是二百零五元一股,比我买时还便宜,也就是说,我买过后,它就下跌了。我一听几乎瘫下来。这是我第一次买股票,就碰到这不大不小的挫折,心中很是沮丧。          到了第二天中午,我先生又打电话来说:“还好,还好,现在涨上去了,你没亏本。”从头一天下午到第二天,我本想不再去想股票的事了,可听他这么一讲,心中不免掠过一丝欣喜,又开始想起来。当我正欲拿起电话,想做出什么新的“决策”时,冷不防主管手里拿着单子,站在我面前。我吓一跳,心想完了,不知所措地站起来问她:“Something wrong ?”她摇了摇头,说她看我这两天好像很累,是不是哪儿不舒服?我这才松了一口气,心中暗暗感谢主。          是啊!这两天我的确很累,我怎么不累呢?仅一天当中,我就被弄得心力交瘁。从紧张的盼望开始,或惊喜,或失望,我甚至能体会有人为此跳楼自杀的心情。虽然我只是小小的股民,和大投资者们根本不能比,可是我已尝到这些滋味了。这条路不是我等人走的。          初次尝试买股票,感触颇多。一是当我决定买时,这股票戏剧性地上涨,我买以后就下跌。我曾认为这是自己的运气不好,其实可能是神给我的警戒。二是我曾怨别人不帮我,其实谁也不知道股票会怎样发展。什么经纪人、内行人、亲人等,如果谁能预料,不早成富翁了吗?除神以外,谁都不能预知未来。三是圣经上说,人当事奉神,不能事奉玛门(钱财)。的确,当我把钱投进去,我整个心就跟着进去了。如同人行走在黑暗中不知方向,不可自拔。《约翰壹书》2:15说:“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今以这小小的经历与大家分享,求神保守我们的心,不要受世界的迷惑太深。 作者来自大陆,现居美国西雅图。 编注:基督徒当如何投资理财,欢迎弟兄姐妹回应讨论,分享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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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延续和提升

编者         从今年开始,已出版了三年的进深特刊,将逐渐翻新内容和风格。          过去六期,进深特刊以“真道上进深,灵命上成长”为目标,旨在帮助初信的中国学人建立信仰根基。我们看到许多受《海外校园》双月刊影响的慕道友已成为基督徒,并从进深特刊中的见証和教导坚定信仰。但随着中国学人的初信和成长,我们发现读者的需要已提升到:如何作主门徒?如何装备并事奉?如何面对新世代的冲激,以基督徒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回应?而海外华人教会面对这许多新投入的中国学人,又该如何接纳、培育、融合?这都是本刊所关心的课题。          另一方面,从时代的角度看,我们生活在一个变化快速、资讯超载、传统架构式微的多元性社会。人们,甚至基督徒,对权威和传统的看法、对信仰的态度、和对教会的期望,都与二十年前有显著的不同。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后现代、后基督教、资讯挂帅的社会景观。我们所承接的是中国文化、唯物史观、西方文明、寄人篱下和忧患意识的历史包袱。面对这个崭新世纪的挑战,我们深觉需要有一份能代表“海外基督徒知识份子良心的见証”的园地。这就是进深特刊今后的方向。           这一期的进深特刊中,我们以“无悔”为主题,借着透视篇、事奉篇二个部份来呈现。第三部份称为见証篇,延续以往进深特刊的精华。我们盼望藉这三大篇章的组合,从初信到献身者所关怀的课题和见証,均能顾及。          但愿每一位有时代感、有使命感的基督徒一起来耕耘这块新辟的园地。明年起,进深特刊想增为四期,我们期待你的建议和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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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澳洲的“Sorry Day”想起

颂恩 本文原刊于《进深特刊》第7期         1998年5月26日,澳洲各地许多主张白人与土著和睦共处的民间团体,发起举办一年一度的“National Sorry Day”活动,为过去澳洲政府强制拆散土著家庭,把成千上万土著儿童从他们父母身边带走一事,向土著同胞公开诚恳致歉,并希望借此能减轻土著民族在心灵上受到的创伤,以促成民族和解。         长期以来,澳洲土著一直生活在内陆丛林地区,过著原始社会的生活。自英国殖民时代起,澳洲就有人主张要根本改变土著的落后面貌,必须对土著后代强制实施教育。所以直至七十年代以前,澳洲政府一直断断续续地执行这种将现在称为“被偷走的一代”的土著儿童强行抢走,进行集中教养的政策。尽管当初这样做的动机,或许是出于好意,澳洲政府也曾为此付出了大量人力物力,希望把土著儿童带离他们落后的土著社区,让他们接受教育,成为新的一代。后来,从他们中间也确实培养出一批出众的人才。但是这种违反人道的做法,使土著民族在心灵上受到极大的创伤,也造成了土著和白人间长期不和,以及情绪上的尖锐对立。          从教会的历史上看,这类教训其实也不少。1842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时,英国政府中有些基督徒就认为那是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好机会,于是“传教自由”便写入了条约之中。1858年英国政府与清政府签订的“天津条约”以及其它西方国家与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也有类似的条文。这些条约为西方宣教士进入中国敞开了大门,却深深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也使中国人习惯于将基督教的信仰与受屈辱的历史联系起来,对基督教产生很多的偏见。在当时看似“热心”的举动,却为日后中国的福音工作留下了许多的阻碍。          笔者写此文的目的,并不是要贬低西方宣教士的功绩。事实上,西方的宣教士们在中国的福音事工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有些人甚至为此献出了生命。只是当我和澳洲人民一起纪念澳洲土著的这段苦难历史时,想起中国教会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艰辛,我体会到人的血气不能成就神的义,福音事工不能仰赖任何强制的手段,而要用合乎圣经真理的方法,依靠神的能力,用信心等候神。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赛》55:9) 注:本文有关中国教会历史部份的内容,参考滕近辉牧师著作《时代的挑战》第12-14页,香港宣道书局出版。